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导 论 ......................................................... 1

人文学科：历史传统..................................................... 2

让当今的企业管理者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加以实践....................... 4

结论................................................................. 11

第一章  德鲁克管理学人文观思想的起源 .......................... 13

德鲁克的使命：由各种组织机构所构成的社会得以有效运转.................... 14

对德鲁克关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概念产生影响的主要根源................. 18

为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提供道德愿景....................................... 34

第二章  管理学与人文传统：..................................... 35

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架起桥梁 .......................................... 35

人文艺术传统的历史.................................................... 36

管理教育和专业商学院的历史发展......................................... 41

平行的两个历史：将管理和人文学科链接起来............................... 50

第三章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贡献 .............................. 53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对人文学科做出的贡献................................. 53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对管理学的贡献....................................... 55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所引发的主要问题..................................... 57

具体情境在对传承和变革进行管理时的重要性............................... 69

学习的作用........................................................... 73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不可适用之处....................................... 74

第四章  联邦主义与权力和权威的分配 ............................ 75

坎特对德鲁克的批评.................................................... 76

德鲁克的目标......................................................... 78

联邦主义的历史沿革.................................................... 79

联邦主义和德鲁克的目标................................................ 85

公司联邦主义的原则.................................................... 91

通用汽车：公司联邦主义的尝试........................................... 92

联邦主义给出的未来教训：一支有效的高管团队.............................. 97

结论................................................................ 100

第五章  人的维度与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学........................ 101

德鲁克的世界观：犹太-基督教基础....................................... 102

德鲁克的世界观：人的尊严和权利........................................ 103

德鲁克的世界观：人的本性和工作........................................ 105

践行德鲁克思想的实例：ServiceMaster公司和Dacor公司.................... 115

通过ServiceMaster公司的四个目标推行德鲁克的四个实践................... 125

DACOR公司........................................................... 129

结论................................................................ 131

第六章  从人文视角来看有效领导力 ............................. 133

领导力：不同的诠释................................................... 134

彼得·德鲁克的有效领导力模式.......................................... 138

亚伯拉罕·林肯：关于领导力的案例研究.................................. 144

结论................................................................ 166

第七章  社会生态学和管理学作为................................ 167

人文学科的实践 ...................................................... 167

方法论和社会方面的影响者............................................. 168

管理实践者.......................................................... 178

社会生态学.......................................................... 183

德鲁克的社会生态学方法论 ：“即便生而见之，亦需观而察之”............... 184

德鲁克方法论的运用................................................... 186

社会生态学方法论的运用：知识工作的兴起................................ 187

社会生态学方法论的运用：超级大教会.................................... 193

社会生态学案例：通用汽车公司.......................................... 195

结论................................................................ 197

第八章  应用社会生态学：为建立一个尚能容忍的希望社会进行

变革和创新 ........................................... 199

社会生态学方法论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相辅相成的关系....................... 201

机会的七个来源....................................................... 201

技术：社会中巨大的非稳定性力量........................................ 214

技术变革的经验：基于新知识的创新潜流.................................. 215

结论................................................................ 217

结 论 ....................................................... 219

注 释........................................................ 223

导言

我们仍然无法真正懂得如何将人文学科和管理关联在一起。我们也不清楚它们之间的关联会给双方带来怎样的影响——要知道，婚姻，纵使是最糟糕的那种，也足以让双方有所改变。
——德鲁克，“教授管理工作”

2008年晚些时候所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震醒了全世界，公司监管问题成了众多媒体和广大公众口诛笔伐的对象。政府急急忙忙地开始拯救陷于困境的公司，失业率持续高涨，大量工作被外包，而首席执行官们的工资却高得令人咋舌，对不符合商业伦理甚至是违法的商业实践的指责不绝于耳——很显然，在美国公众眼里，企业领导者们已经彻底丧失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道德感、价值观或基本伦理。
美国企业管理阶层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最近所出版的不少专著和文章对此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答，这些专著和文章包括吉姆•沃利斯 的《重新发现价值观：华尔街、主街和你所在之街》（Jim Wallis’s Rediscovering Values: On Wall Street, Main Street and Your Street, 2010），乔纳森•塔西尼的《贪得无厌：自由市场、企业巨盗和对美国的掠夺》”（Jonathan Tasini’s The Audacity of Greed: Free Markets, Corporate Thieves and the Looting of America, 2009）。
那么，是我们培训经理人的方法不正确吗？或者，还是像沃利斯所认为的那样，是我们整个社会已经丧失了是非观？而塔西尼则将一切归罪于美国对自由市场制度的崇拜，他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吗？究竟是什么让整个经济和组织领导力罹患重症？对此，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一个人，彼得•德鲁克，将其一生都致力于指导经理人，使之尽可能地成为有效的管理者。对于权力在组织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遴选和培训有效的经理人，他显然特别有发言权。但是，他最急切的担忧是组织必须关注人的问题；组织必须给每个个人赋予社会地位、职能、社区感和目的性。从这一情境来看，所有组织中对人的管理必须基于对人的本性和文化或共有价值观及道德理解，沿用德鲁克的原话，也就是要考虑关于“善与恶”的各种问题。（德鲁克，1988,p.5）
事实上，尽管绝大多数企业的企业使命陈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某种伦理规则，但是，很多人仍然会认为有关“善与恶”的话题最好限定在神学或者哲学研究的范畴内——不要带进董事会。但是，德鲁克坚持认为组织需要价值观。考虑到公众眼中商业的形象，或许我们至少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经理人和企业主管究竟看重什么，为什么？如果说组织是与人相关的，那么人究竟该从哪里获取自己的价值观？
要针对这一话题进行深入探讨，方法之一就是认真地看待德鲁克关于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论断。尽管他从未完整地定义过这一概念，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晰的，那就是，他早就构想出了一种关联——承继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人文艺术传统与一个组织实实在在的日常运作之间的关联。
将人文学科和管理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对文化价值的培植和坚守。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文学科的训练一直强调对文明社会中关乎高贵道德品质（善或恶）的信念、行为和观点的培育。如果管理果真如德鲁克所认为的那样，是属于人文学科的话，那么它也同样需要包括在组织中开发大家共享的行为准则和信念。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观点，其实际意义对于当今时代的所有组织而言都是极为深远的，而且完全有可能为挽回美国企业的声誉提供一个一个新蓝图。

人文学科：历史传统
“人文学科（liberal art,单数）”这一说法源自“人文学科（liberal arts,复数）”这一历史悠久的概念。尽管拉丁名词 artes liberales是源自古希腊和罗马，尤其是西赛罗，最早开始出现于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当时对人文学科的定义是一种技艺或者技能，通常是由那些拥有足够多的闲暇时间以及学习能力的自由公民日常进行操练的技艺或者技能，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精英分子，隶属于社会统治阶层。当时的人文学科训练意味着将公民训练成社会的领袖。也因此，人文教育的理想是向受教育者灌输行为和品格准则、知识和文本能力、对社会性价值和准则的尊重以及对知识和真理的理解能力。
人文教育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发生相应的变革，从一开始的基督教教堂到后来的世俗大学都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课程加以调整。但是，对于远古传统价值的强调，以及为了实现“人的完善”这一目标而将道德价值世代相传，这一切始终是人文艺术理想的核心。
在美国，宗教性的人文学院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大型研究型大学都是以欧洲先驱为楷模建立起来的，当然它们也根据具体情况对课程进行过调整，但是即使是最早期的商学院也通常会要求其学生获得某种形式的人文学科培训，目的是为了促进“人格发展”或者灌输道德价值。
因此，尽管从来就未曾有过放之四海皆准的大一统的人文学科课程，有一点确实是保持不变的，那就是，所有学校都会努力向学生们灌输一系列为众人所认可的价值观或者文化信念。这些价值观和信念当然也会与时俱进地改变，但是其大目标却从未改变。最终，是人文学以及形式多样的具体表述试图界定，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或者文化中，究竟什么才是好的，对的，公正的。当信仰的传统背景从异教徒社会发展到基督教社会直至今日的世俗社会，传输人人共享的价值观这一理念依然存在，只是变得愈发复杂。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中，什么构成了“对”的和“好”的？是谁或者靠什么来下定义？人们靠什么样的坐标来确定这些价值观，显得非常重要。对这一问题的纠结也就是对某些价值观的合法性和普世性的纠结。最终，这将引发一系列更为宏大的神学或者哲学问题：也就是德鲁克所关心的“善与恶”问题。
这些宏大问题并不是只局限于象牙塔中；里克•华伦在其极为畅销的《有目的的生活》（2002）一书中指出，当下全世界兴起了一股探寻生命中最重要问题之答案的热潮，这些问题包括“我怎么会在这儿？”以及“我的生活目的究竟是什么？”要想灌输一种人文学科思维方式，那么就需要不间断地探索能够促进基于传统的价值观的最佳方式，即便此传统本身也可能随时间而演变。现在，人们应该认真听取苏格拉底的劝告，好好地检省一下自己的生活，因为“未经检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时至今日，在大众眼里，人文学与美国社会和教育之间已然是毫不相关了。过去的人文教育，其目标似乎过于聚焦于精英阶层，丧失了文化应有的敏感性，对今天那些前程远大的企业主管和专业人士来说都显得完全不切实际，更不用说那些中层管理人员或者新兴创业者们了。人文学院大刀阔斧地重新设定其课程和入学要求，当然也重新调整其态度，以求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继续生存下去。尽管如此，有大量证据表明，人文学科的不断衰落至少部分地造成了我们当下这种罔顾一切代价，一味贪婪和逐利的社会氛围。
拉凯什•库拉纳在《从更高的目标到被雇佣的帮手》一书中指出，商学院最近总是在不断地强调股东价值的最大化，把它作为衡量组织成功的唯一标准，这一点事实上是将专业管理人士贬低到了不过是“被雇佣的帮手”而已。由于这些被雇佣的枪手除了对自己，无需对其他任何人任何事承担责任，其内心深处也就不可能认为自己需要对社会或者对雇佣自己的组织怀有更多的道德、社会或者伦理义务。
在《管理学》再版本中，彼得•德鲁克，这个永远走在时代前列的伟大思想家，将管理学划归为一门人文学科：
因此，管理学应该被视为传统所称的“liberal art”：“liberal”是因为它关注的是最为根本的知识、自我认知、智慧以及领导力；“art”是因为它是可资实践和运用的。管理者应该学会充分运用自己所拥有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所有知识和洞察，这些学科包括心理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伦理学，也应该运用自然科学。但是，他们在运用这些知识时需要聚集实际效果和最终结果，就像治愈一个病人，教好一个学生，建造一座桥梁，设计和销售一套“使用界面友好”的软件那样。（德鲁克，2008, p.25）
德鲁克深信，在当今这个社会，管理学在维持人文学科的充沛生命力方面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从这两种教育形式之间看到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关联。人文学科能够给管理实践带来智慧和自我认知，而管理则可以“成为一门学科和实践，通过它，‘人文学科’将在其中再一次赢得人们的认同，产生应有的影响，并且贴近人们的生活。”（德鲁克，2008, p.25）事实上，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来加以实践，能够让管理学回到其最初、最符合其本意的专业地位。

