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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
卢梭（J.J.Rousscau，1712—1778）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
人物之一，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他的《社会契约论》一书为十八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纲领。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人是生而自由与平等的，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
由协议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强力所剥夺，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
利，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国家的主权在人民，而最好的政体应该是
民主共和国。本书立论的观点虽然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在十八世纪下半
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提出，终究起过进步的历史作用。社会契约的理
论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理想：针对封建制度和等级特权，
提出了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战斗口号，并要求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美
国革命的《独立宣言》、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以及两国的宪法，在很大
程度上都直接继承和体现了卢棱的理论精神和政治理想。
本书已经成为世界思想史上的重要古典文献之一；处在革命时代的各国
资产阶级曾经把卢梭的这本《社会契约论》当作福音。以卢梭为代表的天赋
人权思想在本世纪的初期传到我国，在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曾经产生过
一定的思想影响。
同时也要看到，卢梭并没有能超出他自己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他理想
中的永恒正义和理性王国，归根结底，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代表小资
产阶级（小私有者）的利益和要求的呼声，而天赋人权的学说实质上也只是
那个阶级所有制的理想化与理论化而已。所以本书虽然有着许多光辉的民主
思想和辩证法因素，但同时也包括了大量空想的、反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这
是我们应该注意加以分析的。
本书根据奥比蔼（Aubier）版，摩·哈怕瓦斯（M.Halbwachs）注释本
译出，翻译过程中对照了1827 年菲尔涅（Furne）版《卢梭全集》本和比较
通行的另外几种版本。凡遇各本在文字上有出入的地方，均在脚注中注明。
译本曾于1958 年以《民约论》书名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现在更名为《社
会契约论》移交商务印书馆重版。乘这次重版的机会，我对全书译文做了较
大的修订；但由于自己水平所限，译文和注释中错误或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希望能得到专业工作者和读者们的指正。
1963 年11 月
此次再版，又根据伏汉（C.E.Vaughan）本（剑桥两卷本，1962，及龙
门一卷本，1914）和波拉翁（G.Beaulavon）本（格拉赛一卷本，1920）全部
重校过。注释亦有较大的增删，大多采自哈伯瓦斯、伏汉、波拉翁各家以及
其他通行备本，个别地方亦间下己意，以期有助于理解原文。《日内瓦手稿》
第二章有关国家起源的理论，与本书中一些基本论点，颇多可以互相参证之
处，为历来的研究者所重视，此次亦一并译出，作为附录，供读者参考。
1979 年月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
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
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
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
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
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 年着手分
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
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
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
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
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
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 年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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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序
本书主要是为我同行经济学家写的，我希望别人也看得懂。本书主旨，
乃在讨论若干理论上的困难问题，至于如何应用此理论于实际，尚在其次。
因为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其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
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为使经济学
家以批判态度，重新考虑共若干基本假定起见，我不能不用极度抽象的论据，
