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循环问题是一直是一个极其吸引人的问题，其解释也众说纷纭，以前我看过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感觉没有说到最根本的原因。看过吴思的《潜规则》，对于他把中国古代社会分为农民与官僚，官僚不可抑制的追求自身利益导致王朝更迭的观点很赞同，但觉得内容稍显单薄。这篇帖子是我在一个论坛里看到的，但我觉得它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对中国历史循环最有力地解释，作者从经济学角度切入，分析了社会阶层的变化对王朝兴衰的变化，并与古罗马对比分析，很有说服力，并对今日中国防止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发展提出了启示。与大家一起分享。
为什么轮回？
－－程亚文
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曾引起很多人的研究兴趣，为什么自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便轮回往返，一次次治乱反复而几无穷已？史家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有人说来源于中国的大一统文化传统、文化上缺乏弹性；有人说是因为外族的武力威胁，“游牧民—定居者”的生存竞争一次次使中国王朝死而复生、生而复死；有人说这乃肇于中国传统的等级制统治模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经常性冲突使每一代王朝都不可能长治久安。无疑，所有的说法都有其道理，都能解释部分甚至很多事实，但本文则侧重于经济角度，从经济层面看，王朝的循环又该如何解释？本文想要强调的是：每一王朝在其后期形成的强大既得利益阶层给国家税收带来的巨额损失，在掏空了国家的公共财政的同时也摧毁了王朝的统治大厦。这一既得利益阶层与国家公共财政之间的紧张，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其影响极其深远。
　　
　　1、自耕农递减律与公共财政的短缺循环
　　
　　 从经济上来找原因，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理解尤其值得注意，他认为中国古代王朝循环、帝国走不出由盛到衰周期律的根本原因，乃在于经济管理的循环，“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斯塔夫里阿诺斯，P294），而公共财政的崩溃，又直接导致帝国的灭亡。
　　 历史在历史学家的笔下，是轻滑而明快的，一两句提纲契领、富于概括的话语，就把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尽数罗入了其中。但历史作为一种过程，却绝没有这般从容平淡，欢乐和幸福是怎么产生的，悲伤和苦痛又是如何生长的，牵涉到具体而微的人和事，一切过往烟云都将浸透着迷茫和不确定，尤其对于今天站在与往日不同时间维度观察着历史的人，联系古与今、中与外，我们因观察历史所引出的联想，就特别地有一些不轻松。帝国的循环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历史如何诡谲地而不动声色地将前朝后世一起串联？而过去又能给未来提供什么样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好好对历史发问。
　　 王朝的循环、帝国的衰落，一般而言是一种综合性的结果，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全面凋零，统治秩序就将难以为继。但任何文明毕竟都是建筑在物质上，王朝的循环因此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显著表现为一种经济过程。但这种经济过程又和一种文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之间互为因果，经济过程里有社会政治机理作用的存在，而随社会政治机理生发的某种经济过程，反过来又会强化某种政治机理，并产生某种社会结果。
　　 还是从公共财政的匮乏说起，这是每个王朝到其晚期之后的必发之症。而公共财政为什么会发生短缺？把自然的因素排除在外，我们先来看一看因人为因素所造成的一些景象。检索一下历代王朝在其晚期经济上所出现的征侯，不难发现，以下几点是共通的：
　　 税收大量短缺。每个王朝在其建立之初，都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安宁和繁荣，如汉朝有“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朝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有“康乾盛世”，宋明两代也曾有过休养生息、政治清明、国家财政充裕、人民生活安康的和谐局面。但好景不般都不长久，每一朝代在前几任皇帝之后，由于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税收无论是提取量还是在其现有制度维护上，都开始遇到许多困难，以至到王朝后期，都面临开支超过税收的困难局面。
　　 自耕农剧减。中国历代王朝更换的基本动力，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所呼唤的平均地权思想，对每一代王朝都有震撼力，也因为此，每一代王朝在建制伊始，都通过打倒原有大地产拥有者、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基本能够按照人口来平均。平均土地的结果，是在国家形成自耕农阶层，这一阶层占据着农民的大多数。然而，这同样是暂时的，随着休养生息阶段的过去，赋税增加，自耕农逐渐承担不起生存的压力，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让给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这一过程通常时间都不长，到帝国后期，慢慢就形成佃农和农奴占据着农民的多数、而自耕农逐渐沦为少数的境地。
　　 土地严重集中。平均地权只是每一王朝初始时的景观，由于缺乏相应的商业和货币体系作支撑和法律的制度性约束，帝国的财富总是按照马太律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而在农业社会中，财富的主要标志就是土地占有量，那些与政治权力相勾结的大地主，在经历几代皇帝之后，一般很快就通过对自耕农的高利货盘剥而积累起大量的地产，相反，自耕农阶层在日益加重的徭役赋税和无法偿还的高利货的双重压迫下，逐渐失去自己的土地主权而成为大地主的附庸，乃至到帝国后期，国家的大部分土地是被占人口绝对少数的土地主所瓜分。
