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副教授“赚外快”

记者调查发现，当枪手捉刀论文赚钱的多出自高校的学生甚至教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陈传夫教授介绍，“我的电子邮箱就经常收到这类网站的广告”。他分析，自己的邮箱在网络上可以搜索到，“估计这些人通过这种手段找到我的邮箱”。

一家论文代理商向记者透露，他目前拥有29个写手，其中有5个教授。9个博士，1个博士后，对这些写手的出处，他向记者透露来自武汉、长沙、广州等城市的数所著名大学和中科院系统科研单位。

教授博导的学术道德底线竟会如此脆弱以至拜倒在金钱之下？代理商的回答则是：“实话告诉你，他们都是让自己的研究生写，自己坐在家里拿钱。一些年轻讲师或副教授收入不高，通过代写论文可以获得不错的额外收入，因此也愿意与网站合作。”

记者与某捉刀者进行联系，对方自报家门是某高校副教授，自称有代写代发各类专业论文的多年经验，特别擅长写作工程类、经济类的论文。

“我实行代写代发论文一条龙服务，发表在省级刊物上，收费800元至1000元，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收费至少1200元。”“副教授”说。

多次联系后，记者在某高校大操场见到了这名“副教授”：寒暄之后，听说记者急于评职称，需要发表三篇论文，“副教授”十分同情地说：“现在不论是大学生毕业，还是在职者评职称都需要论文，确实让人头痛。不过放心，你的论文包在我身上。”

“咱们找个地方聊一聊，顺便把协议签了。”“副教授”领着记者来到学校图书馆，坐在一处僻静的座位上。他从包里掏出两本刊物放在桌上，“这两本刊物分别是国家级和省级的重要期刊，都有统一刊号。在这种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是非常不容易的。”此外，“副教授”还列举了他有能力搞定的许多刊物名称。“我和这些刊物的主编关系非常好，我拿去的文章百分之百发表。”

还没聊3分钟，副教授就进入正题，“你先把订金付了吧。”说着，他拿出两张格式协议，“抬头”写着“论文写作与发表协议”。

记者想核实他的真实身份。“副教授”很理解记者的心情，立即掏出自己的身份证、工作证，甚至连图书馆借阅证也拿了出来，并且将这三证复印一份给记者，“这下你总放心了吧。”

就读武汉一所高校的硕士生张亮则是一名网络签约写手。张亮介绍说，他被聘用的程序十分简单，“反正都是网上交易，应聘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一般情况下，一封表达应聘意愿的e-mail之后，应聘者就会收到一封详尽的写作合同书和真实信息填写表，填写完毕并被对方确认后即成为其签约写手。“签约时间一至三年不等，虽然网站要求是排他性合作，可在虚拟世界谁能制约我们？”

张亮介绍，写手提交的论文必须包括题目、目录、摘要、正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注释、参考文献、背景资料等信息，网站在客户确认论文质量后将通过银行一次性支付80%稿酬，待毕业论文在客户答辩确认后，或客户收到学术刊物用稿通知后，再支付剩余20%稿酬。

此过程中，如因写手原因造成论文写作拖延，则将以100-150元／日不等的标准扣除相应延误费用。

张亮透露，若写手写作的论文系抄袭的，则写手将赔偿客户总额为写作金额大约5倍的赔款。

法律缺位 管理疏漏

采访过程中，记者所联系的几家代写论文网站均声称，“论文买卖除接受道德谴责外，将不会受到任何法律制裁，买卖者可放心大胆。”

“论文，作为衡量和表现某一专业领域内学习者对其专业理解和研究程度的非卖品，不仅标志一个人的专业水平、受教育程度，更是自身能力的体现。”著名法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法教授刘春田对此指出，虽然论文可脱离主体变成客体，但论文与写作者间仍属依附关系。

他分析，如果购买者购买目的是为获取学位或评定职称，则涉嫌“伪造文书”、“骗取学历学位”，即使是通过电子交易的手段，也严重违反了我国《民法通则》、《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谷辽海也认为，单从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看，网上论文交易本身就隐藏着巨大法律风险。其原因是，购买人并不知道出售论文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和邻接权人是谁，而这些权利人可就发表权、修改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17项权利中的任何一项诉诸法律。“获得论文者，随时会当被告。轻者承担民事或行政法律责任，重者将会承担刑事责任。”