不能不有许多争辩。我愿意后者可以少一些。但我觉得：我不仅得说明自己
的观点，还得指出我的观点在哪几方面和通行理论不符。我预测：那些与“经
典学派理论”已结不解之缘者，或者认为我完全错误，或者认为我一无新见。
谁是谁非，只能让别人来判断。下面争辩部分，目的就在提供若干材料，使
别人判断时有所依据。为使各说伊然有别，我自己的争辩不免过于尖锐；假
使有这种情形，我得请求原谅。我现在所攻击的理论，我自己也深信了好些
年，我想我不至于忽视其优点。
我们所争执的对象，其重要性可称无以复加。不过，如果我的解释是对
的，则我必先说服我同行经济学家，然后再及群众。在论争之现阶段，我们
只能欢迎群众旁听，听取参加论争之一造，把经济学家之间之意见分歧点明
白提出。这种意见分歧，使经济理论在目前几乎丧失了实际重要性；意见分
歧一日不去，实际重要性便一日不恢复。
本书与我五年前所出版的《货币论》有什么关系，恐怕我自己比别人要
明白些。在我自己看来，只是历年思索之自然演化者，在读者看来，也许会
觉得是观点改变，迷离无所适从。这种困难，并不因我改换名词而减轻。名
词有非改不可的地方，我将在下文中指出。二书间之关系，可以简述如下：
当我开始写《货币论》时，我还遵循着传统路线，把货币看作是供求通论以
外的一种力量。当该书完成时，我已有若干进步，倾向于把货币理论推展为
社会总产量论。不过当时先人之见已深，不易摆脱，所以对于产量改变所引
起的后果，并没有充分讨论。现在看来，这是该书理论部分（即第三、第四
两编）之显著缺点。该书所谓“基本公式”，是在一定产量这个假定之下所
得到的刹那图。在此假定之下，那些公式想指出：“何以会有若干力量，造
成利润失衡，使产量非改变不可。至于动态的发展，——以别于刹那图——，
倒反不完全，非常模糊。本书则反是：着重在研究何种决定力量使得总产量
与总就业量改变；至于货币的技术细节，虽然货币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而
特殊的地位，本书却略而不论。货币经济之特征，乃是在此经济体系之中，
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
量。当前经济行为，虽常受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影响，而且看法又常在改变，
但我们分析当前经济行为之方法，仍不外乎供求之交互反应。如此一来，我
们的分析法与价值论衔接起来了。于是我们达到了一个通论：我们所熟悉的
经典学派理论，只是这个通论之一个特例而已。
写这样一本书，作者须自辟途径。事属草创，为使错误不致太多起见，
作者极端有赖于他人之批评与讨论。一个人若单独构思太久，即极可笑之事，
也会暂时深信不疑。各种社会科学皆然，经济学尤其如此，因为我们往往不
能以一己思想，以逻辑的或实验的方法，作决定性的试验。本书得力于卡恩
（R.F.Kahn）先生之建议与批评者，较之《货币论》或犹过之，书中有好些
处都是根据他的建议而改定的。又本书承罗宾逊（Joan Robinson）夫人，郝
特雷（R.G.Hawtrey）先生及哈罗德（R.F.Harrod）先生校阅一过，得益甚多。
书未索引则为剑桥皇家学院奔舒珊一布特（D.H.Ben-susan-Butt）君所编。
本书之作，对于作者是个长时期的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
设作者努力不虚，则大部分读者读此书时，想必会有同感。书中所含思想，
虽然表达方式甚为复杂，实在是异常简单，应当人所共知。我们大多数都是
在旧说下熏陶出来的。旧说已深入人心。所以困难不莅新说本身，而在摆脱
旧说。
凯恩斯
1935 年12 月13 日
出版说明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1905 年毕
业于剑桥大学，当时主修的是数学和文学。其后的一年间，他继续留在剑桥，
师从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此后，他除在剑桥大学执教外，
还长期担任英国政府部门的要职。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以英国
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并以《和约的经济后果》一文抨击了凡
尔赛和约中要求德奥战败国赂款等有关条款，一时名声大噪。1929 年资本主
义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他担任英国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凯恩斯任职于英国财政部，并担任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是英国经济
政策的主要制订者。1944 年，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接
着又出任国际货币基全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董事，对战后经济的复兴
作出了重大贡献。
凯恩斯的著作较多，较重要的有：《印度的通货和财政》（1913 年）、
《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 年）、《货币改革论》（1923 年）、《货币论》
（1930 年）和《劝说集》（1932 年）等。但凯恩斯的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著
作，则是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
本世纪30 年代以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以马歇尔等为代
表的传统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
地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凯恩斯早年曾受马歇尔和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熏
陶，赞同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并一直致力于货币理论的研究。这一点从他
30 年代以前出版的各部著作中可以看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遭遇了长期的经济失调和严重的失业，凯
恩斯认为这是经济紧缩导致的。因而他极力攻击恢复俄前的金本位制，认为
此举会导致通货紧缩及国内外相对价格的失衡，从而使英国的出口品价格太
高，不利于竞争，而这正是英国经济困境的根源所在。因此，他主张政府采
取通货管理政策，通过价格控制（通货膨胀而非通货紧缩）来调整经济。这
时，凯恩斯已开始有点脱离传统经济学的路线。20 年代的失业使他觉得自由
经济并非完全能够自我调节，自由放任也不足以带来经济的复兴，但他的这
