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贸易战,一般指某国引入贸易壁垒措施限制别国进口、或通过倾销和外汇贬值等措施争夺出口市场、并由此引发一系列报复与反报复行为。贸易战与一般贸易摩擦都具有“负和”博弈特点,然而前者涉及金额与影响较大。并且贸易战具有互动性:一国率先行动引发对手国反制报复,可能触发制裁-报复循环加剧。参与贸易战国家以准备承担利益损失为前提,都会不甘示弱甚至好勇斗狠。由上述因素决定,贸易战牵动参与方国内舆情与民族情绪,派生经贸争议政治化倾向与社会压力。
中美贸易战悬念早已植入公众记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作为竞选人高调倡导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公开提出要对中国进口货物征收45%高额关税以减少巨额贸易逆差。虽然一开始就有分析指出,受制于美国相关体制和法律程序性约束,特朗普当选后不太可能马上全面实施强硬表态,然而给定其贸易保护主义偏激立场与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人们有理由对他任内中美贸易关系恶化保持担忧。
中美关系
刘鹤访美意义与中美经贸关系变局
卢锋:特朗普主政元年中美经贸走势大体平稳,然而美国政策总体朝鹰派转向。研判形势做出系统性应对将成为重要课题,刘鹤急促访美显然负有特殊使命。
然而回顾2017年中美经贸关系形势,虽暗流涌动却仍维持了大体平稳状态。实施百日合作计划并实现早期收获,两国首脑成功实现互访,贸易战预期随之下降,有分析提出特朗普任内可能不会发生中美贸易战。早先特朗普贸易战偏激主张被解释为大选年竞选人为拉选票放出“重话”,或认为特朗普作为商人其决策立场容易被几次美国获利的经贸“交易”所软化。尤其是特朗普访华时对中国多方言辞示好,有媒体乐观评论:“一切超出预期,一切特别顺利”,“不声不响中,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其实特朗普政府并未放弃对华强硬经贸政策立场,暂未大打出手主要是受多方面因素制约推延实施时间表。首先是特朗普元年在内政方面先后推动医改(Trumpcare)与税改,为此要投入大量决策精力。其次在对外经贸领域应去年8月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到今年2月已进行七轮谈判仍未分晓,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USTR)执行力部分耗费于此。再次中国努力用合作对话建设性方法处理经贸利益矛盾,特别是习近平主席4月份访美实现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并达成“百日合作”计划,对延缓两国经贸关系恶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另外特朗普政府需要时间为对华经贸政策转向做准备。包括美国官方所做的政策重新阐述与文宣工作,试图用强词夺理方法使其对华强硬经贸政策师出有名。如2017年3月USTR发布的《2017年贸易政策议程与美国总统关于贸易协定项目的2016年度报告》,系统阐述美国贸易政策“新方法(a new approach)”、关键目标和最优先议程。又如美国商务部发布了长篇新版《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系统分析指责中国体制与政策扭曲市场,为美方在对华经贸关系领域生事提供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