目前，虽然法律的发展落伍于网络，但据谷律师的说法，在司法实践中，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对网络环境下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可操作规定依然有据可查，而且还可通过公证机关对相关网页和服务品进行公证。

因此，网上论文交易的长期存在并日益繁荣的主要原因还当归咎于相关职能部门疏于管理。

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未取得许可或者未履行备案手续的，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

第十九条中还规定，未取得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或者超出许可的项目提供服务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万元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关闭网站。

“只要任何一个公民举报或者起诉，公安部门都有权查处，然后可由相关领域专家作出一个评判，从而创制出一例判定规则，可惜，至今也没有此方面的讯息。”刘春田教授对此种现象的泛滥深表遗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宋清华教授认为，治理学术腐败，首先需要学人自律，同时也应加强他律。他建议高校将学生的学术道德问题与教师的考核结果挂钩，作为其职务聘任、晋级晋职和评比先进的重要依据。同时，要完善《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相关法律中惩治学术腐败的内容，增强其严密性和可操作性。还可借鉴国外做法，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设立打击学术腐败的独立机构，负责对科学上的不端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监督评议。

呜呼！学术之风不正，出了论文公司这样的怪胎。

人人声讨，人人喊诛。

学术的朗朗乾坤何日才能恢复！■

垃圾论文与合法期刊的潜规则

数量有限的核心期刊，在庞大的需求面前显得力不从心。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许多核心期刊不再以论文质量为核心，而是根据付费的多少来确定是否刊用。

撰稿·李泽旭(记者)

为何武汉佑达公司的黑论文能够冠冕堂皇地进入国家的正式出版物出版发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充斥国内各大学术期刊的“版面费”是黑论文的敲门砖。

据中国学术论文交易调查显示，大量排队等待发表的论文，使学术核心期刊成为一种稀有资源，为发表文章而交纳“版面费”成了公开的秘密。据有关人士透露，以一篇4000字左右的论文为例，普通学报所收的“版面费”一般是320元—700元，普通中文核心期刊上升至800元-1200元。

“文化妓女”

“版面费”的出现，使得学术论文发表衍变为一条生产线，不少发行量小的学术期刊通过降低门槛，收取“版面费”获取经济利益，论文的量顺利增长，质却因此大幅下滑。

可是，一旦收取版面费，学术期刊就走进了一个杀鸡取卵的困局。当交版面费成为发表论文的潜规则时，低质的论文大量涌入，劣币驱逐良币，学术水平如何保持？而期刊权威性又如何得到保证？

“这是一种自杀行为。我见过好几家学术期刊，一开始收取版面费，没几年就把名声做臭，刊物就办不下去了。”上海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编辑部主任张桁说。

“现在核心期刊出现一种怪现象，即核心期刊的副刊，专门刊登硕士论文，每篇文章登多少字需要多少钱，都是明码标价。”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估算：现在国内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近80万人，按规定每个人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才能毕业，计算下来全部论文数量相当惊人。

数量有限的核心期刊，在庞大的需求面前显得力不从心。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许多核心期刊不再以论文质量为核心，而是根据付费的多少来确定是否刊用。对这种给钱就刊用，不给钱即使优秀的论文也不用的“核心期刊”，有学者指斥为“文化妓女”。

一个研究生在褚先生所在的杂志刊发了论文之后，结果被发现是抄袭之作。原作者找到杂志社，要求杂志社公开道歉并将追究抄袭者的责任。后来，抄袭者分别向原作者和杂志社作了诚恳的道歉，事情方才了结。

厚厚的一本杂志出来之后，有时找不出几篇好文章。褚先生感到很郁闷，“这简直就是浪费纸张，为崇高神圣的学术殿堂生产知识垃圾”。

大量没有价值的论文充斥在核心期刊的版面上，这是对科技源头的毒化。“学术生态系统不健康，科技未来就会走向灭亡。”何祚庥说。

《科学》杂志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主办的刊物，也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之一，在世界上所有同行评议的综合性科学期刊中拥有最大的付费读者群，全球的读者总数估计为100万人。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新闻发言人郎妮女士告诉记者，《科学》从不向作者收取任何版面费，更没有按照论文的篇幅长短收费一说。但她马上强调，《科学》发表的论文平均起来每篇都会有1到4张图表，如果这些图表是黑白的，《科学》就不收费，如果它们是彩色的，《科学》就会向作者收费，收费规则是：第一幅，收费600美元；以后其他各幅，每幅收费400美元。

