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高见：市场经济是企业家经济，计划经济是官场经济 【下文，张维迎提出了一个论断："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一个最大区别是，计划经济的运行主体是政府官员，而商品经济的运行主体是企业家；如果说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那么，造就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则是改革的主题所在，改革的过程也就是经济运行主体企业家化的过程。"这个论断相当清晰又相当有针对性，很有意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主体是企业家，而与之相对照的是计划经济，它的运行主体是政府官员。如果我们要走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那么，造就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就是必不可少的事情。如何造就呢？目前的制度环境，是否适合造就？首先我们需要定义企业家存在的意义，它与资本家有何区别。企业家，通常指公司企业中的经理层群体，他们有可能是相应公司企业的产权所有者或参股者，但大多数却不是所有者，只是替所有者的资本家经营相应的产权，同时受资本家的严密监督。由于他们被认为是市场经营方面的专家，所以被特定的资本家聘请来经营一定的资产。由此，他们与资本家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们不承担资本保值增殖的切身责任，这个责任由资本家承担。如果企业家承担了这样的责任，那么他们就"演化为"资本家了。作为市场的专家，企业家被定位在对资本进行市场运营的"操纵手"位置。这样，他们被认为最了解市场特性与内在规律的一群人，懂得利用市场规律去谋取资本利润最大化。但如果市场经济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经济，它受到太多政府行为的干预，从而使市场规律失去作用，那么企业家也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比如在政府干预下，市场价格是扭曲的，表现为刚性过高或者刚性过低，这样就没有市场规律作用。此时企业家的力量不放在如何去对付市场，而放在如何对付政府行为，甚至把大多数力量放在对政府官员的"攻关"上。此时，企业运行实际上被政府官员牵着鼻子走。于是企业家也就走样了，就不可能形成一个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企业家群体。可见，在当今的经济形态仍然带有浓重"官场经济"的情况下，难以产生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群体，因此也就难以产生真正的市场经济。 企业家群体产生的条件是：首先产生一个对资本的保值增殖负切身责任的资本家群体，然后才在这个资本家群体的需求之下，产生一个企业家群体。如果资本没有人负保值增殖的切身责任（就象国有资本一样），那么就没有人对真正的企业家产生需求，这样，企业家群体就无法产生，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黄焕金】

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经济研究》50年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100871）

《经济研究》的50年，不仅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和经济学队伍成长的50年，也是记录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50年。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可以说是读着《经济研究》成长起来的。我自己是从1986年开始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的。大致上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许多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凭借《经济研究》这个阵地，崭露头角，形成一支"创新"的主力军，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发挥了重要影响。在我的脑子里，《经济研究》一直是与时俱进的。这里讲两个与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相关的事例。

1984年，伴随经济体制改革而来的是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1985年，围绕着工业超高速增长和其他一系列宏观失衡问题，中央政府宏观控制的中心任务是抑制总需求，紧缩信贷和财政成为抑制总需求的主要政策措施。这一年，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热点，《经济研究》曾几次召开研讨会讨论宏观经济形势，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引入中国的。1986年初，经济学界在如何评价1985年的紧缩政策上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是"改革环境论者"的观点，认为1985年的控制取得了初步成效，缓解了1984年第四季以后出现的"过热"和紧张状态，但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只是处在由紧变松的转化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松驰下来，因此1986年应该继续紧缩，抑制需求，同时改善供给。另一种意见主要来自以宋国青和我为代表的体改所宏观室的观点，我们认为，1985年紧缩过度，导致总需求不足和生产速度陡降，因此，1986年应该适当放松总需求。这后一种意见实际上是对"改革环境论"本身提出质疑。我们认为，改革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如果改革时期必须紧缩，那么长期紧缩的结果必然是经济萎缩，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改革本身；同时，由于改革中涉及到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总量控制太死就会使调整无法进行。

