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可以由这样的几个因素构成：
    1、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
　　1951年，公安部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户籍管理的法律法规。1957年政府实行了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了带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该条例使用了“公民”的概念，但公民的最基本的流动和迁徙自由却在这个使用“公民”概念的《条例》中被剥夺了。在改革以后，开始允许农民进入城市经商或打工，但农村居民仍然没有在城市定居的权利，而是实行暂住证制度。暂住证制度既可以看作是这种城乡壁垒存在的标志，也可以看作是弱化这种壁垒的一种措施。
　　2、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
　　改革前中国社会中的资源是由行政性的再分配而不是由市场来进行配置的。在实行这种再分配的时候，在城乡之间实行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比如，教育和公共设施的投入。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民自己来负担。在改革前，农村中小学的相当一部分开支要由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来负担。民办教师的报酬，也要由农民来承担。改革以来，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地恶化了。目前，国家每年几百亿元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在城市，城市学校的一切开支经费是由国家财政拨款的。1985年以前，国家财政每年还有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1985年国家取消了这笔财政拨款，改由农民自筹经费办教育，乡村两级教育经费由农民上交教育附加费提供，农村学校改扩建也是由农民集资进行的。仅农民每年负担的教育经费就达300－500亿元。公共设施就更是如此。国家每年上千亿元的财政开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农村享受到的极少，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设施建设不得不从农村企业、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甚至罚款来解决。现在，一些工程本应由国家财政出资的，但却采取“钓鱼”办法，上级拨一点为“诱饵”，地方财政再挤一点，剩下大部分由乡村自行解决，结果只能是向农民摊派集资。农民自己搞公共建设还有一个更重的负担，就是政府规定的10－20个劳动积累工、5－10个义务工，而绝大多数农村都取了最高数，即农民每年要出30个无偿义务工，有时出工，多数乡村喜欢叫农民出钱，每个工出10－20元，仅此一项全国农民每年负担高达1000－2000亿元。但是，这一负担是不列入国家规定的5％范围的，也就是说在中央的政策里，这不是农民负担。
　　3、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事实上是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
　　这两种社会身份在地位上的差别，从城乡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通婚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而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地位不是虚的，而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支撑的。比如，在物资供应方面，1953年以后，随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中国开始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制度。这一制度原则上规定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不负责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这项制度基本上排除了农村人口在城市取得口粮的可能性。在就业制度方面，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职业。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早在1951年2月，政务院就发布了《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又进行了修改。该条例详细规定了城市国营企业职工所享有的各项劳保待遇，主要包括职工病伤后的公费医疗待遇、公费修养与疗养待遇，职工退休熤昂蟮难老金待遇，女职工的产假及独子保健待遇，职工伤残后的救济金待遇以及职工死后的丧葬、抚恤待遇等。条例甚至规定了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享受半费医疗及死亡时的丧葬补助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劳保待遇，国家是以病假、生育、退休、死亡等单项规定的形式逐步完善起来的。至于城市集体企业，大都参照国营企业的办法实行劳保。除上述在业人员享有劳保待遇外，50年代形成的城市社会福利制度还保证了城市人口可享有名目繁多的补贴，在业人口可享有单位近乎无偿提供的住房等。即使是在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今天，基本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目前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失业、救济、补助等），而农民生老病死伤残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农民还要上交乡村统筹为五保户、烈军属提供补助救济。据统计，1999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社会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6％，农村社会保障支出126亿元，占11．46％，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相差29．5倍。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土地就成了农民惟一可作生存保障的资源，于是国家又出台了一个农村土地延长30年不变的土地政策。然而，这一政策与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村现代化是背道而驰的，将不可避免地阻碍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补充上贴：
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成因