据了解，美国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抵消办刊成本。而绝对顶尖的学术刊物不收版面费，是因为它们影响大，能吸引到足够多的广告和私人募捐。美国学者如果发表论文时要交纳版面费，这些费用一般会从他们获得的各种研究经费里出，所以用不着教授学者们自掏腰包。能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所以即使向刊物交纳了版面费或者彩色印刷费，也不是一件给论文本身抹黑的事情。

如何解决黑论文这种“知识垃圾”，许多学者认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类似佑达公司这样的代写代发论文“代理商”光凭取缔是取缔不过来的，重点还应放在黑论文生产线的两头——刊发论文的学术期刊把好门，解决“质”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调整好考评体系，不要以“量”取胜。

量化考核的弊端

目前，在全国众多高等院校，各种以数字指标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已经成为行政部门重要的管理手段。这种考核与每一个人的利益直接挂钩，对个人来说，直接涉及毕业成绩、职称、科研经费，对单位和各级领导，则意味着政绩和升迁。这些量化评价标准主要包括：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出版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等等。

某高校有这样的规定，申请教授职称需具备以下条件：独立撰写并出版一部15万字以上高水平学术专著或参编21世纪课程教材和研究生教学用书，并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一项：1。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在CSSCI核心库来源期刊上发表5篇以上学术论文；2。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学校认定的人文社会科学一类期刊上发表1篇以上学术论文；3。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学校认定的人文社会科学二类期刊上发表2篇以上学术论文。

“想晋升教授，如果没有几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你的工作再出色，能力再高，也是白搭。”北京理工大学一位教师认为，论文以数量论英雄的考核体系，是论文粗制滥造、催生网上论文“枪手”的主要原因。

片面追求论文“量”的增长，势必影响论文的质量。为了评职称或者拿到科研项目经费，有的大学老师也加入了抄袭造假的行列。武汉某高校的鲍老师向记者举报说，该校某函授学报负责人王某为了这些“量”化考核居然在自己负责的学报上刊发低劣抄文，其剽窃行为令人震惊。

鲍老师调查发现王某在1998年至1999年间为了申报正编审，利用职权连续在他主管的公开刊物上发表了《关于毕业论文及其选题》、《关于毕业论文的信息查阅方法》、《关于毕业论文的构思与写作》、《关于毕业论文的出路》、《关于论文的评价原则及其方法》五篇系列论文。这五篇剽文主要整章、整页、整段地抄于：吴岱明著《科学研究方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陶德麟等著《思维空间·切入点·构筑——学术论文写作指导》，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李旭初主编《毕业论文写作指导》，华中师范大学函授处1987年版；尹均生、董中锋编著《毕业论文写作》，华中师范大学函授处1987年版；江红辉等著《投稿指南》，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朱新民等编《科技期刊编辑作者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陈仁凤著《现代杂志编辑学》，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几本书及黄宗忠、毛经中、宋寅展等教授发表的相关文章。

对此，鲍老师深感耻辱、气愤，“这样一个靠剽窃拿到职称的人，居然在学校里主教学生如何写论文，真是对学术的侮辱。”

对于论文量化，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的一大特色。因为评价体系的不合理，德高望重的上海交大教师晏才宏直到去世时，职称还是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陆善镇说，陈景润在10年内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而且其最重要的论文也是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中国科学》的英文版上。按照目前的评价标准，即便陈景润这样的数学大师也难以当上教授。

发达的网络技术给大量“垃圾论文”的诞生提供了便利，一批名不副实的专家、教授应运而生。从清华研究生不满学校教育而退学到吉林大学45名博士生导师落聘下岗等事件，社会舆论越来越尖锐地将矛头直指当前高校的人才和学术成果评价体系。

有评论指出，现行的量化考核评价体系，已经与建立创新型国家和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的要求不相适应，它抑制了学术创新，妨碍了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尽快进行改革和完善。■

“捉刀”十二年

我不能保证我的资源在全国做论文代理的大军中是第一，但也是前列，而且，虽然不高产，我交的‘货’却可以称得上是最高质量了。‘盗’亦有道，我靠本事吃饭，从来不骗人。

撰稿·李泽旭(记者)

