中国人要真的在计划经济年代吃不饱饭，那么为什么人口确在短短的三十年间翻了一翻？？？？？？？？

这不证明市场经济宗教神棍份子是在打胡乱说么？？？？？？

hlpb92：

你这种人居然把原始积累的时代都提出来说，我手头可是有资料的，西方市场经济原始积累的时候死了多少人？你要不要我给的说出来呀。

即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原始积累是血腥的，为什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原始积累就不能血腥？？？？？

的确。

苏联应该就是在重工业严重倾斜的情况下发展为超级大国的~

但是这样的体系也是极度危险的~

稍遇到一些挑战就容易崩溃~

而且是毁灭性的~

因此。倾斜发展的前提应该是你能成为超级大国。而且成为超级大国后能迅速恢复科学性经济体系~

很难想象一个飞机，航母，坦克，汽车超级先进的国家，如果充满了失业。手上缺少手表，身上是粗衣。上街吃不上卖当劳。社会的稳定性是个问题~，有了稳定的内部，才不至于外强中干

“其实中国人均GDP超过美国很容易十五年足可以做到。”

上面一句话可是你说的哦，这跟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有区别吗，看来你是够大胆的。

“一个没有工业化的国家，进行原始积累必然是血腥的，死点人算什么？这是工业化进程所必须的！！！”

这上面一句话可也是你说的，大跃进时期我国原始积累了些什么啊，你跟大家说说。

“中国人要真的在计划经济年代吃不饱饭，那么为什么人口确在短短的三十年间翻了一翻？？？？？？？？”

上面一句话也是楼主说的，看来楼主追求的目标可低了，只要吃饱就满足了。如按楼主这么说，我们只要发展农业就行了，干嘛要发展工业，不是有了粮食能够吃饱就满足了吗？我也像当时的领导问一句：“你现在吃饱了吗”。

中国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么?????

很重工业很多领域的基础原料都要用到钢。

你还在骂以前，没有前三十年的强制性工业化，你能改善生活么？

生产消费品的母机从哪的来，你这个白痴。

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经济也是高增长，但生活提高不快，那是把一切资源都用在生产母机上了，

用重工业复制重工业，现在的生活改善都是以前强制性化化的结果，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一旦向消费倾斜生活都会改善。

重工业体系建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煤铁复合体的出现。蒸汽机和机床加工的工具可以显著提高矿井的效率（煤、铁的采掘），廉价的煤炭和钢铁通过冶炼工序，又可以反过来提高蒸汽机与机床的产量。另外，机床可以用来制造更多的机床和精密的蒸汽机，蒸汽机也可以提高机床进行金属加工的加工能力。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系列的相关技术通过如此之多的相关工序互相促进，最终形成了一个加工能力和能源采集的正反馈系统，煤铁复合体可以不依赖于其他行业自行发展，持续的投资可以使这个复合体的规模和精密程度指数化扩大，直到自然发展的界限，类似于生物一般的繁殖能力和进化能力，并能够为第一产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体系提供更多而且也更先进的机器设备来使得这些产业的进化成为可能。

比如集成电路的制造技术上，以CPU为例，从8086、80286、80386、80486直到今天的Pentium-IV，在技术指标上来看，一直都在按照Moore's Law而迅速进步。为了达到这种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Intel公司的实验室只有依靠重工业体系所提供的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复杂的设备，仅仅有轻工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无论如何都也是不能做到这种技术进步的---即便是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通过廉价抛售自己的自然资源、第一产业产品或轻工业产品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如果让我们暂时撇开国界而继续追根到底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实现技术进步并开发出先进技术的西方巨型公司最终也都还是依靠重工业部门所制造的设备。

重工业体系不仅具有在质量和技术上不断加速的进步能力，在数量上呈现指数型发展的惊人能力。当我上小学时，曾经在历史课上听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是："Stalin饿死了乌克兰的农民，将他们的粮食拿到欧洲去换到了一座钢铁厂，然后用这座钢铁厂所生产出来的钢铁又建造了一座钢铁厂，这样Stalin就有了两座钢铁厂，然后又用这两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两座钢铁厂，于是Stalin就有了四座钢铁厂，接着再用四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四座钢铁厂，Stalin就有了八座钢铁厂，最后Stalin又用这八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八座钢铁厂。这时，Stalin就有了十六座钢铁厂，然后Stalin就有足够的钢铁来制造坦克打Hitler去了"。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十分地幼稚，但是仔细地考察Stalin时代的苏联历史与相关统计数据，就不难发现30年代的苏联经济的确是以类似的方式运行的。这也正是1914-1918年间德国在法国颇为艰苦而在俄国却相当轻松，可是1941-1945年间德国在法国颇为轻松而在苏联却相当艰苦的根本原因。

通过不断地增加对重工业的投资来进行重工业生产体系的简单自我复制，的确可以实现类似生物繁殖一般的指数型数量增长。如果让我们观察一下1950年、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04年的中国钢铁产量，比如说中国的钢铁产量在1950年不到100万吨。1958年是1070万吨，1980年是3700万吨，1996年则是1亿吨，2003年则是2.1亿吨，2004年则是2.7亿吨,我们马上就能够发现这种指数型增长。某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将之归功于1980年以来的中国政府的政策改变，但是这种增长的真实原因其实在于重工业生产体系能够实现数量的指数型增长这一关键特性。至少对于一个大国和中等国家或一个有潜力成为这种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果没有重工业体系，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经济腾飞。

而农业、手工业或第三产业都无法如此自行促进本身的产量和质量，除非同比例的增加人口。例如传统农业，无论你为下一年的耕作准备多么充分，在土地上流出多少汗水，种下多少种子，也很难让下一年的产量在历史最高产量上提高10%。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相对比更能说明问题：手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手工业者的技术水平，拜个名师或许可以让你迅速的变成熟练工人，但和农业一样，想持续的提高工作效率是不可能的，你最好的结果是让效率停留在与你的师傅不相上下的水平上。当然，农业与手工业中也存在技术进步，但单项的，孤立的，无法与其他技术成果互相促进的技术进步不具有持续性，一旦新技术普及，进步也就此停滞。与此相对比，现代工业不仅规模可以指数化扩大，更重要的是加工精度的和技术可以在一代代机器中积累，各种技术之间可以相互支援、提高；手工工具可以用来生产最初的机床；而机床本身又可以生产更精密的尺子，更精密的机床，为自身生产动力机械，同时通过提供标准化的实验器材促进整个科学的进步，再从科学的进步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最终，我们可以得到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在差不多2个世纪的时间里，简陋的机床和蒸汽机进化成了今天的太阳能电厂、数控机床、气象卫星，而且能源-资源的采集和加工能力的提高还没有触顶的迹象，这种进步是手工业-农业社会根本无法想象的。

　　重工业体系的生产能力指数化扩张提供人类社会各个传统经济部门普遍需要的东西。所以现代重工业体系在扩张自身的同时可以为人类提供各种工业物资，比如给农业提供了优良种子、农药、化肥、机械，给建筑业提供了吊车、水泥、钢筋，给医学提供了医疗器械、药剂、无菌手术室，运输业则得到了飞机、轮船、卡车，军队得到了坦克、轰炸机、导弹......各行各业都因为工业产品的注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连在传统社会中一贯与经济发展不太相关的军事力量也在工业时代得到了巨大的飞跃，富饶的国家被贫穷的野蛮人征服的往事，在工业时代再也不会发生了。急剧扩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军事能力和伴随而来的文化、政治变革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出现。

　　上面的观点与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是不同的，在现在的经济学看来，由蒸汽机和机床所代表的工业革命固然重要，但也不过是在合适的制度下必然发生的技术进步，虽然步子相对大一些，但和其他技术进步，比如发明了更省力的拔羊毛工具没有本质区别，至于后面的一系列技术进步，也被现代经济学解释为制度的结果。制度能创造一切奇迹吗？作者是工程师，更愿意从纯粹的工程思维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把整个经济体系看做一个系统，其实这个系统可以看做人类社会从自然界获取负熵流、利用负熵流的一个工具，而重工业体系的两项核心技术--能源采集技术和加工技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体现为采煤业和使用机床金属加工业）正好与这两项要求相对应；因此，当这两项技术能够互相促进、不依赖于其他产业的进步而发展时，能够自增殖的煤铁复合体就彻底的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方式。可以假设，假如地球上从来不曾存在煤炭、石油等矿石资源，或金属的特性与现在略微不同，无法被精密加工到毫米级别。在这样的世界上，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不会受到任何实质影响，但无论制度或社会条件多么优秀，这样的世界上也不会爆发工业革命。不可否认，人类有一天会发展出依赖于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电厂，核聚变）和可再生资源（资源回收、生物工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工业体系绝对不是手工加工和肌肉力量可以构筑的。应该说，工业革命是自然的礼物，如果没有足量的矿石能源和可加工物质，再神奇的经济理论和制度也不能带来持续的增长。

二战后，日本一片废墟，殖民地纷纷独立，原有的财阀体系被盟国解散，剩余的军舰飞机等军用物资也被收缴一空，几十年的工业积累毁于一旦。整个日本的经济体系必须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头开始，然而，20余年后，日本一跃而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分析这段奇迹般的发展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的经济现状。

战后的日本，百业凋敝，极端缺乏资本，但日本并没有开放市场，吸引投资，指望外国投资者解决问题，而是于1946年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也就是后来的经济企画厅（相当于中国的计委）。关于这个机构的性质，从经济安定本部1947年的《经济实相报告》可以看出个大概："基于收集的资料和统计数字，把我国的经济现状向国民传达，想要国民一起考虑和解决问题。每个国民需要像考虑自己的家计一样考虑国家经济"，提出了"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著名的口号，意思是无论国家、企业还是家庭开支都出现了赤字，以此号召全体国民团结起来共度难关，争取国民理解和协助。经济安定本部迅速宣布了一系列硬性的经济管制措施，主要有四项：

