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

□黄全愈2006-04-27
　　1979年，有个中国访问团去美考察基础教育，认为美国孩子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下午1点多就放学回家；课堂乱如集市……得出结论：美国基础教育病入膏肓，20年后中国的科技将赶上这个超级大国。
　　同年，美国也派团考察中国基础教育，认为中国学生世界上最勤奋，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学习最好。结论：再过20年，美国的科技将被中国甩在后面。
　　27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又培养了数十位诺贝尔奖得主，作为一个创新型国家，美国的科技继续领先世界……
　　两家的预言都错了，但错在哪里？非常发人深思！
　　
　　中美基础教育的实质差异是什么？
　　杨振宁教授认为：对比中美学生，他得到两个极深的印象：一是中国学生在中学做的习题多，因此远比美国学生根基扎实；其二是中国的大一学生比美国大一学生成熟多了，能集中注意力，努力学习。所以说，清华的本科生平均水平比哈佛的高。
　　杨教授看似比较大一学生，但实际比的是基础教育。
　　中国注重学生掌握的“知识量”，培养孩子吸收知识的学习行为和接受能力。中国基础教育的“童子功”是多学、多练、多记、多考。
　　美国注重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创造性、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以致用的实践能力。美国基础教育的“童子功”是多看、多问、多想、多干。
　　《天赋教育在美国》以“西安事变”的历史教学为例，具体比较了两者的异同：中国老师讲完史实后，要求学生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满足于考试结果。
　　美国老师则是八仙过海：如，什么都不教，让孩子们分成几组，分别制做一份当时各党各派报纸；或者只给几个辩论题，让孩子组成正、反方进行辩论。即便是常规教学，老师也会启发孩子的发散性思维：如蒋不妥协？如张、杨不和共产党合作？如张、杨把蒋处死？如蒋逃出西安……甚至让学生自己设想发散性思维的问题。无论哪种方式，学生都在收集材料、研究材料、组织观点的过程中，培养了“会学”的能力。
　　美国学者贾尼丝·萨博把培养“聪明的孩子”还是培养“智慧的学生”概括为两种教育：
　　聪明的孩子　　　　　　智慧的学生
　　1.能够知道答案　　　　1.能够提出问题
　　2.带着兴趣去听　　　　2.表达有力的观点
　　3.能理解别人的意思　　3.能概括抽象的东西
　　4.能抓住要领　　　　　4.能演绎推理
　　5.完成作业　　　　　　5.寻找课题
　　6.乐于接受　　　　　　6.长于出击
　　7.吸收知识　　　　　　7.运用知识
　　8.善于操作　　　　　　8.善于发明
　　9.长于记忆　　　　　　9.长于猜想
　　10.喜欢自己学习　　　10.善于反思、反省
　　从“西安事变”的教学比较看，中国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包揽了“聪明的孩子”的所有特点。美国天赋教育培养的学生也囊括了“智慧的学生”的所有表现。
　　培养“考生”还是培养“学生”？是中美基础教育的根本区别，也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本质区别。
　　“考生”是以“学会”为目的的寻找已知世界的现成答案者，“学生”是以“会学”为手段的探索未知世界者。一字之差，千里之遥。奥赛需要“考生”去回答现成的答案；诺贝尔奖需要“学生”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东西。为什么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获奥赛奖，但中国的高校却无人获诺贝尔奖？根本原因是我们只培养考生，不培养学生。
　　只占世界人口不到5％的美国获得70％以上的诺贝尔奖，科技领先世界，其基础教育功不可没———为美国这个创新型国家，培养源源不断的“智慧学生”，输送取之不尽的创新型人才。
　　
　　诺贝尔奖鼓励的是什么？
　　杨教授还认为：中美处于不同阶段，两国对人才的需要不一样。而创新人才有不同层次，中国可暂时不要赢诺贝尔奖的人才，但需要比尔·盖茨这种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人才。
　　然而，科学家和企业家不是不同层次的人才，而是不同类型的人才。一个国家的发展既需要各种层次的人才，也需要各种类型的人才。即便企业也离不开科技创新，一个企业离科技创新远了，离末日就近了。如果创新是企业崛起的脊梁，创新也就是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一个国家可以不拿诺贝尔奖，但是不能不要诺贝尔奖提倡的创新精神。