王鹏(化名)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脖子上搭着一条湿毛巾，双手在电脑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打着，电脑屏幕上一篇标题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探求”的论文正在不断修改中。

“兄弟，都研究生毕业当老师5年了，怎么还要写论文，评职称啊？而且你本科学中文，研究生学历史，怎么看也和法律搭不上边啊。”记者不解。

“嘿嘿，赚点外快，给一个本科毕业的毛孩子供的‘货’没通过，还要再改改。你也知道，读研三年和考研那四年我就靠替别人考试、写论文撑着的，现在一时还扔不掉。”

每年的3月到6月，是大学生忙着交各种期末论文和毕业论文的时期，也是一些蛰伏在民间的论文枪手赚钱的黄金季节。记者的这位老友这段时间在家里忙得不可开交。

为了钱包奋斗

认识王鹏已经16年了，其间12年“奋战”在“捉刀”战线上的他似乎对“捉刀”生涯有些割舍不开了。

12年前，刚刚中文本科毕业的王鹏在分配去的工厂干了不到2个月就辞职回家了，用他的话讲，“在工厂我可能一辈子都赚不了几个钱，还不如考研另谋出路”。

结果这一准备就是4年，此时正是文凭热的时候，许多单位用人的标准都提高到专科以上。刚刚回到家的王鹏受到亲友的登门“求助”——请他帮忙代考：成人高考、英语四、六级……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的王鹏有些发懵，“这样的考试也能请人代考？”

一位准备成人高考的朋友透了底，“只要你同意帮忙，教育部门那边我能搞定，考试的时候准考证上换上你的照片就行了。完事给你1000元辛苦费。”

张鹏由此干上了“捉刀”的买卖，钱包也逐渐鼓起，以至于忙于此道的他考了4年才考上研究生。

读研了，有了后顾之忧，同时各种考试的监考规则越来越严格，王鹏的替考之路就此打住。

不过，“捉刀”的刺激和赚取外快的愉悦感使得王鹏并没有甘于放弃“捉刀”生涯，读研不久，一次机会又将他拉回那个并不光彩的营生。

读研后，王鹏凭借他的文学功底进入了某网站打工，在这里他成为了网站编辑、期刊组稿人。这时，社会上许多人因为刊发论文无门，寻求有偿代理发表论文，王鹏所在的网站就接受这样的业务，而他这个期刊组稿人从中可以拿取一成的提成。

每天，王鹏电脑上的QQ图像都是不停地闪动。

“编辑你好，你们是发表论文的吗？杂志可以自选吗？”

“论文能发在正规CN刊物上么，能不能保证每年至少发3篇？”

……

王鹏觉得这样很好，利用自己以及网站在各期刊、杂志社的良好关系，帮别人发发论文，赚的钱不比以前代考少，而且没有任何风险。

直到有一天他的QQ上收到了这样一句留言——“发教育学硕士的毕业论文怎么收费，论文能不能代写？”

代写，然后代发……这和以前代考差不多，而且收入还能大幅度提高。于是，王鹏的业务文件夹中多了代写这一个条目。

“业务”越做越熟，王鹏的钱包也越来越鼓。他每月可以为公司完成1万元左右的创收，如果他足够认真的话，可以做到5万元。600元的底薪，外加10%的提成，王鹏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加上平均一个月至少代写一篇论文，王鹏的月收入甚至可以达到三四千元。

不过，王鹏有时也觉得心烦。早上8点到晚上11点，电话、短信不断，一个月光短信要收1000条左右，还要给几十个不同的咨询对象重复同样程序性的话，忙得吃饭睡觉都乱了点。最多的时候，邮箱中未处理邮件就有700多件，实在处理不过来，每天还有30封左右的邮件投进来。

这种生活直到他硕士毕业才缓解下来。

超一流“捉刀”

王鹏的电脑中，存放着可供各类期刊发表的原创论文上万篇。但他从来不像多数枪手那样去粘贴复制，基本上每篇交给别人的论文都是自己下了一番心血写出来的。

“要长久做下去就要对顾客讲信誉，‘货物’要尽量保质保量，这样才能避免出事。”虽然自己对这一现象鄙视得不得了，但是从收入角度考虑王鹏还是继续了下去，并从中找到了一条“安全底线”。“事实上枪手这个行业一直处于虽不能致富但也饿不死人的状态，一个勤奋的枪手在几个高峰月里，平均每月赚个六七千都是少的。但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王鹏在“捉刀”生涯中不断整合自己的资源，包括全国近百种知名刊物、杂志编辑的QQ、手机、邮箱等详细的通联地址以及70多家论文期刊的合作资源。