让当今的企业管理者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加以实践
如果彼得•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的说法有道理， 那么管理学必须重新回归人文教育的最初理念，而这些理念对于商业中有关“专业性”的概念以及德鲁克关于“博雅之人”的概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将管理学人文化的困难就在于人们通常认为的“象牙塔”般的学院与商业的“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人文学科传统的历史沿革通常包括为“真实世界”培养政治、法律、医学和宗教方面的领袖人物。将经典的人文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协调起来、融合到一起，这是美国一个悠久的传统，从最初清教徒殖民者——利用哈佛大学来培养社区领袖，一直到后来我们的建国者们——希望那些被遴选来管理国家的人能够拥有共和精神的美德。
关键之一是重建人文学科和管理学之间的关联，恢复两者之间曾经有过的紧密联合。人文学科的目标与重在实践的专业人士之间的关联可能已经失落了，但是它也是能够恢复的。在德鲁克看来，“去展示并体现出价值，去创造愿景……并引领众人”这一重任应该落在人文学科肩上。（德鲁克，1994, p.63）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也对实践者提出了承担上述责任的要求。
在本书第一到第三章中，我们会给大家展示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理念的思想框架，随后是探讨管理学和人文学科曾经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后来又是如何分道扬镳的。该部分最后将整体性地回顾一下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潜在贡献，以及关于管理学作为视为人文学科不是什么的一些注意事项。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会展示一下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是如何在实践中得以体现的，这部分主要聚焦于实践者们通常会遇到的五个主要问题：组织内部（以及组织在社会上）对权力的使用和滥用；人类存在的本性以及对管理的启示；领导力；“社会生态学，”即为识别和把握潜在威胁和机会而对组织内外部各种因素进行观察的过程；最后，就是创新和技术所承担的角色问题。在涉及到这些话题的每一章，我们都会展示某一人文学科如何帮助管理实践者提升绩效的：通过提供不同的视角，通过提供一面新的看问题的棱镜，通过丰富管理者对其诸多责任的认知。
那么，为何我们现在特别强调管理学是人文学科呢？书中会提供很多案例，但是这里我们特别介绍四个称得上是管理失败的特定事例，这些事例为我们在当下这一关键时刻把管理学视为人文学科的必要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四个事例从根本上显示，把管理学视为人文学科的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将会给当今世界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

关于权力的教训：高盛的“过于庞大不能任其倒塌”
安德鲁•罗斯•索尔金的专著《大而不倒》（Andrew Ross Sorkin’s Too Big to Fail: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Fought to Save the Financial System – and Themselves, 2009）一书在描述2008年9月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时，谈到了权力关于集中问题。正如索尔金所指出的那样，那些掌管着美国几家大型金融机构的主管者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他们使整个全球金融系统脱离了正轨，而联邦政府在分散或遏制其权力方面完全不作为。没有任何案例比高盛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加明显不过地展示出了权力高度集中、根本不受监管的这一状况。
基于2008年颁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TARP)，很多公司都得到了政府的资助，高盛也是其中之一。该公司在2009年4月偿还了100亿美金的政府贷款，在同一年第二季度公布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高额利润，达30多亿美金之多。高盛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所拥有的深远影响力在华尔街是路人皆知的，但是接受TARP紧急援助，加上《滚石杂志》调查记者马修•塔伊比所发表的一系列公开报道，使得这个投资银行的所做所为一下子曝露在众人眼前了。2010年4月，美国联邦检察官开始对该公司可能存在的欺诈行为展开公开调查。美国证监会（SEC）特别控诉高盛向投资者出售抵押贷款衍生产品的行为，这些衍生产品是由一家大型对冲基金公司帮助选择并进行包装的，而该对冲基金公司同时也在对赌这些证券产品的价值会下降。高盛在2010年7月与SEC达成了协议，在不承认错误的前提下同意支付5亿5千万美金的罚款。（CNNMoney.com,2010）
高盛在买卖双方所获得的巨额盈利，一部分来源于对其无所不在的权力的巧妙利用。公司从抵押借贷协议（一揽子贷款衍生产品，即统称的Abacus）的交易双方都获取了高额利润。公司充分利用自身与零售和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同时扮演既推荐又贬损某一投资产品的双重角色，攫取双重回报。更令人担忧的是，高盛利用了自己巨大的影响力整合了无数包含衍生品在内的交易，这些交易极为错综复杂，其中很多都对全球金融危机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本书中将会讨论到的案例，即该公司卷入2010年的希腊债券崩盘，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但这已经足够表明高盛的行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使我们有必要意识到各类组织由于权力不受约束而引发的问题。（Carney，2月15，2010）
德鲁克早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且他也发现政治学理论（特别是有关联邦主义的概念）用来作为在组织内部控制权力的一种方式方法。属于人文学科领域的政治科学和政治理论可以为我们探索组织内部权力的本质提供很多机会。在人文领域的众多文献中，尤其是在那些分析政府机构的作品中，其主题都是人追求权力以及滥用权力的倾向。每一个曾读过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一书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本写于1513年的作品的主题就是有关权力的（尽管大多数人可能只会想到马基亚维利的论断所隐含着的负面意义：他为严苛的独裁者寻找正当理由）。对于人文学科的理解，尤其是对政治理论的理解，能够帮助管理者更为深入地理解当代社会由于权力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难题。在本书中，我们会聚集于十八世纪美国宪法的拥护者们所信奉的联邦主义理论。德鲁克认为，联邦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可以移用到现代工业组织中；他对此的实证描述也充分表明人文学科的某一领域如何有助于当今的各个企业意识到以高盛和全球金融危机为代表的由于权力不受约束所引发的严重问题。