　　追求诺贝尔奖的精神，鼓励的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自主创新精神。拿不拿奖，并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的教育鼓励的是什么。即使美国获得70％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奖者也不过凤毛麟角，但由于鼓励追求诺贝尔奖的精神，美国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乐于创新的人比比皆是。给孩子讲孙悟空的故事，并不是要孩子变成尖嘴猴腮的孙悟空，而是鼓励孩子打破束缚去追求真理的精神。因此，我们可以不拿诺贝尔奖，但是我们不能不要诺贝尔奖提倡的探索未知世界的自主创新精神。我们可以不拿诺贝尔奖，但我们不能只培养聪明的考生，而不去培养智慧的学生。
　　杨教授到清华授课，之所以受到异乎寻常的尊重，是因为对中国人民来说，杨教授不仅仅是一个给学生带来物理知识的教授，杨教授带来的是一种诺贝尔奖所鼓励的探索未知世界的自主创新精神。有能力给清华大一学生上物理课的老师成千上万，惟杨教授的大师风采能给学子一种对学术创新的无止境的追求。这才是无价的。
　　
　　等人均GDP达1万美元才改革教育吗？
　　杨教授因满意中国的教育，因而提出：等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才筹划重大教育改革。
　　实际上，中国孩子起跑领先只是一种虚幻的表象，美国基础教育使得孩子后劲儿十足，才是国人不可忽视的真相。
　　中国基础教育属灌输知识类，美国是培养能力型。前者“以鱼”，后者“以渔”。给成筐鱼当然比一条条钓来得快。但老师给的“鱼”再多也会吃光，自己能钓“鱼”再少也会越来越多。
　　美国四年级小学生研究气象谚语。不仅要了解天气变化的科学知识，掌握仪器去预报天气；还要证实和证伪民间气象谚语。让孩子理解科学知识，掌握仪器，仅仅是培养气象员，掌握的不过是人们已知的东西。当孩子能够运用科学知识和仪器去“证实”和“证伪”长期流传于民间的似是而非的气象谚语，这就是在培养科学家必备的探索未知世界的批判性思维。
　　我也听过国内重点学校四年级的课，老师“赶圩”式地急急忙忙直奔答案，答对的孩子得一颗糖，答不对的不但不得糖，老师也不解释“为什么错”。老师说：根据教学大纲的进度，时间不够，只能“保先”——保证那些先进的。
　　别人让孩子在研究中证实或证伪一个假说，我们连解释“为什么错”的机会都没给孩子。美国基础教育练的是慢功，但后劲足。请看全美“Iowa基本技能考试”成绩：
　　科目　　　年级　成绩　年级　　　成绩　年级　　成绩
　　词汇：　　6年级　72　　7年级　　85　　8年级　　88
　　阅读：　　6年级　67　　7年级　　71　　8年级　　78
　　拼写：　　6年级　71　　7年级　　84　　8年级　　85
　　大写：　　6年级　42　　7年级　　72　　8年级　　79
　　标点：　　6年级　50　　7年级　　87　　8年级　　94
　　实际运用：6年级　79　　7年级　　92　　8年级　　94
　　数学概念：6年级　81　　7年级　　82　　8年级　　95
　　数学解题：6年级　43　　7年级　　72　　8年级　　85
　　数学计算：6年级　65　　7年级　　72　　8年级　　68
　　综合：　　6年级　66　　7年级　　8　　48年级　　91
　　一般来说，年级和成绩成反比：年级越高成绩越低。但美国孩子的成绩除8年级“数学计算”比7年级低4分外，所有数据都呈现“年级越高，成绩越好”的正比例奇观。
　　中国基础教育的“童子功”搞早学多学、考啥学啥的“双基”，来得快但乏后劲。
　　为什么杨教授只比大一学生？为什么不比一比大四生、硕士生、博士生？杨老大概也是心知肚明的：我们的学生后劲儿不足，离终点越近越没法比。
　　有一次，我到某重点中学做报告，互动提问非常活跃。突然，有个老师发言：“今天我们的学生按年级排座位，初一在前面高三在后面。不知您是否注意，越是前面的问题越多，越是后面的问题越少。如果我们的教育使得学生问题越来越少……”全场哗然！
　　中国老师上完课问：“还有问题吗？”学生没有问题，那是最佳状况。要应试，当然问题越少越好。美国老师上课，学生没有问题，就是老师教学有问题。欲启疑，自然问题越多越好。培养“考生”是把有问题的教得没有问题；培养“学生”是把没有问题的教得有问题。
　　美国孩子的成绩由低到高，问题由少到多；中国孩子的成绩由高到低，问题由多到少。这个基础教育的正比和反比的反差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主任王梦奎曾估计：中国人均GDP达3000美元约需20年。那么，等到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教育改革要停滞多少年？别说多，应试教育再推行30年，后果无法想象！实际上，GDP的上升和教育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离开教育的改革，GDP能凭空翻6番吗？
　　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创新型国家，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一代人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必须触动形成这种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基础教育———继续强力推行新课改，从小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人才的素质。
　　一句话，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