1．基于"临时物资需给调整法"的物资管制；

2．基于"物价统制令"的物价管制；

3．基于"金融机关资金融通准则"的资金管制；

4．基于"贸易等临时措置法"的贸易管制。

四项管制，管死了企业的方方面面。而严格的金融管制和币制改革则抹杀了一切贫富区别，无论是皇族、华族、财阀家族，还是平民，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每人每月只能从银行提取500圆的存款（当时的工资约500圆），所有的存款、国债、社债、股份都在猛烈的通货膨胀中化为废纸。日本的上层能够在经济崩溃时与人民同甘共苦，而不是先富，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

主持复兴计划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提倡"倾斜生产方式"。所谓倾斜生产方式，就是抛弃利润，产权等如今最热门的概念，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煤炭，钢铁两个行业，生产焦碳是为了炼钢，炼出的钢材又优先供给与煤矿生产相关的工厂，煤铁两部门循环扩大，最终恢复基干产业，为下一步发展做准备。在这个循环过程中，资金全部来自复兴金融金库（政府全额出资的国营银行，任务就是向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部门重点融资）的贷款，由于工业部门没有生产任何最终产品，也就无所谓利润，帐面亏空由国家银行印钞票弥补，因此引发高通货膨胀在所不惜。尽管这个煤铁复合体在狭小的国土上滥采自然资源，不关心任何利润，但经过数年艰苦的努力，日本再次在缺乏外汇的情况下重建了独立自主的核心产业，最终能够做到出口成套设备，进口原材料，在获取长期利润的同时保护了国家的资源。（日本的煤铁复合体不是特例，欧洲战后也有类似的煤钢同盟。）

在重工业优先的国策下，整个日本的资源都被集中，服务于体内循环的重工业，消费品工业（轻工业）无法从重工业取得物资，被迫停产。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被压到最低，只能靠本土残存的农业生存。农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使他们能够承受低的粮食收购价格和高的税收。粮食和极少量生活必需品均采取统购统销，按人头配给，自由市场则被取缔，每个日本人每天只有四支火柴的定额，一年才能得到一块肥皂（《日本经济白皮书》："配给的实绩，比如火柴1人1天只有4支，肥皂1人1年1个"），只有少量来自美军基地的物资及一些隐匿物资能够在黑市上缓解这种极度匮乏。这种匮乏不仅仅限于日本平民，而是基本平均的施加到整个社会，举个例子，1947年10月，东京地方裁判所就有一名34岁的法官，由于遵纪守法，拒绝食用黑市的粮食，营养失调死亡。

严重的普遍贫困，并不能阻止日本人继续实施经济管制和政企不分的国策，1946年8月，经济界成立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连），它是战前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及战中的重要产业协议会的延续，这个团体包括了所有的大型工业企业、金融企业和高技术工业。1948年2月，在已经存在的行业协会、地区企业协会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了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连），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也被联合。日本的企业从此要受到统一的指导，至于这种联合体更重要的作用，后面谈日本政治结构的时候将会详细论述。

2002年5月，大企业团体经团连与中小企业团体日经连合并，组建了新的经团连。会员总数1，623社、团体。其中，日本的主要企业1，306社、行业协会（如日本钢铁联盟，日本自动车会等）性质的全国团体129个，地方性质的经济团体47个。会长是丰田自动车的会长奥田硕，副会长则是新日铁、三菱重工、住友商事、东芝、SONY等日本大公司的会长。

以上介绍的是日本战后的应对措施，但在战争带来的冲击过去以后，这些政策并没有作为临时措施受到取缔。而是成为了日本的一贯国策。主要的表现就是日本财阀集团的重建。日本战前，几个财阀家族拥有大部分工业资产，垄断了大部分行业，战后，财阀家族不再拥有股权，也被强制排除在管理阶层之外，并禁止出任公职。但这种变革并不导向一个产权清晰，自由竞争的市场化经济体系，相反，产权集中程度比战前更甚，财阀垄断转向了政府垄断。改革手段也不是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基本以直接行政干预为主。1946年日本政府强行从资本家手中征收了相当于GNP10%的财产税，并通过金融紧急措施、农地改革等，在战后猛烈的通货膨胀中用纸币赎买各种资产，到1947年，日本的财阀及非财阀系的主要企业，大部分股份被集中到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闭锁机关整理委员会、大藏大臣等政府机关的手中。等到重组结束，日本的大企业有国家股，个人股，各企业间也相互高比例持股，纠缠不清，同集团的经营者结成社长会，如金耀会（三菱）、五日会（三井）、白水会（住友），进行情报交换和协调行动，统一及调整集团意志，占有全部的经营权力。在这种体制下，根本不能指望个人通过买卖股权或参与股东会议来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

拥有大部分工业资产的财阀家族被赶走了，但由于这些家族下属的企业之间分工配合紧密，股权又多半被收归政府，在短时间内，与原来的财阀企业相对应的大企业集团又纷纷出现，日本的经济又重新被大企业集团所控制，与战前相比，垄断程度变本加厉，而企业股权又多集中在政府或由企业相互持有，经济体系距离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越来越远。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三菱、三井、住友等企业集团，60年代初又形成了富士、第一和三和，共6大集团。日本的大银行也归属各个企业集团，并且一一对应--三菱银行、三井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第一银行和三和银行。近年由于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行了合并重组，剩下4大银行，分别是三菱银行、住友三井银行、瑞惠（富士、第一）银行和UFJ（三和）银行。这些大型集团的成立，并非各个组成企业各自的独立选择，而是日本经济部门统一的规划所致。

大企业集团本身掌握了日本的核心资产，还能够干预大量集团外企业的活动，进而掌握了整个日本经济的脉搏。它们的主要控制方式有两种：

1．利用金融进行投资控制和利用技术优势进行控制。金融控制是指大企业集团所控制的银行为外部企业提供资金,战前各个财阀银行主要给本集团的企业融资，如今各个大集团银行大约只有20%的贷款是提供给下属企业的（伞下企业），这使大量的中小企业听命于大集团，增强了大集团的控制能力。在高度成长期，日本企业的平均自我资本只有17%，据1993年的统计，企业的总资本中，私人股份仅占23%，个人大股东已经消失，剩下的主要集中在以金融机关为中心的法人手中。政府对金融机关实行"护送船团"的保护，并进行"窗口规制"和"窗口指导"，以统一计划引导贷款的投向。近年由于银行大量的呆坏帐，政府大量购买银行股份或向银行大量注入公的资金，事实上国有化。大企业的会长和社长，基本不拥有股份，而是由从业员逐步提拔上来的管理者，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

2．技术优势控制是指以大企业为核心，控制大量的配件工厂、合作工厂等中小企业群。大企业不断挑选中小企业进行间接控制，通过持股、金融援助、人员派遣等进行经营指导，特别进行质量管理等技术指导，还把它们编入自己的经营计划。特别培养，比较典型的有日产的宝会，丰田的协丰会，三菱和川崎重工的下请协同组合等。

当然，鉴于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之紧密，两种控制方式并没有被严格区分，例如大集团的下属银行采取一种被称为"系列One set支配"的独特投资政策，对新兴产业进行成龙配套的投资，便于系统地利用外国技术，中小企业只是在名义上才享有经营上的独立性。

日本即是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又两者都不象，可以称为会社主义或企业主义（引自《日本经济史[2002年版]》）。日本整是一个会社（企业），叫"日本株式会社"。下面的图引自《日本经济入门[2004年版]》，这本书从1985年开始，一年一版，是日本大学经济专业的参考书。此书直接称呼"日本型社会主义"，图是原图，只是为了理解方便，把片假名词汇用英语原词替换了。


图1 高度成长期的日本经济体制

日本不是资本主义吗，怎么又变成社会主义了。其实名字不重要，关键看是如何运做的。日本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围绕Full Set产业构造，Full Set是全套完整产业链的意思。金融部门向重点产业低利融资，日本企业自我资本很少，大部是银行的金融资本。如果银行清理呆坏帐，追求经济效益，日本立即休克。政治面是自民党一党支配的官僚体制，其实自民党只是代理人，真正支配的是背后的经团连"民僚"。官僚--民僚对价格进行控制，价格竞争排除。输出产业奖励，因为日本没有资源，要靠出口换取资源。输入则严格限制，强制进口替代，积极导入技术。整个产业采用护送船团方式，即协调统一发展，不是某个行业超常发展，也不让另一些行业掉队。总之，日本的经济政治体制是以计划为主导的保守僵化的体制，运行效率是不高的，效益是很低的。政府为了培养自己完整的产业，欠了一屁股烂债。银行也有数不清的呆帐，还没有办法清理，只有靠政府印钱补贴银行，来个事实上的国有化。即使是民营，也不知道老板是谁，日本企业的大股东是法人，法人间相互持股，个人大股东早被消灭了，日本是经营者支配，产权不清。进入90年代后，日本经济不景气，进行构造改革，但只是嚷嚷，没有实际动作。

日本的这套体制与苏联有很深的渊源，叫社会主义也不过，反正现在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1939年，日本在中苏边境与苏联打了一仗，全军覆没，被苏联现代化的装备吓呆了。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获胜，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还西伯利亚出兵，与列强一起绞杀俄国革命。20年后，日本远远落后了。于是，在1940年仿照苏联模式，物资调拨，向重点产业倾斜，摒弃"利润"，构造了战时计划经济体制。现在的日本经济体制也被称为1940年体制。苏联模式很有成效，但很快也发现了问题，于是进行了一通改革，最终形成了战后的经济体制。在《工業化の軌跡--経済大国前史》（岡崎哲二. 読売新聞社，1997年2月）的封面上这么写着：计划与市场纠葛的经济体制在战后的废墟中保存了下来。战败后，财阀解体，农地改革，资本家和地主被清除，企业由从业员支配，越发象苏联的体制。战后的倾斜生产，则由社会主义计划主义派经济学家有泽广巳主导，完全是苏联的做法。其后又进行了改革，最终形成了现在的1955年体制。

这套体制有3个明显的特征，1是整体协调，2是价格控制，3是进出口控制，找不到自由市场的影子。除了内部的垄断（或寡头）经营外，日本对外贸的严格管制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以技术引进为甚。日本企业引进技术是需要个别申请，由外资审议会后才能获得外汇和引进许可的。主要不是为了节约外汇，而是着眼长远，防止成套技术引进打击国内的自主研发能力，日本制定了如下的审查基准。