人性带来的教训：英国石油公司扭曲的价值观
2010年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位于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号石油钻井平台爆炸，导致11位工人丧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糟糕的石油泄露事件。到5月下旬，英国石油试图阻止钻井口泄露的各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了。尽管到了6月份，公司终于能够开始收回泄露的石油，但是很显然该事件对周边环境所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不断有报告登载许多令人心碎的照片，展示了全身浸满石油的海鸟和被彻底破坏了的野生动物保护基地。由此付出的经济和人力代价也是不断上升；路易斯安那州渔民的潜在收入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了，而美国南部沿海的各个区域早先就已经遭遇到了经济衰退，如今更是因为丧失了大量旅游生意而雪上加霜。在经过几个月试图阻止石油泄露的努力之后，英国石油公司最终在2010年9月19日将油井堵住了（BP.com,2010）。
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要处理好这一环境灾难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英国石油公司对这一事件的回应以及从随着灾难的不断发展人们所逐渐掌握到的信息来看，这一切都表明该公司的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英国石油公司对于每天可能泄露的石油数量的预估后来证明远远地少于钻井的实际泄露数量；该公司的官方数据宣布每天泄露的原油大约是20万加仑，但是根据第三方科学家的估计，实际泄露数量可能高达每天50万加仑到100万加仑。最初，英国石油公司使用了一种化学分解剂来分解原油；这种化学品被证明会毒害到水生贝壳类动物的生存，因此很多人开始担心使用这一化学品会给那些受雇来清理海湾的工人们带来负面影响（Cruz and Cart, 2010）。
但是，也许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英国石油公司总裁托尼•海沃德对该事件的回应。海沃德大大地缩小了这次泄露所造成的环境影响，认为只不过是“非常非常一般的影响”，并且说清洁工人之所以会生病更可能是因为食物中毒而不是由于化学品影响，他还制作了一页广告，他在上面充满遗憾和委屈地说：“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够恢复原状。”所有这一切显然不应该是一个需要对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环境危机负责的公司的掌门人的表现，他应该表现得充满歉疚之心才对，也无怪乎他随后就被撤了职。比英国石油公司在这次泄露事故一发生后的回应更糟糕的是，事实上，该公司早就有理由怀疑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台会出问题。该公司后来向国会调查员承认，在爆炸和随后的泄露事故处理中他们犯下了许多“致命的错误”，包括无视在这次事故发生之前不久钻井表面就出现过的一些不寻常现象，而决定继续钻探（Power，2010）。看来，英国石油公司长期以来就劣迹斑斑，经常不顾自己的行为可能给人和整个环境造成的伤害；而根据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的说法，该公司确实存在“严重的、系统化的安全问题” (Morris and Pell, 2010) 。
英国石油公司造成的这些麻烦究竟有多大，显然还有待时间来告诉我们，但是从这一可怕的事件中，我们确实可以得到很多教训。很显然，石油泄露展示出了一旦丧失了价值观之后会后果将会多么严重。对于利润的一味追求，在这一事例中，是指无休止地攫取地球资源，已经彻底压倒了对于逐利行为给自然环境带来的风险的关注。人类和其他生物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组织的价值观被扭曲了。
在德鲁克看来，在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所展现的所有方面当中，人的一面是最最重要的。这很大部分是因为，在德鲁克有关管理是形成一个由各类机构所组成的道义社会的方式这一整体概念中，强烈的犹太-基督教教义是其重要基础。对于德鲁克而言，管理是一种道德力量，而不仅仅是一个服务于非道德的市场的工具而已。因此，我们强调德鲁克管理理念中的犹太基督教根源，该根源更多地是汲取于宗教和道德哲学方面的人文学科。这些人文学科的其他一些传统也同样能够帮助管理者意识到有关人的尊严问题，理解管理者自己所做出的运营决策可能带来的更广泛的影响，并且能够更多地考虑到自己除了个人欲望或者自己所在的组织的具体要求之外，还要对其他事情负有应尽的义务。
德鲁克发现，儒教伦理有关道德行为的根本准则同样适当于一个组织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这些根本准则包括：
——对（利益相关者之间）最根本关系的清晰定义；
——关于人们言行举止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原则，也就是说，这些原则适用于任何一个个人或者组织，而且根据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各个职能和关系；
以及最后，
——一套行之有效高效的组织伦理，事实上，这样一套组织伦理如果希望能够被视为得到高度重视的伦理，那就需要将使每一方的利益都得以优化的行为界定为正确的行为，这样才能够使所有的关系都是有建设性的、互利的、和谐的。（德鲁克，1993,p.213）
很显然，德鲁克关于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概念更多地援引了历史上人们对生活中“善”与“是”的探求；这一概念需要对“正确的行为”进行清晰界定。将哲学智慧融合进管理实践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未来再度发生诸如英国石油公司深水地平线号噩梦之类的人为灾难。

领导力教训：丰田问责制的缺失
2009年10月，各大媒体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失控了的汽车”的报道，报道说丰田汽车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会突然加速。迫于舆论压力，丰田汽车公司发布了召回通知。市场上一家汽车安全咨询公司记录了2000起突然加速事故，造成了16人死亡、243起人受伤。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车型，而是涉及到了公司旗下热销的佳美瑞、普锐斯、Tacoma以及 Tundra，还有雷克萨斯系列的几款车型。媒体报道了发生在遇到突然加速问题的车主身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Rhee，2009）。这些新闻报道给这家汽车制造商曾经闪亮的品牌声誉笼上了一层阴影。
丰田向来以制造高质量的汽车而闻名于世，因此这次召回事件对于其品牌与可靠性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公司来说，实在是极不寻常的。但是，丰田公司管理团队对于该次召回以及突然加速问题的处理把情况搞得一团糟，最终发展成一场公关噩梦。公司的主管们在各个层面都未能展示出有效的领导力，包括他们对加速问题报道的最初反应以及他们对于客户问询和要求的处理方式。
对于其汽车突然加速的抱怨，丰田的最初反应是告诉车主们拿掉座位前面的脚垫，说可能是加速踏板被驾驶员座位下的垫子给压住了。2009年10月，公司召回了几款车型，更换了踏脚垫，生成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没有了脚垫的汽车仍会毫无预示地突然加速，而政府也开始关注了，认为该公司可能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2010年1月，丰田再一次召回汽车，这一次是更换汽油踏板，而不再是脚垫了。在这次召回中，公司承认确实存在一个与加速踏板相关的问题，那就是，丰田很多车型中的汽油踏板有可能突起，从而使汽车因加速失控。
尽管进行了很多次召回，但是丰田汽车突然失控的事故仍然没有停止，这就使得不少人开始猜测，真正的问题在于由软件操控的汽车刹车系统。最终，2010年在1月份，丰田中止了所有相关车型的销售。根据美国国家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 NHTSA)，从2000年到2010年5月中旬，大约有6200个与丰田汽车突然加速有关的客户投诉；这些投诉包括89次死亡事故，比起先前报道的要多得多（CBSNews.com, 2010）。
2010年2月，NHTSA着手调查丰田通过召回来解决汽车失控问题这一决策的时间安排是否恰当。基于那次调查，美国交通部(DOT)裁定丰田公司违反了联邦消费者保护法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NHTSA的调查揭示，丰田公司早在发布召回通知之前就知道自己的汽车加速踏板存在问题。而且，该公司没有根据联邦法律的要求在五天内将该问题汇报给NHTSA。考虑到丰田公司的过失行为，该机构开出了最高额度的罚款，是NHTSA有史以来针对汽车公司所执行的金额最大的民事处罚（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2010）。
丰田管理团队在很多层面上都未能展示出诚信和有效的领导力。首先，他们未能及时地、毫无隐瞒地承认加速板突起问题（而且未能根据要求及时告知联邦政府相关部门），这就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感觉到他们似乎是在有意隐瞒一个确实存在的安全隐患。领导力方面的诚信不仅仅是指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承担应尽的责任，同时也包括要尽可能地缩小一个组织在运转过程中可能会造成的任何负面影响。正如政府调查所显示的那样，丰田公司的主管们已经知晓加速板存在突起问题，但是他们最初的选择是拖延采取行动，反而责怪脚垫和车主自身的行为。
其次，消费者通常并不太了解如何才能确保自己的汽车安全。对于突然加速这一问题，丰田公司给出了很多种不同的解释，这就使得经销商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如何正确地应对消费者提出的疑问。而在最终意识到加油踏板存在问题并发布了召回通知后，丰田应该马上解决这些召回的汽车所暴露的问题，但是事实上，该公司都没有一个制定计划来修理这些汽车（Bunkley and Maynard, 2010）。
最后，面对突然加速问题导致人们丧失生命或受到伤害，丰田领导层死板的回应让美国民众感觉到该公司的冷酷无情；丰田公司曾经拥有一个高品质的企业形象，而现在看来它不过就是另一个贪得无厌的企业，不断利用美国消费者为谋取利润而已。对于这些企业领导人而言，利润和增长显然比提供安全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更加重要。
丰田章男，丰田家族第四代长孙，在2010年2月份出席了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听证会。在这次听证会上，他说：“坦白地说，我担心我们的发展速度有可能过快了，”以致于牺牲了品质（MSNBC.com, 2010）。
德鲁克深信领导者要有诚信和正确的价值观，要致力于员工的发展，并且强调绩效和结果（当然不仅仅用金钱来衡量绩效）。对于高效领导力最有效的研究的方法之一就是分析领导者自身的素质和行为。历史学能够帮助研究者们更好地理解在实际行动所体现出的领导力。不管是分析历任总统所做出的决策，还是分析社会抗议活动中的领头人，或者过往历史上有效的经理人，人们对于领导者的历史性研究总是能够为今天的管理者们提供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面对由于所处环境变幻莫测而产生的许多艰难决策。在丰田的案例中，如果该公司主管层能够对美国进步运动的历史进程有个粗略的理解，并且明白该运动的领导者是如何推进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政府对二十世纪早期工业化组织的革新的话，那么就会足以让他们明白，在早期就公开透明地处理这些汽车失控问题是必要的。丰田章男的话说明该公司的领导层已经丧失了有效的领导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