凭借多年的合作关系，王鹏与多家刊物的编辑关系良好，其中不乏核心期刊。甚至有某期刊编辑表示，如果他可以一个月给该刊物组稿10篇，就把他的名字挂到该期刊编辑之列。

“一间房子，两三个人，小作坊的经营方式最赚钱。”王鹏认识的湖北一家父子三人联手做论文代理，一个月可以赚到十几万元。王鹏的资源比他们都好，但他却不这样做，“这只是外快，不是事业”。

“我不能保证我的资源在全国做论文代理的大军中是第一，但也是前列，而且，虽然不高产，我交的‘货’却可以称得上是最高质量了。‘盗’亦有道，我靠本事吃饭，从来不骗人。很多人代写的毕业论文被导师否定，因此关键是要经得起修改。有些导师要求高，改论文改死人。我一般承诺不通过的话全额退款。论文交上去以后，有时还会给他们准备好所有的答辩材料，并把论文讲解一遍，作一些答辩辅导。”

王鹏说，网上的那些编辑，手底下都有很多组稿人员，他们一般是高校教师和研究生。有些期刊编辑是联盟式的，同时供职几家期刊，彼此资源共享，互惠互利。

目前，做论文代理的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王鹏坚信，只要中国职称评定的制度以及高校学生对论文的现实需求还在，他代发论文的业务就仍然“一片光明”。

王鹏现在承接的论文领域横跨多个学科，史学、哲学、比较文学、汉语言文学、美学、法学，论文级别从期中作业到课程论文，从本科毕业论文到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都可以写。

“多数枪手都是像我一样隐没在高校中的。”王鹏披露，“高校的论文需求量大，客源多，同时，高校的学术氛围和资源也决定了真正有学识、有能力的枪手产自高校。”

王鹏自认自己不是最厉害的，在他所熟知的范畴里，自己只能算是一个高手，而不是超一流。据说北京有个神秘的“女枪王”。她的身份是某名牌大学理工科的博士，能够承接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和几乎所有人文学科的论文，其中最擅长的是量子力学、比较文学、制度经济学和中世纪神学。另外，北京某研究所工作的一个高分子材料博士，其文学修养不亚于一个比较文学硕士，以及一个哲学系硕士，还有一个音乐学本科生，基本上，你一说什么书，他马上就会说，嗯，这个很好，我以前看过，主要是讲什么的……

“真正的高手是不挑的，其动机和最低劣的枪手是一样的，就是写稿挣钱，但是他们的活儿是最好的。”王鹏接下来的努力方向就是在有限的“捉刀”生涯中达到这样的超一流，对他来说，在赚取外快之外还能寻找到一种更美妙的感觉。

“这似乎是一种快感！，对，成就感！”王强说。■

丁学良：目前情况下，遏制学术剽窃不可能

在一个社会里，对于偷盗行为，整体上法律环境怎么样，就影响到偷盗行为本身。(剽窃者)他就会受周围的影响，相对来讲，他就觉得：我剽窃人家的文章，没造成生命损失，没造成几十亿几百亿元的损失，也没造成大面积的社会动乱，为什么找我麻烦？我的意思是，中国现在所有这些问题，从深的层次上来说，都是连在一起的。

撰稿·贺莉丹(记者)

2009年6 月底，身在安徽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我们期望通过丁学良教授的视野，来解读如今屡现的学术不端行为背后之社会图景与可行策略。

丁学良出生于皖南农家，在国内断断续续受过不完整的小学、中学与大学教育，1984年获匹兹堡大学“校长奖学金”赴美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丹尼尔·贝尔，他先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哈佛大学本科生院和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亚太研究院等从事教学研究工作，1999年执教香港科技大学，并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学术资历委员会委员、主任等职，其研究领域涵盖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全球化和大学制度等，出版有《中国经济再崛起》、《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等著作。

