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ZF责任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定期撰稿人 史蒂文•拉特纳

在有关资本主义失败的种种愤激举动和责备声中，我们不应忘记全球ZF的责任。它们放松了监管要求、对危险的（在某些情况下是非法的）活动视而不见，并纵容自己的过分行为。

资本主义像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小孩子，需要规则、界限和纪律。如果一个小孩子无意中把房子点着了，那么他的父母要承担责任。“为资本主义会诊”这个专题的名字，可能很容易变成“为ZF会诊”。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为对过去4年那些钻心苦楚承担大部分责任的资本主义（或其主角）进行开脱。我们需要做出真正的变革，其中只有一些已经实现。
但同时，ZF也让我们大失所望。欧元区目前的混乱局面，很难说是资本主义或金融体系的错。缔造出欧元的ZF官员们，继续一厢情愿地推行他们轻率的计划。实际上，很多金融家（包括我本人）都曾大声宣称，欧元在设计上存在问题，这种货币有可能解体。

然而，当希腊等外围国家对着廉价资金狼吞虎咽的时候，连德国人都对此视若无睹。当希腊将ZF机构的薪资提高了一倍，增加了数以万计的公共部门工作，甚至在2004年奥运会上支出140亿美元（是预算的两倍多），该国的债务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这不是什么秘密。
公共财政有欠审慎的情况并不限于希腊。所有欧洲国家都冲破了中央ZF的预算上限。其结果是，很多国家的信用评级最近遭到下调。
诚然，我们需要增加一些公共支出，用以遏制伴随金融崩盘出现的衰退。但在美国的例子中，由于之前7年糟糕的税收和支出政策，该国进入了“救火”模式，水罐已部分耗尽，财政盈余被挥霍殆尽。
或者以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数十年间的大幅上升为例。这同样不是什么秘密，而美国选择的政策措施加剧、而非缓解了这一问题。众所周知，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措施，使得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秘书所支付的税率，高出了他本人的水平。1993年，美国收入最高的400名富豪支付的税款占全国总量的29.4%；2008年，这一比例降至18.1%。
如今，人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监管者未能控制危险因素这一事实。在美国，放松监管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从证券公司具有放射性的杠杆水平、到面向房屋所有者的不够审慎的贷款。
多年来，美国在所有领域都具有消费者保护——从儿童睡衣的安全性，到信用卡借款利率。然而，在吸引力越来越大、但不明智的贷款在房屋所有者眼前晃来晃去时，他们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保护。
在确定即将爆发的灾难方面，多数监管者比企业好不到哪里去。2006年2月，通常表现杰出的美联储(Fed)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表示：“房价可能会继续上涨”。而仅仅5个月后，房价开始暴跌。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明显利大于弊。尽管最近出现了一些破坏，但没有其它经济安排，有可能会在战后时期如此大幅地提高这么多人的生活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公民似乎都认同这点。过去一些经济极端混乱时期，通常会出现进行彻底改革的呼声，但希腊和意大利两国都选出了技术专家型总理，他们将把重点放在纠正ZF过去的失误上，而不是把银行家关进监狱。

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修复资本主义。我的建议是，对于公共部门机构和企业的罪恶，我们应给予同等关注。最为紧迫的是，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需要一个全球ZF结构与之匹配。例如，尽管多个巴塞尔协议(Basel)给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带来了一个统一标准，但在其它关键领域，各国仍旧各行其是。美国选择限制银行从事自营交易的能力（《沃尔克(Volcker)规则》），英国则将吸收存款与交易业务完全分离，而其它一些国家的银行体系毫无变动。

跨国企业的兴起和全球税收体制的匮乏，造成企业税率的竞次，这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状况日益恶化的另一个因素。在美国，企业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5%，降至去年的1.3%。
爱德曼(Edelman)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很多受访者认为，针对企业的监管不够完善。如果资本家希望规避更多的监管，那么他们必须支持更有力的ZF监督。
本文作者曾担任美国联邦ZF拯救克莱斯勒(Chrysler)和通用汽车(GM)行动特别工作组负责人。

译者/梁艳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