种脱离仍非常有限，其对经济的分析及其政策主张仍是以传统的古典经济学
理论为基础。不过，面临长期的失业现象，他主张增加公共工程开支，以此
来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冒出“凯恩斯革命”的火花。
1929—1933 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最广泛的经济危
机，经济萧条，失业严重，传统的经济理论已无法解释大萧条中出现的各种
经济现象，更不能为摆脱危机提供“有效的”对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凯
恩斯为了医治资本主义经济病症、寻求摆脱危机的措施，潜心于经济理论的
研究，并于1936 年发表了《通论》，此书问世根本动摇了传统经济理论，引
起了经济理论上的一场革命。《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完成了从传统
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向自己创立的新经济体系的过渡，标志着凯恩斯学说已发
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
在《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他指出，以往传统经
济学中所谓的均衡，是建立在供给本身创造需求这一错误理论基础上的充分
就业均衡。他说，这只适合于特殊情况，而通常情况下则是小于充分就业的
均衡，因而他自称他的就业理论才是一般理论，即通论，既可解释充分就业
的情况，也可解释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
凯恩斯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一国的就业水
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
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
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
凯恩斯认为，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
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
他指出，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总和，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是消
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
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
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
资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还认为，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边际效
率的作用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尤为重要，危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的边
际效率突然崩溃。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而主张
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
以实现充分就业。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要实现充分就业就
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着手。凯恩斯指出，投资的变动会使收入和产出的变动
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因而他更主张政府投资，以促使国民收入成倍地增长。
《通论》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些经济学
家把《通论》的出版称为经济理论上的“凯恩斯革命”，并把它与斯密的《国
富论》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列为经济学说史三本同样伟大的著作。此后，
凯思斯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理论，资本主义各
国政府也纷纷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并将凯恩斯的理论及建议作为制
订政府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60 年代末以前，通过其追随着的不断补充和完
善，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经济理论已基本上被西方经济学界着成是现代宏观
经济学的同义词。所以，某些经济学家将从《通论》出版开始直到60 年代中
期这一时期称作“凯恩斯时代”。
然而，自《通论》出版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关于《通论》一书的基本思
想及其政策主张的争论，也始终没有停止过。一方面，在凯恩斯学派内部，
以英国罗宾逊为首的凯恩斯派和以美国萨缪尔森为首的凯恩斯派一直在进行
论战，另一方面，新奥地利学派、货币学派等不停地从外部抨击凯恩斯主义；
特别是，包括货币经济周期学派（曾被称为理往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
学派在内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思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了全面的
攻击，严重地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凯恩斯主
义在理论上缺乏微观基础，不能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保持一致。在实践上无
法解释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发的现象，在滞胀面前束手无策，因而陷
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为了挽救凯恩斯主义，80 年代形成的新凯恩斯主义经