社会生态学／创新带来的教训：Massey煤矿无法与时俱进
2010年4月5日，西弗吉尼亚州的蒙特考尔，梅西能源公司所属矿区上大支巷煤矿发生爆炸。最早的报道是说有25个矿工当场死亡，救援人员试图寻找到4个失踪的矿工。焦虑万分的家属和镇上的人们祈祷能够听到有关这些失踪者的消息，四天后，眼看着能够找到这些人生还的希望破灭了，人们的努力逐渐从救援转向恢复生产。这次甲烷爆炸导致了29死死亡，使得上大支巷煤矿事故成为40年来美国最为惨重的煤矿事故。
煤矿开采本身就充满了各种风险。这类企业的管理工作特别需要时刻关注工作环境的变化，随时掌握那些可以降低风险的新技术，了解与工人安全相关的行业趋势，了解其他外部或内部机会之所在，包括公众认知的变化。德鲁克创造了“社会生态学”这一专用术语来描述对于这些因素的系统性评估。梅西能源公司缺乏的正是这种社会生态学的洞察，因而无法看到最终引发爆炸事故的预警迹象。
在西弗吉尼亚悲剧发生之后，媒体报道说在爆炸发生前一年，梅西能源公司所属矿区上大支巷煤矿就已经被检查出在很多方面违反了安全准则，包括38项通风要求违规以及37项有关现场有明火材料的批评。联邦调查局对公司进行了犯罪调查，指控该公司存在玩忽职守现象，并对公司代表曾经贿赂联邦矿产监察代表的传闻进行调查。公司总裁唐•布兰肯希普写于2005年10月19日的一份备忘录被公开了，这份备忘录表明该公司主管曾经警告其下属只管“多挖煤，”除此之外漠不关心。因为“只有煤才能替我们付账单，”这导致公众舆论一片哗然，指责声此起彼伏（Hamburger and Zajac, 2010）。
早在上大支巷煤矿事故之前，梅西能源公司的安全记录就曾经引发了不少问题。2008年12月，一批机构投资者共同起诉了梅西公司董事会，指责他们违背了监管职责，其中部分原因是后者忽视了许多安全问题，导致了工人受到伤害甚至死亡。尽管最后该集体诉讼中止了，但是这次诉讼使得公众掌握了不少有关该公司的信息，包括布兰肯希普的管理理念和风格。有许多证据表明，在布兰肯希普的管理下，梅西能源公司总是以利润为先，甚至将利润置于安全之上。另外，布兰肯希普奢靡的个人生活方式也是广为人知，这种生活方式完全靠是公司高额的薪酬待遇来支撑。（“煤矿大佬布兰肯希普被起诉忽视工人安全，”2010）由于这样一种“盈利底线最重要”的思想弥漫在梅西能源公司自上而下的管理层当中，该公司只聚焦商业的一面，那就是利润，因而忽视了影响其陈旧经营模式的一系列因素。
最明显的疏忽就是梅西公司总是牺牲员工的安全来强调“多挖煤”。尽管已经有许多安全违规项存在了，公司仍然不愿意承认上大支巷煤矿所发生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这一有力的证据表明该公司无法在其运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公司工作环境变得极为危险、迟早会导致悲剧发生这一趋势。梅西公司管理层同时还不承认有关煤矿生产和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大量证据。在2008年召开的煤矿行业大会上，布兰肯希普认为那些报道全球气候变化的记者是“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在很多个场合，他都将环境保护主义者称为“绿色狂人”（Boselovic, 2010）。当然，布兰肯希普作为一个CEO,其奢靡的生活方式和令人咋舌的报酬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美国政府进行TARP救援计划之后更是令公众愤慨不已；在一个失业率高居不下的时代，大肆挥霍企业资产显然绝非明智之举，更何况自己的公司刚刚发生了一次致使29个工人命丧黄泉的可怕事故。2010年12月，布兰肯希普（被迫？）宣布自己将会在年底退休 (Maher and Chon,2010) 。
为了践行社会生态学，德鲁克要求管理者意识到变化是一种常态；管理者必须时刻意识到断裂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对于自己所在组织的各项活动来说可能预示着威胁或者机会。在如何敏锐地捕捉到并理解这种会给组织造成潜在影响的大规模外在变化时，社会学科会给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经济学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给管理者提供帮助，但是并不仅仅是指从财务角度来理解运营。2009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展示了理解当代（以及古典）经济学给当今管理者所带来的裨益。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印第安纳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奥利弗•E•威廉姆森（加州伯克利大学）。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获奖是基于他们对帮助人们理解公司和公司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贡献。奥斯特罗姆深入研究了当地自主组织在管理财产方面所承担的角色，她证明了在管理自然资源方面，除了私有化和政府管控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机制可供选择。威廉姆森的研究指出了组织需要让市场力量来做决策的时机以及管理者应该施加影响的时机。许多现代经济理论都涉及人的决策过程所起到的作用，因而帮助管理者更好地评估自己在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下的位置。
人们可能会问，如果梅西公司的领导层在其日常煤矿运营中能够理解经济学或者另外一个相关联的人文学科的话，事态的发展又将会是什么样的。布兰肯希普和该公司其他高管并没有意识到其生意并不只是“多挖煤”而已；它关乎对运营所造成的环境代价和人的代价进行有效管理，尤其是在当下人们对于能源生产和使用以及企业责任的态度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一社会趋势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梅西能源公司发生在西弗吉尼亚的悲剧也许能够成为从整体上改变这一行业的推动力之一。有人已经预计，这次灾难会引发新的安全监管，增加新的环境限制，增强对整个煤炭产业的公开审视（Mulkern and Reis, 2010）。如果梅西公司能够践行一点社会生态学，在关注自身运营同时也能关注自身以外的大趋势，那么才可能减缓变革给这个行业造成的颠覆性影响。

结论
界定管理学作为人文科学的重大意义，德鲁克将这一任务留给了其他人。考虑到人文学科起源的历史背景，以及人文学科和专业教育在美国所承担的责任，德鲁克关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理念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教育管理者，以及究竟应该如何将管理作为一门专业。通过让我们的学生和管理者接受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并为此做好准备，我们的社会可以不断地扩展人的能力，从而能够以一种不论是在道德意义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都具有建设性的方式来担负起管理责任。
人人皆知彼得•德鲁克是一个观察家，他总是试图“看到已经发生了的未来。”在1993年8月10日与鲍勃•班福德进行的一次谈话中，他将其对美国文明的反思和盘托出：
在两周后阿斯彭所举办的研讨会上，作为主题发言人，我想我恐怕会变成一个极不受大家待见的人，因为我将告诉大家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经济问题。我们所面临的都是社会问题。但是，这些社会问题会层出不穷。今天凌晨三点中，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你恐怕不会知道我需要靠不断祈祷才能摆脱深深的绝望感，而且到现在我仍未能摆脱掉这种绝望感。是的，我明白，而且正是因为我们内心意识到了绝望这一事实才是唯一件令人乐观的事情。（Buford, 1993,p.3）
在《明日地标》一书中，德鲁克认为，人类之所以需要精神价值是为了塑造文化。在第十章“今日的人类情形”中，德鲁克探寻了人们究竟在哪些方面才能融入后现代社会这一问题：“人们已经掌握了足以从肉体上和道义上摧毁自身的知识”（德鲁克，1959／1996，p.257）。在此，德鲁克所特指的是行为科学知识的进一步拓展，这些知识能够“将人们转化成为一种生物机器，该机器受恐惧和其他情感因素驱动，是一种没有信仰、没有价值观和原则、没有同情、没有自尊以及没有人性的存在”（ 德鲁克，1959／1996，p.258）。对于这种现象，德鲁克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寻求精神价值的帮助，从而指导大家如何更好地利用因为掌握了全新的知识而获得的权力，去服务于人类的最高利益。
德鲁克本身就深受自己所接受过的人文教育的影响，这一点使得他能够看到社会和管理所具有的道德和精神之维。但是，我们是否能够为他的观点找到确凿可靠的实证性和历史性证据呢？我们认为能。经济历史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就深信美国当代最紧迫的问题是精神资产而不是物质资产的获取和平等分配：
尽管我们不能忽视以往所获得的财富的集聚，美国平等主义理念的未来将会激发全美人民的能力，将持续的经济发展与全新的平等主义的改革结合起来，这些改革措施所针对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急迫的精神需求，既包括俗世方面也包括宗教方面的。精神（或者说非物质的）上的不平等问题，如今同物质上的不平等问题一样严峻，甚至更严峻（Fogel，2000，p.1）。
在《资本主义的灵魂：开辟通往道德经济的道路》一书中，记者威廉•格雷德 认为，完全可以将美国资本主义加以修正，使之“更符合整个社会的广泛的价值观，”（Greider，2004，p.48），这种说法本质上是将经济发展的引擎与人文目标捆绑在一起。
社会学家罗伯特•武德诺在对美国历史长期以来试图将宗教价值观和经济发展调和在一起的努力进行了追踪研究，他指出，在当今社会，“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Wuthnow，1994，p.36）。不只是德鲁克，还有很多人，已经在商业和管理世界的日常运转中考虑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问题，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回归人文理念事实上可能会使管理学再一次体现出其对于“真实世界”的价值。此起彼伏的企业丑闻，高高在上、毫无道德感的公司高管，所有这一切激发出了反对管理作为一种专业而存在的公众情绪；正如这篇导言所给出的四个简短案例以及本书中多次提到的众多其他案例所表明的那样，变革的呼声清晰可辨。管理学如果想要挽回作为一门真正的职业的声誉，也许唯一的希望就是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付诸实践：将对共享的文化价值观的深刻理解作为管理学的基石，并不断通过教育来传承、通过管理者行为来示范这些文化价值观。