对形势判断的这种分歧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观察形势所依据的理论的分歧。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宏观理论仍然是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这一理论把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等同于消费与积累的分配，即居民个人收入都是"消费基金"，由此，居民储蓄被认为是"节余购买力"，表明存在"国民收入的超分配"；把信贷的增长等同于货币的增长，由此认为，只要信贷的增长超过国民生产的增长，就意味着需求膨胀。进一步，这一理论忽视了现实经济中存在的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以及结构性调整对价格水平的影响，以为只要控制了信贷规模，就可以控制物价水平，同时不会对实际生产产生影响。我们认为，传统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不再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经济，按照这一理论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必然导致一些错误的判断。我们首次提出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分析宏观经济平衡的思路，认为随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变化，居民储蓄已成为企业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必然导致信贷规模的超常增长，信贷规模不再是衡量货币和有效需求的恰当指标，信贷规模的高增长和货币量的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可以同时并存。我们发表在《经济研究》等刊物上的文章以及一系列的内部研究报告，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学术界有关经济改革的理论讨论和政策建议大多集中在如何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建立市场运行机制上，而企业家这个市场运行的主体则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似乎只要有了"市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到1983年底，我已得出这样的观点：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一个最大区别是，计划经济的运行主体是政府官员，而商品经济的运行主体是企业家；如果说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那么，造就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则是改革的主题所在，改革的过程也就是经济运行主体企业家化的过程。我还认为，造就企业家队伍首先必须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变"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1984年5月，我出席了由当时一些著名的改革者发起的合肥改革会议，并在会上就造就企业家队伍做了发言，得到一些与会者的热烈反响。随后我写成了《时代需要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一文，就企业家的地位、职能和素质做了较全面的论述。这篇文章发表于《读书》杂志1984年第9期，可能是国内发表的鼓吹企业家的第一篇文章。这一年的下半年，我应邀在多所大学就"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发表演讲，演讲稿曾在《NFDA4Ｍ》周刊连载5期。1985年，我和中央党校的盛斌合作完成了《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一书。

到1986年，伴随改革中企业行为短期化的出现，企业家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但国家所有制的正统性本身不能被怀疑。此时，就出现了一种新的"主流"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企业家是重要的，但所有制不重要，中国需要企业家但不需要资本家；造就企业家的关键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给予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而不是改革所有制。我不能认同这样的观点。1985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造就真正的企业家》一文，本文认为中国目前的财产所有制只能产生官僚经理，而不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为了造就一支真正的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必须改革现在的财产所有制度（当时的政治气候相对宽松，否则这样的文章不可能发表）。随后，我完成了两万多字的长篇论文《企业家与所有者》，提出了"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当时任《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的唐宗NFDA5Ｏ壬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决定在1987年第1期全文发表，清样已经排出，但由于1986年底情况突变，讨论国有制的第二部分在发表时被删除。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成为我20世纪90年代研究的基本方向。1999年出版《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时，我将《企业家与所有者》全文收入。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文章的观点仍然是前沿的，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现实意义和针对性。下面这段话是我在《经济研究》1986年6月主办的"首都经济学界纪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三十周年座谈会"的发言（原文发表于《经济研究》1986年第7期），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困境：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与变革的痛苦当中，中国经济学家同样经受着痛苦，这种痛苦来自两个方面的矛盾，一是理论上自由探索的需要与意识形态大一统的矛盾，二是时代的需要与经济学家的"供给"不相适应的矛盾。解决第一个矛盾，第一需要政治家的开明，第二需要经济学家的自尊、自信、自立。由政治家去裁决理论争执、进而决定理论家的命运是太不正常了。经济学家要尽快地消除对政治家的依附感，树立起自立精神来。你想说的话别人不让说而你没有说，这可以原谅；但你不想说的话别人非要你说而你说了，这就缺少骨气了。当然，在树立自立精神方面，这几年的进步是很大的。解决第二个矛盾，第一需要创新，第二需要引进。中国的问题是独特的，外国人的理论，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欧的，都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创造自己的理论。但绝不能把这一点当作拒绝引进"洋理论"的挡箭牌。西方经济学也是人类文化的遗产，是一代代经济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晶，当中固然有不少庸俗的东西，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糟粕一样，但其中也包含许多科学因素。在经济发展上，我们是后起的国家；在经济理论上，我们同样是后来者。为了创新，首先得大胆引进。别人已创造了很好的分析方法，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土法上马"。中国经济学家不能老在低水平上重复劳动。学习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是方法，而不是结论，因为科学上的革命总是导源于方法上的突破。不要动不动就批评"食洋不化"。消化总得有个过程。无论如何，先得"拿来"，才能鉴别，才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有人说，只能拿来"精华"，不能拿来"糟粕"。这个愿望很好，但实际上恐怕办不到，因为精华和糟粕往往是连在一起的。

今天的《经济研究》已越来越像一本真正的学术期刊了，这是《经济研究》编辑部同仁和经济学界共同努力的结果。20年前，《经济研究》上很少看到数学公式，而今天的情况是很少看不到数学公式。由于这个原因，《经济研究》的读者群比原来小了，引起了一些担忧。但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经济学越来越成熟的标志。当然，数学只是经济学的研究工具之一，最重要的还是思想。《经济研究》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引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