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买办制度分析

买办阶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阶级。它既不同于地主阶级，又有别于资产阶级；它既与中国的官僚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为外国殖民者掠夺中国人民服务，它们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分化。买办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它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有其独特的作用。本文试图就买办阶级的产生、发展和突出表现方面，对近代买办制度做出客观地分析和评价。

买办阶级的形成

买办阶级脱胎于中国近代早期的买办。买办原意是采买者。中国清朝中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西方来华商人不得和华商直接贸易，只许和广州十三行进行交易。但是外商在华期间因生活等需要可雇用一些人员如购买食品、内务杂役等。这些被外商雇用的人员被统称为“采买者”。这些人就是买办的前身。但是，他们仍要受清政府的严格限制，外商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如人数、对象等都由十三行推荐代择，并且由十三行“结保”等。这些人在外商中的职责也是很简单的，只负责外商中的内务勤杂，并不准涉足商贸活动。 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扩大，对外贸易量增加，外商必须选择一批熟悉中国国情而又可靠的中国人来代理业务。早期外商商馆雇用的采买者就充当了外商扩大对华贸易中的第一批买办者。买办代外商在华进行广泛的商贸买卖活动。如贝德福洋行老板勃吉斯需要解款时开出便条，收款者即可凭此条向该行买办马劳生取款。这里的马劳生实际上成为贝德福洋行的出纳会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买办代理外商活动已经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如买办可以携带巨款直接下乡和地方丝茶行签订“预约交款”合同。买办和中国内地商人签订交易合同，收货付款，无需再事先取得外商的同意。中国近代买办阶级的形成是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早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史料就有记载：“五口夷人夷商，所用华人难以数计”。６０年代李鸿章曾称：买办“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首先必须有它自己的经济基础。买办阶级的经济基础是他们在从事买卖活动中逐步形成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商对华贸易业务拓展，依靠雇用大批中国买办。中国买办亦在为外商服务中逐步积累了自己的资本实力。象大买办唐廷枢、徐润、顾春池、陈竹坪等人都拥资百万两。如上海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资本１４０万两，买办投资竟占１００万两。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一批大买办的出现，一个新兴的买办阶级在中国形成了。这一阶级不但有他们共同的经济基础，还有共同的政治地位，即政治上开始投靠外国人并受外国的庇护，享有治外法权，后又转身纷纷捐官买爵投入中国封建官僚体系，从中外两方面寻求政治庇护获得政治地位。中国买办阶级是外国殖民者掠夺中国人民过程中孳生的副产品，也是中国封建势力向外国侵略者妥协的产物。

早期买办阶级的分裂

买办阶级的分裂，首先转向的方向是投入中国封建官僚阶级的行列，成为封建统治者一员。买办转向官僚，最早要算吴健彰。吴健彰是原广州十三行宝顺行的买办。十三行被解散后，清政府委任他到江苏等地“同夷人说话”。他先是“积赀援例得候补道分发浙江，旋改调江苏补用上海道。”“买办投入封建官僚行列主要是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可他们不懂得技术及企业的管理，需要熟悉洋务的买办的帮助，而买办阶级正好想和官僚合作取得政治上的靠山或直接成为封建官僚的一员。所以，当洋务派在委任买办阶级去操持这些洋机器洋工厂时，买办们都纷纷先捐官买得一个爵位，成为封建官僚。一些大买办日后得到清廷的重用，如以诸生充洋行买办的丁日昌后升任为江苏巡抚，成为清政府的封疆大使。象大买办徐润、唐廷枢等都先后捐官并被清廷委以重用。有些买办捐官后脱离了买办职业，而更多的买办捐官得爵后仍从事买办的职业，他们捐官无外是为了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得到官府的庇护或优惠政策，从事更大的买办活动，攫取更多的利润。这批人后来进一步和官僚结合，亦官亦商，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脱离买办阶级行列，走独立创办民族工业转向民族资本家的买办，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一种较为突出的现象，象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还在充当买办时就开始筹资创办源昌机器碾米厂，后来他脱离洋行买办专心创办民族工业。先后创办了缫丝、纺纱、碾米、面粉、造纸、水电等８个民族工业企业，总资本共达２８７．５万元。一批买办在替洋人经营活动中看到中国的大量钱财被外国人掠走，不甘心国家的落后、民族的衰落，脱离买办去创立本国的民族工业以求和列强抗衡，走实业救国的路。正是这一批买办走上创办民族工业的道路，推动了清朝晚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批人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一批民族资本家并构成民族资本家主体部分。但是，从买办中分裂转变出来的民族资本家，仍保持这样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人数少，力量相当的薄弱。第二，他们中有不少人仍与外国殖民者和中国的封建势力保持着种种联系，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早期买办阶级在分裂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最终转向落后的封建地主阶级行列，成为封建剥削者。在一个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封建主义尚居正统地位的时代，购置田地房产进行地租剥削比投资办近代工业获取剩余价值风险要小得多，利润也不低，况且，封建地主剥削得到封建政权的保护。所以，一些在从事买办活动中积累了一定资产的买办更希望投资土地成为封建地主。