以上是我转载南方日报4月27日黄全愈的文章。

我比较赞成黄全愈的观点，他曾经在国内读过大学，也教过大学,后来到美国也过大学（1993年获美国 Miami大学“教育管理学”哲学博士学位）也教过大学，两两比较，(他也并不赞成杨振林教授的观点）我以为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我同意很多网友的观点，即教育教学改革，必须从评价体系改，这是一根指挥棒，现行对高校教师教学评价评估内容一般包括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四个一级指标，然后为便于评教，又将一级指标进一步细化，大约都又设了20～30个二级指标，这些指标大都又都从“教”的这个角度，并没有将注意力转到学生方面来。其中对如何引导学生“会学”与“善问”并没有什么细化要求，对如何培养学生的能力也没什么改进。就我所知，除教学态度与运用多媒体教学（教学方法中的二级指标）较前标准有所改动与增加外，可以说是“几十年一贯制”，对培养学生的“质疑”与“思辩”更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14 16:08:40编辑过]

我自己所在的大学，就清身体会了这一点，感觉太多了，不是一言两语就能说清的。

希望这帖子多在其他学校的BBS上传一下吧，让大家多来感悟一下。

前一段时间，我听了钱颖一在清华的一个讲座——经济学科在美国，其中对美国的博士教育大大赞叹了一番，不过说的很在理。他就说，在美国，博士教育是先宽进再严出，你要获取博士学位，你得要经过一年学习后，通过博士论文写作考试。在这一年时间里，你要不停的学习，不断的思考。只有在努力通过博士论文写作考试之后，你才会有资格去攻读博士学位。而且在美国，你没有固定的博士指导导师——博导。

正式在这流水般机械作业机制下，美国创造了一条大量优质博士的有效率生产线。反观我们国内，就我所在的这所学校，就有一个博士点，一年却可以直博11个，什么培养系统啊！

[转帖]：一流的学生从哪里来？

□黄全愈
　　什么是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北大校长许智宏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建成几所世界知名大学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因此，呼吁国家继续对有关大学实行“财政倾斜”的政策。于是，《中国青年报》惊呼：“北大再喊穷，中国教育怎么办？”

　　国家的资金投向，当然有轻重缓急之分。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发展的重要项目，财政再困难也得“倾斜”。