第一章
德鲁克著作中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起源

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概念来自彼得•德鲁克的著作。
德鲁克曾经说过，他自己所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是他“强调管理学应该聚焦于人和权力；聚焦于价值观、结构和体制，以及在所有这一切之上的责任，归根到底，就是要在管理中将管理学视为一门真正的人文学科。”不过，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人文学科的定义并不是非常清晰的。其关于管理学是人文学科的最早陈述出现在1988年，当时他说“管理学本身就是一门人文学科。它也应该隶属于人文学科。它不可能仅仅只是一种技能而已。它不能只关注结果和绩效。”后来，在1989年出版的《新现实》一书中，他是如此解释管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观点的：
因此，管理学应该被视为传统所称的人文艺术学科：说它“人文”是因为它关注的是知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这些最根本的东西；说它“艺术”是因为它是可资实践和运用的。管理者应该学会充分运用自己所拥有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所有知识和洞察，这些学科包括心理学和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伦理学，甚至包括自然科学。但是，他们在运用这些知识时需要更聚集于提升效率和最终所结果，比如治愈一个垂危的病人，教育好一个学生，建造起一座桥梁，设计并向市场推出一套“使用界面友好”的软件。（德鲁克，2008, p.25）
根据德鲁克的观点，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借助的是有关知识和教育的传统。这一传统表现为一种自我发展的形式，人们通常将其定义为人文艺术传统。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一传统及其历史沿革。一言以蔽之，人文艺术教育通常强调的是在人文学科、科学、数学和艺术方面覆盖范围更为宽泛的训练。尽管学习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随着时间的变迁而有所变化，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也不尽相同，但是，通常都会涉及灌输价值观、培育人格或者培养良善公民以及教授更广泛的有助于实际操作的技能，例如批判思维和分析能力。在很多方面，人文教育总是通过解释自己不提供哪些教育来对自身加以定义的，说到底，人文学科是不提供职业培训的。人文艺术学院经常强调其课程主要是为生活中更高层次的道德问题提供解答，而不是为特定的职业去培训本科生。 德鲁克关于管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概念也回应了下述理念：知识应该给人带来智慧，应该受到道德方向的引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还是会涉及到实践和具体应用的，也就是所掌握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包括了当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遇到问题时能够运用到从人文学科中汲取到的智慧和道德教训。
就其本质而言，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是众多学科的综合，包括神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理论、心理学以及德鲁克所说的社会生态学。通过对德鲁克一生和其管理学著述的回顾总结，我们首先要研究几个促使他提出管理学隶属于人文学科这一看法的人。这些讨论可以让我们逐步理解我们究竟该如何运用人文学科和管理学理论中的特定知识来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以及个人发展等议题。

德鲁克的使命：由各种组织机构所构成的社会得以有效运转
管理这一术语只是更多地跟私有企业关联在一起。许多人通常都会认为彼得•德鲁克的著述只涉及商业管理领域，其唯一的读者是企业主管而已。事实上，德鲁克的使命远比这要宏大，其所研究的主题包括了人类本性、善与恶以及存在的实际意义等重大问题。人们通常会忽视德鲁克著述中的哲学、神学以及道德成分，尽管事实上德鲁克自己经常会提醒大家注意这些内容的存在：
管理的环境和目的都是组织机构，组织机构是由人组成的社区，因为工作的纽带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纽带是家庭纽带以外最强大的纽带。也恰恰因为管理的对象是基于工作纽带、拥有共同目标而连结在一起的由人组成的社区，因此管理总是避免不了处理人性问题，也正如所有有过实践经验的人所认识到的那样，管理还需要处理善与恶的问题。我在做管理咨询师的过程中所学到的神学内容比我讲宗教课时还要多。
因为人是管理学永恒的主题，所以德鲁克主张，管理实践必须致力于创造和维系健康的组织，使人能够在其中找到存在的意义。也因为管理是与人打交道的，因此德鲁克认为管理者必须不仅能够解决有关效率和利润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解决道德、精神、情感健康和尊严之类更宏大、更具哲学意味的问题。
德鲁克之所以产生管理应该以人为中心这一观点，部分原因是他的个人背景。1909年德鲁克出生于一个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阿道夫是一名政府官员，也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母亲卡罗琳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同时还研习过医学。德鲁克家中的常客包括作曲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诗人以及其他知识分子。
18岁时，德鲁克来到汉堡，后来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国际法，同时还兼做证券分析师。1929年，他成为《法兰克福纪事报》旗下的一名金融记者，后来成为负责政治外交和经济新闻的编辑。1933年纳粹上台后，德鲁克前往伦敦，担任一家银行的经济师。后来，他担任过几家英国报纸的驻外记者，1937年移民美国，开始了后来获得极大成功的写作生涯。
1939年，德鲁克出版了《经济人的末日》，在该书中，他试图向人们解释纳粹极权统治（以及斯大林俄国）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德鲁克认为，极权主义之所以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无法实现各自做出的有关经济平等的承诺。德鲁克描述过这样一种情形：在其中，整个社会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这些意识形态能够给人们提供经济平等和自由的能力充满了信心。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表明，被德鲁克称为“世俗信条”的这两个意识形态，哪一个也解决不了当时德国和其他国家所面临的严峻问题。“经济人”这一理念，即通过物质繁荣（资本主义）或者是经济平等（马克思主义）的承诺来定义人的价值，如今已经没有意义了。结果，“在万般绝望中，民众去求助那个信誓旦旦地承诺化不可能为可能的魔术师。”当理性系统无法奏效时，非理性承诺开始给人们带来一线存在尚有意义的希望。因此，欧洲拥抱了一个新的对于专制的信仰：德国的希特勒、俄国的斯大林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都在实行专制。“经济人”被“英雄人”取而代之了；这一新“人”的主要特征是“他时刻准备着牺牲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自我，坚持‘内在平等’——所有这一切都独立于他自己的经济地位。”
德鲁克总结说，要避免诸如极权主义这种非理性的解决方案，唯一的一个办法是创造一个基于自由和平等，但又不完全从经济角度来定义自由和平等的有效运转的社会：
在由经济人所组成的社会的残骸中，最终将会崛起一个新的社会，这一社会将会再一次努力实现人们的自由和平等。尽管我们尚不知道在未来的秩序中，哪一领域将会成为社会构成的基础，但是我们知道肯定不是经济领域，因为以该领域作为基础已经不再有效了。这意味着新的秩序最终能够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因为，如果欧洲每一个团体都在基督教德行基础上追求平等和自由目标的实现的话，那么它也会致力于在构成社会基础的领域里实现平等和自由的目标。自由和平等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而只能在那个领域被承诺...... 经济平等同样会变成可能，只要这种平等不再具有绝对重要的社会意义，只要一个新领域里的自由和平等将在一个新秩序中得到承诺。
尽管德鲁克描述了仅仅从经济角度来定义人的存在所带来的种种局限，但是他尚未识别能够带来自由和平等的新“领域”。逐渐地，德鲁克开始将现代工业组织视为个人意义和社会地位的潜在来源。在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以及后来的著作《公司的概念》（1946）和《新社会》（1950）中，德鲁克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认为在现代工业公司里就业能够给人提供社会地位和意义，这种地位和意义不是简单地基于经济价值。现代公司能够给人们提供社区感和公民心态，同时还能给个人提供自尊和来自他人的尊敬。他意识到，围绕着流水线打转转的密集型生产工作场所对于员工来说是一个非人化的环境。正如电影《摩登时代》中查理•卓别林所扮演的工厂工人所表现出的那样，产业工人只不过是“完全标准化的、可以彼此交换的、失了社会地位的最低级别的劳动力，既无职能也无个性。”这样看待劳动力显然无法使得一个社会有效运转起来：
