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争论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经这样说过，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自由派，你主张计划经济，那么你根本就不懂经济学。真正懂得经济的，都是赞成自由的。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道出了经济学的精髓，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精髓都应该是这样：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起源于欧洲，花开两支，一支是英国的自由主义，一支是法国和德国的自由主义。后来，法国和德国的自由主义走了样，逐渐被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所替代，英国自由主义也经历了发展，衰落，再次复兴的阶段。真正的自由者都是反对理性主义的，尤其是理性主义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建构主义。理性主义是对个人能力的肯定：你可以改变自然，你也可以改变制度。理性主义的确对人类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人类自信心的膨胀，理性主义最后却走了样，变成了建构主义，人类逐渐试图去改变自然，影响制度的构建，甚至想拍着脑袋想当然的重塑和建立一个制度。建构主义打着社会正义的旗号，让一个又一个的政权逐步走向了极权，如二战后的法国、德国等。而现在，是西方一些ZF打着福利国家的名义，增加ZF开支，扩大ZF权力，直至ZF失灵。
自由主义，我的理解就是每个人都有追求的自由。这句话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每个人的自由都是不能收到任何强权以任何名义侵犯的，即便这些名义打上了维护公平正义的幌子；第二层意思是既然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权力，那么，每一个追求自由的人是不能去强制别人去做他不情愿做的事情，如果互相强制，或者有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强制另一个主体做了他不情愿做的事情，显然，这就违背了每个人都有追求的自由，所以自由这个概念是一个重复验证的过程。类似于，如果每个人都有自由，那社会才会实现自由。人性是贪婪的，为了保证每一个人都有追求的自由，那就需要非人际的制度来进行约束。这种非人际的约束就是法律。这里的法律是最为基本的法律，或者是最狭义的法律：法律仅仅规定人们不能做的事情，并且这些事情都是高度抽象的，换句话说，法律仅仅规定人们不能违背基本准则，这些准则有生命权，自由私有财产不能侵犯，诚信等。如果法律扩大了自己的范围，那么法律也会称为阻碍某些人实现自由的障碍。
自由和民主是不同的，尽管自由和民主都是推动19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民主关注的是权力在谁的手里，只要权力在大多数人手里，这就是民主；自由关注的是权力的大小，只要权力得到制衡这就是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制度。所以说，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追求多数人掌握权力的民主革命，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更多的限制王权的自由主义革命，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国不能容忍王朝的复辟，而英国却可以通过光荣革命，心安理得的接受王权的存在。民主和自由有时候是相容的，这个我们不做解释。这里只介绍民主和自由相冲突的地方：民主也可能走向极权，在民主社会里，即便是民主ZF是经过大多数人选举产生，如果不对民主ZF进行限制，那么民主ZF也会走向极权，阿罗已经利用数学公式证明了民主会走向极权，这就是阿罗不可能定理。而自由主义是不能容忍极权存在的。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1944年曾经写过一本书叫通往奴役之路，警惕极权主义。12年之后，大师在美国做了个演讲，说道，尽管他的一些预言没有实现，这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建构主义者正在以一种更见渐进的方式走向极权，并且这种方法得到了民众的支持，那就是建设福利国家。哈耶克认为，建设福利国家的最大弊端是ZF权力的急剧膨胀以及对自由的侵害。我感觉极权和自由是对称守恒的，只要存在极权一定存在自由的被侵害，这是极其可怕的。当然，有人会说，福利国家好啊，社会公平正义好啊，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我建议我们弄明白了福利国家，公平正义的意思再来谈这个问题，我讨厌上纲上线的还略带人身攻击的学术争论。
