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制度的理解不多。请问几个问题：

1、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不是主要体现在通过法律手段执行与否上？两者转化是不是一定取决于交易成本？

2、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别与制度的作用范围有没有关系？一个正式制度是否必须由国家作为实体加以制定？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一个企业、甚至一个黑社会组织之中，有没有他们自己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3、如果一个非正式制度可以自动实施，是否还需要正式制度？

4、是不是只有在一个非正式制度无法自动实施时，在制订和实施正式制度成本低于收益时，正式制度才有可能出现？

5、正式制度的最终目标是否仍然要实现可自动实施的目标？

比如，发达国家没有人随地吐淡，这是非正式制度在起作用。我国非正式制度基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于是有些城市建立了正式制度，但仍然无法自动实施，解决不了随地吐淡问题。那么，是否意味着这个正式制度只是一个无效的制度？相反，在新加坡，通过严罚彻底改变了这个陋习，实现了自动实施。

再如，我国交通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司机开车没有规矩，其中一个现象是在路中经常有司机加塞。这个非正式制度是加塞的司机向其他司机挥一挥手，其他司机就让行，由此经常引起路口的交通堵塞。但是，曾有一位澳大利亚人告诉我，在他们国家类似的司机如果在路口向另一位司机挥手试图加塞，另一位司机决不会让行，只会拿起手中的拳头让他滚。这是非正式制度在起作用，也达到了自动实施的目的。所以，在西方国家，路上车既使堵了几公里，你会见到一条笔直的车龙；而在北京的路上，既使堵着几辆车，也呈弯曲蛇形状。

吐痰的行为分析：正式制度的强制实行使人养成习惯，习惯养成之后，其实就是非正式制度了；但正式制度的实行是有成本的，即如监督成本过高，制度可能无法实行，加上机会主义行为是人的本性，吐痰在所难免了。

设想一个“乌托邦”的情景：由于非正式制度也可以起到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不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上只剩下非正式制度呢？

事实上，新加坡依然保持着类似的正式监督制度，但基本上是可自动实施，全体华人也改了这个不良的习惯；西方社会便没有任何正式制度，但由于全体公民对这种行为的憎恶也可以自动实施，你看不到随便吐淡行为。楼上所说的人所具有的机会主义本性论好象不成立。

应该说，采用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主要取决于哪一种更有利于实现自动实施吧。制度成本和收益比较可能在短期内决定一种制度可否出现。我想一个“乌托邦”社会应该是制度可完全自动实施的社会吧。

nie说的对，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分析就是：

第三方监督成本＜自我实施监督成本，选择第三方监督

第三方监督成本＞自我实施监督成本，选择自我实施监督

呵呵，突然发现里面居然没有涉及到收益

1、成本就是收益的逆函数啊。

2、关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选择，大家可以从博弈论的角度考虑，即为什么一种制度不容易达成均衡，与博弈人数、策略、收益都有什么关系？

把成本作为收益的逆函数有问题。制度成本包括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一个新的制度在推行时，可能面临很高的制度协商、制订和推广的成本，第三方监督成本也很高。这是社会成本，通常会成为制度能否形成和实施的限制条件。一旦一个制度可自我实施后，社会成本趋于零，只有每个人的自我实施成本。

个人自我实施成本是私人成本。对于理性人，在私人的自我实施成本低于因可能受处罚成导致的成本（惩罚成本乘以被惩罚概率）时，制度就可以实现自我实施。否则制度的自我实施会遇到困难。或许我国由于随地吐淡和开车没有规矩的处罚金和处罚率都相对较低，从而正式制度难以有效的一个原因吧。

制度实施的收益，也包括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一旦制度实现了自我实现，这种收益应该比成本要大得多。例如，有秩序的交通，既节约了大家的时间，也减少了交通事故；吐淡既减少了疾病的传播，也提高了社会文明程度。

1、社会成本包括个人成本，社会收益包括个人收益

2、由于外部性不可能完全内部化，自我实施的结果可能是局外人也承担局中人行为的成本

3、第三方实施不管成本多大多小都是必须的，否则自我实施的成本，因没有参照物也就无所谓大小，自我实施不可能良好运行

可能是我的用语存在问题，anyway，在探讨由无数个人组成的社会进行博弈时，是否有可能把全社会整体承担的成本和由个人承担的成本、把个人的收益与由全体公民的收益，或者说私人成本与外部成本、私人收益与外部收益进行分区（不知这样说是否妥当）呢？

另外，确实现实中第三方实施成本总是存在的。但这种存在方式可能是各不相同。比如，警察是保障交通秩序必不可少的成本，由全社会承担。在交通秩序可自我实施的发达国家，街道上你基本上见不到警察。这样，相对他们繁忙的交通而言，其第三方实施成本是非常低的。相反，在我国由于自我实施不可能，在街上到处都是交通警察，不仅第三方实施成本高，而且秩序依然混乱。