针对学术剽窃的法律制度

严重缺失

《新民周刊》：最近学界较为关注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与辽宁大学副校长相继卷入“抄袭门”事件，我想这仅为中国内地近年来学术不端行为之表征。此类情况，甚至人们已经觉得“见怪不怪”了，你如何看待此类现象？

丁学良：不能仅从一两个校长、三个院长、四个教授这些个案来看，因为这牵涉到全中国的一个制度建设问题，而且我们也还不能把这个制度建设仅仅看作是一个高校的制度建设，因为一个社会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仅是一个高校的问题，它牵涉到其他好多领域，有的跟高校有直接关系，有的有间接关系。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站在这些被指为剽窃的校长或院长、教授们的立场上，他们心里就觉得很不服气，他们认为：你们干嘛在这种小事情上找我麻烦、跟我过不去？！你看看周围，那些贪官在被中纪委抓到之前，不是天天在做廉政建设报告吗，不是天天都在讲优秀干部守则吗？他们还会讲：看看中国的商界，比如造假，造出来的假药、假食品、假儿童用品，造成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受害者，牵涉到的金额都是几十亿几百亿元，有时甚至造成好多人命的损失，我这一点剽窃……

《新民周刊》：就是说，剽窃者会不断地给自己找理由开脱。

丁学良：这并不是我们在做一个假设。剽窃在英文中就是偷窃的意思，在西方法律中，剽窃人家文章和偷人家的钱，在法律上都是用thief这个词来界定的。

在一个社会里，对于偷盗行为，整体上法律环境怎么样，就影响到偷盗行为本身。(剽窃者)他就会受周围的影响，相对来讲，他就觉得：我剽窃人家的文章，没造成生命损失，没造成几十亿几百亿元的损失，也没造成大面积的社会动乱，为什么找我麻烦？

我的意思是，中国现在所有这些问题，从深的层次上来说，都是连在一起的。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在其他领域里没有非常严格、有效的法律制度，你不能指望在这个非常抽象的学术领域里面去遏制这种(剽窃)现象，因为(剽窃者)他不是偷一个具体的物，他偷的是人家的智慧产权、人家脑力工作的成果，这是很抽象的。

以香港为例，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比较。在香港，至少在我所看到过的几个案例中间，我就感到很震惊。比如，4年以前，香港有一个公司的一位女性，她已经做到一个很好的中档层次的经理位置了，后来被查出来好多年以前她在申请公司较低的助理位置时，曾伪造了一个美国很好大学的学历，然后她被录取了，她的工作能力挺强的，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几年后步步上升，一直做到了middle－level即中层经理职位，她才被发现几年之前的学历是假的。结果对她的法律处置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第一，她从被录进公司以后一直到这个事情爆发为止的所有现金收入中，必须把因为有了这个伪造学历带来的收入区别交回，比如，你如果没有这个学历时，起点工资是5000元，有了这个学历后你的起点工资是8000元，这个累积下来的跟这个qualification(资格)有关的钱要追究回来；除此之外，她被开除，还被判了6个月的坐牢，因为伪造证书在香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行。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城市，(人们会认为)如果你在这个小事上可以伪造证书，那么大事上也可以伪造证书。

因为有了这个严格的法律制度，一些海外的“海龟”们到中国内地敢吹牛、敢造假，但他们很少有人敢跑到香港来造假，因为这个惩罚太厉害了！如果中国内地没有在相关法律领域里一步步建立起来像这样严格的法制程序的话，你要想遏制研究领域、高教领域、学术领域的这种剽窃行为，是没希望的！即使你每天在讲这个事情，讲10年、20年，都没希望！

现在谁都知道，IT信息技术的发达，让剽窃行为变得越来越容易了，电脑操作、七混八混的，混到最后，面目全非。你要是没有那种很严格的法律制度，就是说，如果抓到一个(剽窃者)，即使不坐牢的话，也有非常重的经济上和就业方面的惩罚，开除公职、开除职务……如果你没有这些措施，你不要指望剽窃这个事情能够制止得住。

