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谎言还是真实中

哈维尔并不生活在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中，他关注现实，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与一般政治家或政治活动家不同，他从精神层面看待政治，以道德的标准评判社会
和政治生活，他斗争的目的是人性的回归。

1968年，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国部队突然袭击，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布
拉格之春”被扼杀，推行改革的总书记杜布切克被掳掠，然后靠边。靠坦克维持的
苏式政权大搞清洗和逮捕，然后推行“正常化”。表面安定的局面有了，人们噤若
寒蝉，但这死水一潭的局面对整个民族意味着什么呢？

1975年4月， 哈维尔写下了致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揭示安定掩盖下的危机和
全民族付出的道德代价。哈维尔在信中说，如果只看日常生活的表面，只从统计数
字和官方报告来衡量，国家成功地获得了安定，但如果从社会的道德与精神复兴，
人性和自由的扩展，人的尊严的提高这种角度看，社会并不是安定的，而是处于空
前的危机之中。因为人民对政府的服从、社会表面的团结，根源只是人们的恐惧。
他们重复自己并不相信的话，做自己并不情愿的事，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几乎每个人
都有生存的压力，在本质上都很脆弱，容易受到损害，都有可失去的东西，因此每
个人都有理由感到担忧和恐惧。

与恐惧相联系的是善恶观的沦丧和言不由衷。“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工作人员
上上下下都在搞腐败，他们随时随地敢于公开收受贿赂，寡廉鲜耻地为一己之私利
和贪欲行事，这种情况在最近10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现在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
心支持当局的比任何时候都少，但虚伪之徒的人数却在稳步上升，以至于每个公民
都不得不变得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
成例行公事——有人把这当成'群众投入政治'的例证，现代的‘正常’行为的概念
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这个概念实质上是极可悲的。”

哈维尔指出，人们愈是彻底放弃全面改革的希望，不再对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
值感兴趣，放弃“向外”发挥影响的机会，他们就愈加把精力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
大练“内功”，把心思用在家庭、居室方面。他们装修住宅、购别墅、买小车，他
们满意地享受着选购这种牌子或那种牌子的洗衣机、电冰箱的自由，而没有分享经
济决策、参与政治生活和发挥才智的自由。人们把真实生活的无可奈何的替代方式
当成人性的生活。当权者对待这些只能自保的生物采用的手段是有效的，他们选择
了最不费力的路，但完全忽视了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人格的粗暴践踏和对尊
严的无情阉割。

哈维尔尖锐地指出，秩序建立了，但代价是精神的麻木、心灵的寂灭，表面的
安定取得了，但代价是社会的精神和道德危机。人们匆匆放弃昨天还拒绝放弃的立
场，社会良知昨天还认为不好的事，今天便被理解，明天就被视为理所当然，后天
就成了楷模。在最近几年，对于什么是“自然的”和“正常的”，人们的评价不同
了，社会的道德态度变了，这种变化比想像的更为严重，因为人们日趋麻木，对麻
木的自知力也在下降。“诚然，国家有安定的局面。但难道你不会说，它安定得像
停尸房或墓地？”

在《无权势者的权力》一文中，哈维尔用“后极权主义”来指称他所在的制度，
“后极权”并不表示不极权，而是说它与古典的极权方式有所不同。其特点之一是，
这个制度起源于一个社会运动，它宣称对于历史发展和社会矛盾有“正确认识”。
简言之，后极权主义十分依靠意识形态，它的原则是将权力中心等于真理的中心。
“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
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
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
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
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
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
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
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
假装从不做假。”哈维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后极权制度的出现和存在，并非
历史的错误，而在于现代人性中，明显地有使得这个制度产生，至少是容忍这个制
度的倾向。“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
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
这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人们作为人失败了的见证。”

哈维尔主张反抗谎言，应付人性和道德危机的方式，就要鼓起勇气真实地生活。
这是要重新承担责任，从自身条件出发，不放过每一个自由表达生命的机会，不指
望今天的牺牲能带来明日的收获，人们只能管耕耘，而不能问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