    在以上的理论综述由上可知，发展中国家要取得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必须消除二元结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非常明显，即以尚没有完全摆脱自给自足影响的依然采用传统生产方式的农业经济与市场化程度高、运用现代生产方式组织的城市经济并存及对立（张培刚1993）。根据二元结构理论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二元结构主要特点是我国存在“双重二元结构”，即不仅存在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与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之间的经济二元结构，同时也存在着以城市社会为一元与农村社会为一元的社会二元结构。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在我国二元结构主要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就业结构调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
　　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费景汉（JohnC.H.Fei）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劳动吸收速度必须大于人口增长速度。在我国，虽然人口增长速度小，但人口基数大，劳动吸收本来就有很大缺口。同时，启动工业化时却没有同步启动人口城市化进程。一方面，我国的工业化是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导，就业弹性较低（重工业的就业弹性一般只及轻工业的1/3）；另一方面，滞后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市劳工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
　　我们把中国的数据与钱纳里的国际标准模式作一比较，以第二次产业的比重近似地表示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同国际标准模式是很接近的，当第二次产业的比重为20%时，我们的城市化水平为12%以上；当第二次产业上升到40%以上时，城市化水平尚停留在不足20%，而此时国际标准模式的城市化水平已超过60%。差距就是这样拉开的。如果按制造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来代表工业化水平，那么1952年的工业化初期，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5.1个百分点；其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两者的差距不断扩大，至1978年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26.4个百分点。而按国际标准模式城市化水平要高于工业化水平，具体表现为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城市化随工业化而加速推进，且城市化的速度会超过工业化的速度。与此比较，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要慢于工业化速度。这种情形一直到最近20年来才有所改变。改革以来城市化推进的速度明显加快，1998年城市化比工业化落后11.8个百分点，差距比1978年减少了14.6个百分点。然而直到1999年我们尚有接近70%的人口滞留在农村，而按此时的工业化水平衡量城乡人口的比重应该颠倒过来才能达到国际水平。
　　（二）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
　　根据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之间，而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却存在着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的问题。按库兹涅茨的标准，我国现人均800美元，第三产业产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应为37%，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在总从业人员中的比重应为35%。而1999年我国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仅为33.0%，从业人员比重也只有26.9%，分别比标准值低了4个百分点和8.1个百分点。由于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使无法被工业部门吸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农业部门，延缓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进程。
　　（三）我国统一市场体系发育不全，生产要素流动性差，城乡市场差距大
　　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中，城市和农村市场体系和市场载体差异较大，全国统一的有形的市场建设还没有完全形成。一是现有的消费品市场、农用生产资料市场规模小，基础设施落后。零售市场大多是露天的路边市场、河边市场、桥边市场、甚至是有市无场；二是资金、技术、信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
　　从软件方面看，农村市场缺乏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高效率的流通网络。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国有流通企业在农村的销售网络极其薄弱，在欠发达地区的一些边远山区乡镇，没有国有商业企业进驻，许多基层供销社承包租赁给个人。乡镇以下商业网点规模小，商品品种少，农民选择商品余地不大，商品售后服务也非常不方便；农村市场管理人员素质低，管理水平落后。缺乏规范的市场运行规则以及权威的管理机构。执法人员市场法制观念淡薄，市场法规不健全，市场流通秩序较混乱。
　　从硬件设施来看，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相比，一是交通不畅。有不少行政村没有通公路，农用汽车、拖拉机无路可走。二是供水设施跟不上。除了沿海特别发达地区外，我国中西部大部分农村地区没有自来水。多数地区严重缺水，靠接雨水和打井取水维持日常生活。三是用电成问题。农村供电普遍不正常，且电价过高，使许多农民家庭对于家用电器处于买得起而又用不起的尴尬境地。而少数不发达地区至今连电都没有。
　　（四）市场机制和经济体制作用弱化，行政干预严重
　　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通过市场机制得以实现的。而在我国，由于改革开放的时间还较短，城乡分割的市场也没有打破，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和领域还较为有限。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家庭经营的分散与初步形成的大市场难以有效对接，更制约了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市场化调整，成为制约农民收入提升的又一瓶颈，从而直接制约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农村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的根本上原因则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不同机制的结果。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其他行业不同，事先引入了市场机制，企业的各个环节按照市场机制运作，企业完全是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的。与此完全不同的城镇建设则是另一种模式，这就是计划方式和政府主导型：城镇的任何设施，包括基础设施、生产设施和生活设施，都要先由政府确定计划，然后再由政府拨款建设。社会需求在市场上得不到反映，各种要素不能在城镇建设上进行组合，资金再多无处投入。尤其是农业与非农业户籍制度的存在，把人们分别圈在城乡两个区域里，即使农业人口再有钱，也不能到城镇生活，居住和投资。可以说，在小城镇建设和城市化发展上，市场机制几乎不起任何作用。正因为如此，农村城市化才裹步不前，被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农村工业化远远抛在了后边。