济学为凯恩斯主义提供微观基础，并重新表述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
张。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目前西方宏观经济学形成了新古典宏观经济
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峙的格局。
《通论》一书不仅在历史上对西方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产
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它的理论和政策观点今天仍在发生作用。因此，研究《通
论》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也有实际意义。
[此贴子已经被squarekiss于2008-8-28 17:33:09编辑过]
英国和法国都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源地与故乡，两国古典政
治经济学也相互影响。例如，亚当·斯密于1764 年到巴黎旅游时，曾同重农
学派的主要代表魁奈和杜尔哥有过亲密往来。斯密虽然并不同意重农学派把
农业劳动看作是唯一的生产劳动的观点，但他受过重农学派的影响，并给重
农学派的经济学说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一学说虽有许多缺点，但在政治
经济学这个题目下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要以这一学说最接近于真理。因此，
凡愿细心研讨这个极重要科学的原理的人，都得对它十分留意。”①斯密对
法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西斯蒙第也发生过重大影响。后者的早期经济研究基
本上接受了斯密的学说，后来他的经济学说虽然有很大变化，但仍然继承了
斯密的一些观点。当然，由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英法两国的社会经济和
政治状况不同，加上两国古典经济学家的个人情况的差别，使英法两国古典
政治经济学具有显著的不同特点。这种特点在两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的
著作中已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后来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著作中更表现为
尖锐的对立。马克思曾指出：“对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两人的著作和性格的
比较研究，——暂且不谈这一比较将异常清楚地说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
初英法两国的社会对立——将是对英法两国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民族对立的起
源的叙述。这种对立最后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间又重新表现出来。”①收
进本书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几部主要著作都是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和十八世纪初
年写成的。当时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已经在政治上确立自己的统治地
位，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正处于全盛时代。而在法国，经过贵族和国
王之间的几番较量之后，才终于确立起封建专制政治。在路易十四执掌政权
之后，也就是布阿吉尔贝尔生活年代，封建专制政治达到高峰。路易十四执
政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初任马札里尼（1643—1661 年）为首相。马札里尼
全力加强王权，并在死后为路易十四留下了一群听话的臣民、被驯服的贵族
和被压制的高等法院。他为国王培养了一批有经验和惯于处理王朝行政的官
僚。君主处于绝对权威地位，任何人对政府有所非议都会被投进皇家监狱无
定期地监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路易十四的王朝宫廷中聚集着一大批贵族、
贵族夫人和朝臣，他们过着穷侈极欲的生活，挥霍无度。路易十四的前半期
统治主要依靠马札里尼所培养出来的一些大巨，在军事方面有勒泰利埃和他
的儿子鲁佛瓦，在外交方面有利奥内和邦本，在财政、海军和经济方面有科
尔贝。科尔贝是最活跃和受宠的大臣。路易曾为他特别设置财政总监的新职
务。他除本身职务之外，还兼任两个大臣职务，实际上在马札里尼之后，法
国全部内政事务都集中于他一身。路易十四和他的许多大臣、官吏对于工商
业都是外行或不感兴趣。而科尔贝出身于商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兰斯的呢绒
商，因此他对工商业特别感到兴趣。科尔贝在主管法国财政经济时期并没有
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上提出什么新的见解，他不过厉行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已经
出现和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众所周知，重商主义认为金银货币就是财富，
一国最重要的就是尽量积累金银财富。在对外贸易中应想方设法打击对手，
赚取利润，使别国的金银源源流入本国。在科尔贝看来，金银财富标志着国
家的富足和强大，但“我们不能增加白银，除非同时把邻国的白银减去相等
的数量。”从这一观点出发，科尔贝提出和推行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诸如
提高外国工业品的进口税，对外国船只进入法国课以重税，极力破坏外国商
品的输出和外国商人的贸易，尤其是荷兰人的海上贸易，同时鼓励本国工场
手工业制造工业品。并力求提高工业品质量，以满足法国近东各国的老主顾
的需求。在科尔贝的积极倡议下，法国创办了制造各种工业品的工场手工业，
并着重创办制造奢侈品的工业，以防止法国金银外流。科尔贝在鼓励发展工
场手工业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创办直接由国家经营的皇家制造业，给
予一些工场手工业专利和特权，并给予工场手工业主各种奖励。作为海军负
责人，他根据发展对外贸易和争夺海外市场的需要极力扩充和发展海军，例
