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most people, most of their thinking is subconscious, that is, never explicitly put into words. For example, most people who think negatively would not say of themselves, "I have chosen to think about myself and my experience in largely negative terms. I prefer to be as unhappy as I can be. "(sounds like me,I usually choose to think things terrible when I am down.)
　　
The problem is that when you are not aware of your thinking you have no chance of "correcting" it. When thinking is subconscious, you are in no position to see any problems in it. And, if you don't see any
　　
problems in it, you won't be motivated to change it.

看看

此书不错。

分享一段不久前写的一篇文章哈：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人口红利视角：居民的人口，ZF的红利

        一、人口红利的概念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是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所伴随的经济成长效应。它通常发生在人口过渡时期（Demographic transition）晚期，此时因为生育率下降，使得受抚养的青幼年人口减少，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这个理论是在1998年首次由哈佛大学教授大卫·布鲁姆（David E. Bloom）与杰佛瑞·威廉森（Jeffrey G. Williamson）所提出。这一派学者认为，人口红利在亚洲四小龙与1990年代凯尔特之虎的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两位经济学家认为1965年至1990年东亚经济增长（以人均收入衡量）中有至多三分之一都可能要归功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二、居民视角的人口红利

        充分的劳动力，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对于居民本身来说，人口红利并非好事。由于供求的不同，衍生了垄断和竞争的概念，也因此有了供给垄断、需求垄断、供给竞争、需求竞争。显然，人口红利是一种由于劳动力供给过量导致的供给竞争的情况。经济学告诉我们，供过于求则价格下降，在劳动力供给过量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下降。劳动力的价格下降，即居民的收入较低，虽然能通过出卖低廉的劳动力来保障家庭的基本生存，但生活并不好过。至少在私有制社会，人是有贵贱之分的，在人口红利之时，贡献了人口红利的居民大部分是贱民。

        三、ZF视角的人口红利

        与居民相反，ZF则喜欢这样的人口红利。ZF只需保障大部分人的基本生存便可以名垂青史。而人口红利的存在，ZF的保障基本生存任务可轻易完成。不仅如此，由于人口红利时期的人口的基本生存极容易保障，ZF的社会保障支出相对较低，因此，在必要的社会保障支出后，财政收入必然有剩余。君王便可以利用这样的剩余来做一些使自己名垂青史的事情，例如修运河，造宫殿，开疆辟土。

        悠悠华夏历史，许多盛世，便是利用了人口红利之便。一将功成万骨枯，新王朝的建立，总是建立在大量伤亡的基础上。王朝建立之后，天下安定，生育率短时间内急剧提高，而后逐渐降低，经45年左右迎来盛世，这样的盛世正是人口红利带来的盛世。

        由于夏商周的时代人口稀少，资源丰富，且战争不仅规模小而且并不以消灭敌人为目的，因此人口红利带来的盛世并不明显。东周后，战争初具规模，杀伤性武器普及，以消灭敌人为目的大规模战争自此开始。秦王朝灭亡太快，人口红利期还没到来便迎来了汉王朝。汉王朝刘邦建国，到汉景帝登基时已49年，此时正是文景之治时期，汉景帝在位共计16年，汉武帝的时代则被称为武帝盛世。汉朝之后是动乱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杨坚建立隋王朝不过二十余年，人口红利还没开始，英明的君主杨坚于开皇之治的积累便被具有远大抱负的隋炀帝挥霍干净。隋朝灭，唐朝兴，大唐盛世与历朝历代相比，最为特殊的便是盛世的连续性，唐建国后八年，太宗李世民即位，自此便开始了贞观之治、高宗的永徽之治、武则天的贞观遗风、李隆基的开元盛世，发生于唐朝的第八年到约第一百四十年。唐乱后，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了天下，36年后真宗即位，史称咸平之治，以及随后的仁宗之治。明朝洪武皇帝建国后的35年迎来了永乐盛世。清朝努尔哈赤建国后45年，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国，香港澳门回归的年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盛世的开始，即1997年，距离1949年共48年，也恰好是人口红利期。

