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篇《博士退学记》的文章挺火，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北京理工大学一个叫修良章的博士生，因为与同住的另外一位博士舍友无法相处，要求换宿舍未果，在绝食抗争也无效后，选择了退学。这事本身没什么，但文章中写到的一些博士生活的细节却引人关注，博士们极端窘迫的生活出乎很多人的意外。

   穷得滴血的博士生活
   在很多人眼里，博士嘛，自然是居住在象牙塔最顶端的天之骄子，然而修章良的生活是这样的：每个月只有300块的生活费，到处欠着债；夏天只能弄俩噪音极大的二手电风扇解暑；“为了能把塑料水瓶卖个好价钱，攒了一年一大袋子垃圾堆在床下了。” ······

   这些细节让人心酸，更心酸的是，这种窘迫在中国的博士生中是普遍情况。国务院学位办的一个调查显示，我国的博士研究生平均每月的收入只有350元。除了少数理工科的学生能帮导师做一些项目而获得一些收入外，大多数博士生都是靠这点微薄的补贴熬着，而立之年后还要受父母兄弟接济，是无数博士难以启齿的现实。  

   在国外，博士生几乎都有丰厚的奖学金，一般来说，每个月美国大约是1600美元，法国约800欧元，德国约1200欧元，中国特区香港，每个月12500港币。这些水准都差不多相当于当地的一个小白领的收入，完全可以保证博士生安心做研究，生活得比较滋润。

   在20多年前，我国对博士的补贴标准本来也是不错的，1981年是每人每月62.5元，与当时一般公务员的收入相当，足以保证生活无忧。1994年这个标准提高到200元左右，也还过得去，但15年过去了，大多数学校也还是300元左右，温饱都保证不了了。
   “国家高级知识分子整天想着下顿饭在哪里，不可悲吗？国家的科研怎么会有提高和进步？” 修良章的室友汤力红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读完博士，苦尽甘不来

   读到这里，有人肯定会说，读书是苦，熬到毕业就出头了。“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历来激励学子们拼命苦读的动力所在。修章良这样描述他的家人的期盼：“他们觉得读博是光宗耀祖挺有面子的事情，每个人把希望放在我身上，像灯塔一样，我出来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了。”

   然而，最近的一则新闻给这种热烈的期盼泼辣一瓢冰水：9月17日，一位在浙大工作的海归博士跳楼自杀。他叫涂序新，32岁，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其后全奖学金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土木工程系，6年后拿到博士学位，留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两年。今年6月，他作为浙大“1311计划”引进的1000名学术骨干之一回国工作。涂博士租住在由浙大提供的教师公寓，公寓建筑面积57平方米，月租2000元左右，略低于市场价，从工资里扣除。涂博士的待遇按讲师发放，扣除房租后，到手的收入是2000多元。有人算过，按这个收入，他如果要在杭州买一套像样的房子，差不多要攒一个世纪。

   那么，是不是将来职称上去了就好了呢？也难！虽然这些年我国高校的资金越来越充裕，但青年教师分到的蛋糕却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高校学术资源日益行政化，分蛋糕的权力都掌握在少数大佬手中，青年教师只有在大佬们的庇护下喝口清汤。大佬们富得流油，青年教师穷得滴血，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涂序新在遗书中留下这样一段话：“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

    建美国大业

   涂序新的自杀只是个案，但博士毕业后待遇差却是近年来的一个普遍现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本来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很多是因为优秀才一直读到了博士，但工作多年后，他们依然无力回报父母亲人，待遇普遍不如以前的本科同学。

   “就图了一个名，都说我是光宗耀祖了，每次回老家，亲戚们问我挣多少钱，我都不敢直说。”一位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的博士这样对我说，在高校工作的他月收入不足三千。

   面对这样的现实，国内的博士招考也越来越不景气，有很多学者都抱怨，现在招到的博士素质逐年下降。“都没什么能做学问的人了！都是些实在找不到工作混不下去的人在考博士！”

   那么能做学问的优秀人才去哪里了？一部分毕业后就工作了，根本不愿意做学术研究，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出国留学去了。

   根据《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2006年全美45596名研究型博士中，按来源背景算，“出产”美国博士最多的三所学校是清华大学571人，北京大学507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427人。美国《科学》杂志以“美国研究生教育：头号博士培养学校现在出自中国”为题载文，将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该刊还预测，在下一份十年记录中，清华、北大也将在“产量”上胜出。

   事实很清楚：国内名牌高校毕业的研究生，纷纷把出国读博作为首选，也就是说，国内博士教育对本国优秀学生没什么吸引力。

   还有一个痛心的统计：1985年到2007年，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人共计51453人，大约90%留在了美国。这支参加“建美国大业”的队伍，真可谓浩浩荡荡。

   官员博士异常红火


   去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在建立第一个博士点的26年之后，我们生产博士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按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些，照理读博士是没什么吸引力的，为什么数量还是这么庞大呢？最近，中国人民大学的纪宝成捅出了一个真相：“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优秀的在校学生不愿意读博士，看来官员们倒是趋之若鹜。

   按说博士官员多了，说明公务员素质提高了，这是好事呀。可问题没怎么简单，大家心知肚明，这些官员博士，大多数都是从政后才“弄”来的博士帽。据报载，重庆市所辖40个区县的党政一把手已有10余人取得了西南大学的博士学位。很显然，不是博士们削尖脑袋往官场里混，而是官员们往博士里混。

   这些博士含金量如何，是否靠寒窗苦读来的？我们来看几个被双规的博士官员的例子。

   被双规的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仅用了约两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人们普遍质疑，王宜的工作地点在北京，而西南财大在成都，他怎么上课、考试的呢？日理万机的证监会副主席，如何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还发表了几篇论文的呢？

   前深圳市长许宗衡，本来是中专学历，后来官越做越大，学位也越来越高，成了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和“美国国际东西方工商管理”的双硕士。

   被判死缓的成都原市委宣传部长高勇，工作时是本科，仕途一路攀升，学历也上到了博士，其间甚至还当了“硕导”——指导四川一鸡精厂老板完成了硕士论文。精英，鸡精？

   随着他们腐败行为的败露，其博士硕士是怎么来的，也就不言自明了。

   人大校长纪宝成的一番话得罪的人不少，一定让很多拿着博士学位的官员很不舒服，他们好不容易树立起的“儒帅”、“学者型官员”的形象，一下子就露了馅，以后是否要在名片上加上一个博士的后缀，看来是要想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