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经济下行，很多民企主动并入国企以寻求自救

　　李扬认为，整个经济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国进民退比较突出有四个原因：

　　第一，整个形势今年是有变，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最近几年“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相对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在上游的赚钱，国企赚得不得了，那是因为供不应求。

　　第三，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民企大多数靠影子银行来融资，随着资管新规的推出，当然现在有些调整，资管新规是断了它的财路。

　　第四，虽然主流政策上强调要给小企业、要对民企不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寻找国企做庇护伞。

　　“所以这一次的国进民退要分析，我宁愿说它是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这样做的话，它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李扬说，国进民退在中国也出现多次，这次出现也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

　　李扬提醒称，弊端也是显然的，因为国企的效率比民企还是低一些的。“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国企开始往民企派领导，很有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李扬认为，这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契机。国企改革有现成的章法，就是管资本不管企业。所以这是一个机会，国企来收购民企的时候，注入资本，不要派干部，不要换人。可以借这个机会搞一搞混合所有制改革。

　　吴晓灵：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1.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2.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赏罚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3.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

　　4.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5.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法制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要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郑新立：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郑新立认为，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百分之四点几，我们是6.7%。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绝对额、增量的绝对额已经少于美国，按照这样一个速度，我们与美国的差距在逐渐地拉大，而不是缩小，这就正中了特朗普的下怀。

　　第二，我们M2的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到名义经济增长速度之下，M2增长速度8%，经济增长速度6.7%，加上通胀指数，M2的增速已经低于经济增速。

　　第三，民间投资增长低迷，最低的时候增长了百分之二点几，连续几年，现在是5%、6%，低于国有单位投资增长，低于全社会投资的增长。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已经由65%最高的水平，现在下降到60%了，还得继续往下降。

　　第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中国的上市公司中间营收额低于企业的还本付息额的企业已经占到17%，由于连续经济下行，企业不景气，这样下去孕育着金融风险。

　　管涛：改革开放涉及到利益的调整，预案比预测重要

　　1.改革开放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中国渐进性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对于很多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不同的立场，要求更加稳妥推进改革，如果改革进展顺利的话，有利于凝聚共识、推进改革，如果改革遭受挫折的话，会给改革增加新的阻力。

　　2.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这有两个政策含义：一是任何政策的变化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政策调整的后果和意外的冲击。对于政策调整的后果，我们应该保持政策定位，对于意外的冲击就要考虑调整政策的节奏和力度；二是有的时候改革政策调整不一定有决定的对错，最后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取决于最后是不是做成功了，成功了就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

　　3.改革开放预案比预测重要，改革开放涉及到利益的调整，那么会有很多这种变化，特别是进入攻坚战，以前的很多经验不能简单地照搬，特别是又遇到目前的这种稳中有变的内外部形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预案比预测更加重要。

　　4.改革开放要讲求协调配套、整体推进，没有绝对的条件，没有绝对的次序，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恐怕也得注意，一方面我们不能够消极等待，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够积极冒进，我们要在操作的过程中动态地评估条件和顺序。

光明网评论

News Watch

　　关于本次论坛，光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全文如下：

50人论坛究竟发出了什么声音

光明网评论员

　　上周日（9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北京举行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暨论坛成立20周年研讨会。这次会上的部分发言在昨天开始传播，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论坛上的经济学家们究竟说了什么，论坛会议究竟发出了什么声音，这些发言和声音何以在公众中引发如此大的共鸣，这的确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

　　中国经济正处于换挡变速阶段，经济增长条件和社会发展环境都面临着巨大变化。如何因应客观条件和形势的变化，如何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继往开来继续前行，这些问题当然是中国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学家们不能回避的问题，也当然是中国公众从自身利益出发而深切关心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决定了经济学家和社会公众的共鸣点和共鸣场。

　　恰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此次会议前一周，一篇有关私营经济应该“离场”的文章同样引发公众的关注（参见光明网评论员文章《改革开放40年：更要坚定市场导向》）。这样一篇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首发于自媒体的文章，竟引发舆论热议，这也正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改革前路还远，改革的意识和信念仍需加强，改革的正当性尤需在历史的进程中通过其全面和彻底地进行而不可逆地确定下来。

　　改革，是演化进步的一种重要方式。改革，就是改变、改造，就是要变革、革旧，其行动的标的就是既存的和旧有的。改革的历史正当性基于既有积弊的非正当性，因而改革即意味着否定、替代与替换。然而，人世间的事情及其建构，其背后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某些事情与特定人或人群的利益紧密勾连。因此，改革之难，就在于改革的实质是对社会关系的改变，也是对思想意识的改变。由此，中国改革的现实以及进程，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各种关系的关联结构，是这种关系博弈结果在改革上的映照。

　　由是观之，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出的改革声音，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现状在改革路径上的回响。这个声音之所以引发公众的共鸣，是因为在以往40年里，正是改革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进步。中国历经40年的改革，其成果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也是观念性的。这样的成果，使得人们可以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里“预支”改革的信念，坚定改革的信心，坚信改革的路径是一条不归路，只有走到底，才能步入接续成长的发展正途。

　　其实，中国经济50人论坛此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已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所覆盖。举凡有人所概括的那些问题，如在国家当中，政府与市场如何共处；在市场当中，私企与国企如何共处；在私企当中，寡头与小微如何共处等等，都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回答了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落实，落实才能建立信心，才能确定无疑，才能无畏前行。

　　自然，此次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回忆，多有改革40年的观念总结与提炼，也肯定对私营经济“离场”论这一标志改革逆转的论说有所回应。“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有没有标志性、试金石性的改革，有没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有没有真正让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如果有的话，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可能是一个领域。”这段话不仅回答了私营经济“离场”论，也更是对未来改革的期望与展望。

　　是的，市场主体按照市场规则行事，遵守中国相关法律，对此，并无所有制之分。而若给积弊加上主义的标签，改革就无法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