1．只能促进不能损伤自主技术的发展；

2．技术导入不能使即存的产业秩序发生混乱；

3．技术导入不能使中小企业陷入困境；

4．技术导入的企业有其它相关技术和资金配套，能够灵活使用导入的技术。

这些判断基准是暧昧的，可以有多种解释，具体负责的官员有否决权。贯彻"一号机输入，二号机国产"的方针。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给外资超国民待遇，无保留的放纵外来技术打垮自己的研发力量形成鲜明对比。

在大企业集团的垄断经营下，日本的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基本为少数联系紧密的集团企业垄断，剩下的只有农业。但农业也不是市场经济的天堂，战后日本确实进行了农地改革，土地被无偿平均分配，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但农民并非单独面对市场，而是加入农业协同组合等组织，农资的购入和农产品卖出主要通过农业协同组合进行。农业协同组合的组织图如图2。


图2 农协系统的主要组织图

根据2000年的统计：农产品贩卖类农业协同组合在农业相关产品贸易中占的比例为谷物96%、牛奶95%、肉类85%、蔬菜水果92%。农资购入类农业协同组合占的比例为饲料67%、肥料83%、农机具71%。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解散农民组织的政策完全相反。不过日本的农业并不是赚钱的产业，主要还是作为日本这个岛国的一种储备资源，保证在国际市场动荡，粮食进口困难的时候日本人不至于没有东西可吃，这里就不做过多比较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4 0:36:03编辑过]

日本的政治体制


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被称为"企业国家"，即国家整个是一个企业，日本人戏称自己的国家"日本株式会社"。这个企业有以下三个特征：（1）通过财政投融资等方式，国家机器将巨大的货币集中，是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中介者和组织者。（2）国家机器自身拥有巨大财富，是高度集中的生产经营主体，形成作为大机能资本家出现的国家垄断。（3）国家装置对生产、流通、信用、土地、资源利用，贸易、资本输出等诸分野进行规制，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组织化"和"计划化"的展开。

日本这个"企业国家"的权利核心是政官财复合体。国会只是装饰品，实际的权利掌握于企业界的联合组织经团连，经团连才是日本真正的政府。经团连对此也不讳言："我们是政府"，与官僚相对应，经团连工作人员被称为"民僚"。官僚和民僚的人员互通，官僚退了出任经团连的民僚，民僚退了出任官僚。经团连直接干涉政府的日常工作。首先，政府的各项政策由经团连提出方案（意见书），为了制定政策，经团连内设置了各种委员会，与政府的各省、厅、部、局、会对应。其次，经团连向政府的各审议会、调查会、恳谈会派遣委员。对于全体产业经济的审议会，关系省厅必须邀请经团连的委员成为通例。第三，各省厅的担当局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保持日常接触，进行政策调整。制定新政策法律的省厅，担当官需要事前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会晤，询问财界的意向，然后做成政策的方案。

日本政府毕竟在名义上是议会民主的产物，因此经团连需要控制议会。具体控制过程如下，这一过程充分表现了日本议会民主的本质。在日本，政治家和政党接受经济组织的政治捐款（献金）并不是需要避讳的事情，只要遵守一些很松散的规则即可，如：政治团体的代表或领导人，只有在被证明对该团体财务负责人的选任和监督两个方面都出现失察和失责的情况下才要负刑事责任，相关省厅的大臣或政务官不能接受相应的政治献金等等，这些规则一般都非常容易规避。事实上，如果没有政治献金，日本的绝大部分政治团体都无法生存。唯一拒绝接受政治献金的议会党派就是日本共产党（依靠发行党刊和开办医院等党营事业支付办公经费）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长期以来经团连倡导的"政治献金是自由世界的守护神"没有依托，再加上一系列政治献金的丑闻，1993年开始经团连被迫停止有组织的现金。1993年自民党丢失政权，1955年体制崩溃。政治献金断绝后，经团连与自民党的关系意外的紧密化了。自民党丢失政权对经团连是不小的打击。经团连的平岩会长辞职，丰田的丰田章一郎出任会长。丰田最大的使命是修复与自民党的关系。

为了推动自民党重新上台，由于不能以献金形式提供资助，而是通过银行贷款，1993年夏的总选举给自民党本部贷款100亿JPY。1996年住宅金融专门会社（住专）不良债权处理法案，由于被国会中的新进党议员阻止，不能通过。连立与党请求经团连，要民间银行能够多承担负担。自民党山崎拓政调会长等连立与党政策责任者到经团连的会馆访问，向银行界的代表末松谦一（樱花银行会长）副会长请求协力。这个事件是自民党与经团连相互新的依存关系形成的起爆剂。作为回报，自民党的紧急金融系统安定化对策本部给经团连提供30兆JPY公的资金。两者的提携，最近涉及养老金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等广范围分野。经团连经历了政权交代，开始进行政党的全方位外交。不仅仅与自民党接触，还与民主党和自由党提携（现在自由党已经并入民主党）。这样与野党逆转的可能性基本是零。

如果只是企业对政界献金，看起来并不太出奇，因为大大小小的党派和政治团体总不能全靠成员交党费运转，政治派别接受社会政治捐款，各国大抵如此。但国内很少提到的一个事实是：日本大部分政治捐款来自经团连，而经团连根据一个早就拟订好的打分制度对各个党派分发捐款，这个过程充分说明了日本政治的本质。（前面曾经谈到日本的大小企业分别结合成经团连和日经联，并在2002年合并成新的经团连。就是这个经团连代表日本的企业界出面给议会各个政党打分。）下面这张表格是2003年10月，日本众议院选举前，经团连给各政党打分的简表。


表1 经团连的评分表

从表中可以看到，打分有很严密的评价体系。国家政策的主要方面都单独立项，每一次立法投票都对各个党派的投票倾向按A-E五等打分，每等中还用+-分出三个档次。汇总后经团连就按这个打分表给各个党派发钱。资金来源是经团连下属企业的捐款，经团连根据纯资产把伞下企业分成25个层次，纯资产100亿以下最低要出50-200万，100-150亿的下限是100-300万，3000亿以上起码1000万以上，此外还根据经营规模和营业额等综合测定，协议出资额，2004年计划分发40多亿日圆的政治献金。（数字引自京都新闻2003.11.19）。在与每一次投票挂钩的高额奖金刺激下，各派政治势力无不对精心揣摩经团连的意图，言听计从，经团连的意见书百分之百的变成了具体的法律规章。

关于降低法人税，要从现在的实质税率约40%，降到20%台的水平。同时消费税从目前的5%逐步提高到18%。此外还削减养老金和提高养老保险费。经团连的意见书：

「産業力強化の課題と展望―2010年におけるわが国産業社会―」（2003年4月22日）

「『近い将来の税制改革』についての意見－政府税制調査会中期答申取りまとめに向けて－」（2003年5月29日）

「今次年金制度改革についての意見」（2003年9月10日）

这些意见书已经演变成正式法案。经团连关于反对修改独占禁止法的意见书：

「『独占禁止法改正(案)の概要』に対する日本経団連意見」（2004年4月15日）

「『独占禁止法改正（案）の概要』に対するコメント」（2004年6月25日）

日本刚通过可以出口武器的法案，对应的经团连的意见书是：「今後の防衛力整備のあり方について― 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強化に向けて―」2004年7月20日

关于修改宪法第九条，2004年5月27日经团连设立了「国の基本問題検討委員会」想必将制订出意见书，然后交国会变成法律。

经如此介绍，读者当可看出，日本议员其实只是大财团的投票机器、政治宠物，各个党派争吵不休，不过是揣摩大企业官僚的心意，吃醋争宠罢了，所谓的议会民主，一张幌子而已。

议会虽然已是经团连的驯服工具，但大企业的官僚们并不希望这个工具索要太高的价码，经团连通过巧妙分配政治献金，始终让议会中的大党之间保持平衡，不使一党独大，防止一党主导议会投票后和经团连讨价还价。如果已经形成了独大的政党，就一定要在党中搞分化，促成各种派别，这也就是日本自民党等大党党内外斗争和不断出现的各种派系的原因。（也是西方民主国家所有议会斗争的本质）

举个例子,根据2004年《一次政策评价的发表》， (经团连网页 http://www.keidanren.or.jp/japanese/policy/2004/012.html

关于国会，这里还要说一下，虽然立法活动和内阁决策已经基本为财团掌握，但议员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和象征意义还是让各派势力趋之若骛。特别是官僚集团和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更是希望直接掌握投票权而不是通过收买这种间接方式插手政治。这就构成了日本政治中特殊的"族议员"现象。所谓族议员，倒不一定是家族政治（虽然日本议员有相当比例的父子相承，甚至祖孙相承），但肯定是稳定的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如运输族代表汽车修理业的部分小业主和运输省部分官僚反对取消车检，厚生族直接代表医生协会捍卫医师优惠税制等等。这些族议员在服从大财团之余，还利用自己的合法权力及社会地位，千方百计直接为所属的"族集团"牟取利益。这给日本议会政治带来一些争吵和不确定因素，但无论如何，没有任何议员代表所谓的"人民"，他们只是各个大小财团、利益集团的投票机器而已。

很显然，日本的政治制度是赤裸裸的垄断企业专政，经团连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而且公开的摆出一副"事实政府"的样子。下面是摘自经团连网站的一幅图表。


图3 21世纪日本应该成为的国家

这个图表简要说明了经团连对日本未来的规划--日本作为东亚核心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其他东亚国家提供人力和资源，一起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世界竞争。这个规划是否会成为现实暂且不论，但制订这个图表的行为本身足以反映经团连对自身的定位。