一个社会，除非它能够赋予个体成员以社会地位和合适职能，除非其决定性的社会权力是一种合法的权力，否则是无法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前一个条件搭建起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即社会的存在目的和意义。后一个条件影响着该框架内的空间，使得整个社会能够稳固下来，并且产生各类组织机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赋予个体成员以社会地位和职能，那么它就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社会，而仅仅是一群具有社会性的原子，漫无目的、毫无目标地在空中乱飞。更进一步，除非权力是合法的，否则的话就不存在任何社会性组织；所存在的不过是一个社会真空，只是靠一种奴性或惰性而勉强维系在一起。
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德鲁克提出了一项根本原则，这一原则贯穿其他众多著述：现代公司是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组织，对现代公司的管理是一股“工业制度中有决定性和代表性的力量。”与此同时，为了发展出一个有效运作的社会的典范，他还提出了两个需要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在这样一个社会组织中，个人究竟如何才能找到非经济性的地位和职能？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现代工业组织的权力得以合法化？在德鲁克看来，能够取代极权主义或者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一个健康的工业社会，而在1942年唯一一个有条件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国家就是美国。
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德鲁克深入地分析了通用汽车公司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并为其早期著述中提出的关键问题提供了一些答案。他开始具体地分析了工业组织如何给个人提供非经济性的意义以及管理权如何在美国社会获得合法地位。尽管该书有一整部分聚焦通用汽车的内部运营和架构，但是其他两个部分则重点分析了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联。在这里和《新社会》一书中，德鲁克认为，所有组织都需要体现出被美国社会接受的同样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于平等机会、个人地位和价值实现的承诺。如果中产阶级精英统治这一“美国信条”不在公司有所体现的话，那么该组织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除非工业社会对于其成员来说是符合理性的，也就是说，除非成员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工作和目标与自己所属的社会的目标和模式之间有关系，否则的话，工业社会本身将无法有效地运转，甚至无法存续。
在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一些密集生产型企业身上，德鲁克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的工人是不可能有机会超越自己所做的流水线工作。德鲁克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在车间做出具体决策时能够让工人有机会“提出建议并且负责任地参与，”从而使得工人有一种自己属于工厂社区的公民心态。德鲁克有关工业组织内部的公民感的观念更强调个人自主权和受尊敬感，而不是经济平等。根本而言，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需要将能够最直接影响到他们自身的那些问题（例如对自身健康和安全的考虑、福利管理以及培训等）的决策权交给工人。
在对一个由工业组织构成同时又能有效运转的社会的不懈求索中，德鲁克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也许是最为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使得管理的权力和权威合法化。虽然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能够为个人的参与及其在组织内部的地位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但是它并未因此就彻底消灭了等级制度：
正如其他任何一个为了实现社会目标而协调人们努力的机构一样，企业也必需按照等级来进行组织。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一个共同的组织中，对于其成功运作来说，老板和扫地工都是必要的，同等必要的。与此同时，大型企业必须为个体员工的发展提供同等的晋升机会。
关于管理权威的问题不在于等级制度，而在于其本质。在德鲁克之前对美国企业进行观察研究的学者们，包括阿道夫•贝勒和加德纳•米恩斯，都意识到现代企业是将权力从股东那里转移到了并非所有者的管理者那里。在企业里，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与拥有企业的人各自所追求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前者可能会做出一些会有悖于所有者实现最佳利益的决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德鲁克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他认识到，一个由工业组织构成的社会要想有效运转，真个社会必须能够“使我们的工业制度中具有决定性的统治权力得以合法化。”德鲁克设计了一系列策略使管理权合法化，其中包括权力下放（详细分析见第四章）、正确辨别领导者和领导力特性（见第六章）以及将人性中更具毁灭性的方面转化为伤害相对不那么严重的行为。
到德鲁克撰写其最伟大的著作《管理：任务、责任、实践》（1973，1974）时，他已经清楚地界定了管理职能更为宽广的目的。管理的目标不只是简单地让组织得以有效运作，而是要确保一个由有效运转的各类组织构成的社会也能有效运转。德鲁克在该书前言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更为宏大的目标：
在令人不可思议的短短五十年时间里，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由各类机构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其中每一个主要的社会任务有赖于大型机构来完成……在由各个机构组成的多元化的社会里，如果机构不能够自主、负责地履行职责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拥有个人主义，也不可能拥有一个能够让人有机会自我实现的社会。相反，我们会对自身强加管制，使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自主……如果强大的运转良好的自主自治机构不存在的话，暴政就会有机可乘……负责任的有效管理是保护我们脱离暴政的唯一替代性选择。
对于德鲁克来说，管理的根本目标是对个人自由和机会的保护。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而已，也是德鲁克关于有效运转的社会以及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愿景的关键组成部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德鲁克已经意识到，企业将不会是人们获得公民感、获得社会中非经济性地位的唯一来源。从1990年以后，他的许多作品都在强调非营利组织或者社会组织在赋予个人以社会地位和意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德鲁克所秉持的信念是，个人只有通过大型组织中的成员身份才能找到意义和目的，这些大型组织当然也包括了非营利组织或者社会组织。更重要的是，德鲁克并没有从经济角度来定义这一意义和目的，而是根据社会地位、社会接受度以及贡献等来定义。由此看来，任何一个个人，不管他是在给学生上课，负责新药研制，设计运输系统，组织慈善募捐会上的志愿者，还是在搞博物馆展览，他都是在进行某种形式的管理。每个人都受雇于（或志愿服务于）某一大型组织，参与管理其他人的行为，与外部组织或个人互动，要理解自己组织远大的定量和定性目标，理解自己的行动如何有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
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必须聚焦于人以及人对于社会地位和意义的需求。这就要求人们不仅考虑到结果和绩效，还必须考虑到有关人性问题，考虑到有关权力、权威、道德和伦理之类问题，甚至要考虑到精神和神学问题。
这一章将主要考察几个促使德鲁克形成由现代机构组成的道德社会这一概念的影响者，他们是：瑟伦•克尔凯郭尔、弗里德里希•朱利叶•施塔尔、约瑟夫•拉多维茨和威廉•洪堡、埃德蒙•伯克、约瑟夫•熊彼特和阿尔弗雷德•斯隆。在德鲁克研究社会上各类组织机构的管理问题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思想家对他的作品产生过影响，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集中地加以分析。