　　我想与许校长商榷的问题是，“建成几所世界知名大学是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如然，完全应该倾全国之力在中国办他几所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先假设“建成几所世界知名大学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的立论是成立的，然后按照这个假设往下推：要办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缺些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回答：办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我想大致需要“四个一流”：一流的教学设施，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

　　一流设施，最容易办到。集中财力，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没有办不到的。君不见，杭州就有一间学校，竟然有一座按美国的白宫一比一建造的几可乱真的“白宫”。一流的管理，也不难办。当过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人很多，中国要请三几个也是绝对请得到的。

　　一流师资，稍难些。但集中全国最优异的师资，广纳世界最顶尖的华裔学者，每一个系(甚至每一个重要的专业)高薪聘请一两名世界级的一流教授，真要做的话，三五年内也不是什么办不到的事情。

　　然而，高校培养的学生，是表现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大职能的重要指标。因此，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生。

　　其实，最难的也就是：一流的学生哪里来？如果说，一流的“产品”需要一流的“原料”，那么，培养世界一流的大学生，需要世界一流的基础教育提供世界一流的生源。然而，中国以应试教育为根本的基础教育是无法承载世界一流大学的，也是无法承载许校长所说的作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的“世界知名大学”的。

　　经过若干年潜心研究美国基础教育中的“天赋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基础教育不仅为美国的顶尖大学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美国成为创新型的国家提供了“重要保证”。

　　我攻读博士时的专业是高等教育管理，因为我的导师告诉我：高等教育是美国科技发展的关键。而我考虑：中国的基础教育世界一流，问题都在高校。但后来，我在研究中美教育比较中，逐渐把方向改到了基础教育。因为我发现：一个人要上跃，首先要下蹲，而且脚下的着力点的坚实度与人的上跃度成正比。如果我们把教育看做一座大厦，基础教育是这座大厦的基础，高等教育则是它的顶。基础不好，大厦不牢，花再多钱去堆一个“金顶”，也是徒劳、本末倒置的。更何况一座大厦除了最高的“顶”以外，还有许多不同“层次”的楼层。

　　这就是说，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基础教育为各行各业提供各个层次的创新型人才，这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但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显然无法成为这个“重要保证”。遗憾的是，许校长把“金顶”看得比“坚实基础”重要；更遗憾的是，教育部赵沁平副部长在3月10日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只是谈了“高校将主要从三个方面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支持”(见3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4版)，似乎建设创新型国家全看高等教育的了，完全没有提及基础教育。
　　
　　北大与基础教育无关吗？

　　可能很多人无奈地为北大打抱不平：基础教育与北大无关。可是，如果北大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就不能说与基础教育无关。换句话说，北大想建成什么样的“顶”，就需要有什么样的“基础”。

　　然而，北大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就与基础教育脱不了干系。因为，一是生源的质量对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至关重要；二是北大的选材标准影响甚至指挥着基础教育的走向。生源的质量，不仅影响北大毕业生的培养质量，甚至影响校园的学术质量。因为一流大学的学生群体是多元文化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拥有64位诺贝尔奖得主，居全球名牌大学诺贝尔奖排行榜第二位。他们是怎样看待自己与基础教育的关系的呢？该校招生办执行主任弗达先生跟我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念：无论是课内课外，学生之间能相互学到许多东西。因此，由有着不同生活经历的学生组成的群体能给学校带来巨大的贡献。”所以，他考虑最多的问题是：招收什么样的学生，才“能够帮助学校营造一个学生群体去更好地完成学校的教育使命”？

　　也就是说，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多元文化的校园———由具有不同背景、特点、能力的人组成的“学术社区”。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多元文化校园对一间学校的学术质量产生的重大影响，以为教学就是老师教，学生学。其实，学生群体间的互动也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多元文化的校园既指学术思想、学术风格的多元，也指教职工和学生特点、特长、经历、能力、背景的多元。如此的校园才能促成人才间的互动，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富于创新的学术社区。