中国和日本的战后再出发


日本虽是模范生，但不敌先生，最终战败。殖民地丧失了，剩余武器被收缴，正在研制的先进武器，如喷气战斗机、导弹、洲际轰炸机等，连同样机、图纸和实验设备等也被美国拆除运走。大量的工厂和建筑被摧毁，战后日本满目沧痍。从明治开始经历了约百年，又回到了原点。大和虽然沉没，但创造大和的大量熟练技术工人，钢铁、航空、机械、电子、光学、化学等各门类的技术及技术人才都完整的保留下来。日本本就一无所有，唯一的资源也就是人。终战直后，政府的经济安定本部（现在经济企画厅的前身）就开始运作，规划和协调未来的发展。航空改汽车，军舰改轮船，瞄准镜改照相机。转型需要时间，国际市场开拓也需要时间，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在家，会消磨掉技术力，尤其是组织纪律性。一声令下，组织去种树，演义日本版的上山下乡。今天，日本各地都能看到那高耸入云的水杉，就是当年的杰作。这种水杉现在向中国出口，竟然也是每年春季"花粉症"的原凶。战后食品困难，政府集中有限的粮食给学校发放免费午餐，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被称作"团块世代"，是日本高度成长期的主力，也是现在日本经济的脊梁。

工程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忘我劳动，完成艰难的转型，毕竟是转行。以厂为家，不计报酬。其实也没有报酬，政府没钱，只能保障基本的食品配给，工厂也没钱，日本生死未卜，怎能计较个人得失。就这样渡过了战后最艰难的岁月。进入50年代，日本逐步打开国际市场，原料大量输入，各工厂重新运转起来，原来的产业大军又成建制地回到岗位。进入60年代，团块世代推动日本进入黄金时代。

日本经历十年不况，还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NHK经常放送当年再出发的节目。前不久放送了丰田再出发的节目，邀请了当年的几位技术人员现场作客，讲述当年如何从造飞机转行造汽车，研制日本第一种小汽车--皇冠，功成名就后竟不计报酬引退。回忆当年的创业，白发苍苍的老人热泪盈眶。

1949年的中国也是一片废墟。所不同的是，国民绝大多数是文盲，现代技术几乎为零，只能仿制汉阳造。所谓的知识分子是满口之乎者也，与现代工业技术几乎毫无关系。祖上留下的土地和资源，人均也不见得比日本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毛泽东远见卓识，中国崛起唯一的依靠其实与日本一样，是人！而不是土地和资源。1949年时点，从人的角度来看，日本已经领先中国近百年。日本已基本消灭了文盲，有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门类齐全的专业技术人才。而中国，绝大多数是文盲，极少数的科技人才，包括后来回国的钱学森，也是只读过书，没下过水的，知识分子几乎与工业生产不沾边。如何造就工业化人口是发展经济的最优先的课题，而不是优化配置土地和资源，这一点上毛泽东至少领先现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家50年。他们还在鼠目寸光地研究该如何优化配置资源。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简单的说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中国首先是个学校，目的是改造人。生产，也就是打工刷盘子挣钱，是从属的，只是为了支持学业。所以，在经济方面对毛泽东时代的争论完全是不得要领，无论评价高还是低。

首先要进行扫盲初级教育。那个时代政治运动不断，读毛选，贴大字报，好象很荒唐。但奇怪的是，中国人读《子曰》两千多年，绝大多数是文盲。读《毛曰》只20余年就扫盲了，真是奇迹。

中国的工业化是漫漫长路。要尽快把工业文明之风吹到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工业化训练。被许多人指责积极性不高，阻碍了农村发展。其实，人就算是机器，没日没夜地干活，中国也打不了多少粮食。还不如多些闲暇时光，学知识学文化，掌握现代科学技术。集体劳动，分工协作，进行初等工业化训练。兴修水利，机械化，电气化。靠科学技术推动农业前行。中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平均身高体重得到了迅速增长。而农民也得到了再造，扫除了文盲，接触到了现代的农业技术，学到了科学知识。日本电视台经常有反映第三世界农村生活的节目。其它国家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非常高（可能土地是私有的原因），轻壮年在田间拼命干活，但非常贫困，没有文化，家徒四壁。而中国农民，积极性差很多，老弱病残干活，因为有各种农机具，轻壮年外出打工，家里多少还有几样电器。但中国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准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相比日本农民，中国农民还算勤快的，但日本农民非常富裕。

工业的扩张，完全是与经济学原理背道而驰的。在工业急剧扩张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人均收入增长缓慢。但却使更多的人卷入到工业生产之中，已经熟练的技术工人，没有必要积极且重复机械高效率地生产产品，而是带更多的学徒。节省下的时间，学知识学文化，进夜校，搞小发明，小革新。或者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自学无线电技术，可别小看半导体收音机，当时可是高新技术，一点不亚于现在的计算机。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获得的知识，比现在拼电脑多多了。看6、70年代的《无线电》杂志，就能清晰体会到这人才的再造。经过这种违背经济规律中等教育，中国完成了中级人才的准备，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大量中层技术和管理人才。

毛泽东时代的高等教育是个奇迹。中国几乎所有的第一都诞生在那个年代。即使现在的神舟五号，火箭也是那个时代的作品。中国的这些第一，与世界的先进水准相比是幼稚的，不符合比较效益的经济学原理，但它们完成了中国高等人才的准备，使中国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在最新技术领域，中国的第一与世界第一诞生的年代相差不远，虽然质量和性能上还有很大差距，但对于学生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

毛泽东远见卓识，使中国从目不识丁的文盲，经过小学、中学……，20多年后博士毕业了。日本是模范生，也经历了近百年，明治年间的日本人没有看到日本毕业。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却看到了。毛泽东创造了奇迹，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再造。刚毕业的博士是清贫的，当然不能与刷了20多年盘子的打工仔相比，但前途是无量的。

6、70年代出生的人，是中国的"团块世代"， 在孩提时代就感受到了工业文明之风，读书认字时陪伴的是《十万个为什么》，近乎免费地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还受到了很好的职业培训。这代人中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绝对数目在世界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推动中国的经济列车急行，但急行的列车却出现减速倾向。

一谈到经济，自然就联想到GDP及GDP的成长率。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是多少，中国的是多少，以年均多少成长率，经过四则运算，就能得到多少年能翻几翻，多少年能赶上发达国家。

几年前参加一个纪念首批日本移民登陆秘鲁100周年座谈会。会上一位秘鲁人介绍秘鲁的经济现状：面积是日本的3倍多，人口2千余万（日本约1.3亿），经济以农业矿业为主，有少量的纺织等工业，人均收入2千余US$。近几年的GDP增长率5%左右，但以US$计算，却连年减少。从帐面上看，数据还是不错，但实际的生活却非常贫困，中国人均约1000$，很多家电产品都普及了，在秘鲁却是稀罕物，属于奢侈品，而秘鲁的物价水平并不高。这是件很奇怪的事，帐面上人均不低，物价水平不高，但实际人均消费的产品却很少。我产生了探索GDP数字背后秘密的念头。

在日本，有关中国的经济数据和研究很多，但有关拉美的却很少。这个时候，我结识了一个来自巴西的朋友，与我一样，也是政治经济爱好者。他对中国有浓厚兴趣，正在学中文，喜欢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据他的比对，10年前，中国经济就超过巴西，现在则远超巴西，而且继续急升。反观巴西，仍然贫困，重要的是还看不到希望。拉美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差不多，以前阿根廷好些，现在也不行了。

问题出在何处，巴西一直是自由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也有民主宪政。政治上没有什么动乱，经济发展也很顺利，至少在GDP的成长率上，但100年后却是穷国，而日本却是超级发达国家。日本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近几十年的事，而且还不那么纯正。

日本的经济成长，55-73年是高度成长期，平均年率不足10%，74以后是稳定增长期，平均年率不足5%，进入90年代则平均年率为1%，是失去的十年，当然数字的出典不同会有区别，增长率也不太高。如果把数字倒推回去，几十年前的日本应该是富裕国家，其实不是，从中老年日本人嘴里，还能听到食品不足和配给制的经历。再往前溯，战前日本也不是富裕国家，还一直向拉美移民，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停止。

战前日本的人多地少，自然农业也没有什么出产。工业则几乎完全是军事工业，与民生没有太多关系。军事工业是典型的计划经济，自然没有优化配置，成本核算等等。军事工业做出了一些产品，但没有做成而夭折的产品更多，效率是极低的。即使做成了，可能完全落后于时代，如大和战舰，花费了无数金钱和人工，工程方案几经反复修改，做出来的却是"无用长物"。 军事工业像大黑洞，吞噬了日本所有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农田没有劳力耕做，农业生产下降，小孩也半工半读的在工厂劳动，做出来的武器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用，实际完全浪费了。战败后，军事工业被彻底清盘，日本战后再出发。

在中国学者通常的认识里，现在日本的经济繁荣源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改革。而日本学者却认为是战前普遍的国民教育，大量的熟练工人和中层技术和管理人才。战后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改革并没有被列入日本的大变革，日本历史上有三次大变革，圣得太子、织田信长和明治维新，战后的改革换汤不换药。

都叫GDP，即使有一致的定义，一致的核算方法，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其实没有任何可比性。工业经济的本质是机器生产，人只是操作和设计机器，可生产的产品数量在生产力上几乎没有上限。工业产品的准备期很长，需要技术和人材准备，所以刚开始产品数量很少，价格昂贵。一旦突破，产品数量会呈指数增长，价格也会成指数下降。算GDP时，即使产品数量翻了几倍，算增长率也只增加几个百分点，甚至倒退。农业经济则不同，不需要技术和人材准备，随着技术改进，土地的出产也会稳步提高，但不会爆炸性增长，因为农业毕竟还是靠天吃饭。农产品的价格是稳定的，产量提高多少，GDP也大致提高多少。在同样的GDP增长率下，工业和农业对产品数量的供应却是截然不同的。国家内统计GDP与国际间不同，能够生产工业品的国家很少，而生产农产品的国家却很多，农产品的需求又缺乏弹性，实际上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比价却是稳定的。工业国与农业国即使有一样的人均，一样的GDP增长率，几年下来，人均收入会差很远。战前日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资源和劳动力配置效率是很低的，GDP很低，生活必须品也需要配给的。但有个效率是很高的，即把国家的大部分人口转化成了工业人口，这个很重要，是日本与拉美的最大区别。