对德鲁克关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概念产生影响的主要根源
德鲁克是在人文艺术传统中受教育的，他阅读了大量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著作。这一背景显然有助于他形成管理学隶属于人文学科这一概念。德鲁克特别鸣谢过一些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个人；对德鲁克的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后，也可看出其他人给他带来的影响。通过分析这些影响德鲁克思想形成的各种人物——他们当中既有美国文化的观察者，也有一些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管理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者——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管理学和人文学科完全可以有效地整合在一起。
宗教和道德方面的影响
在涉及到自己的宗教信仰时，德鲁克可以说是守口如瓶。他曾经说过自己的家庭属于路德教派，当然还谈不上是极为虔敬的那种。尽管如此，无论是在其个人生活还是在其著作中，德鲁克一直未曾放弃过对神学和精神问题的孜孜以求。尽管他通常会表明自己是一个“常见的传统的基督徒，”但同时在对此做出进一步解释时，他也意识到了时刻坚守基督教神学信条之不易：
有人说基督教的基本本质体现为一种张力，即上帝之国不在此世之指令与博爱高于一切之指令之间的张力。这样一种冲突显然是无法解决的，这种张力的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成为基督徒的根本原因。你只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知道，每当有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时，我都会下意识地退缩一下。
德鲁克的宗教和道德信仰为他研究管理和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理解他所谓管理学是人文学科的含义，我们必须首先开始剖析其精神的世界观受到哪些关键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如何体现在他的著作中的。本章和第三章将会介绍几个对德鲁克的宗教和精神观产生影响的重要的宗教性人物。我们看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影响，而且放在一起看，这些宗教和道德方面的影响帮助德鲁克形成了关于人的本性的观点。德鲁克继承了基督教的观点，认为人是容易犯错的，是坠入凡尘的，是与上帝分离的，人总是摆脱不了罪恶的诱惑，因而需要救赎和道德的指引。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到了德鲁克所构建的关于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的蓝图。
所有这些宗教影响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是瑟伦•克尔凯郭尔。
瑟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
德鲁克多次提及克尔凯郭尔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19岁时，他在一家汉堡进出口公司实习，当时就接触到了这位丹麦哲学家的著作。克尔凯郭尔是存在主义学说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存在主义强调，人生中主观性、个人性的独特经验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人生中社会性或者政治性的经验。
克尔凯郭尔的观点建立对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的批驳基础上，后者是一位极其重要的德国哲学家，致力于解决其所意识到的张力，他认为这些张力是人类存在很自然的一部分。黑格尔认为普遍适用于人类存在的张力之一是个体存在和集体存在之间的推力。一个人怎样才能够在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体存在的同时，还能够符合社会的整体需求呢？
对于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与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之间必然有冲突，黑格尔给出的解决这一冲突的方案是“世界精神”（geist），他以此来命名人类所拥有的集体精神或者思维。“世界精神”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但是它所承载的就是通过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实体来整合个体之间的差异。通过黑格尔所定义的“世界精神”，人们之间的冲突并没有消失,而只是最终得到了消解，因为每个人都被指向了一个更高的能够团结所有个人的理性力量。“世界精神”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长期有效，能够确保人们所获得的一切成就都始终能够驶在同一条轨道上，驶向一个造福所有人的目的。
克尔凯郭尔全然不喜欢黑格尔的哲学理念。他认为，这种理念将所有事情都混合进一个所谓的“世界精神”概念，以致于使得人的个体经验丧失了意义。如果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所有对立的个体意见都被莫名其妙地整合进一个绝对意识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是留给个人的经验和想法的呢？克尔凯郭尔希望让个体重新获得应有的重要性，同时一个更高的力量也能发挥指引作用。根据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理念，这种更高层次的力量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每个个体都要对他有所交待，并承担起个人的责任。
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理念中有一个重要的元素渗透进了德鲁克的著作，那就是，俗世的个人与基督教的上帝之间的关系。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精神和物质王国（上帝和个人）之间是互相分裂的，而认识到这一点正是绝望的根源。随着一个人越来越意识到俗世生命转瞬即逝的本质，意识到人永远不可能完美这一事实之后，他也会意识到上帝与人类之间的鸿沟。这导致绝望，而且一个人越具有自我意识越感到绝望。
克尔凯郭尔在《致死的疾病》一书中探讨了这种绝望的本质。他宣称要治愈这种疾病或者说要摆脱绝望，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基督教信仰：“充分意识到这种疾病正是基督徒能够超越自然人的优势；治疗这种疾病靠的是基督徒得到的祝福。”
正是由于极为重视个体经验，克尔凯郭尔才认为，人们要摆脱由人和上帝之间存在的鸿沟所造成的绝望，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耶稣这一人的形式来把目光投向上帝。他推断说，正是由于人们通常只能理解自身的经验，因此要理解上帝，也只能通过耶稣这一肉体的存在，或者说通过另一个人作为榜样，尽管这个人是一个神圣的人。
除了这一推论之外，克尔凯郭尔也坚信耶稣强化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分离。耶稣的一生以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代表了绝望这一个本质，体现了人因为肉体存在而无法避免的与上帝之间的疏离。耶稣这一例子是在提醒大家人是不完美的，而不是提醒大家人与其创造者是浑然一体的。
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基督教信仰能够让人们摆脱与上帝分离所造成的绝望。耶稣的生和死作为一个楷模，不仅仅教我们如何理解上帝，同时也教我们如何理解，肉体存在的本质是要在远离上帝的精神王国的情况下独立生活。
克尔凯郭尔给出的解决方案显然不能让现代那些希望找到简单答案或者结局的思想家们完全满意。为了更好地理解克尔凯郭尔（延伸出去，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德鲁克有关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和一个由组织构成的有效运转的社会这一理念），人们必须得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不和谐音”，或者说是容忍无法解决的张力。对于克尔凯郭尔和德鲁克来说，生活，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无法解决的张力的根源：就此而言，这是作为一个肉体之人来生活与去理解这一存在之局限之间的张力。
德鲁克对人类本性的理解体现出了克尔凯郭尔哲学理念中的三个主要元素：
1.        个体的重要性，该个体对一种更高力量（基督教的上帝）负有责任，并要有所交待
2.        精神王国和物质王国之间的鸿沟
3.        信仰能够摆脱绝望、解决那些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些主题贯穿了德鲁克的所有著述，但是在他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末日》一书以及“不够时尚的克尔凯郭尔”一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存在主义的个人。德鲁克意识到尽管克尔凯郭尔的信仰能够缓和存在主义的个人的绝望，但是它并不能解决社会的问题：“宗教确实能够给个人的绝望及其存在主义式的痛苦提供一个答案，但是对于众人的绝望却无能为力。”面临一个失效的社会时，个人会去宗教以外的别的领域去寻找意义，“西方人——事实上，当今整个人类——都不准备弃绝这个世界。事实上，人还在孜孜以求尘世的救赎，如果他认为确实还存在救赎可能的话。”如果工业社会不能为个人提供意义和地位，而且让个人感觉不到尊严和礼遇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会起而寻求其他解决方案，甚至包括极权主义。当工业化推动美国不断地走向大批量制造和流水线工作时，德鲁克对未来忧心忡忡，因为工业人取代了过去的经济人，成为个体实现自我的模范。
德鲁克坚信，宗教具有强烈的个人性，不可能为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提供意义：
基督教和教会是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宗教性的社会解决方案的。时至今日，它们所能做的无非是给个人一个私密的避难所，让他们能够一个宗教中寻求庇护。它们不可能带来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社区。个人的宗教体验对于个人来说也许具有极大的价值；这种体验也许能够让个人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也许能够给他一个个人化的上帝，让他获得对自身职能和本性的理性认识。但是，宗教体验不可能重新创造社会，也不可能使社会和社区生活变得合乎情理。即使是最虔诚的天主教徒到今天也持有像克尔凯郭尔这样极端的新教徒的宗教观点，比如，认为上帝是全然个人化的，是无法转换给别人的，是无法与他人交流的体验，这种体验特别强调自身的分离感和孤独感，还认为整个社会陷入了绝对的非理性之中。
三十年后，在1969年（再）版的《经济人的末日》一书的序言中，德鲁克再次强调了他关于宗教属于个人领域而不是社会领域的观点：“作为对所有形式的社会的批判，宗教如果不能放弃其真实的王国即一个只与上帝在一起的灵魂王国，那么是不可能接受任何社会的，甚至也不可能接受任何的社会计划。”
对于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的个人，德鲁克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建立一个由管理得井井有条的组织构成的有效运转的社会。德鲁克的“新社会”通过大型组织中的公民身份为个人提供自由和平等。
精神和物质王国。克尔凯郭尔认为上帝和人之间的分离是人类存在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压根就不存在所谓的自我救赎，以耶稣为楷模或者只是以好好工作为基础来追求人生也没有什么价值。物质世界就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无可救药。
德鲁克也深信与上帝分离的生活是人类存在的本质。跟克尔凯郭尔一样，他鄙视一些思想家，这些思想家认为基督徒的生活可以建立在好好工作（德鲁克称之为“合乎伦理道德的概念”）的基础上。德鲁克认为，这样一条道路最终指向的不是“包裹着极权主义的糖衣”就是“纯粹的感性主义——这些人认为靠着善良的意图，邪恶能够去除、和谐能够建立。”人是不完美的，俗世的生活永远不可能成为天上的乌托邦。对于克尔凯郭尔和德鲁克来说，信仰是能够治愈这种意识所带来的绝望之唯一良药：
所谓信仰就是认知到人是一种被创造物——人并不能自治，并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并不是结局，也不是中心——但是，需要负起责任，同时也理应自由。要明白人本质上的孤独感是能够获得解脱的，当然这需要确信上帝永远与人同在；甚至“直到我们濒死时刻，”上帝也与人同在。
德鲁克所持的基督教信仰认为一个由众多容易犯错的被创造物（同时参见第三章关于圣奥古斯丁和保罗的讨论）组成的世界是不完美的，这一观念贯穿了他的管理理念和社会分析。尽管很多人批评他过于理想主义化，在关于人的能力的评价上显得过于天真（参见第六章关于马斯洛的讨论），德鲁克给组织和社会所开出的药方则经常会包含这样一些建议：约束权力的滥用或者将卑劣的人类本性引导到正面的方向上去。确实，他几乎总是假定他所描绘的组织中的人能够理解自己“既负有责任有理应自由，”能够理解并尊重权威和秩序。但是，德鲁克也清楚地意识到任何一个人类制度内在的缺陷。（参见第四和第五章中所列举的例子。）
信仰的本质和所承担的角色。《经济人的末日》一书的整个前提就是围绕着信仰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当人们丧失了信仰之后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在该书中，德鲁克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终都未能提供经济平等，并反而为极权主义在欧洲的统治铺平了道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于德鲁克来说，正是克尔凯郭尔所看到的信仰危机造成了极权主义的兴起。
用德鲁克自己的话来说，“信仰就是坚信这样一点：对于上帝来说，一切不可能都将变得可能。”由于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继失败，欧洲人民开始转向极权主义针对那些不可能所做出的承诺。根据德鲁克的分析，这里的错误不在于人们有信仰，而在于他们把信仰放错了地方。处于绝望中的人们通常会转而求助于“那个信誓旦旦地承诺化不可能为可能的魔术师”所鼓吹的最为非理性的信条。
最终，德鲁克的著述还在寻找一些合乎情理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供多数人们寄托其信仰。尽管深信宗教信仰是个体性、个人化的，绝大多数人们所寻求的都是“俗世的救赎”而已，德鲁克仍然认为信仰是克服现代工业社会产生的绝望情绪的唯一途径：
由于有了信仰，个体就变得与世相通了，不再与他人隔绝，变得有意义了，变成绝对的了；由于有了信仰，才有真实的伦理。正是由于有了信仰，社会中的存在就像真正的慈善所里的存在一样，也变得有意义了。
但是，到底信仰什么？德鲁克明确地呼吁大家信仰上帝，但他同时也希望大家“以信仰——对自由和个体的信仰——为基础，”起来反对极权主义。在德鲁克关于管理的愿景中，他把人本身看作是有缺陷的，但是他同时对人类的潜能也怀有强烈的信仰。为了建立一个由管理得当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人们必须相信人的能力，相信人能够自己找到正确的方向、采取合适的行动。
德鲁克的愿景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如果人们坚信人总是倾向于犯错，而组织则需要设计成对人们不可避免地滥用权力这一点进行严密防范的样子，那么再想保持对人的信任则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根据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理念，这种张力就会更加容易理解。如果存在的本质就是处于张力之中，那么能够摆脱这种张力（对于克尔凯郭尔和德鲁克来说都如此）的唯一办法就是有信仰。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解决方案是对于上帝的信仰；对于德鲁克来说，解决方案是则是对于“自由和个体”的更为世俗化的信仰。