　　说美国的多元文化校园可能远了一些，其实中国的教育也有过这种经历。我就一直怀念77级、78级那个“藏龙卧虎，五花八门”的校园文化：我们中有十万大山来的“老插队”，有已达10年教龄的民办老师，有乳臭未干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散步也像操正步的转业军人，有在文工团跳过芭蕾的“白毛女”，有在塑料凉鞋上钉铁掌的县城干部，有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臭老九”，有用小楷毛笔字抄过三遍《左传》的工人，有因偷听外国英语台而失业的待业青年，有因不满“四人帮”而受过惩罚的“思想家”，有住在高墙深院内的高干子弟，有讲洋泾浜国语的归国华侨，有张口闭口《哥达纲领批判》的“老高三”……尽管那时大学禁止谈恋爱，文化生活还不够自由，但大伙儿聚在一起侃大山就是一种其味无穷、取之不尽的宝藏。琴棋书画、杂艺竞技，上厕所拉泡尿都能碰到几个人才。“藏龙卧虎，五花八门”的生源本身就构成了校园文化的无价财产。

　　世界一流大学追求的境界，就是营造一个多元文化的校园：使得学生在课外学到许多课内学不到的东西，使得学生随时随地都能遇到可以取长补短的人。为了营造这样的环境，世界一流大学用我称之为“三合一”(高考成绩＋平时成绩＋综合素质)的多样化的录取标准去招收具有各种特长和背景的学生。为什么哈佛曾将365个“高考状元”(SAT满分者)中的165个拒之门外？为什么哈佛曾招了一个无家可归而又聪明好学的流浪女？为什么伯克利收了一个锲而不舍、勤奋努力的流浪汉？为什么普林斯顿录取了一个童子军饼干卖得多的黑人女孩……其实，道理很简单：单元的结合1＋1＜2，而多元的结合则是1＋1＞2。比如说，由11个郝海东组成的球队，不堪一击！只有郝海东、范志毅、孙继海、江津等具有各种特点和能力的队员组成的球队才能打进世界杯。

　　然而，中国的高考认分不认人，以考分为录取的惟一标准，招收的学生特点太单一。即便录取的全是高考状元，由这些特色单一、特点相似(包括弱点相似)的学生组成的校园文化，也是不健康的，甚至形成的是1＋1＜2的环境。更何况，这些通过高考出来的“状元”们，大多不过是一流的“考生”，而不是一流的“学生”。

　　可惜，北大年年与清华争夺高考状元，不仅不利于北大自身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所必需的多元文化“学术社区”，而且给中小学的基础教育一个不良的示范。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中国两家最著名的学府，你们的选材标准，是基础教育的风向标和指南针。你们选什么样的人，中小学就培养什么样的人。高考状元年年热炒不绝，屡禁不止，难道与北大清华年年争夺高考状元无关？

　　据国内多家报刊的报道，许校长曾说：“都想上北大清华，说明教育出了问题。”大家“都想上北大”，而北大年年争夺高考状元，孩子、家长、老师就都去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北大继续与清华争夺高考状元，中国的基础教育就愈发应试化，中国一代代人的创新思维就在以考为本的基础教育中逐渐蜕化。

　　素质教育喊了很多年，中小学教改方案不断，但收效不大。什么时候北大不再与清华争夺高考状元，应试教育就不攻自破，素质教育才曙光初现。

　　许校长曾在2005年12月4日参观北大南宁附属实验学校时表示：“高分低能的学生在北大常常缺乏发展后劲。”但是，许校长只敢对考研究生的人说：“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初试分数不是北大录取的最终决定因素，它只是为学生争取一个复试的名额而已。面试时北大更重在考核学生的思维能力、综合能力……”

　　虽然“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初试分数不是最终决定因素”，北大已有很大进步。但是，等到研究生阶段北大才“认人不认分”，才正视教育的“基础”，恐怕已经有些晚了。