个案的力量

《新民周刊》：也就是说，学术不端行为无法遏制，不仅仅是高校里缺乏铁律，而是我们整个社会都缺乏这种制度氛围？

丁学良：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高校里面这个风气，和我们中国大陆整个社会里的造假、偷盗、欺诈行为受不到什么严厉处分，这是一回事。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离开美国之前，现在这个美国副总统拜登那时曾经被民主党提名作为当年的总统候选人(1987年)，而且拜登当时非常被看好，后来他为什么退下来不选总统呢？在中国人看起来，就为了一个很小的事情：拜登在做演说的时候，引用了别人的一句很有感染力的话，但没有讲这句话是引来的，给听众的感觉就是那是拜登自己讲的话，结果美国的媒体听到，一找，那句话不是拜登讲的，是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场合讲的，拜登引用时就没有给予credit，没有给人家的智慧产权予以应有的承认，为了这个事情，他只好退选。在人家看来：如果拜登在这种事情上都没有给人家公信力的话，那我们把你选上总统位置以后，我们不相信你会很好地使用你手里的公共权力。这个事情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太过分了。(事后拜登也承认自己当时不够及时承认指控。)

《新民周刊》：就是说那些剽窃的人，他们实际上到最后是毫发无损。

丁学良：何止剽窃的人毫发无损，其他的偷盗行为也毫发无损。我讲的重点，这不仅仅是学术界的问题，而是全社会对于偷盗行为、欺诈行为、误导公众的行为，深层次都是连在一起的，人们是互相学习的，年纪小的人向别人学习，年级大的人也向别人学习，哪种方式的成本最低、增益最高，人们都会去学习，直到遇到了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法律。

《新民周刊》：那目前我们有一些可以作为的部分吗？

丁学良：我不认为现在能做到什么。这个部分的东西(即海外如何有效应对学术剽窃行为的信息)、哪些方法是比较有效的，在海外已经是well-established(根深蒂固)，已经被尝试过好多年了。

在以前可能缺乏这种知识，那时大家对海外法制社会的情况有不了解。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中国是相当开放的，在(如何有效应对学术剽窃行为)这方面的信息流动是相当容易的，中国人现在不做这些事情，并不是缺乏知识、信息，并不是国内人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是这种知识和信息不断地被人提出来而不被实施。

国内在台上、在台下的，许多人都知道该怎么办，就不办！这是利益的原因。深圳被“双规”的市长，不知道国外怎么预防贪官吗？他太了解了！三鹿奶粉的那些老总们不了解这些事情吗？他们了解得太多了！他们就是因为了解正反两面的事情，所以他们这个(造假的)手法是越来越有效。

中国现在就是因为所有这些制度方面的环节都被利益给挡住了，并不是因为没有这种制度可以借鉴，也并不是说中国人不晓得从哪里着手，统统知道，他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些环节，所以才做得越来越厉害。假如说真的不知道的话，他为什么不到香港去诈骗？因为如果在香港被抓住，后果是很严重的。技术都在那，不是国内人不知道这些技术，他是有意地不采纳这些技术。

《新民周刊》：就让这种情况放任自流吗？你认为现在如果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有效应对学术剽窃行为的制度，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丁学良：不是放任自流啊！你得要允许像我刚才讲话的这种声音，以及同这种声音相关的那些声音，以及同这些相关的声音相关的行动(出现)，要有一种自下而上的压力，否则是不可能的。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一个好的制度慢慢地发展起来，都大部分是靠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

《新民周刊》：你提到的“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具体指的是什么？

丁学良：比如说，中国的法律要允许人家上法庭打官司，这些发现剽窃的人要能够找到律师去控告剽窃者，如果中国的法庭、中国的律师都不能处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像农村的土地被非法征用、非法转让以后，你如果说不让农民去找律师根据法律去打官司的话，你怎么能制止对土地使用权的这种盗窃行为？你也做不到这一点。

一个社会建立一个制度，你要方方面面、上上下下，而且要每人每事地(努力)，慢慢这个制度才能建立起来。你没有这些东西，那这种剽窃行为就年复一年地(发生)，不但越来越厉害，而且暴露出来的层次越来越高。

“示范效应”

《新民周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现在人们的是非心似乎也趋于淡漠。

丁学良：是非心的淡漠和刚才我讲的都是一回事，就是因为没有人受到处理。没有受到处理的剽窃者，他继续做官，他继续上升，继续拿更高的项目经费，包括在中国拿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用几百万几千万纳税人的钱实行所谓科研项目造假，他不能受到严厉处罚，人们怎么会有是非心呢？！人们每当听到一起这样的事情，只会说：哎哟，他妈的，我太傻了！他们这么干有这么多好处，我为什么当年不干呢？下次如果有机会，我就这么干嘛！这就是“示范效应”。