如建立和发展远洋帆船舰队，企图重建地中海舰队，强迫海边渔民和所有水
手在船上服役，等等。科尔贝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使法国工商业获
得了很大的发展，它给予了当时欧洲一般人极为深刻的印象，十七世纪下半
叶英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曾对科尔贝的政策和法国工商业的发展称道不置。意
大利经济学家孟哥第（Mengotti）把科尔贝所推行的这种主张称为科尔贝主
义，后来人们也就把法国重商主义称为科尔贝主义。
十七世纪下半叶法国工商业的发展虽然应归功于科尔贝，但科尔贝的重
商主义政策也给法国财政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十七世纪下半期，法国资
本主义虽有所发展，但它仍然是封建农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小农在全国总
人口中居多数。法国广大农民本来就遭受着封建的残酷剥削，封建王朝和贵
族的挥霍浪费和穷侈极欲的庞大开支，基本上都由农民担负。而科尔贝在扶
植工商业时不仅漠视农民利益，而且制定了一系列不利于农业和农民利益的
保护政策。例如，禁止谷物和原料的自由输出，限制农产品价格等。发展航
运享业、在海外设立公司以及扩充舰队等又加重了农民的赋税，加上路易十
四继承了路易十三的首相黎世留和马札里尼的政策，即每个国家的利益在于
扩充自己的领土，同时削弱敌对国家的力量，连续同欧洲的一些国家发生战
争，使法国国力遭到很大的消耗。军队的士兵主要由农民充当和补充，庞大
的军费开支又不得不靠加紧对农民的搜刮和勒索来应付。从布阿吉尔贝尔著
作中就可以看出当时法国是税多如毛。在1683 年科尔贝死后，法国封建王朝
衰落的各种征象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封建剥削、连续不断的战争，重商主
义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频繁发生的灾荒，使当时还是法国国民经济基础的
农业日益调敝，土地荒芜，人口减少，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科尔贝政策旨在
发展工商业，然而严格的政府管制却使工场手工业不能根据生产需要进行工
场改革，一切科学技术和分工的改革都受到压抑。科尔贝虽然也发现了问题，
力求提高工场手工业的经济效果，曾花费很多经费派人了解各地技术改良情
况，为工场手工业主提供信息，但终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农业破产和沉重
的税收使工商业也陷于萧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七世纪末法国各港口和
大城市的代表组织的商务会议，把工商业的萧条和破产完全归罪于科尔贝所
创立的保护政策。总之，当时法国财政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全国呈现民穷
财尽的一片凄凉景象。实行重商主义在法国带来了与英国大相径庭的后果。
布阿吉尔贝尔就是在法国社会处于严重危机的时刻开始他的著述活动的。
布阿吉尔贝尔出生于法国卢昂，曾在他的家乡担任法官职务。但这位法
官并不是同当时许多法官一样充当封建王朝和贵族的帮凶。他在审理案件
中，目睹耳闻法国人民生活穷困和深受奴役的悲惨处境。他对此不是采取明
哲保身或熟视无睹的态度，而是挺身而出充当被压迫穷人主要是法国农民利
益的辩护人。如马克思所指出：“布阿吉尔贝尔虽然身为路易十四的法官，
却既热情又勇敢地替被压迫阶级声辩。”①在他所写的这几本著作中，都无
情地揭露和鞭苔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和重商主义政策的漠视农民利益，
而对被压迫被奴役的贫困农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如果我们把布阿吉尔贝尔和
威廉·配第的著作加以比较，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法国古典政治
经济学一开始就为小生产者、即广大农民的利益辩护，布阿吉尔贝尔就是农
民利益的代言人，而英国农奴制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当时，尤其是
在十五世纪，英国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十六世纪的土地革命，对
农民土地的剥夺，在使广大农民破产的同时，使农场主迅速富裕起来。在十
六世纪末，英国已产生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经很富有的“资本主义农场
主”阶级。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则转化为低廉的雇佣劳动者。十六世纪末叶，
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已经成为拥有大量财富而地位巩固的阶级，他们再也
不需要强大王权的保护。从1640 年开始到1688 年结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宣告了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
的胜利。在威廉·配第的身上就充分表现出了资产阶级的特性，他为人十分
轻浮并掠夺成性，他的著作都是为英国统治阶级策划如何对内搜刮、对外掠
夺和进行竞争，同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形成明显的对立。
任何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总是根据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的需要而产
生的，它们总是试图从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回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
提出的问题。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对当时法国经济状况作了具体阐述，
不仅是对法国经济衰落和人民生活困苦表示深切的关注和同情。如马克思和
恩格斯所指出，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是记述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农民普遍破产
和贫困的经济学①。而且他按照小农经济发展的需要，强烈地要求封建王朝