　　北大想对“建设创新型的国家”有所贡献，不完全在于国家增加对北大的资金投入，而在于北大通过自己的选材标准，对基础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发挥重要影响。

(作者系美国迈阿密大学教育管理学博士，教育学院兼职教授)(P1162231)

以上转载黄全愈刊于《南方周末》的文章，他有三个观点我以为有一定实际参考价值。——一年一度的高考人才选拔在即，对“一流学生”的审视角度可否进行一点微调？

1、通过高考出来的“状元”们，大多不过是一流的“考生”，而不是一流的“学生”。中国以应试教育为根本的基础教育是无法承载世界一流大学的，也是无法承载作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的“世界知名大学”的。中国的基础教育就愈发应试化，中国一代代人的创新思维就在以考为本的基础教育中逐渐蜕化。

2、世界一流大学追求的境界，就是营造一个多元文化的校园：使得学生在课外学到许多课内学不到的东西，使得学生随时随地都能遇到可以取长补短的人。为了营造这样的环境，世界一流大学用我称之为“三合一”(高考成绩＋平时成绩＋综合素质)的多样化的录取标准去招收具有各种特长和背景的学生。

3、一流大学的学生群体是多元文化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文化的校园既指学术思想、学术风格的多元，也指教职工和学生特点、特长、经历、能力、背景的多元。如此的校园才能促成人才间的互动，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富于创新的学术社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18 21:25:57编辑过]

确信讨论式教学优点的同时，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方法是中立的。

无论什么方法，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丰富知识结构。

但这都依靠一个前提：正确的制度（包括内部的，像老师的道德体系，或是外部的，比如监督机制）。

在我们现有的环境下，对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推广讨论教学，会使学生们学会编辑资料，老师们学会偷懒。

个人认为，老师和学生都会很愿意使用这种方法来混世的。

至于说，教学质量的评价方法能制约讨论式教学，我感觉本科可能有点作用，研究生就不可能了。

举一个例子：

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有门课叫“高级会计理论专题”，采用讨论法教学。

我很认真的每次都准备资料，翻阅书籍，联系经济学管理学理论。

但我很奇怪，发言的几个人往往各自念上半小时稿子，或者经典论文就下来了。

然后老师再提一两个不痛不痒的问题，然后下课，皆大欢喜。

有一次，到了我所在的小组，我最想讨论的“合并报表理论”（这是会计学中最复杂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

我准备了国内外的很多最新论文，然后对财政部向学术界和事务所提出的42个问题作了汇总，

分成7个主题。当时我想，如果不让我上，我就自己要求发言。

当我把厚厚的资料往桌上一放，老师一看，说了一句话，我立马就佩服的五体投地。

她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大家都来说说，一般别超过5分钟，×××（我的名字），你先来。

我当时就感觉一股热血直冲大脑，不管哪套了，一口气讲了45分钟。

看着同学庆幸的样子和老师茫然不知我说的什么的表情，我真的感到：

在现有条件下，无论我再怎么挣扎，讨论式教学也是没有用的。

P.S.:后来，期末成绩我得了74分，正好不能拿奖学金。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3-22 10:30:14编辑过]

没想到两年前的帖子被翻了出来。今日路过，顺便和楼上的网友一起探讨一下，我以为是很好的。

楼上所说的也属实，现在确实有些假借“讨论式教学”之名偷懒的，实在说，若是依赖偷懒断然上的不是“讨论式教学”课。先谈我前面提到的观点“而讨论式教学则不然（有些课并不适应用讨论，则用探究式教学法），它讲究的并不在如何教的问题，而是学生如何学、并如何做“学问”的问题，这种教学方法下的教师更着重训练学生的观察、分析、想象、思维能力。（而且会注意到大学生的个体差异）适时的在“节点”上让学生讨论或探究，选择最佳进入讨论“状态”的途径；这时对要求教师要求更高，除具有专家学者的知识范围外，同时要求教师有甘于“不耻下问”的科学态度，对学生的问题，答得出来的则答，答不出来，则愿意与学生一起探讨，能倾听学生的分析，肯听学生的“创意”，并敢于否定自己的。不过，这在我们有着几千年儒教传统、师道尊严的体系中这样去做，是需要相当有勇气，也是件很难的事。”