问题还没有完。农业经济由于引入新技术，由于土地有限，总产量不会有显著增长，却把人工解放出来了，也就是失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但这笔钱却不会投资于工业，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大量廉价的工业品。在工业国家，投资办厂就可以出产品，所需投资低。而农业国则不行，因为没有技术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如果培训，则需要很多时间和资金，由于是生手，刚做出来的产品肯定是质次价高，毫无竞争力，能赚到钱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根据市场经济比较优势论，还不如把钱投向股市和房地产等虚拟经济，GDP也会上涨。由于有大量失业人口，劳动力价格低，用机器还不如用人工，财主大量请看家护院的，端茶送水的，洗衣做饭的，等等。这些人的人数不少，工资还不低，比种地强，也创造了巨大的GDP。就象《红楼梦》中的贾府，算GDP很高，也很光鲜，但只是空壳，人均实物占有率很低，非常贫困。

国家中的工业人口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但工业人口不等同城市人口，由上面论述，农业国家也可能多数是城市人口，农业国的三产也可能占6、7成，与工业国家相似，但他们创造的GDP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工业人口首先要有文化，即普遍教育。有文化还远不够，需要各种专业技能，即各种岗位培训，甚至需要真刀真枪操练实际项目，哪怕不成功，成为废品。但在后进的农业国家中，靠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完全不能实现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变，只会划出工业化天堑，现在则是数字化天堑。

总之，在不同经济结构的国家之间讨论GDP及GDP增长率是毫无意义的。后进国家不可能通过单纯的GDP增长而成为先进国家。先进国家的充分必要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技术力先进。关于技术力的评价标准在《刷盘子读书》中已经给出了。

如果有足够的资源和劳动力注入，自我重工业体系会呈现出生物般的指数增殖，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如图1。


图1 自我重工业体系的指数增长

如何获得资源，1大力发展铁路运输，2是尽力提高装备国产化，3建立共荣圈。前两项是节流，铁路从长远看，达到一定的运输能力，比公路对资源的消耗要少得多。日本就是一个以铁路运输为主的国家，虽然家家有汽车，其实是样子货，利用率很低。装备国产化，能够节约更多资源，造一架飞机花不了多少资源，但生产一亿双鞋对资源的消耗是惊人的。即使暂时不能出口，也防止了自己的资源流失。日本是个富裕的国家，但非常节俭，市政府经常定期不定期搞旧货市场，各家庭相互间调剂余缺。现在中国人豪华消费，买1亿日元的车，付出的不是自己的纸币，而是民族的资源。看看日本天皇，日本产什么车，他就坐什么车。

然后看如何开源。毛泽东给中华民族遗留下的财富主要不是技术根底，而是政治和文化。看看当年，70年代初，中国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虽然比美苏弱。怎么获得资源呢，就是要输出革命和文化，当时中国做得非常好。比如，八角帽绿军装解放鞋，那可是世界的时装，不仅第三世界国家，即使欧美日本也流行，日本也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很重要，是大买卖，八角帽绿军装解放鞋可以换很多资源。结果80年代后，搞什么呐叭裤牛仔裤，呐叭裤牛仔裤的出身不高贵，不过是水手服工人服，为什么花高价去买它们，因为中国人批判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接受了别人的文化。当年中国的电影、歌曲、书籍，全世界传播，向全世界传播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西方和日本都传播到了，是震撼世界的。文化的认同很重要，所谓的市场营销，实际是文化争夺。不信你做个实验，你也去做汉堡包，可乐，虽然它们的味道不怎么样，用料和配方也不怎么样，但你照着做，按照一样的经营管理销售办法，你肯定败得很惨。为什么，是因为顾客认同了美国文化，而不是你的文化。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和西方日本有很高的感招力，其实就是文化认同感，可以创造一流的营销，把稻草卖成黄金，比如卖中国的电影、歌曲、书籍、漫画、汉语，需要什么技术吗？挣的钱和资源不比卖鞋子裤子多吗？结果给否定了，这个巨大的资源没有了。

第三世界的人均3000美元赶不上中国的1000美元。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没有钢铁，贫富分化严重，大量的资源被出口到西方换奢侈消费品，比如买西方的汽车。当然，中国也没有能力同西方争夺汽车。怎么办，输出革命，让那些国家均贫富，杜绝奢侈消费，不买西方的汽车，买中国的自行车，在那些国家实现自行车普及。自行车是中国的绝活，西方国家没有办法竞争，中国的工业品虽然品质不高，但能解决有和无的问题，能极大改善生活，它们怎么会不干呢。即使暂时没钱消费，可以贷款，甚至赠款，要他们消费中国的简单实用的工业品，没钱可以印，让第三世界国家都去挣RMB，而不是去挣美元。这样会是什么结果，以美国为中心的架构就被掀翻了，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

自我重工业指数增殖除了资源外，还需要熟练的劳动力注入。中国是人口大国，但人口不等于劳动力，需要培训，那么最好的体制就是铁饭碗，大锅饭，两参一改三结合，人浮于事。当然，日本的说法是年功序列，终身雇佣，现场主义。因为技术攻关是跨行业的群体协作，很难分清谁的贡献大小，所以大锅饭好。两参一改三结合突出团队精神。冗员很有好处，在研制的过程中，或产能准备过程中，大量的人员参与了研制过程，成为行家里手，新的生产线建立后，能很快投入生产。中国的情况很典型，比如中国钢铁的摇篮是鞍钢，很多钢铁厂是从鞍钢分裂出去的，甚至2次3次分裂，整是个链式反应。改革前的中国虽然政治挂帅，半心半意搞生产，但工业化的速度比日本快得多，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在自我重工业增殖过程中，消费领域获得的资源很少，人民还比较贫困。但生产出的有限最终消费品，通过合理的配分，比较平均地分配到广大国民中间，使国民能尽早接触现代工业产品，培育工业品市场。日本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也是很多人围看一台小黑白电视。

中国进入70年代，随着自我重工业逐步成型，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呈现了指数的暴增，中国经济进入了起飞的快车道。不仅数量上暴增，质量上也突飞猛进，中国的技术突破主要集中在70年代。当我们打开国门，感叹中国落后了，美国的航天飞机、克雷超级计算机，日本的新干线、彩电……。我们被告知文革是场浩劫，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和倒退，那么如果没有文革，中国也应该实现这一切。中国是落后了，但落后并不多，美国有航天飞机，中国的载人航天已经列入计划，宇航员也开始训练了；克雷超级计算机出现的几年后，中国的银河亿次计算机也诞生了；日本有新干线，中国的韶山电力机车也飞驰在大地上；1969年PAL制彩电才制定标准，几年后中国自己的PAL彩电也诞生了……

文革后的中国，如果没有发生大的波折，按照自我技术力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现在中国的技术力应达到什么水平呢？比如美国有P4，中国可能只达到P2、P3的水平，但家家有电脑，天天在网上打游戏创造GDP，而不是现在在血汗工厂每天干十余小时，每天只拿不到20RMB的工资。中国自己的新干线可能也没有日本新干线那么快速舒适，中国自己的大型喷气客机也可能没有波音空客那么豪华，但它们能够满足大多数国民游山玩水创造GDP的需要。中国自产的手机可能没有NOKIA的小巧玲珑，功能全面，但国民人手一个，天天煲电话粥创造GDP……。

中国经济的挫折


依靠引进外国重工业技术的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大致可以用图2的曲线来表示，刚开始提高很快，然后逐步接近增长的界限。


图2 依靠外国重工业体系的增长曲线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量引进外国的装备，外国装备的质量性能当然比国产装备优越，于是消费品的生产效率急剧增长。外国装备这么容易引进，那么自我重工业就没有必要发展了，于是几乎所有的资源向消费领域倾斜，于是生活水平急剧增长。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活大改善的根本原因。

随着自我重工业体系的放弃，指数增殖的停止，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大量的资源要用来交换外国的重工业装备，经济发展趋向停滞，引发了80年代中期的物价上涨和双轨制，最终引起89年的动乱。进入90年代后，大量引进外资，彻底放弃自我重工业体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经济在高速增长，各种资源的消耗指数上升，而国民的实际所得却在下降。到2004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70%，其中外资企业占外贸的70%，所谓的机电产品出口，外资企业的份额近90%。

依赖外国装备是如何造成国民的实际所得下降的呢？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失业率的压力，被迫不断改进生产线的效率，使一些消费品在本国生产依然有利可图，把生产从中国迁回国内。在中国的企业（含外资），则必须更新设备才能对抗，或进一步提高积极性和劳动强度，形成人与机器赛跑的壮丽画面。在这种人与机器的对抗中，人的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但实际发达国家的消费品市场已近饱和，比如日本市场上寻找非中国产的消费品都很困难，于是GDP高速增长，而失业率却不断攀升。在高失业率下，很多企业还招不到工人，因为工钱不能比机器更多。企业获得的利润也不可能流向重工业体系，用于奢侈消费和投向房地产，实际也是剥夺所谓的中产阶级。大量熟练技术工人下岗，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标志着重工业体系瓦解后，人才体系也瓦解。中国实际已到达成长的界限，处于崩溃的边缘。因为经济的总量一定，而贫富差距还在急速扩大。

苏联、中国和日本尝试了在西方重工业体系处于垄断地位时，如何建立民族重工业体系。苏联的问题在于，重工业体系发达后，没有及时放开下游产业，尤其是没有通过贸易让其它国家为本国提供消费品。没有使潜在的能力充分转化为现实的消费水平，导致后来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中国则是在重工业体系还没有完全扩张，就主动放弃了，也否定了自己的工业革命，走上了依附的道路。日本型社会主义也实际快走入历史了，日本90年代进行构造改革，虽然改而不革，进展缓慢，是失去的十年。但他们在这十年中不断试探，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明确改革的方向，方向没有明确之前，宁可等。现在方向清楚了，日本开始启动了，简单的说就是要"第三次开国"，由一国繁荣型的Full set主义，向国际间垂直工程分工方向发展，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构筑东亚自由贸易圈，多国共荣，以一个整体参加全球化竞争。简单的说，就是构筑"大东亚共荣圈"。当然，上次是靠武力，中国很不服，现在靠技术资本，中国很乐意接受这种安排，所谓优势互补，深恐自己没有比较优势，日本不来。