       四、结论

       综上所述，真正给居民带来利益的只是安定的大环境，而人口红利对居民则没有好处，与此相反的是，人口红利给ZF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短期来看，ZF能左右许许多多的事情，然而从长期来看，真正决定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仅是生产力和社会力量，ZF只是一个内生变量。

      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拥有远大抱负的隋炀帝杨广和汉武帝刘彻，一个结局是国破家亡，一个则是武帝盛世。因为他们只是悠久历史的一个内生变量，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否，在本文体现为尊重人口的规律与否，带来的结局是很不相同的。

辛苦了以上回复的朋友，我现在对批判性思维有一些了解了，正在思考中……

路过

批判性思维其实并不高深，学过哲学的人应该非常了解，关键是运用

有点看不太懂~

顶起

支持～
以前学过谷震誉老师的《批判性思维》，可惜都忘得差不多了

虽然内容有些是思维！但是更多的我觉得是一些谈判策略吧！增加自己的筹码！或者基于某个目的，如把原因外在化，实行某种策略！不太能说你是批判性思维！更像是在讲述利用思维、、、

为什么啊？

不错，打算去买一本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学习过数理逻辑，符号逻辑同上述理论有相似之处，不过书本上确实缺少例证，因而在实际中我们没有有效地锻炼这种批判性表述，值得学习

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机械工业出版社号称三大出版社之一
但是最近几年在经济管理类上出的书质量并非上乘之作
我觉得机械工业出版社在出版经济管理类书籍上并没有什么重要教材出现
我建议:找些从国外回国的海归写些教材
而且经济学发展如此之快,国外的教材在国内会越来越普及
所以要抓住国外教材的翻译版本,这是很大的一块市场
但是目前机械工业出版社好像很大精力都用在国内学者的自编教材上