对过去的财政经济政策，主要是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改弦更张，进行彻底的
改革。他的著作的书名反映了当时法国所存在的经济问题。例如，他在十八
世纪初叶写的《谷物论》论述了法国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实行重商主义的禁
止法国谷物和其他农产品输出，导致法国谷物和农产品价格低廉，农业生产
衰退。在这部著作中，布阿吉尔贝尔极力反对科尔贝为了保证工商业者获得
廉价的粮食和原料，降低工业品成本而采取导致谷物价格低贱的禁止粮食和
农产品输出政策，力主取消禁止谷物输出法令。在《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
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
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
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
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
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
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
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
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
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
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
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
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
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
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
使用价值、享受”。①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
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
的增长与消费而不是与硬通货数量的增加成正比例。”在布阿吉尔贝尔看来，
货币只是在商品流通中充当流通手段，“钱币只是手段和方法，而对生活有
用的各种货物才是目的和目标”。布阿吉尔贝尔从货币不过为便利商品交换
而产生，其自然职能只是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观点出发，正确地指出
市场上需要的货币数量决定于商品价格的总额。布阿吉尔贝尔还指出，金银
并不是唯一充当货币的材料，在历史上有各种物品作过货币材料。在商品价
格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货币也可以不用金银来充当，而用纸币来代替。他认
为，货币是充当流通手段的，不应加以贮藏，而应该不断地投入流通发挥其
作用。他意识到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有所不同。他说，货币“周转多少次数，
就更换了多少主人，这就是说它进行了多少次贸易和消费”。“钱币是不会
由于使用而消费掉的，它在运入银子的国家产生着无限无垠、无穷无尽的妙
用；可是那些作为交换而付给的食物，却只能使用一次，使用之后，效用就
消失了。”他斥责重商主义的金银拜物教，得出结论说：“人们日夜当作偶
像来膜拜的金钱，实际上本身完全没有任何用处，既不能吃，也不能穿”，
“将金银当做财富和幸福生活的唯一的源泉是一个严重错误的学说”。布阿
吉尔贝尔的财富观反映了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状况，他基本上从小商品
生产的角度来考察财富和货币问题，而威廉·配第则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
上观察这些问题。虽然布阿吉尔贝尔如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一样都不了解货
币的本质与它的职能，只把货币看作流通手段，但他对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
特点和作用却有不少正确的理解。
布阿吉尔贝尔把财富看作只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他认1 为，这些东
西不过是土地的产物。“富裕通常不过是土地的产物。”换句话说，他把财
富看作主要是由农产品构成的，农业生产是财富的真正源泉，“耕种者的繁
荣昌盛是一切其它等级的财富的必要基础。”在他看来，农业衰落，百行百
业也就随之衰落。他认为，法国经济面临危机就是由于谷价低贱，农民不仅
不能补偿生产成本，连自己的生活也不能维持，同时也不能向地主交租，因
而使社会各阶层都得不到好处。他力主提高谷物价格，允许谷物自由输出，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土壤改良，扩大耕地面积，提高
农业的产量。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货币，财富的来源是商业即流通领域，
特别是对外贸易。而布阿吉尔贝尔则证明社会财富主要是农业中生产出来的
农产品；财富的来源是农业生产。他把自己的经济研究和分析从流通领域转
向生产领域。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
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①布阿吉尔贝尔在法国政治经济学发展
史中最先开始这种转向，所以，他的经济理论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开始。他重视农业的思想为后来重农学派所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从
而使他成为法国重农主义的先驱者。
布阿吉尔贝尔在论述法国经济问题时多次提出自然规律的概念，反复强
调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展具有自己的规律性，人们的经济活动只能按自然规
律进行。他指出：“整顿经济秩序的权力只属于大自然”，“只有大自然才
能够平衡，所以不要妨碍大自然行事”。他一再重申，如果人们违反自然规
律行事，“大自然就会对违抗者施加惩罚，不稍稽延”。布阿吉尔贝尔反对
