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期，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如火如荼，更加上诺贝尔奖两次授予新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新制度经济学（NIE）在中国一度大行其道，在“数理”经济学家（指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看来简直是甚嚣尘上。然而，短短十年而已，铅华洗尽，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内日渐落魄。“回归”经济学（指中国特色的计量经济学）后来居上，占据了绝大部分江山。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年之后，与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诸学科攻城略地，在进军国内经济学阵地制高点的同时，也蚕食了传统NIE的堡垒。

直到今天，制度经济学家对于如何测度“制度”质量也没有形成共识。这样初级但复杂的问题没有解决，制度经济学的经验研究（最讨厌国内把empirical翻译为“实证”）寸步难行。NIE裹足不前，其他人见缝插针。新国际贸易理论研究“财产权保护程度”对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的影响，研究“契约实施质量”对进出口的影响；法和经济学研究“法律起源”、“司法质量”对公司治理乃至经济绩效的影响；公共经济学研究“财政分权”、“政府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政治经济学I（political economy）研究“政治制度”（如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政治经济学II（political economics）研究“政治过程”（如选举制度）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企业研发的影响；等等。

至于理论研究，NIE更是举步维艰。当国内NIE最初的倡导者和后来的爱好者依然陶醉于上海三联的几本劣质翻译书时，当一些经济学票友依然肉麻地吹捧张五常的经济散文时，当NIE依然拒绝接纳博弈论时，要让“数理”经济学家和“回归”经济学家尊重新制度经济学显然是五十步笑百步。新政治经济学、规制经济学挟契约理论巧取豪夺，左手模型，右手计量，将“交易费用”改头换面地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于“制度是重要的”这一论断经济学界已经不再存疑。人们关心的是，制度究竟是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样的制度适合于不同的环境？不同层次的制度如何内生？当自己苦心孤诣追求的东西成为大家的共识，而在下一波抢夺社会科学皇冠之明珠的角逐中先来居下时，不知道NIE该为此感到荣幸还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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