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通过利用外资和加工贸易，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中国宏观经济总量持续高增长，但是就在这一时期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简称劳动收入占比，下同）却呈现下降趋势。根据我们的计算，1996年～2007年劳动收入占比从54%下降到39.74%。与此同时，资本回报占GDP比重从以前的20%上升到2007年的31.29%。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偏低的劳动收入占比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吸引外资和拉动出口两个方面。相对较低的劳动成本，一方面
提高了资本的利润率,由此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流入中国，这可以弥补中国建设之初缺乏资本的矛盾，并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拉动出口的大幅增加，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偏低的劳动收入占比将严重损害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由于劳动收入占比偏低并且逐年下降，而资本所得不断上升，这将会加大社会收入差距。因为资本收入引起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劳动收入引起的收入差距。其次，劳动所得用于消费边际倾向要远远高于资本所得，劳动所得下降将制约最终消费提高。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由于劳动收入占比偏低。劳动不是普通商品，因为劳动的价值直接体现为消费力，而消费力影响和决定生产力，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过低的劳动收入占比导致劳动者尤其是中低收入劳动者缺乏消费能力，这不利于扩大内需和经济的良性循环。最后，劳动收入占比偏低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之所以能在我国长期存在，重要原因之一是劳动收入占比太低，企业即使粗放经营也能获得较高的利润。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贸易和投资的日益自由化为特征的，过去的十年中国以极快的速度融入全球化进程。2005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贸易额达到14 221亿美元，居世界第三，外贸依存度高达63.9％；2009年，中国出口额首次超过德国。由Stolper-Samuelson定理可知，作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贸易的分配效应使得劳动者的报酬上升、而不是下降。但是，中国现实的劳动收入占比状况并未出现经典贸易理论的理想结果。另外，中国每年吸引的FDI流量达到了500～700亿美元。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外资不断地大量流入，资本稀缺性得以降低，劳动力在“讨价还价”中的地位得到提高，这将有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机理不可能与其他国家完全一样，在分析和理解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时，一方面要结合传统的经典理论和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必须和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改革联系起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色是在不改变政治权力基本结构的条件下，中央和地方实行经济上的分权。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分权的经济体制产生了特殊的**结构，政治绩效的考察依赖于经济绩效的表现（周业安，2002），迫使地方**追求经济资源的扩张，并且刺激地方**展开GDP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