苏联、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日本则没有选择，只有靠自己的技术力去拼搏。"重工沉没日本沉没"是日本人动摇不了的信念。于是，三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文化革命和工业革命


简要的说，工业革命在欧洲最先发端，先是圈地运动，羊吃人，大量的剩余人口流向新发现的美洲。随着羊毛产量的大量增加，出现了新式纺织机械。生产能力不断扩大，人力不能够承担，蒸汽机应运而生，工业革命从此发端。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首先在英国开始，19世纪到西欧和北美，然后扩展到苏联、日本。但是，在日本之后，虽然技术不断进步，世界贸易指数化扩展，却没有国家完成工业革命，成为现代工业社会。工业革命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劳动者与生产手段分离"。工业革命出现的使用大型机器的工厂和铁路等生产工具，工人所有则价格太高，家族运营又过于复杂。因此，生产手段由特定的资本家所有，不久则归股份公司、国家和自治体等法人占有。作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则成为贩卖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工业革命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由劳动者"的土地与人身分离，住在能提供职业的都市。而家族的生产机能迅速丧失，最终分解成核心家庭。一般教育和职业训练社会化。经济货币化，竞争激化。在政治上，国家作为大企业利益的集中体现形式，从皇帝和王室分离，法人化，管理能力和权限大大增强。

工业革命改变了农业社会的体制、组织和价值观等各方面，使整个社会组织化，协调化。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社会全面的变革，也就不能彻底实现工业革命，不能构筑现代工业社会。欧美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断对外争战殖民，军事机器的组织性协调性与商业结合，催生了工业革命。在这之前，中国人和阿拉伯人早已经开始了世界贸易，虽然买卖自由，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但由于没有军事机器的组织性协调性的配合，没有上层社会介入提供组织资源，工商业社会依然是一盘散沙，不能组织起来压倒农业社会，没有导致工业革命。即使如此，在鸦片战争的前期，由于拥有庞大而勤勉的人口，中国的商业力量依然压倒早已开始工业革命的欧美，它们只能通过鸦片平衡贸易。

日本与其它亚洲国家不同，有与欧洲相似的封建社会，由封建领主（大名）和武士统治，能够顺利接受西方的组织性协调性。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到欧美视察，很多学者也随行，考察欧美先进国的各个方面，特别对科学技术、经济等非常关心。视察后，提出了"殖产兴业"的路线，富国强兵，一扫旧有的体制、组织和价值观，以旁观者的身份看清了西方国家的社会本质，先建立了适合现代工业发展的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变革的结果，当然也要考虑到日本与西方相距遥远，资源贫乏，受到干涉较少的现实条件，日本在19世纪末实现了工业革命（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为了在远东对抗俄国，压制中国的兴起可能性而扶植日本，也是日本工业化的重要因素）。

工业的特点的是规格化大量生产。但建立现代工业的体系非常困难。首先要有巨额的资金，除了大工厂的建设费用以外，相配套的道路、港口、劳动者的住宅和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为了资金蓄积，国民需要勤勉和清贫的精神。同时还需要建立可以信赖的金融制度，能够正确运用资金的组织和知识。其次，对现代工业进行操作和管理，需要大量的中层管理人员和优秀的工程师者。需要大量建立商业学校和工业学校。企业内部也需要进行职业培训。再次，要为大量规格生产的工业品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船舶和铁道等商品运输设施需要整备。统一度量衡和规格，如交流电的频率，铁道的轨距，道路的构造，建筑的基准等。相应的人才教育也采用整齐画一，抹杀个性的学校教育。而这一切，在工业体系完备以前，是不会有任何回报的。

明治以来的日本，对资金自给、技术独立和开发国内市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对国民进行勤勉和艰苦立国的教育。建立了现代银行，邮政储蓄和人身保险等现代制度。动员了全部的教育、税制和金融财政政策等手段。在"殖产兴业"过程中，当然需要从国外引进资金和技术，但日本政府宁可高利率从国外借款，聘请外国人技师，坚决贯彻排除外国直接投资、事业经营的方针，对于历史遗留的外国商会直接投资合资经营的事业，则采用赎买方式利权回收。这与当时大清国完全相反的国策相比，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日本和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完全不同于欧美。欧美是先从农业开始进行协调组织，然后轻工业，重工业，逐步的产生对上游产业的需求，最后由工业革命催生整个社会全面变革的文化革命，进而巩固和完成工业革命。日本正好反过来，先进行文化革命，使整个社会组织化协调化，然后"殖产兴业"，市场和资源与西方一样靠军事机器去争夺。军事机器的组织性协调性促进了社会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又促进了重工业飞速发展，强化了军事机器，进一步扩大对殖民地的占领和控制，夺取更多的资源和市场。

工业革命产生了强大的机器，机器的巨大力量又使整个世界变得狭小，资源是有限的，在私有制下，市场也很难无限拓展，因此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完成工业革命，多数国家和地区被迫沦为资源和劳动力的供应地。先进的工业国家获得资源和劳动力的方法，或是通过军事机器的暴力，或是通过垄断技术的"等价交换"。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关系由图2表示。


图2 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关系

19世纪是殖民地时代，宗主国对殖民地占领并进行行政管理，直接掠夺资源和粮食，也通过投资获得利润。20世纪，殖民地相继独立，先进工业国用工业品交换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特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传统农业已经不能养活这么多人口，还要从工业国家输入粮食。为了填补贸易赤字，工业国家对农业国家进行贷款和无偿资金援助等形式的"经济协力"。工业国家之间则通过残酷野蛮的战争最终达到妥协平衡，在大致相同的技术水平上进行技术合作，产业分工，相互出口工业品和投资，最终达到利益一致，资本一体。工业国家提供工业品，农业国家提供资源，这种分工关系维持了很长时间，其间人口虽然急剧增长，但工业人口的比率始终维持在1/8左右。后进国家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自由市场经济迈入先进国家，因为根据比较效益，建立自己的生产知识体系和基干产业，需要大量的人材培训，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资金，而且开始时做出的工业品质次价高，还不如把资源和粮食运到工业化国家，然后用空船把外国的汽车运回来。落后国家的资本习惯于做买办获利，虽然从长期来看，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工业体系必须完整才有效益，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并磨合良好需要太长的时间，甚至超出了资本和投资者的理性预期（在投资回报时间超出人的平均生命长度以后，投资者的理性假设必须加以修正才能符合现实），因此落后国家的买办资本始终不能发挥出与发达国家的资本类似的作用，乐于通过依附外国来得到稳定分配的残羹冷炙。

进入20世纪80年代，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

水际制造业的兴起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先是亚洲四小龙NIES诸国，然后是ASEAN诸国，进入90年代，中国和越南等也相继开始了工业化。但这种工业化的与欧美日的工业化是完全不同的。从表面上看，东亚一片繁荣，似乎要出现新的发达国家了。但情况并非如此。

70年代石油危机，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产生巨额贸易赤字，世界中流通的美元迅速膨胀。8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金融管制取消，使得资金跨国境移动迅速扩大。日元升值，压制了日本的直接出口，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产业大规模转移，亚洲诸国大力引进外资，从中获得"工业化"的资金。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这些落后国家可以直接从日本等先进工业国购买计算机控制的生产设备。以前需要长时间培训和经验的精密工作和经理事务，现在只需要短时间的计算机操作训练就能胜任。不需要培训中间管理职和中坚技能者，就能够制造高品质的产品。大力发展以组装工业为主体的来料加工业。因此一时间，整个世界的轻工业都向东南亚转移。这些国家不需要开拓国内市场，生产的制品一律出口，主要目标是北美。这种制造业依赖于外国资金、外国技术、面向外国市场，为了方便外资进出，主要集中在沿海，所以又叫"水际制造业"，是亚洲诸国工业化的模式。中国进入8、90年代，抛弃了原来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设立经济特区，追随亚洲诸国采用"水际制造业"（日本名词），或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水际制造业"使新加坡、香港这样的国家和地区达到很高的经济水准，但这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的文化背景接近西方，适合作为外资和物资的集散中心，并不代表"水际制造业"真能带来繁荣和富强，正如上海的繁华与苏州累死的民工没有关系一样。对于巨大的中国，出口主导的"水际制造业"并没有使社会工业化，反而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原来的民族企业、自主开发能力和国内市场逐步丧失。而通过"水际制造业"创造亚洲经济奇迹的亚洲诸国，在经过短时间繁荣后，遇到了挫折，依然被阻在工业化的另一端。

"水际制造业"的实质，是工业国家把处于产业链最底端的劳动密集型的组装业转移。原来只掠夺后进国家的资源，现在还掠夺劳动力。21世纪的国际关系由图3表示。


图3 21世纪的国际关系

先进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工业材料（不是矿产资源，而是先进的重化工产业的产品）、基本配件和机器设备。发展中国家利用自己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为先进国家提供廉价的工业品（日文为安价品）。如果说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先进工业国家还有与机器赛跑的产业工人，接受残酷的剥削压迫。那么到今天，现代工业则把第三世界的劳动力转化成了不知疲倦的人肉机器。先进发达国家的普通劳动者中产阶级化，安稳富裕，乐于支持现有秩序，而后进国家则绝对贫困。

"水际制造业"的虚弱体质


亚洲诸国采用的是"水际制造业"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亚洲诸国还维持经常项目下的黑字（出超），然后转换为赤字，并显著扩大。（经常项目收支除了贸易收支外，还包括1运费、保险、旅游等服务业收支；2直接投资和证劵投资的收益、雇佣所得等的收益；3无偿资金援助等。其中前两者占大多数。）贸易赤字的最大原因，是作为亚洲诸国发展战略基础的外资依存型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亚洲诸国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大力发展组装加工业为主体的出口产业。但是基本配件、素材和机械设备等基干产业并没有得到相应发展。结果，所有的国家都演变成了出口增加，进口也伴随着增加的贸易结构。此外，各国竞相发展对基本配件等进口依存度极高的电子产业；并在国内购买力稍有提高后，建设面向国内市场的汽车和家电等工业生产增加；为了维系这种"工业化"进程，还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为外资做配套项目。由于这些国家本国没有基础产业，大部分建设物资都需要进口，这些因素导致基本配件、素材和机械设备等进口急剧增长，贸易收支的赤字大幅扩大。最后外资企业的生产逐步走上正轨后，开始向海外汇出利润，最终导致了经常项目下收支恶化。