通常课堂教学，大多是按照教科书的要求，由教师按照直自己的构想（备课），在课堂之中有条不紊将知识系统“输入”学生的大脑之内，这时的教师是比较好当的，学生听老师的，老师此时课堂节奏自然也可以把握到恰到好处，于是是师生皆大欢喜——至少不会出现令人尴尬局面。而讨论式教学则不同，它的目的在于激发起学生的创新思维，因此课堂中可能出现很多老师并不一定掌握或很难回答的知识，因此，这种课对老师的要求甚高——知识面、知识的深度、相关学科知识掌握程度都需要接受再“检验”。为此，这种课的备课量很大。至于学生剪辑资料，这也正是学生主动投入学习的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我倒希望学生能从诸多的资料中找寻到与老师讲的并不同观点的或思路（当然也可能是进一步佐证教师的观点与思路），（如果此举中学生仅仅只是为了“应付”教师，则另作它论）我们的教学目的也便达到了——教学，就是让学生主动的学与探究，若培养的只会“背书”学生，则是与我们教学目的背道而驰的。

比较赞成！

体制产生的问题恐怕最终还要需要依靠基础性制度的创新与变革来解决。建立自由、平等、开放的学术环境与建立新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是当务之急与治本之策。

虽然我本来只是想抱怨一下，但为了感谢laudon的回应，现在希望可以就这个问题与各位认真讨论。

先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1、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中“最短的板”是什么？

2、为何在我们的教育体系有这样的“学术腐败”、“非学术斗争”、“老师偷懒”、“炒股学生”，

以至于“野蛮教师”、“非礼学生”等情况出现？

3、解决教学质量的根本方法是什么？如果做不到，能够立即见效的次优方法是什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3-24 20:39:33编辑过]

我想就网友liqihang的“最短板”这个问题谈谈，此议题似乎在教育专栏中讨论更有意义。

“教育体系”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包括有教育结构体系、教育管理体系与经费保障体系、教育法律制度体系、教育学位、教师资质评价体系等，很难讲清楚。但组成教育体系的“硬、软件”中，“软件”问题更值得研究。

教育是为了培养人才的，前年，温家宝总理关于“教育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的谈话，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所有国人为今日中国出不了大师而焦虑、反思，为快出大师而关注、期盼。教育质量问题——我以为这就是教育中的“最短板”。而造成这一“短板”的最最主要原因我以为是我国教育生态环境较差，缺乏适宜产生“大师”的土壤。而长期实行的教育行政化管理模式（教育官僚）是使教育生态变差的主要原因，而缺乏正确导向的强激励（含强惩戒）机制又导致教育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liqihang所提及的“学术腐败”、“非学术斗争”、“老师偷懒”、“炒股学生”，“野蛮教师”、“非礼学生”等情况出现正是当前教育生态下的产物。

还是上帖中中我谈到的：“体制产生的问题恐怕最终还要需要依靠基础性制度的创新与变革来解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3-26 11:30:22编辑过]

与我心有戚戚焉。

更感动于楼主的对教育的感情和焦虑。

下面谈谈我的看法。（牙痛一星期，昨天解决，终于可以发言了。）

我心目中的最短板应该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概念，在楼主和诸位的探讨里，好像都把“教学方法落后”

