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 王晓明

令人期待的林、张产业政策之争终于在媒体的千呼万唤下、还带着些许略显神秘的气氛中结束了。虽然有些媒体用了“激辩”两个字、“四度之争”这样的噱头语言，在我看来，却不过是双方已有观点的再次“平铺”，言谈的机锋丝毫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和本质。在当下大嘴满天飞的时代，让我想到“空谈误国”四个字。也或许时间有限，双方未能深入水下，然而，从双方的言词来看，基本上属于“学理”范畴，而没有触及现实关照。出于一种责任，笔者无奈再拾笔墨，与两位大咖提些小鱼的意见。

• 一、市场失灵与产业政策失灵
  

首先，这是两个经济学术语，在西方经济学中早已论及。市场失灵是指“自由市场”无法解决一些社会经济问题，辟如环境问题，也可谓外部不经济；战略发展，国家间的竞争博弈；社会公平；资本垄断造成的资源浪费。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产业政策失灵是指以ZF为主体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施行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战略性政策失误，辟如当初的光伏政策；对市场干预导致的信息扭曲与资源浪费；权力寻租；资本寻租等等。同样不胜枚举。若以此为立论，双方永远“激辩”不完。因为两种“失灵”的的确确在经济现实中都存在。

问题是，无论市场失灵还是政策失灵，我们都需认知其本质所在，否则我们确乎不过一个“无知之徒”，进而会发展成“无耻之徒”。“市场失灵”其在于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看不见的手”一直没有人真正“看见”，换言之其有极大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会被所谓的供求关系、厂商决策等美好词汇所掩盖，但造成的后果则是看得见的。正如前述所言的环境问题，以及当下骗术满天飞，同时企业在不断变化的供求关系中寻找市场机会往往会掉入短期利益陷阱；一是放任个人追求最大利益而导致的纷争与“群己关系失效”。此不例论。简单而言，市场失灵是西方经济学也不回避的经济现实。面对市场失灵，政策介入主要有几大原因：一是厘清合理的市场关系与市场秩序，帮助市场形成自由与秩序的平衡，进而实现市场公平与资源效率；二是协调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私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在确保市场激励作用的同时避免私人逐利导致的产业发展失序与混乱，同时兼顾私人逐利无法实现的长远性战略性利益与群体、国家性利益。在市场失灵方面，ZF当然不能因其有“失灵”而否定其在资源、要素、利益关系中的效率性、刺激性机制作用。

产业政策失灵也可以分为两大核心问题：一是ZF制定的产业政策不符合经济现实的问题所在与进程指向，导致政策需要与市场运行出现不合甚至扭曲，这不仅会导致政策无效，进而会导致政策障碍；二是ZF制定的产业政策出于某些主体利益，或为利益主体所主导和利用，使产业政策成了这些利益主体的“寻租空间”，从而造成社会不公与资源浪费。诸如此类。在产业政策方面，需要明朗政策制定者、施行者、承载者的主体关系与人脉关系。如果政策制定者缺乏有效的经济活动的现实认知与经验认知，其制定的政策便有无效甚至负效之嫌；而政策制定者、施行者、承载者彼此有利益瓜葛，再好的政策也会被“无耻之徒”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其后果不仅使政策失效或负效，还会令产业政策制定出现“困惑”。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因产业政策存在“失灵”空间而否定产业政策的必须性。

总而言之，市场失灵也好，产业政策失灵也好，最终的落点应该放在经济主体的动机和行为上，放在人的“无知”和“无耻”、“良知”和“良心”上，放在自由与秩序、个体与群体关系上，放在国家之间的族群竞争更大的空间上，放在经济运行的内外环境和发展阶段所处的时势机缘上，才能更加透彻把握这两种失灵的本质，进而提出相对有效的平衡机制。

二、经济史与经济学说史

我建议林、张二人去看一看经济史与经济学说史，虽说前者在世界银行工作过，后者曾师从诺贝尔获得者，那些都是外在的附加物，并不是永恒的“硬通货”。以英国为例，英国在15-17世纪，并非欧洲的强国，在这一阶段，英国实行的是“重商主义”，对对外贸易有极严格的控制，国内产业除了有政策控制外，还有诸如学徒制度、相关法律、行会的深度干预，这绝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然而，当英国人通过对印度的殖民获得了第一桶金、北美殖民获得巨大资源和市场之后，才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直到英国实现了所谓的“产业革命”，其政治经济地位站在了“大不列颠”势能上之后，才扬起自由贸易的风帆，其无外因体强可以凌弱、势高可以欺人，在竞争中有了绝对优势，才提出了这一要求，并在“自由贸易”的美妙口号下获取了资源、市场和利益。看一看鸦片贸易就知什么是“损人利己”的自由贸易了。同样是英国，在经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学理论有两个阶段：配第、亚当·斯密等完成的古典经济学；以“凯恩斯经济学”为标志的应用经济学。两者的差别未免令人啼笑皆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绝对利益说基础上的亚当·斯密或许受了达尔文的影响，主张自由市场经济；而遭遇了三十年代大危机洗礼的凯恩斯作为斯密的后人却主张ZF干预，这有些滑稽。而美国的兴起则缘于二次大战，在二次大战期间美国人除了大发战争财，还在欧、日等列强因战争衰弱之际趁势而起。如果我们再提及“罗斯福经济学”，那也可谓干预经济的佳绩。换言之，欧美的发达不是在经济理论指导下的发达，而是在成为“暴发户”后编排的学理逻辑。而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和此前08年的金融危机，都正在证实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失灵”。因此，林、张二先生在“激辩”时动用了充足的学理依据，却不知这里学理因何而来、又有何条件和局限。辟如单从“自由市场经济”这一学理而言，首先“理性人”就是个伪命题：从来就没有人或经济主体有过“理性人”的自知。而张先生强调的“自由”，也不过是关在利益笼子里的“自由”，不过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至于信息的完全开放、随意的进出，在资本垄断和投机下早就成了可悲的玩笑。应该请张先生吃几瓣当下的“大蒜”，就知道“自由市场”多么可爱、资本多么的“智慧”与“无耻”了。而林先生所提及的产业政策，也太笼统、太宽泛，既没有说及针对市场失灵的有效性辩论，也没有落到当下中国产业发展急需的方向或措施上。

产业政策也好，市场机制也好，我想请两位先生首先弄清楚它们之所以成为问题、它们各自的作用与局限、它们得以有效的条件和时势。当下中国经济面临两大变化：国际形势的变化，其体现在欧美的衰落、逆全球化趋势增强、WTO等秩序被消解、保护主义复兴等国家利益竞争上，说白了是利益分配导致的新的纷争；其二是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在开放三十年以外向型、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政策方向诱导下，产生了发展综合征。这一症状是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与条件变化所双向促生的，要想解决当下经济问题，必须要理清这一过程，否则一切都不过是“观念原则”和“学理空谈”，对应的则是“无知”和“无耻”。

我本人为了劝诫自己，在前一段时间曾写了一篇《重构产业生态：产业政策的根本选择》。虽说我提出的观点未必有很高学理性，但至少提出了当下产业政策应采取的方向与手段。我希望远比我有智识的林、张二公不要只在学理与观点原则上喊口号，拿出点实在的货色，让我们这些无知无耻之徒有一点行为上可遵循的路数，避免我们成为“迷途羔羊”，甚至成为“替罪羔羊”。

欢迎大家到我的课堂上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