看得我头大，不过批判性思维确实是蛮重要的。

       批判力来自于批判性思维，而具有批判力的思维，需要学习力和思考力；就是要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好奇心和想象力只能够算作辅翼。可以用之前本人从康德哲学中思考经济学问题为例：
            邓晓芒先生的《康德哲学讲演录》看了我整整一个晚上，很早吃过晚饭就去了教室，回来已经近11点了。这本书将康德的三大批判讲解得深入浅出，但对康德哲学思想的把握却是极其到位的。能够站在康德思考问题的角度上看康德哲学是不容易的，恰如邓晓芒先生说的，这是一种素养，需要通过阅读哲学史来学习哲学，才能阅读、训练、理解不同的哲学家及其提问方式，也才能获得一种哲学的素养，通过哲学原理是无法真正学得哲学的。对于任何学科的把握与理解，尤其是在应用上都需要有这个学科素养，或者说专业素养，有时候也需要点哲学素养。其实学习经济学，从事经济学研究也是这个道理，我想主要从经济学研究上谈一点读书心得。     康德是不容易读懂的，有人说，康德就是一个蓄水池，所有以往的哲学都流向他那里，所有后来的哲学都从他那里流出。事实上康德哲学可以简单的概括为：“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以及“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先验问题，这个三个问题都在其著作中得以解决，而归根到底就是一个“人是什么”的问题。自由是康德一生最关注的哲学命题，其作品虽然佶屈聱牙，但却无处不渗透着对人的关怀。休谟、莱布尼茨以及牛顿对其影响很大，当然还包括卢梭，这位同样探讨人类、人性以及人类发展等问题的思想家对康德的影响还有一个故事：说是康德的作息非常规律，每天3点可以准时看到他从家出来散步，用来对表是分秒不差，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是看卢梭的著作《爱弥儿》，应该是废寝忘食了，通宵达旦，应该是第二天也没有去散步。
    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建立的知、情、意三种能力之上的理论体系，这个建筑体系实际上基于一致的构建艺术：量、质、关系和模态四大类十二范畴。邓先生在讨论康德的哲学构建时，提到中国的科学问题，缺乏从量到质的过渡，甚至怀疑中医的科学性，以及中国文化中缺少自由精神与自我意识的批判。倒是引申出了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正确与否倒在其次，不过问题的本身是才是重要的。其中的哲学问题不可能以一篇简短的读书笔记可以涵盖，下面主要谈一下自己从经济学研究上的体会。
    这里的经济学主要是主流的西方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严格说是一种哲学。在文章开头就提到，经济学研究同样离不开对经济史的阅读，站在不同经济学家的提出问题的角度思考，这样还不能说有经济学研究的素养，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来看，需要深刻理解西方经济学构建背后的文化与哲学基础。西方科学的构建是建立的数与量的基础上的，从西方哲学思想来看，经济学中数学的大量使用不足为奇，量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这是一个基本的范畴，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任何一门学科真正完善在于数学工具的广泛应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科技发展的根本，其背后有深刻的哲学基础，经济学发展上也体现出了这一哲学思想。
    事实上，我们国内在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上，基本上忽略了经济史，更不要说其立足的哲学以及相应的经济学哲学。这里不仅仅会导致所学非真学问，流于皮毛；更会造成学非所用，这也是目前国内经济学遇到的最大问题或者说是挑战。无论引进再多的海龟，翻译、影印再多的教材，引入多少一流的数理分析工具，但以上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仍然会导致更加严重的数理分析的形式化问题，只注重数量而缺乏立足本土的质量问题，依然无法学以致用，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是水土不服。目前国内以核心期刊、国外期刊（SSCI）数量导向的评价指标已经凸显了该问题，这里还不考虑到经济学的学科问题。
    那么进一步考量经济学的学科问题，如果问经济学是不是科学可能争议很大，但如果问经济学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则不会有更多的争议。那么社会科学更多的还是关心人的问题，当然这个与研究方法上数量化并不存在本质的矛盾，只是出发点会不同，从哲学的范畴上来看，更多的应该从关系与模态范畴出发，而不是基于量。既然提到哲学，就不得不注意中国人文哲学与西方人文哲学区分，以及对根本的人性善与恶的哲学基础分歧、宗教与信仰的迥异，事实上这些是经济学立足的根本。对于国内的经济学研究来说，这些也是被忽视了的，虽说不少的研究者指出了差异，但根本的逻辑基础还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理论，根本不存在、也没人承认有一个不同哲学基础的经济学。
    举例来说，西方在遭遇重大经济问题时都会及时的出台政策和法规，比较国内而言则非常滞后，在巨灾风险管理方面，美国1992年遭遇安德鲁飓风的袭击后很快就出台了相应的风险应对机制，资本市场也很快发行了巨灾期货以应对转移风险，接着不断出现各类衍生工具；而国内市场化的应对措施如发行巨灾债券等10年来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在08年连续巨灾袭击后，至今依然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还比如，现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农业保险问题等，已经积累了很久，相应的法规一直没有出台。这样的问题，对于从事经济学研究者来说都是应该反思的。地球是圆的，南辕北辙也能达到目的，但是这路太漫长了。不能只盯着发表文章的数量，忽视根本的问题，脱离实践、缺乏地气。话说回来，严格规范的科学精神是必须的，尤其是基本的科学研究范式更是需要学习的，但还是要提出本土化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样必然就存在一个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与批判的问题，而仅仅从观念上、观点上加以批判显然是无力的，不仅仅要理论批判还需要进行哲学比较与批判。无论是破还是立，都应该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体系。
     以上是学习康德哲学中得到的一点经济学研究上的一点启示。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0624&page=1&from^^uid=989069