　　 以上三点实际上是递近关联的，土地集中必然造成自耕农减少，而自耕农减少必然导致税收不畅和公共财政匮乏。在三者之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耕农的减少，翻一翻二千年帝制史，不难发现，自耕农递减业已成为伴随历代王朝由盛转衰过程的铁律。自耕农递减为什么必然导致王朝的税收财政短缺？这与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的经济现实有关。农业社会政府和人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只能是土地，而农业社会的人口多数，则为农民。正常情况下，王朝的税收是由农民所负担，假如土地不曾集中、自耕农占据农民的主要，帝国的税收一般不会发生大的短缺，特别是在政府实行人头税制度的情况下，国家通常能够保持收支平衡。但这其实往往只是“理想类型”，由于没有实现“数目字管理”，帝国的税收一方面不通畅、难以保证所有的税收都能落实，另一方面也难以对与政治权力有纠葛的土地权贵进行管理，尤其是自耕农不堪遥役重负、丧失地权、土地集中时，散布各地、自给自足、各成整体的农业经济，在大地主的庇护下，经常会使政府的税收制度失灵，即使采用按土地田亩征税的方式（如唐朝的“均田制”一度所做的那样），亦无法阻挡这种趋势。
　　 在传统中国社会，自耕农在人口中的比重大小，事实上已成为衡量社会经济生活运转是否良好的一个试金石。但自耕农递减律却毫不例外地贯彻了每一王朝的盛衰成败，原因在哪里呢？这当然与传统中国社会农业经济的单一化（缺乏商业和市场机制）密切关联，也与政治体制缺乏弹性有关。应当说并不是每一代君王都昏聩无能，相反我们发现，不少最高统治者都看到了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基本问题，而且历代王朝都有皇帝曾致力于予以解决，但囿于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现实，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毫不例外归于了失败。与自耕农递减速律和公共财政短缺循环相对应，我们在统治者身上也观察到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循环，那就是每一代王朝在其开始时都曾花大力气着手舒解土地问题，力图土地平均，防止土地集中，大力保持自耕农在人口结构中的主体位置。最为显眼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明帝国的大厦刚刚建起，如后来的毛泽东大打“地、富、反、坏、右”一样，洪武皇帝即“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缙绅、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没收了案犯的家产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国以来大批的移民屯田开荒，就使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黄仁宇，P150）不仅如此，为防止当时全国仍保有700亩以上地产的14341户地主家产不致无限扩大，朱元璋则给他们加之以很多额外的服役义务，“这种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进税的原则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负担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驿站所需的马匹、船轿和饮食，完全出自大户供给，一年中的供应量又没有限额，旅行的官员越多，他们的负担也越重。”（黄仁宇，151）也因为这样的土地政策，每一代王朝在其初始，自耕农都占据着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帝国的税收也因为人口和土地的增长而有一时的充实。
　　 尽管几乎每一代王朝在其开始都曾对土地平均和保持自耕农数目作出过努力，但后来的结果，却仍然是土地集中、自耕农锐减速、公共财政缺失，如此不断循环。这正是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的“三种社会体制”中的按社会等级排序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特征，政治经济体制的缺乏开放性，使一种表面上看起来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经济政策，也维持不能长久。仍以明朝为例，虽然明太祖朱元璋一时落实了土地问题，但后来情况又如何呢，仍不可避免落入了历史的循环。所以尽管在明帝国岌岌可危时出了一个大清官海瑞，但黄仁宇却非常精当地指出来了：海瑞想恢复先祖遗训的努力命中注定是一个悲剧，他所不能领会的是，帝国的这一套经济政治系统从其发端就有问题。明初之时的土地政策之所以能够维持，完全是靠洪武皇帝的个人魅力，而魅力的丧失也将意味这种经济安排的失效。但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去世后，你叫后世的皇帝们到哪里去寻找类于开国皇帝的权威呢？他们的权力只是来自传统，而传统型统治理所当然意味着对往日时事的臣服，其中包括对制定和解释这些传统的具体的人的臣服。皇帝的威权因此已不具有绝对性，先王的老臣、现世的官僚集团，都有可能对上发难。当后世皇帝们的统治合法性大为减弱的时候，维系在魅力型统治上的经济安排，因此再无继续有效维护的可能。
　　 在一个以土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封闭性农业社会，国家的安宁和稳定密切依赖于土地平均，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一支强大的自耕农队伍，国家的税收才能有所依靠。但等级制的政治体制（这是农业社会的悖论：要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只能采用等级制）又注定不能将平均地权的经济安排贯彻始终。在税收锐减、国家公共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帝国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历史学家早有有结论：维系着帝国统治的两大力量——官僚体系和军队，将因为缺乏财政上的支撑而无法维持，帝国因此首先从自身体制上瓦解；而内部不堪忍受剥削的农民在则也联合起来，为自身生存而举起义旗，这时往往又有外族趁王朝内部的动乱而以武力来犯。在内忧外患夹击下，帝国只好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