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及网络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人类的生活习惯和思考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人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受到了“新时代因素”的挑战。世界呈现出一个“娱乐至死”面貌，一切都被割裂，呈现给人们一块又一块的碎片，人们不再会像过去那些浪漫的年代一样去“追求深刻”，也不愿意去理解结构。彷佛，这个世界变成了“混乱，无逻辑”的统治领地。
然而，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这个话语权多元分散的时代，却有一个统一的基础——数理基础。到了这个时代，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路，打破原有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严格界限，看看这二百年它们都发生了些什么，使得这些学科的内容和形式出现了哪些分离和趋同。当然，我们大多数人是沉迷于自我的“学术海市蜃楼”之中的，只顾低头赶路，却忘记了关注自己的学术领域出现了哪些“根基性的变动”。
这篇论文，就从这个事实或者假设开始。如果我们看看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从研究过程到研究方法都注重“条件和假设”，理工类的全都如此，人文类的“经济学、商科、哲学等”也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假设能使研究的方法更为严谨，同时也能使研究的结果更具合理基础。其实，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学现象”本质上是可以与“社会现象”划等号的），我们更应该注重研究时的“条件和假设”，甚至在我们的研究中还应该引入“统计学、概率和逻辑、过程分析学”等学科的知识，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科能够在这个“数字化生存”的状况下得以存在和发展。




一、
数学——传统理论的生存终结者


      “现代化”，这个词语一向被认为是很积极的，当然，对于少数人是很悲壮的。自从现代化这个进程开始之后，我们的世界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些变化是伴随着数学的发展而进行的。
自从牛顿和莱布尼茨发明了函数之后，代数与几何合二为一，接着，笛卡尔又发明了坐标系，从此一切深刻的知识都可以被直观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数学将任何一个事件都看待为“时间和空间交汇点”，大多数学科开始了“被数理化”。
几千年来，理性和感性、效率和公平总是在针锋相对，陷入“情和理的搏杀”。如果说，二十世纪之前，人类社会是注重对“分配的公平和精神人文世界的构建”的话，那么，从牛顿悟出“苹果理论”之后，人类的走上了一条“现代性”的路径。一切学科开始注重数理运算，从物理到生物，从哲学到经济，所有的学科向数学交枪称臣。这是一个趋势。
不知不觉的，传播学也沦陷了，最后只剩下文学。但是，随着传播学的数理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大众传播工具的广泛运用，人类接受信息的方式“被革命”。
如果说文学的人文学科的最后一座堡垒的话，躲在堡垒中的人们最怕的就是“话语权”丧失，一旦丧失了话语权，“文学”就变成了“学文”，文学大师们所赖以生存的“深刻”就会被大众文化的一块块的“碎片”刺穿心扉。
此刻，我们其实处在一个文学理论发展的十字路口上，我们是要坚守着我们原有的分析方法和说道传统，还是接受“数字化时代”这个事实，然后做一些融合呢？当然，这种融合是不能建立在切割传统的前提下的。




二、
说道——现代社会的远古发声器

众所周知，古代文论的源头，也就是整个西方文艺学的源头，是古希腊的文艺理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对后世影响很大的。柏拉图认为文学艺术应该来自神的灵感，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文学艺术是模仿人的活动的。虽然那个时候，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一些涉及到“分析和逻辑”的理论，诸如“整一性”等命题，但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只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个人的渊博的哲学、伦理学、逻辑学、历史学、文艺学以及生物、物理、心理学诸多方面的个人才能之上的，亚氏一人并没有给文艺学奠定一定的数理化观念。
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像柏拉图那样的说道和演讲。在恢弘的词藻之下阐释“理想”，表达那些玄虚而神秘的“理式”哲学。在那个时代，“说道”成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重要能力，政治也充满了“说道”意味。当然，总体上说，那是一个“建立秩序”的时代，需要某些智者的“说道”，站在某个舞台或者某块巨石之上，某个智者对着芸芸众生慷慨激昂之后，也许，一项制度就建立起来，但是，通过“说道”的方式脱去了原始制度的“迷信外衣”。可以说，“说道”是远古时代的发声器，不可避免。
但是，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还让“说道”大行其道的话，毫无疑问是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电视传媒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说道”成为了一种没有内涵的表演，电视上大多数貌似“说道”的访谈都变成了一幕幕“时装秀”。如果，我们还继续让“说道”成为了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的话，我们将不再注重内部分析和总体规划，而是将心思放在了一些毫无实质的“作秀”和“PK”之上，这毫无疑问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自救…


三、
变革——文学理论危机的解决

我个人觉得，文艺学需要一种变革，至少应该衍生出一个分支，进行“传统的研究方法数理统计的相结合”的探索，比如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分析，对作家和作品进行大样本的分析，对语言现象的发生做一些概率的解释……
当然，这样的想法会被大多数的传统观点认为是离经叛道，甚至大逆不道……反对者的观点我也很清楚，诸如“将会丧失文学理论的人文内涵，是对世界多样性和观点多元化的扼杀”。这些顾虑是必须的，但是做出某些尝试也是必须的，学术本该如此，大胆的质疑、激烈的争论以及开放的尝试都是必须的。
如果我们还在我们给自己构建的“说道天朝”里固步自封的话，让我们听听一个作家对批评家说的话：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往往作家自己认为的缺陷，批评家并不能指出，他们指出的倒是反映批评家本人的理解不够或者纯属个人的好恶，或者时下的风气和流俗的趣味。从巴尔扎克到罗曼罗兰都一再说过这一类的话。因为批评家也回受到他的气质和修养的限制。当作家家胸中的气质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的时候，批评家往往是完全捉摸不到的，而只是感到与习惯的世界相抵触。哪怕是作家的气质完全表现之时，批评家又囿于成见也不能马上发生共鸣。
可见，我们的见解是应该建立在分析之上的，既然，世界变得复杂，文学理论的分析方法也应该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