谈一个例子吧，Z国ZF，为了社会公平正义，颁布了一些列政策来抑制房价。但是，抑制房价的措施却是走经济体制改革的退路：最高限价，限购...等等。我不是说ZF不应该调控房价，我想表达的意思时，不要以公平正义的名义，走向极权。中国人是个喜欢谈历史但不喜欢读历史的国家，尤其不屑读外国历史，如日本，米国等。自习读一下米国，日本的历史便会发现，抑制房价的最好措施是社会保障房建设，这才是ZF真正应该关注的。ZF只要把自己分内的事做好就可以了，不要去管市场。结果，ZF自己的分内的事情没有做好，最后来埋怨市场失灵。一个错误希望用另一个错误来弥补，现在没房子的阶层都来骂万恶的开发商，都是舆论引导有力啊。我想说一下，就算这次房价能够调控下来，通过对房价调控对自由的侵害的后遗症什么时候才能消除啊。是不是ZF会想当然的认为，ZF缺位没事的，出了问题，只要怪罪一下万恶的市场机制，自己再趁机极权，把问题解决了，这种思想最终会导致市场经济体制的退步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B城市为了交通，限制买车，这可是当年ZF大力支持的行业啊，自己城市建设规划和交通发展规划失误，最后又要市场来买单，这样的逻辑本身就是非常可怕的。
顺便谈一下做人与做学问。经济学家经常挨骂，因为真正的经济学家不会在任何场合都谈普通人喜欢听的话，比如我们要维护公平正义，我们要建设福利国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天一个哥们问我，你怎么看保护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关系啊，我说，单纯从农业产业角度，农民种粮是其唯一收入的话，这句话就是悖论。最后，那哥们说，你太理性了，太缺乏人文关怀了。这已经是第二个人批评我缺乏人文关怀了。结果，有一天，一个社会学老师谈到了这个问题，社会学老师和我观点极其相似，哥们又说，你那天说的挺有道理啊。我说，好吧，看来大家都对学经济学的误解了。
我承认经济学家都是从理性人角度看待经济市场甚至是政治市场问题，谈问题的时候都是冷冰冰的，很不讨人喜欢，有的时候还会说出一些缺乏人文关怀的话：如经济适用房不能建私人厕所。但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我强调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具有人文关怀的，他们如此理性的说话正是因为他们的人文关怀，你很难相信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学者会在不同场合通过谈爱国、爱集体这些没有实际意义的理论来赚取支持。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当然有名，但是，他还有一门更有名的书：道德情操论，只不过国内很多人不去读罢了。大卫休谟，凯恩斯，哈耶克，这些人那些不是敢说真话的哲学家。就说国内的例子，杨小凯，张五常，顾准，薛暮桥，吴敬琏，这些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具有道德操守的经济学家那个人没有因为说话太直接，太喜欢说实话而遭受过打击（迫害）。现在有的国人竟然说，张五常不过是一个倒卖某设备的骗子，吴敬琏是间谍，唉，只能说这是社会的悲哀了。在这里强烈建议大家读一下杨小凯的的著作，多了解一下这位经济学界可能最有成就的华人，一个因为说实话，被关押十年，自学成才，潜心做学问，仍然关注祖国改革开放的人，英年早逝，天妒英才，如果他还活着，也许他真的可以称为第一个走进斯德哥尔摩，接受瑞典皇家科学院祝贺的人。
所以说，真正的经济家都是服务于个人价值观的人。做学问，也是如此，如果你想做学问，你首先要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和价值观，哲学体系没有优劣，个人价值观没有对错之分。但是，一定要服从于个人价值观，不要说违心的话和做违心的事情，如果那样，你一辈子也做不出学问。跟朋友聊天时，朋友谈到，如果刚开始迫于压力，为了学问更好的发展，说一些违背个人意愿的话是值得的。我说，这句话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违背意愿，你能保证你未来也不违背意愿，毕竟，未来是更不可能预期的；第二个问题是，你刚开始违背自己意愿可能还会察觉，久而久之，你会形成一种习惯，丧失了基本判断能力，那时候，你把握学科发展前沿不是靠科学，而是靠某些人的喜好，那么有一天你一定会丧失把握科学发展前沿的能力。如果你没有个人价值观，最基础的哲学思考，那么你一定不可能称为一个有学术操守，为良心说话的人。
谈到做学问，就多谈两点：第一是，做学问一定要形而上，之所以这么多人讨厌形而上是因为人的惰性。由于惰性，很多人不能踏踏实实成为一个偏执狂，对学问进行研究，而且以形而上为名反对那些真正做学问的人；第二点是，学问需要争论，争论出真知，争论才能进步，但是反对文字游戏，反对以爱国为上纲的争论，更反对人身攻击。哈耶克与凯恩斯在学术界，一直争论，但是他俩却是挚友，正如我和老周在一些观点上有很大出入，但是我们也是挚友，主要原因是我们从来不进行人身攻击（我和老周都是屁民，放在这里似乎不妥）。但是，在中国，学术争论中的人身攻击很常见，这可能与中国人的人性有关。
好吧，关于自由主义以及对做人做学问的浅薄看法就到这里吧。也算为那些没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辩护一下。最后说一句：一切想人为操作的公平，都是建构主义的扯淡。一如既往的，错别字很多，请见谅！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