买办与洋务运动及民族资本

买办阶级成功地协助晚清开明官僚搞起了洋务运动，创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批近代工业，这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无疑是有助益的。现在，我们对晚清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所搞的洋务运动的客观作用有了统一的认识：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我们现有的可靠史料看，我国最早的民营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是１８７２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设立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此后，一些商人参与创立民营资本主义企业。但是，与同期的洋务运动创办的近代工业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从李鸿章于１８６５年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起，到甲午战争洋务运动失败，共创办大小军用企业２４个，民用工业企业２０多个，这些洋务派创办的所有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都是经过买办亲手创立的或者是由买办协助创立的。如江南制造总局总管丁日昌是“以诸生充洋商雇用”的买办。大买办唐廷枢、徐润无一不是以“精通洋务”而被洋务派委以重用。洋务派在创办近代工业企业时，一开始多把创办企业的事务交给洋人。如李鸿章委派英军军医马格里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任用法人日意格创办福州船政局，奕昕任用英人密妥士创立天津机器局等。但这些洋人于机器“未甚精核”，又从中贪污舞弊，洋务派才把创办企业以及经营管理权转交给这批买办来管理。如：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曾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后又兼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当过轮船招商局的会办，后又担任热河金银矿务局总办；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先后担任招商局和上海织布局总办。可以说，买办帮助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本身就是洋务活动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洋务派是创立近代工业的决策者，买办阶级则是直接的经营管理者，他们共同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新兴的买办阶级在从事买办和办洋务活动中积累了资本，有相当部分直接投资购买外国机器设备和技术，创办近代民族工业企业，这对推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无疑又具有积极的客观作用。中国近代的民族工业兴起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中期，民族资本创办的大小近代企业共有一百二、三十家，而其中规模或影响比较大的都是买办阶级创办的。如１８８２年，大买办徐润等人参加集股创办的上海同文书局，资本累计达１０万多元。１８８７年由买办严信厚在宁波设立的通久源轧花厂，创立资本就达５万两。在这１００多家早期创办的民族工业企业中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资本总额上，都是买办创立的企业占绝对多数和优势。即使一些不是由买办亲自创立的企业也有买办投资参股。由买办阶级创立的我国近代最早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奠定了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基础。后来，相当一部分买办脱离洋行买办职业走上独立创办民族工业的行列，象当时在买办界有很大影响的唐廷枢、徐润等都离开洋行去创立民族工业。这批买办对推动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这部分人也从他们脱离买办走上独立创办民族工业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有的还成为民主革命者和民族救亡者，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早期买办在文化交流上的积极作用

买办阶级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起过一定作用。买办阶级是中国近代最早一批和西方打交道的中国人。他们最先接触到西方文化，最先感受到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在和中国传统文化作了一番比较之后，认识到西方文化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特别是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所以，他们在从事买办活动的同时，也积极地参与中西文化的交流。他们从引进西方的技术开始，继而吸收引进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和近代资产阶级思想知识。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是和购买外国的机器设备，创办近代工业结合在一起的。应该说当时洋务派和买办创立的近代工业从国外购进的都是较先进的技术设备，如１８８０年李鸿章派盛宣怀、郑观应等在天津创立的电报总局开创了中国的电话电报业务，而电话这一技术在世界上也刚发明不久。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是联系在一起的，为掌握这些先进技术，他们又筹建新式学堂，翻译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培养人才，选派学生到国外留学等。如唐廷枢在主管江南制造总局时设立翻译学馆，专门翻译西方的书籍达１００多种，其中绝大部分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书籍。在他们派的留学生中有些人后来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买办也是最早一批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这批买办在和西方殖民者的交往过程中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所认识。他们看到中国的落后并不仅是在技术上，而且也在政治制度上。洋务运动期间中国思想界比较沉闷，这一时期构成对思想界冲击的就是这些人开始在中国传播西方的文明制度。买办出身的郑观应写出的《盛世危言》，提出向西方学习不能“遗其体而求其用”。这里提到的“用”是指“技术”，提到的“体”是“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的西方君主立宪政体。由买办创建的同文书院和由买办主持的江南制造总局编译馆同期亦翻译、印刷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书籍。这一时期“要求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已经具有中国资产阶级文化的萌芽形态。”早期买办阶级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思想上的客观作用我们应该予以肯定。