好书啊，看看可以具有督导的见解和创新思维，赞一下

头晕了。亲。

     批判性思维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需要深入生活和实践，关爱生活，用心学习和思考；要体悟的功夫，比较、鉴别，判断，而后才能具有判断力。批判思维的形成是一个后天习得的训练过程，需要不断的肯定、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间前进、深入。关注生活、理解生活、体验生活，这才是根本，不然也容易陷入批判性陷阱。
      举一个例子：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知道守株待兔的故事，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才发现，其实我压根就都没真的读懂这个故事。最近慢慢反思自己所学，结合生活与实践，才发现我们的先贤如此有远见与睿智。无论是过去读书的时候，还是以后许多年，都认为那个农夫好傻，而固执地认为生活中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自己仔细的想想，我们生活中有多少人，又有多少时候不是那个我们曾经耻笑的守株待兔者呢？有多少人没有盯着一个永远也不会再来有兔子相撞的木桩？等待永远也不会到来的兔子？比如父母，看到谁家孩子弹琴有出息了，就让自己弹琴；谁家孩子打球成名了，也让自己孩子打球……这样的例子有多少？做研究的看到别人如何如何，自己就觉得自己也能够如何？与故事中的农夫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都没有兔子可得，还要拉上全家去等！那个农夫起码还捡了个兔子，他一个人犯傻！现在呢，全社会甚至都跟着犯傻！不觉得更可笑吗？很多人还在移民、骂祖宗类……我记得有个大牛，在nature上发了一篇文章，说我们为什么创造力这么差，做研究没创新，因为孔子与庄子……
       可见，不关注生活，不关心和体悟生活，批判性思维也会陷入空洞，社会反而更浮躁，更功利化。

我喜欢用这种思维来反驳别人

好，多谢了！

直接贴来的看起来很麻烦哦

支持

好长....

哦，有这样的情况。不过感觉他家的不少影印教材还不错。

我赞成你的观点

2005年11月4日《南风窗》，记者赵灵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语录。在今天的社会中，什么是科技进步的关键？中国的科研体制存在哪些问题？ 　　一 　　问：您怎样评价中国的科技水平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 　　陈志武：我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国内上的，1986年到了美国。这种特殊的经历让我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视角：我们从小熟悉的四大发明已经是宋朝的事了，过去这一千多年来，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有多少进一步的贡献呢？要衡量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大小和中国的科技地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日常生活中去判断，想一想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期间，你所用、所看、所碰到的东西，是由谁发明创造出来的？有多少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汽车、火车、电话、电脑、电梯、电炉、飞机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都是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是别人发明的。 　　问：15世纪以前，中国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科技强国，但此后，这种优势地位转到了西方手里。近代以来，中国对世界的科技贡献这么少，其中有哪些制约因素？ 　　陈志武：这也是我和许多人一直在探讨的问题。要研究中国的贡献为什么这么少，不如去看看西方的成就为什么这么大。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但在15、16世纪，就有了伽利略等这样出色的科学家。在更早的15世纪，西方航海家已经开始环游世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和西方的科技地位发生了逆转。这一切为何开始于15世纪，我认为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否有学术自由、人们的思想是否受到约束、个人才能的发挥空间到底有多大，这些制度机制对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发端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逐渐把西欧城邦国家从专制独裁、王权、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人们有了创造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文艺复兴不仅仅是文化艺术的复兴，也是思想的解放，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空间。文艺复兴并没从本质上改变人的原始能力，关键是制度上对自由的保障为创新提供了必要的环境，让人的能力更能发挥。 　　第二，西方的产权制度，让创造发明的个人和企业得到了好处。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建立的宪政制度限制了王权对私人财产的随意侵犯，同一时期在西方其他国家建立的司法独立、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都为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对产权保护制度的进一步要求提供了关键性基础。之后，美国、英国等在私人财产、专利、知识产权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有了私有企业和知识产权的可靠保护，人们显然会更愿意作最大的投入从事科技创新，这种基于私有产权的激励力量是无可比拟的。如果没有这个激励，科技发明是逼不出来的。 　　第三，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快速财富兑现机器，会激发更多人投身于科学研究，会催生创新文化。英国是工业革命开始的地方，但它后来被美国赶上和超过了，使美国在过去150多年中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科技发明中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的激励环境不如美国好。到19世纪末之前，英国证券市场交易的主要是债券。而美国的股票市场，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就掀起了铁路、电话、汽车、电脑等一次接一次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热潮，这使它很快拥有世界上最发达、交易量最大的股票市场。这样一来，成功的创业者、创新者在他们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能把已建成的企业股份以非常好的价格卖出，把他们企业的未来收入提前兑现。换句话说，在没有美国这种发达股市的传统社会里，一个创业者即使非常成功，但他成功的果实也要等上几十年、百多年才能一年一年地实现，要几代人才能兑现财富。但是，通过股票市场，你今天就可把预期的未来财富提前实现。财富兑现周期的加快和提前，肯定会吸引更多的追随者，鼓励人人都去创新、创业。