亚洲诸国有很高的储蓄投资率。96年平均约36%，远远超过其它地区。世界平均的储蓄投资率（95年）为21-23%。与亚洲诸国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拉美诸国约为20%，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诸国也在20%上下。进入90年代，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投资率大约一直在40%以上。印尼96年达到了38%，韩国95年是37%，中国93年后达到40%左右。作为对比，高度成长期的日本，60年代平均32%，70年代平均33%。对比可见，亚洲诸国的投资率非常高，对于基础设施匮乏的亚洲诸国，高水准的投资是维持持续经济增长的不可欠的条件。但亚洲诸国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投资方向，大量的资金涌向不动产，使不动产泡沫化。重复投资，使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投资效率低下。第二是投资资金的构成，国内储蓄不足的部分外资依存，尤其是对短期资金的依存度过高。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技术蓄积，使得投资只能流向泡沫领域或重复建设。换句话说，本国的资金积累在国内不能买到投资所需要的物资，只能投机或搞房地产，要投资工业就必须用外汇向拥有基干产业的国家购买物资和技术。

伴随着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外资流入一度急增。外资流入急增的原因是： 1)庞大的投资需要；2)外汇管制放松和外资出资比率上升，及各种吸引外资政策的实施；3)本币与美元挂钩，降低了汇率风险，同时本币提供高利率。外资大量涌入，使本币面临升值的压力，为了维持出口的竞争力和防止外资套现获利，不得不大量增发货币，而新增货币又大量流向奢侈消费及房地产等产业，经济进一步泡沫化，经常项目收支更加恶化。必须靠大量外资的流入或直接贷款来掩盖经常赤字的本质，泰国90-96年间累计的经常赤字636亿美元，资本流入为944亿美元。韩国累计经常赤字488亿美元，资本流入为716亿美元。其它经常赤字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也与之类似。由于外资大量流入，没有必要采取内需抑制等政策改善经常收支，经济空前繁荣。外汇储备急增，剩余的资金又购买美国的国债，成为资金的供给者，"实力"急剧增长。

但是，西方资本不是慈善家，外资总是要还的，随着外资流入的减缓及外资企业利润的汇出，经常项目下的赤字往往在瞬间表现出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水际制造业"的门槛低，其他国家迅速加入竞争）和出口增长率低下（西方对低技术产品的需求有限，本国消费者又不能支付外汇），外资流入会发生逆转，国内资本为了规避风险，也一并出逃，经济的崩溃就如雪崩一般，所有的投资者不约而同的挤兑外汇，撤出投资，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瞬蒸发干净。事实上，本来就没有什么财富，所谓的高技术工厂只是发达国家不屑于搞的组装车间，一度兴旺发达的大学教育不过是为组装工厂配套的技术学校，而帐面上虚涨的财富仅仅体现了外来资本对低技术品出口高增长的一种预期。一旦这种预期撞上了狭小的世界市场的边界（第三世界即使"工业化"，大部分人依然穷困，世界市场始终依赖于西方国家的购买力），泡沫自然会随风而去。

海外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例，96年时的数据是：韩国11%，泰国18%，马来西亚23%，印尼16%，菲律宾50%，中国14%。这种靠海外资本流入支撑的经济，如果面对资本流入减缓和资本流出的增加，就不得不采取抑制投资、削减进口、财政均衡化等措施改善经常项目下的收支。亚洲诸国采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提高了产品加工能力。但这种发展方式使各国产业构造趋同，各国的竞争关系非常强。亚洲及世界市场的轻工业品供给过剩，价格下落。而90年代前期的高度成长使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不足，劳动力价格上升，投资的比较优势丧失，一增一减之间，危机只是迟早的事情。

水际制造业的通货危机


支付能力危机并不是在直接投资停滞后立刻到来的，直接投资开始减少以后，证券和外债形式的外资还在大量流入，经济依然保持繁荣。中国以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全面进入"水际制造业"。94年初人民币并轨贬值33%，出口竞争力增加，廉价的工业品出口增强，导致亚洲诸国的出口急剧下降，经常赤字大幅扩大。于是外国资本对亚洲诸国债务返还能力产生疑问，外资的流入一夜间逆转，汇率急剧下落，金融危机爆发。1997年金融危机从泰国发端，然后迅速波及亚洲诸国，全部资本外逃，"东亚模式"的神话到此破灭。

一旦危机开始，国家的具体情况如下：首先汇率大幅下落，进口物价急剧上升，产生剧烈通货膨胀，实际工资水平急降，个人消费能力基本消失。企业在内需不振，汇率高涨，外资债务上升的情况下，被迫削减设备投资和投机性投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为了减少经常赤字，许多工程中止或延期，建设投资低落，大批的房地产成为烂尾楼，连同被裹胁进投机行动的民众存款一同化为垃圾场。工业企业和投机企业的破产致使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增加，信用等级下降，储蓄流出和外国银行贷款回收压力增加，资金不足现象频发，反过来又影响了残存的工业企业的运转。此外，在泰国、韩国和印尼等国，为了重建金融系统，对经营恶化的民间银行进行清算和营业停止，短期内又增加了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不安。就这样，亚洲诸国的经济，随着汇率下跌，内需低迷、企业业绩恶化、金融系统混乱，这些因素又促使汇率进一步下落，形成恶性循环。资本外逃，外汇储备枯竭，公私的外货债务不能返还。实际代表外国债权人的IMF往往在这时伸出"援助"之手，首先不能返还的私人债务要转化成国家债务。然后是强求财政收支/经常收支均衡，金融市场/股票市场自由化，以方便海外投资的进出，增强海外投资者的信心。最后，国民经济进一步依附化殖民化，外资以低价收购了比原来更多的企业，甚至可以取得一贯受国家保护的少数民族产业的优质资产。整个危机结束后，外国投资者取得了更大的控制权，工资水平下跌到工业化以前的水平甚至更低，整个国家数年的动荡只是为西方国家提供了更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否投资利用这些劳动力，给他们被剥削的权利，还要看是否有其他国家提供更便宜的劳动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工业化"国家只能守着空空的厂房，追忆以往的繁华。

经济学中素有雁行战略的说法。亚洲是以日本为头雁提供基本配件、素材和设备，然后按照NIES、ASEAN、中国越南的次序，逐次建立"水际制造业"，雁行发展。亚洲飞雁其实不过是80年代拉美山鹰的翻版。80年代拉美国家由于累计债务问题引发严重经济危机。债务国在IMF主导下构造改革，彻底依附化。94年墨西哥再次爆发金融危机，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又传播到拉美。2001年阿根廷又爆发金融危机。这一系列的事实的具体过程正好印证了上面所说的发展过程。

在第三世界的雁行发展队列中，拉美诸国最先发展，得益于当时中国和印度不开放，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又处在动荡之中。拉美诸国相对稳定，接近西方文化，容易吸引西方投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后来东南亚的国家开始稳定开放，人民比拉美诸国更勤勉，愿意接受更低工资，于是拉美诸国的投资比较优势消失，遭遇债务危机，发展中心转向亚洲诸国，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再后来，中国印度也加入了雁行队列，海量的劳动力且能够接受更低的工资，亚洲诸国的投资优势很快消失，爆发金融危机。从增长率来看，中国目前依然在繁荣之中，这只最大的飞雁的结果会如何呢？

文化革命失败到去工业化


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中，完成了文化革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彻底工业化了，"物作り"深深刻入日本人的骨髓。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工业基础瓦解。农地改革，平分地主土地。劳动改革，劳动组合（工会）势力强大。财阀解体，财阀家族被强制排除出企业管理，财产税及通货膨胀等使大部分股份集中在政府手里，从业员参加企业管理。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战前积累的知识、技术和组织管理在燃烧的废墟中完整地保留下来。为了从崩溃的深渊中脱离出来，提出了"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的口号，号召国民齐心协力共度难关。自由经济派的吉田茂首相推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的倾斜生产政策，煤炭和钢铁先行，基干产业先行恢复，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被尽量压缩。科学技术人员被编成新的民用科研机构，重建了生产知识体系，大型企业集团得到了恢复。国民默默忍受1人1天火柴4只，肥皂1人1年1块的配给，耐心等待现代工业国家基盘的再造。十余年后，日本又作为先进工业国家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

中国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没有完成文化革命，仍然是传统的小农思维方式，内心深处还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以经济效益为中心。70年代末打开国门，看到国外的高楼大厦，光怪陆离的消费品，顿时自惭形秽，却没有看到消费品背后的深层工业实质，没有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于是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重新拥抱传统，采取清末民国的发展策略，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不通向希望，但却是最容易走的一条路，加上30年高积累的底子，中国得到了暂时的繁荣。

去工业化先从农村开始，分工协作的人民公社解体，包产到户，调动积极性，重新回到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农村的组织资源被浪费了。然后是城市改革，减政放权，自负盈亏，产业结构间的协调配合瓦解，个人发财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技术水平却停滞不前，中国的工业革命就此夭折。去工业化极大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但是，政府把所有能调动的资源向消费倾斜，如军转民，砍掉大部分科技发展计划，大举内外债引进国外的消费品或消费品生产线，一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工资。工业生产急剧向消费品生产倾斜，国民生活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改善。短期的生活改善掩盖了技术力停滞不前，迷惑了中国人对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

中国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相似的消费品匮乏的历史，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经济企画厅1996年编的《战后日本经济的轨迹》--经济企画厅50年史，这么写到：经过50年的岁月，我们对先人肃然起敬。日本的电视专栏里，那是个清贫，但却又是拼搏奋进的火红年代。询问普通的日本人，为什么倾斜生产，而不是改善生活，回答那是国家的根基。中国则完全相反，正式文件中指责先人犯了错误，走了弯路。学者们不断论证当年如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当时消费多些，现在的收入会增加几何。普通人则觉得少吃了几口饭，少穿了几件衣，不堪回首。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看法，普通日本人会异口同声回答：不行；而中国人则认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造船很长时间不能改善生活怎么办？日本人的回答是：忍耐；中国人则是控诉。这反映了中国日本的文化差异，日本完成了文化革命，而中国却没有，特别是中国的上层阶级没有具备工业化思想。