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他认为，人们的经济活动“只有大自然而
绝不是政府能够恰如其分地加以必要的整顿”。他要求法国封建政府放弃对
经济活动的干预，“停止对自然采取十分粗暴的行为”。在布阿吉尔贝尔看
来，实行自由竞争就是按自然规律办事。用他的话来说，“大自然是酷爱自
由的”，“大自然总是走向自由和趋于完善的”。他认为，法国国民经济比
例失调，而只有自由竞争才能恰如其分地使各行各业保持均衡，使社会所有
成员都能得到利益；它是维持社会安定和公正的唯一方法和力量。但他的自
由竞争思想也不是始终如一的。例如，他要求实行有利于法国农业资本主义
发展的谷物、高价政策，主张谷物自由输出但禁止自由输入，这显然与自由
竞争思想相矛盾。但布阿吉尔贝尔基本上是自由竞争的早期热烈拥护者，他
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自由思想都为后来魁奈所继承而形成自然秩序学说，为法
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立了理论基础。
布阿吉尔贝尔同英国的威廉·配第一样没有创立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
系，但他针对当时法国经济状况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例如关于自然规律和自
由竞争、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均衡、消费和收入的关系等问题的见解，劳动决
定价值的观点以及对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某些看法，都包含着一定的科学因
素，为后来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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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著作中我想把社会从对各种微不足道的目标的追逐中引开，各种有
利害关系的方面把这些微不足道的目标当作重大的迫切需要摆在社会的面
前。它们赋予这些目标以美好的进步活动的外表并力图占据社会的激情。我
力求指明，社会肩负着何种真正巨大的责任，即使骤然看来这一伟大事业对
它来说似乎是无法实现和不可能的，那么也得让它严肃地考虑这件事情。只
有带着严肃的思想和深沉的感情才有可能完成真正美好的事业。社会不应该
忘记，一个有教养者的首要义务在于在国土上繁殖生命。他无权拒绝这一义
务，否则他就丧失了自己为人的尊严。在精神活动与物质劳动之间存在着最
紧密的联系，那些认为干预物质劳动对自己有利的人同样将是精神活动的敌
人：奴隶主不需要农艺师，更不需要法学家；工厂主依靠低工资和保护关税
制度控制工人和群众的权力越大，他越少需要技术员和政治经济学家——那
时他不会去寻找正直的高明的官员和法官，然而他需要不学无术的受贿者，
这种人很容易被收买并被支使去抽打和压迫工人。只有当在损害工人和产品
的购买者的情况下仍然无法从资本和土地中获取收入，而为了获取收入将需
要提高资本和土地的生产力的时候，资本家和农场主才需要脑力劳动者。我
为了阐明我们社会生活中利害的巨大一致性，因此我没有琐碎地去描写和阐
述个别工人的生活，我只是提取最大的各种类型并通过他们生活的重大特征
来描写他们这一著作中的某些章已经在定期刊物上登载过，但这里它们己被
作了实质性的补充。我恕避免重复，但重复仍然在所不免。这是因为在本书
的各部分中我不得不去描写同一类型然而在不同地区的工人，或是不同类型
但是在同一地区的工人。因此我只得说明所有工人或很多工人类型所具有的
一般特征。我没有描写二个有趣的工人大类，即首都的工人和哥萨克，这是
因为虽然这种描写本身是很有趣的，但是不符合本著作的目的，这就如同是
比如去描写移民一样。要是这些描写是纯粹附属的情况，那就成了本书思想
发展中的多余负担，并不会得出总的结论。因此，例如对哥萨克人、巴什基
尔人、卡尔梅克人，我只是涉及到总目标所需要的描写。我对一切其他类型
的工人也完全是这么办的。研究给予我大量事实，事实给予我结论。当结论
已经得出，我当然只得保留那些导致这些结论并能解释这些结论的事实，对
其他事实则予以扬弃。这不仅是在观察科学中而且是在实验科学中必不可少
的办法。假如化学家向学术界叙述他所作过的一切不成功的试验或所有不带
来结果的经验，那么毫无疑问人们会提醒他注意，科学需要包罗大量必要的
事实，这已属困难，假如还要用多余的东西来增加它的负担，那是极不聪明
的做法。如果他想告诉学术界某种有意思的东西，那么他不应当去描写那些
没有任何结果的经验，因为这只能表明他的笨拙，他应当去描写那些给予科
学以有用结果的东西。
编 者 的 话
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政论家和社会学家瓦·瓦·别尔维（恩·弗
列罗夫斯基）于1869 年问世的名著《俄国工人阶级状况——恩·弗列罗夫斯
基的考察与研究》。
马克思称弗列罗夫斯基为严肃的观察家、勇敢的劳动者、公正的评论家、
杰出的艺术家。弗列罗夫斯基的这本著作曾对当时知识界的社会思潮发生过
巨大影响，同时也是俄国与外国文献中的一件大事。马克思对弗列罗夫斯基
这本著作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读过该书原本，并曾用它来研究俄文。与此同
时，马克思也对弗列罗大斯基的民粹主义和空想主义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批
评。
《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描述了六十一七十年代俄国劳动群众的生
活状况、地主和资本家对劳动群众贪得无厌的剥削。弗列罗夫斯基的书是对
农奴“解放”后的俄国经济状况作真实描绘的最初尝试。尽管本书在有些地
方显得重复和过于琐细，但就许多章节而言，则是写得极其鲜明、生动、优
美的。弗列罗夫斯基援引的大量统计资料对于研究六十一七十年代的俄国经
济是有意义的。
《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我们是根据1869 年的版本印行的。在印行
时，将该著作大量重复之处作了某些压络，并且删去了“结束语”这一章。
那里弗列罗夫斯基只是重述了他在书中其他部分阐述过的一些社会学观点，
并未提供什么新的结论、例证和事实等。对某些章节，同样由于重复而作了
少量压缩。为了便于利用，对一些图表在其行数的排列方面作了某些简化。
我们还纠正了书中的一些明显的错字。无论是正文或是图表里的全部数字材
料都未作更动。
本书由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作为《俄国经济思想史》丛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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