因此，我相信一个好的制度本身就是为了实现自我实施的，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有效的，制度成本才有可能不断下降。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们的国家很多制度的自我实施能力强，因此尽管社会越发展，利益冲突越来越大，因而需要的各种制度越来越多，但政府的膨胀很有限，社会秩序也越来越好。相反，我国由于制度严重缺乏可自我实施能力，政府成了一个“消防队”，机构越简越膨胀，问题也越来越多。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某种边界或临界点，或者说存在某种动态的均衡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自动实施，并不是没有任何正式制度，恰恰是正式制度已经无微不至甚至已经修改了经济人的选择集和选择理性，也就是说已经成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或者文化。

中国古代在很大程度上是交由非正式制度统治的，效果如何，不问可知。

“比起法治，伦理治国有好处，也有缺点。最大的好处是交易或治理费用比较低：包公审案用不著双方昂贵的专业律师，审期短暂，而判案的公允不一定比今天双方勾心斗角的结果差。伦理治国的一个缺点，是没有弹性：风俗习惯不容易更改，不能像法治那样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更改法律。弹性不足的伦理，在墨守成规的农业经济有其可取之处。然而，当时移势易，遇到工业发展与对外贸易的需要，就不免缚手缚脚，使国家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是二百年前，乾隆皇帝之后中国开始遇到的不幸。”

——张五常《经济解释》

“正式制度”如何“被决定”取决于统治模式，未必是一个博弈均衡，也未必是“实施”的；非正式制度则一定是一个重复博弈的均衡结果。

这两者之间是否必然有均衡，我表示怀疑。对于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结果，我以为重要的是一些外生的约束条件，而非“正式”或“非正式”

在经济学中，凡是不能被实施的制度，通常不被认为是“制度”。在长期中，任何制度（正式、非正式的）都是一种博弈均衡。尽管这有点同意反复的味道，但是探究它们如何趋于均衡以及均衡下经济人的行为及其绩效，仍然具有很重要的经济学意义和政策含义。

如果nie兄象林毅夫教授那样，将“正式制度”定义为在“一致同意”原则下构建的，那么我对你的结论不持异议。

但事实上有外部性的存在，正式制度必然是一种市场自发提供不足的公共品，或多或少是由统治者单方面决定的，所以我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实施”一定是两回事。

张三李四兄，nie说的话前提是经济学，也就是说不能实施的制度，用经济学讨论没有意义。

经济学上没有意义的制度，我们并不否认它在现实中的名字还是叫制度

非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低主要在于其分散性支付特征，而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高，则归因于其集中支付特征。但是后者是财政负担和社会福利损失总和，而前者就是一个不可测量的社会成本。试图比较二者的允许成本似乎不且实际。理论上看，只要非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低于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那么一个社会中主要起作用的必然是非正式制度，而不是正式制度；相反，只有当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低于非正式制度时，社会秩序才会主要依赖于正式制度。

当然，把，正式制度就看作一致同意的结果，是个理想化的结论，实际中的制度存在无非是不同主体博弈的结果，但问题是这个结果在制度博弈中甚至不可能只是唯一的纳什均衡，会有多个制度均衡解。这也是制度分析复杂性的一种反映吧。

致warsky兄：

制度经济学我不太懂，但既然参与了，我还是想尽可能清楚地表达我的想法，其中不当之处，请多指教。

我们如果要说“正式制度”是一个博弈均衡，其中的“一致同意原则”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为从肖特到格雷夫再到青木等坚持“均衡制度观”的经济学家所一再强调。而我的问题在于：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正式制度”吗？

在一定的信息和交易成本条件下，由于存在普遍的free rider,“自我实施”的制度总是提供不足，或者对于某些领域来说成本过于高昂.。“正式制度”实际上通常是作为一种公共品来提供的，这一特性使得“正式制度”至少在“短期”剥夺了相当部分成员的参与权。

另一方面，“长期”的来看，要改变“正式制度”，成本通常非常巨大，从而它在一定时期内有很强的“刚性”，除非潜在的制度演进收益足够大，否则不会改变。而这一“长期”已经长到足以使个体的偏好，技术水平，信息，意识形态等（可以影响到参与各方收益矩阵的）因素发生系统性变化了。

所以我认为，任何“正式制度”必然是与重复博弈均衡有一定偏离的，在某种程度上未被“实施”的东西。当然，这是既定交易成本下的产物。

最后我想说的是，只要把自己的概念表达清楚了，我不认为有什么理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只要没有脱离经济学分析的一般原则，也很难说“在经济学中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一致同意原则”的（单一）博弈均衡是无法想象的，也是无法模型化的，除非制度外生。

比方说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如果可能是一致同意的产物，宪政经济学家们也不会如此大伤脑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