　　（五）相关配套制度供给严重失衡
　　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社会二元结构的本质是制度性的。我国的二元经济不仅是历史造成的，而且是在其特定的政治文化等制度下形成的。城乡制度的具体差异概括为14个方面：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与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就城乡的制度失衡来说，其核心制度失衡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传统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对立的格局，严重阻碍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非农化转移，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据相关资料介绍，中国人平均一生只迁移17次，全国每年平均迁移的人口不到24%，劳动力资源因此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合理流动，实现优化组合。
　  2、农业制度供给跌入陷阱。制度本身没有错误，只是由于有些核心制度的缺失而难以发挥较好的作用。具体来讲，农业的核心制度缺失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以小农为本位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阻碍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效益的进一步提高；随着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改革的深入，家庭分散经营表现出制度上的滞后性，一系列困扰农业经济的问题（如规模经营，农民增收，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一体化等问题）难以在封闭、凝固、分散的小生产经营体制框架内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农村的进一步繁荣，农业的进一步增收和农民的进一步致富遇到了障碍；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农村地权制度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的与传统土地制度紧密相连的庞大机构——乡镇行政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
　　（六）二元意识与二元经济互动，形成恶性循环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国经济的二元性及两类劳动者群的划分决定了我国社会意识的二元性，从而决定了我国社会意识的二元性。尤其是传统经济部门与传统的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相当严重，主要体现在：
　　1、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构建了一种简单均一的思想。农民缺乏独立意识、竞争意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农民建立起了一种对土地的依附、甚至依赖关系，平静、缓和、与世无争，形成了传统的处世思想。建国后，虽然建立了新型的社会制度，但由于长期排斥市场，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有所加强。
　　2、家族意识强烈而浓重。一方面，体现出传统的中国人对家庭、家族、及子孙后代的强烈责任感，是中国人个体生存价值的体现；另一方面，作为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却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3、中国人传统的“寡均”意识。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一种有效的经济，就在于对个体价值和利益的实现与认同，因此，分配差距的存在是必然的。但中国人的平均主义意识与之发生着冲突。平均主义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或影响着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的界限。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还算齐整，道路、通信、环境等还算进步，这些条件都利于我国进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城市是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主要基地，各方面均发达，但劳动力水平低，因此，需要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农村是小农经济，个体户，小商品商等相对规模小的经济单位，农村经济发展的优势在于人口众多，劳动力低廉，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源于现代经济词典：城市和乡村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城乡居民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城乡分属不同的经济社会状况。它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普遍现象。我国是典型的具有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的国家，主要表现在：一部分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与大量的传统农业并存，一部分现代化城市与广阔的传统农村并存，一部分现代工业企业与大量的落后手工劳动或半机械化的企业并存，一部分较发达的地区与广大不发达和贫困地区并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沿海和大中城市周围地区及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城乡分割、城乡对立的矛盾有所缓解，但总体上城乡矛盾和地区矛盾仍较突出。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城乡二元结构将会逐步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