2005年11月4日《南风窗》，记者赵灵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语录。在今天的社会中，什么是科技进步的关键？中国的科研体制存在哪些问题？ 　　一 　　问：您怎样评价中国的科技水平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 　　陈志武：我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国内上的，1986年到了美国。这种特殊的经历让我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视角：我们从小熟悉的四大发明已经是宋朝的事了，过去这一千多年来，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有多少进一步的贡献呢？要衡量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大小和中国的科技地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日常生活中去判断，想一想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期间，你所用、所看、所碰到的东西，是由谁发明创造出来的？有多少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汽车、火车、电话、电脑、电梯、电炉、飞机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都是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是别人发明的。 　　问：15世纪以前，中国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科技强国，但此后，这种优势地位转到了西方手里。近代以来，中国对世界的科技贡献这么少，其中有哪些制约因素？ 　　陈志武：这也是我和许多人一直在探讨的问题。要研究中国的贡献为什么这么少，不如去看看西方的成就为什么这么大。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但在15、16世纪，就有了伽利略等这样出色的科学家。在更早的15世纪，西方航海家已经开始环游世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和西方的科技地位发生了逆转。这一切为何开始于15世纪，我认为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否有学术自由、人们的思想是否受到约束、个人才能的发挥空间到底有多大，这些制度机制对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发端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逐渐把西欧城邦国家从专制独裁、王权、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人们有了创造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文艺复兴不仅仅是文化艺术的复兴，也是思想的解放，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空间。文艺复兴并没从本质上改变人的原始能力，关键是制度上对自由的保障为创新提供了必要的环境，让人的能力更能发挥。 　　第二，西方的产权制度，让创造发明的个人和企业得到了好处。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建立的宪政制度限制了王权对私人财产的随意侵犯，同一时期在西方其他国家建立的司法独立、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都为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对产权保护制度的进一步要求提供了关键性基础。之后，美国、英国等在私人财产、专利、知识产权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有了私有企业和知识产权的可靠保护，人们显然会更愿意作最大的投入从事科技创新，这种基于私有产权的激励力量是无可比拟的。如果没有这个激励，科技发明是逼不出来的。 　　第三，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快速财富兑现机器，会激发更多人投身于科学研究，会催生创新文化。英国是工业革命开始的地方，但它后来被美国赶上和超过了，使美国在过去150多年中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科技发明中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的激励环境不如美国好。到19世纪末之前，英国证券市场交易的主要是债券。而美国的股票市场，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就掀起了铁路、电话、汽车、电脑等一次接一次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热潮，这使它很快拥有世界上最发达、交易量最大的股票市场。这样一来，成功的创业者、创新者在他们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能把已建成的企业股份以非常好的价格卖出，把他们企业的未来收入提前兑现。换句话说，在没有美国这种发达股市的传统社会里，一个创业者即使非常成功，但他成功的果实也要等上几十年、百多年才能一年一年地实现，要几代人才能兑现财富。但是，通过股票市场，你今天就可把预期的未来财富提前实现。财富兑现周期的加快和提前，肯定会吸引更多的追随者，鼓励人人都去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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