买办与中国近代股份制的兴起

19世纪中国的买办和买办化商人从最初附股外国股份公司 ,进而以洋商名义与之“合办”股份公司 ,到模仿西方股份公司提出中国的第一个股份公司章程 ,他们在呼唤中国股份制登台。买办和买办商人拥有的巨额买办资本 ,自身具备的经营管理企业的才能为中国近代股份制的兴起准备了条件。轮船招商局创办之初因招股不顺利，资本不敷，经营不善，于是李鸿章委托唐廷枢和徐润接办招商局。唐、徐制定并实施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股份制企业的章程 ,其在招股集资 ,经营管理 ,盈利及分配等方式上已具备近代资本主义股份制的特征，之后招商局的面貌焕然一新 ,招股局面打开——自1873年首批招股至1880年，每年都有2-10万两不等的股金进帐轮船招商局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 ,负责其具体经营事务的是商总和商董阶层。按章程规定“各分局商董由选举产生,每一百股举一商董，于众董之中推一总董”。 至于盈利分配方面 ,招商局实行按股付息分红“每年照各股本银每百两提去利银十两, ,如有盈余 ,以八成摊归各股 ,作为溢利 ,以二成分与商总、董人等作为花红”。招商局于1874年开始发放股息，每年的股息均在10%-20%之间，其股票价格也发了一番，筹股资金源源不断。买办和买办商人主持创办中国近代首批大型的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获得成功 ,为中国近代股份的兴起创下了一个良好开端。不久即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私人资本创办股份制企业的热潮。一些买办和买办商人在借鉴西方股份公司管理企业和总结自己经营管理股份制企业的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中国股份制发展道路。为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创办和发展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启迪。

对买办阶级的客观评价

不可否认，一些先进买办身上所透露的创业精神和民族精神是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以徐润为例，他在宝顺洋行的工作,表面上看与洋行是雇佣关系 ,是老板韦伯的亲信,但仍掩盖不了他们之间的主奴关系,掩盖不了寄人篱下的卑微地位。为了摆脱命运的十字架,他只能刻苦好学,努力工作。百折不挠去面对现实,面对工作,促使他创业精神的形成:刻苦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见贤思齐的精神 ,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徐润在买办时期形成的创业精神对他一生的事业开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创业成功后，徐润更深切地体会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制以及民族不平等性，于是骨子中的民族意识被突然唤醒，这对他以后的商业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73 年旗昌洋行卖劲地拉拢他任上海买办,他不但拒绝旗昌洋行的要求,而且毅然投身到民族工业中,与好友唐廷枢改组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最大的国有民族企业。徐润后来在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签订《齐价合同》等方面都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上,致力于抗争 ,敢于收回国家的利权,这就是他买办期间形成的民族意识的发扬光大。

但另一方面，他们身上的另一面——反动性和落后性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身上不仅附有资本家天生的贪婪性与剥削性，而且是帝国主义经济侵华的工具，并和封建官僚相勾结，给中国本身经济各方面的正常进展造成了直接的破坏，而且我们所见的研究中表现较多的是买办“毁家助饷”以佐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买办“勾结外国侵略者联合助剿”的反动表现更是比比皆是，这都使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他们在直接投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同时，又往往从事代表最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活动：茶叶贸易中的中间商人，对于采用外国行之有效的烘焙及拣茶的机器，可能会嗤之以鼻，他们墨守陈规，只关心尽快地把茶叶送往市场，一般“办茶者，多以用新法式为戒”。买办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活动中，得风气之先，这是没有疑问的；同样，买办的企业投资活动，在他的全部经济活动中，不占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徐润是投资工矿交通企业的活跃人物，但是，在他的全部财产中，工矿交通企业的投资不过24％，而房地产和典当的投资达到76％，仅地产一项投资，就超过了他在所有工矿交通企业上的投资的总和。房地产投机、高利贷剥削以及各种各样的投机活动，这才是买办的真正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在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家。

小结

综上所述，买办这一近代新兴的阶级因其产生的特殊性、联系的广泛性以及自身天生的活跃性，确实在中国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为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深入考察近代背景下买办这一特有阶级，对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