作为现阶段我国教育质量持续“低层次稳定”（姑且称之为“教育贫困陷阱”吧）的原因。

我仍然认为：方法永远，也只能是中立的。

它能够有效的加速或者延缓向最终目标的探索（有时是决定性的加速或者延缓）。

但首先，我们本身是要去完成这个目标的。

我们教育链条的最弱一环不是方法，而是态度。

我们的基础教育的方法难道很先进吗？条件很好吗？老师和学生都很有天赋吗？他们都尽力工作学习吗？

除了最后一个问题，我都可以说“不是”，最后一个问题，我说“不是，但他们都知道什么是目标”。

因此，虽然可以给基础教育扣上“扼杀创造力”、“高智商低情商”、“很穷很暴力”等一系列帽子，

但它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世界上逻辑基础最好，文字能力最强，数学范围最广，学习纪律最严的学生。

至少在数量上，效用投入比上，这是事实吧。

正是这些学生，当他们进入高等学府之后，似乎忽然就失去了方向，这些学府里面的指导者，

则好像从来就没有正确的方向，他们只是关心211、国家课题、论文数量、新博士点。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就是有再多的教学投入，再先进的教学方法，再大牌的客座教授，

无非也就是为了一只绣花枕头上做一点粉饰太平的工作罢了，这和用绿油漆绿化荒山的行为并无二致。

为什么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3-27 10:21:28编辑过]

书接上回，为什么呢？

上面我提出了第一个问题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短板不在方法而在于态度。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既然我们的教育体系注重外表甚于注重内涵，学校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粉饰太平，

那么为什么我上面列举的现象还是频频出现呢？

学校的领导者们难道不知道这些事端也会影响学校进而他们本人的前途吗？

答案：他们当然知道，而且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对报道这些事儿的记者更加深恶痛绝），

但无论是出于什么考虑，想必都不会有闻过则喜的良好心态的。

（除非是对立集团的人出事儿，不过那就处理的更坚决了。）

所以一旦抓到，估计当事人是不会太好过的。可为什么还是制止不了这些现象呢？

答案：两个原因导致了这种局面。

第一、从一般均衡理论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当一个市场处于扭曲状态时，和他相关的市场系统，

或者同样处于扭曲状态中，或者在两市场边界上出现大量的寻租行为。

由此可知，当大的环境呈现非市场化（非竞争性）的特征时，它内部的市场无论怎样为其设计制度，

最终都无法避免寻租或扭曲。

落实到高等教育产业，由于它的要素市场（基础教育的学生供给制度、学校的财政预算或自负盈亏制度、

学校教师和行政领导的选拔体制）是扭曲或者说是不正常的，而产品市场，就是高端人力资本市场

（也包括公务员选拔机制）和企业用工市场同样因为各种原因处于非市场竞争下。

限于篇幅，我不想对上面的论述依次举例，大家都可以找到亲身的例证吧。

可以想象，在上面设定的的条件下，任何理性人，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无论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

都会对自己的教学思路和学习投入做出相应的调整：不再以提高教学和学习质量为目标，不再思考如何达到

上述目标，不再有动力进一步学习英语以外的非专业知识，不再有动力学习考证内容之外的专业知识；

有动力去考公务员，有动力以现有的资历换取更高的学位（一般是老师），有动力获取职称委员会的支持。

所以，当制度监管无法使足够的风险成本加诸于各位风险偏好者的身上时，主动的背离所谓的“道德底线”

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我们国民的传统优势在于制度创新，尤其是在技术进步带来的制度自然不完善的情况下。

待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3-27 20:09:51编辑过]

“凤凰”号确证火星上有水

(

美国航空航天局科学家2008年７月３１日说，有确实证据证明火星上存在水。

路透社说，这一结论是在“凤凰”号火星探测器所携仪器于７月３０日通过加热机械臂获取的样本并进行成分分析后作出的。

http://www.gmw.cn/content/2008-08/02/content_816220.htm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8-3 18:20:23编辑过]

教师的互动,已经献给了"出外搞培训、出外讲学..."，一到课堂上，哪还有精力和学生形成互动，更不用提课后一些相关的指导。

作为学生而言，对大学的期许是否是太高了？

或许，我们对待高考的代价，或者说对待成才的模式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自我调整

毕竟中国的大学教育还不是精英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