经济结构的不断细分化、原子化，导致了研发能力枯竭，高消费又使政府不能投资于国民的义务教育，也不能投资于民族的新技术新产业。于是大规模成系统的引进外资，利用外资促进中国的改革。一代名相朱熔基主张：应该帮助外资打垮国企，无论国资外资，在自由市场上获胜的就是好资！把邓小平理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由不问姓"社"姓"资"到不问国籍，外资象潮水一样涌入中国，接管和改造中国的工业体系。中国累计利用外资过680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过5000亿美元。表2，体现了中国去工业化的进展。

表2：90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组成及工业化程度（％）

年份 外资企业比重A 采掘及原材料工业比重B 本国正规制造业比重C 非正规制造业比重D 工业化程度E
1992 5.5 26.9 42.1 25.5 18.4
1994 8.5 26.6 40.8 24.1 20.4
1996 9.8 21.5 30.7 38.0 17.4
1998 12.2 20.1 25.9 41.8 16.2
2000 15.4 22.3 26.5 35.8 18.5

数据来源： 本表所使用的工业增加值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上国民生产总值构成表。1998年以前外资企业和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的增加值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1998年以后取自"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

计算说明： 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或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A、B、C、D各栏百分比分别由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和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除以工业增加值而得，这四栏的百分比相加为100％。E栏数据由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与外资企业增加值之和除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得。


从表2可以看出，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血汗工厂）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譬如已经破产的沈阳第一机床厂）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大规模引进外资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比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比4。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工业化过程中，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

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城市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他们却曾经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即使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由于把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宝，调动个人积极性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目标，中国的劳动力正转化成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人肉机器。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结果，90年代初以来，广东的打工工资只增长了68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教育、医疗、住房等，实际所得大大下降。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中国农民也以血肉之躯与外国的农业机器竞争。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真正就业率已经跌落到50%，且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文科理科学生基本失业，只有工科学生因为可以在流水线上当技术员而谋得一份工作，但工资也与从事简单劳动的日益接近。中等收入阶层整体上趋于被消灭，少数高层人物却能够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分得丰厚的利润。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与拉美及东亚诸国接近，穷人买不起，富人买够了不想买，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越来越依赖外国市场。

随着正规制造业萎缩，消费低迷。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见紧张，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弥补，导致更多的正规制造业萎缩，形成恶性循环。为了刺激疲弱的经济，中央政府大量举债，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也大力推动房地产，大兴土木。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掩盖了中国经济实体的虚弱。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偏倚而虚软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这种靠透支政府信用的刺激经济增长孕育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经过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到今天，以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为中心的基干产业全线崩溃，钢铁业只能做粗钢，化学也只能生产初级原料，半导体产业早已消失，机械行业行将就木。中国几乎不能够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化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依赖进口，国民经济所需的各种装备也依赖进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的基础已经瓦解了。没有基干产业的支持，所有的产业要么依附于外国，要么变成炒作者的泡沫。中国经过了百年轮回又走上了清末民国"水际制造业"的发展道路。使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依赖外国市场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研发能力急速瓦解，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水际制造业"只需要高层管理者、高级官僚，和底层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人肉机器，不需要多少有知识有技术的中间管理者和工程师。人口的再生产也适应这种需求，教育产业化，使人肉机器的下一代还是人肉机器。即使大学毕业，也不能接受独立产业培训，还是人肉机器的候补。而高层官僚子弟和买办资本家的后代留洋镀金，从思想上与西方接轨，自然受外国资本赏识，回国继续作威作福作买办，为外国组织廉价劳动力生产。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整个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因此很难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就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

靠人肉机器驱动的中国经济，由于暂且拥有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不用考虑其它国家的人力竞争，当然印度是个问题，不过看来现在还不是中国的对手。中国的未来会如何？

问世间钱是何物?


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这一点无庸置疑。从南方的广州深圳到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再到苏北、山东沿海，渤海湾沿岸，处处都在大兴土木，修公路，建厂房，成百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为开发区，以异常便宜的价格提供给外来投资者。无数的劳动力从西部和中部涌向这些迅速建立的开发区，再分头流向各个流水线旁的工作岗位。石油、钢材、有色金属的消耗量也越来越高，虽然公路越来越多，但超载现象还是压垮了路基和桥梁……这一切都证明，中国的工厂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产品。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又很难把许多社会现象同"增长"联系起来，工资确实在缓慢增加，却始终跟不上物价和房屋价格的上涨，大学生们从学校里走出来，却很少有人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人被医院的高收费剥夺了基本的医疗保障，整个国家不断在外交上让步……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幸福？繁荣为何不带来富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外汇储备超过4700亿美元，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年均增长8%，在世界经济一片低迷中，一枝独秀……。发展是硬道理的内容最后变成了挣钱是硬道理，一切用钱衡量，挣到钱的就是好猫，没有利润的事情就是无谓的浪费。

既然挣钱成了唯一的经济指标，我们倒要问问世间钱是何物？是金银财宝吗，那么当年的大清帝国忠实地履行了发展是硬道理，凭借自己无以伦比的商业力量挣到了世界上大多数白银，GDP占到世界总GDP的30%，富甲天下，最后在阵阵炮声中交出了数百年的积蓄。民国战乱不止，出口低技术产品的能力比清朝差了许多，却也是挣钱能手，创造了黄金十年，建设了东方巴黎的上海，当时的钱已经不是足赤真金，金本位银本位，但好歹还有固定含金量。虽然挣了很多钱，民国和清朝的下场差不多，经济成就被现代工业创造的战争机器摧毁。

今天，钱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元英镑都与黄金脱钩，纯粹是西方政府凭信用发行的符号，RMB从来就与金银无关。各国政府发行的货币总量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货币的变化反映了工业社会的实态，机器是生产的主体，强大的工业体系可以创造无穷的生产力，只受限于可以得到的天然资源。至于货币，既然只是产品分配及调整机器运行的手段，自然退化为符号，与财富无关。国家的财富是自然资源和能够创造和使用机器的有知识、有技术有组织的国民。

历史轮回，中国又走上了以挣钱为硬道理的发展道路。人均GDP在增长，但国民的生活却每况愈下，三农问题，下岗，教育医疗产业化，环境污染……。改革开放极大调动了积极性，一天干十余小时司空见惯，为什么干的越多得到的越少？原因是把自国的资源和人力往国外运，多运多得，极大调动了积极性，而中国却是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GDP的增长对工业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工业国家反映的是资源流入，落后国家反映的则是资源流出，人均资源占有量的下降。换来的高级产品，只用来奢侈消费，并没有用来改善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反而还破坏了民族的独立性，学生在教育产业化中失学，熟练工人在下岗运动中死于贫病，基干产业彻底瓦解。

挣来的钱是自己的吗？如果辛苦挣来的钱必须去购买西方以垄断价格出售的工业物资，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这种钱只是在我们的手中打个转而已，不是自己的财富。如果挣了钱，买房子置了家当却没有力量捍卫，也不是自己的，这个世界远没有大同。历史上的大清和民国不用说了。现在，虽然武力热战的可能性小了很多（台湾是个问题），但斗争却一刻不停，方式更加邪门离谱，轻轻一点鼠标，几十年积攒的货币，可能瞬间灰飞烟灭，还欠上还不清的债。依附型的中国经济，有捍卫国家的力量吗？

百余年前，中国日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一个成为殖民地，另一个成为世界强国。现在，日本中国的发展战略又是不同的。《日本制造业复活战略》中这么写到：日本要维持与中国20余倍的收入差距，日本的年青人需要具备创造20余倍附加值的学识和技能。中国的改革方向是教育产业化，改制下岗，进一步调动个人积极性。百年前，义和团的血肉之躯没能够打败钢铁，今天……

看来世界上只有你一个聪明人了,大家都是白痴。美国的重工业是靠计划来的吗？请你看看国家的十一五规划，我们国家只注重GDP数字吗，只有计划经济才能发展你所谓的基干产业吗，你真是笨到顶啊！

建国初期在苏联的帮助下是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整个工业体系的性能提升得快吗？以汽车为例，在汽车工业搞合资前我们的汽车性能和样式可是几十年没变呢？看看现在路上的各式各样性质优越的汽车吧，这可是市场化竞争出来的呢？

现在搞市场经济了，难道钢产量下降了吗，年年的钢产量飞速增长知道吧，国家还不想让他们高速增长呢，怕产能过剩呢！

跟你再辩论下去，我还不如对牛弹琴呢！

呵呵,楼上的,真有同感. 我已经对这个人无语了

去过苏联么？人家可是百分之百的就业率。十个人中有2。5个就有小汽车，全免费的医疗、水、电、电话费。

去过苏联么？人家可是百分之百的就业率。十个人中有2。5个就有小汽车，全免费的医疗、水、电、电话费。

是啊,但是现在怎么样. 一个笑话.

苏联人的一个5年计划让每一个家庭有飞机, 为的是让他们买面包更方便.

汽车现在是中国自主生产的么？还不是组装的，给别人刷盘子打工，高附加值归别人。完全是人在拼机器。

以前的领导人压根就没有想要生产汽车，因为对于全中国来说钢产量本身并不多。那时主要是生产拖拉机，这根本就同有错，那是为了提高农业的机械化程度。

苏联也是前时期生产拖拉机提高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苏联的粮食总量虽然不以前，可农业的人均效率在全世界算高的比革命前提高了十几倍，只不过农业人口每年都在减少。到六十年代末在开始全民普及汽车。

中国的情况本身就不一样，自己的石油本身就不多，还出口换工业设备，生产拖拉机是最现实的。汽车只不过搞式样出来就行了，必须以全社会的利益为重。

大跃进我说几遍，正是苏联计划被破坏的年代。

饿死人的直接原因是搞人民公社，把农民自家的锅全砸了炼钢，大家一口锅吃饭。这本身就是胡闹。但这个计划经济有个屁的关系，那正是计划体制被严重破坏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