《新民周刊》：这种学术剽窃情况愈演愈烈，是否与中国目前的学术标准跟国外相比有所不同也有关系？

丁学良：现在还没有到学术标准层次上来，(学术剽窃)这在现代法制社会是个犯罪行为。

这个社会里面，所有针对剽窃、欺诈、误导、滥用公信力、滥用公权的这个体制环节是基本上无效的状况，这是我讲的要点。

中国缺乏的是给社会方方面面的、上上下下的人自发行动的机会、条件，就像对人权、女权、弱势群体的保护一样，所有这些保护，都要靠很多微观的、个体的行为一步一步建立起来，没有这些不行的。

《新民周刊》：那么，作为学者个人，对这种现状，能做些什么呢？

丁学良：学者个人什么也做不了，他自己能不做坏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旁边的诱惑太多了！我讲的是大实话，他自己不去做坏事，他自己不去再剽窃人家，这已经很不错了。

知识的创造是非常累的，有时候一个人多少年在坐冷板凳，好不容易弄出来的一个东西，被另外一个人剽窃了，你想，这个后果多严重啊！

《新民周刊》：在你的了解中，国外对中国学术界这种剽窃行为有什么反馈吗？

丁学良：国外对中国学术界这方面简直是……他们把PRC(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解释成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ing，欺骗、诈骗，因为中国盗用人家那个名牌造假，中国公司盗用人家设计……他们是一起来看的。

《新民周刊》：你认为，理想主义在遏制学术剽窃行为的这个过程中间，有多大作用？

丁学良：在国内能够把这种事情揭露出来的人，如果说是去揭露自己本单位的，还要冒风险，有些人只好用假名去揭露，只有极少的人敢用真名去揭露。对于这种人，我们要给予很高的评价，很不容易。

我们这种人是因为不在中国内地这种体制之内，大不了就是：一些潜在的好处你不让我们得，但是不可能把我们这些已有的东西拿走。而在中国内地这个体制之下，万一被发现，可能会把他已有的东西都拿走。这都要有成本的。■

很多人缺乏知耻之心，太无耻了！

老问题，老思维

楼主有心了，支持

的确是畸形的产业链，问题严重啊

工作繁忙的领导们和有”钱途“的老师们哪有时间写论文哟，不让人代写怎么办？

既然不再是个案，就是一个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事情。盗亦有道，记得我们曾经的一位女副总理在与老外进行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谈判时更为理直气壮。

他们都没把自己作为知识分子，而只是把学术作为一种手段！

整个社会的学术风气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当正常与非正常颠了个，这其实是整个社会的最大悲哀，因为已经不存在基本的伦理道德了，如果这都可以被政府、整个社会所容忍，那我们就只能为这个政府、国家默哀了，心已经死掉了。

真的想做点什么{:3_61:}

痛恨无耻的抄袭者。

虽然国外也偶见剽窃之事,但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的国家一样,拿抄袭作为自己'升迁'的跳板,并且是这样的抄得理所当然,无耻至及,学风日下,难怪某位为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中国通'在中国混迹了20多年后发表感叹:我算是把中国看透了,"中国制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论文已死，学术将亡！！！！！！！！！！！！

天下乌鸦一般黑，还是惩罚的不够严厉

震惊、教诲

学术腐败啊，是普遍现象

现在抄袭是非常普遍的了

我提几条，请大家指正：
1.学术腐败的获得利益比之风险大得多，既然有如此大的激励，铤而走险的事就常有。用风险和利益激励并存和等同的机制管理，将有效遏制一部分人的滥竽充数。
2.治理学术腐败不能光靠道德手段，还必须结合强有力的行政制裁手段，如终生不得进入其现任职行业，并建立数据库留底。
3.曝光不能只在同行业或相关行业，因为相关利益和相同行径的人太多。
4.技术判断可以使用双向匿名，随机抽选，专业和跨专业搭配原则。
5.道德判断应该使用普通法原则，类似陪审团机制，由广大师生和热心民众公开评判。

楼主辛苦了，积重难返了！

LZ你不正在剽窃吗 ？既然不是你的原创，为什么不标明转贴、引用？
悲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