政治方面的影响
除了宗教和神学对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的观点产生过深远影响之外，还有一批政治思想家也影响了这一理念的形成。德鲁克特别致力于在自由与权威之间找到平衡。这里以及第四章，我们将会探讨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主要是关于个体自由与社会准则和秩序之间如何维持相应的平衡。
德鲁克向来不愿意公开谈论他自己的政治倾向和从属关系，但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终其一生，他都在担心极权主义大行其道。在他有生之年，他目睹了一个有一个不断侵蚀人们自由的强大的极权政府的兴起。纳粹德国、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以及苏联都体现了人类领导力中最为丑恶的一面，而鉴于这些统治对那些处于绝望状态的民众所曾经产生造成的吸引力，他无比担心那些“世俗信条”的泛滥。德鲁克对极权主义的忧虑促使他加强到对由有效运转的组织构成的社会的研究；事实上，有一段时间，他在工业组织那里找到了拯救整个社会的根源：
工业企业的蓬勃兴起也许预示着一个基本的趋势开始有所逆转，该趋势是中世纪秩序倒塌之后西方社会的主流趋势。我们这个时代的极权国家代表着一个荒谬——罪孽深重、阴险狠毒、无比疯狂的荒谬——的趋势，这一趋势肇始于十五世纪，其中国家被视为唯一的中心、唯一的焦点乃至唯一的强权。显然，从那以后，在社会中逐渐兴起的企业是第一个有自主性的组织类型。
在德鲁克看来，企业作为一只主要挑战的力量能够适当地抗衡极权政府和公共部门的绝对权力。在他所构想的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中，一个独立于政府的私有商业部门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管理成为一个社会得以有效运转的关键；如果社会组织不能得到有效运转，那么权力就会被集中到诸如大政府或者大企业之类单一实体手中。
与此同时，德鲁克显然也不是直接民主的粉丝；他曾经说过：“当今大家都普遍接受的所谓多数原则其实是一种专制的暴君式的非自由的原则。”身为个体的拥趸，他充分理解少数人意见的价值所在，也理解严格按照大多数人意愿来行事的原则中潜藏的危害。
德鲁克显然也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那也是有史以来政治理论家们一直在挣扎并试图解决的两难：一个社会如何在治理、规则和秩序这些需要与确保个人自由最大化这一愿望之间取得平衡？从那些影响了德鲁克的一些人身上，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他关于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的观点。在这样一个制度下做决策，必须努力在权威与自由之间、历史价值与未来梦想之间以及个人志向与社区需求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带。就其本质而言，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如果其按照该词的传统意义来解释的话,有保守主义的一面：致力于维护过往的传统，这些传统与当下仍然相关，仍然有意义。但是，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同时也有自由主义的一面，因为它致力于将个人自由最大化，致力于革故鼎新，致力于更好地位组织或社会服务。
弗里德里希•朱利叶•施塔尔（1802－1861）：德国思想家中的三驾马车
施塔尔是最早对德鲁克施加过最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德鲁克在其学术生涯初期就决定深入研究十九世纪在普鲁士宪法形成进程中最重要的三个保守派思想家：威廉•洪堡、约瑟夫•拉多维茨和弗里德里希•朱利叶•施塔尔。在接下来讨论施塔尔时的同时，我们也将讨论到洪堡和拉多维茨，其中原因是于他们一起对德鲁克造成了强大的影响，同时也是由于他们三人在德国历史的同一时代做了相似的工作，产生了相近的思想。
这三人真正吸引德鲁克的在于“他们都试图在稳定和变革之间寻求平衡……他们既不是肆无忌惮的自由分子也不是肆无忌惮的保守分子。他们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和稳定的政体，从而既能够维护过去的传统同时又有可能进行相应的变革。”
德鲁克最先开始研究施塔尔，在1931年完成了第一部后来得以出版的专著《弗里德里希•朱利叶•施塔尔：关于国家的保守理论》。在1933年他离开纳粹德国前往英国之前，该书得以在德国出版。德鲁克的原意是要逐一分析“德国三大思想家，”但是最终只写出了对施塔尔的研究。
施塔尔是一名教会律师、政治家和哲学家。他所生活的年代正好是欧洲许多国家经历暴力革命的时代。众多劳工阶层推动的革命最终都被镇压了下去，但是这些变化促使知识分子和政治理论家开始思索旧君主制究竟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未来的革命最终是否会不可避免地改变整个政治格局。
施塔尔努力为普鲁士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且试图找到能够取代旧君主制的选择，找到受当时社会胁迫的暴力革命之外的道路。通过将那些有代表性的制度与那些在他看来属于君主制正面的特性结合起来，施塔尔发展出了一个政治框架，旨在避免要么激进地向前要么反动地向后这一非此即彼的选择。
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平衡的政治框架，既保护个人的权利又维护广大社会的利益，这一直是施塔尔的志向所在。他的框架体现的是对立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尽管黑格尔在当时的环境下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和克尔凯郭尔一样，施塔尔并不认同黑格尔提出的一个统一的所谓“世界精神”力这一理念，他认为这种理念不能兼容个体的差异性。但是，与黑格尔一样，施塔尔也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办法来约束个人的权利，强化社区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施塔尔用他“个人的上帝”这一概念来反驳黑格尔的哲学，所谓“个人的上帝”是每一个个体的积极主动的创造者。施塔尔所说的“个人的上帝”与每个人之间都存在着个体化、个人性的关联。施塔尔使用了“个性”这一术语来描绘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他也同时将这个术语用到上帝身上，来描绘其创造性的精神力量：“个性不仅仅是指最充分的自由和政治权利，同时也指最充分的满意度和最高的精神上的完美度。”施塔尔在其哲学理念中将个人与其创造者联接在一起；每一个个体都直接地反映着一个个人化的具有创造能力的上帝。
在施塔尔的哲学系统中，个体因造物主上帝有意图的设计而拥有自由的意志。在理想的情况下，当人们按照自由意志行事时，个体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之间不会没有什么冲突的，因为所有这一切都统一在一个具有创造能力的基督教的个人的上帝利益之下。但是，正如克尔凯郭尔所做的那样，施塔尔也意识到，人与天父上帝是分开生活的，人的肉身存在于地上。结果，人们的利益并不总是与造物主的利益一致。因此，人必须听命于世俗的权威：国家和法律的统治。
施塔尔使用个人的造物主上帝来将人的个体权利与社会需求整合在一起。但是，他也不得不面对强迫的问题，或者被迫服从国家权威这一问题。试问：在法治妨碍了个人自由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还愿意服从法治呢？
施塔尔的解答是，对国家权威的顺从事实上是自愿的顺从。施塔尔关于自由的观念包括受限于对一个更高权威所负责任的选择，包括对一个超越个人自我欲望的更大的善的认同。他指出，自由不仅仅是一种许可权，同时也意味着责任和可交待性，这种责任和可交待性所针对的是以法律形式体现的公共行为规范，或者就终极而言，是一个基督教上帝的宗教行为准则：“因为自由作为一种伦理秩序来自于法律，因此它并不是毫无约束的，而是一开始就包含了特定的内容、标准和界限。”人们之所以认同法律权威，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最终需要负责任的不仅仅是他们自身，同时还有一个更大的善。正如施塔尔所指出的那样，自由并不意味着人可以不顾对他人造成的后果而恣意妄为。
施塔尔用“自由是一种伦理秩序” 这一概念将政治权威合法化，在他那里，就是将君主的权力合法化。施塔尔所说的权威的合法性所依托的是统治者以及被统治者都能够意识到在物质领域之上尚有一个更大的道德权威存在：“法律上的自由首先受到更高义务的约束，人们必须服从这些义务；当然，这种自由不受（主观）道德宣称的约束，而在实际上受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生活关系的伦理理念的约束。”如果君主及其臣民将双方的利益统一在一个个人的造物主那里 的话，那么顺从就是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人之所以顺从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么做会同时有利于社区和个人。这样，政治权威就变得合法了，因为它建立在一个更高的道德的基础上，而该道德已被所有相关群体吸收并内化了。
正如施塔尔在他所在时代的革命和旧式君主之间极力寻找一个中间地带一样，德鲁克也在不断探求一个有效运转之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在极左和极右立场之间占据一个温和的空间。基于自己关于人是容易犯错的，是不完美的，需要权威和管制这一看法，德鲁克在二十世纪继续推进施塔尔关于权威合法性的探索。
权威的合法性。在德鲁克的著述中，自由并不意味着毫无限制，相反，行动的自由要受到法律或价值观的约束。在德鲁克所定义的有各类组构成的有效运转的社会中，被治理的人虽然是自由的，但是却自愿顺从权威，因为这些人与组织中在他们之上的人共享相同的价值观念，并且愿意对这些共享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负责。
自愿地服从内化的权威在德鲁克有关管理层收购（MBO）的概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个组织搞MBO要求所有管理者为自身设立一定的目标，这些目标要用于评估绩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目标应该反映出整个组织的宏大目标，而不仅仅只是个体管理者自己的个人愿望和成就。
正如施塔尔的权威系统是与一个共同的大一统的更高的力量关联在一起的，德鲁克所谓的有效运转的社会也整合了管理者及其组织的利益。由于管理者能够将自己的目标与整个组织更为宽广的目标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个体的目标就成为个人表现的一种形式，不过这种表现还会受更大主体的权威影响。
对于组织内部权力的层级结构，德鲁克一直深信不疑；他并不十分认同在管理或者政府问题上的极为严格的平等主义观点。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那些在食物链顶端的人必须通过坚守共享的价值观来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换句话说，德鲁克坚信管理权威是必须的，但是，正如施塔尔所做的那样，他也试图通过共享的价值观来为权威获得合法性找到一条可行之路。试问：为什么在组织架构图上低端的那些人会自愿地服从自上而下的权威呢？他们之所以服从，是因为他们相信组织及其领导者与他们共享关于人的权利和机会的相同的价值观，否则是不可能服从的：
跟为了一个社会性的目标而协调人们努力的其他任何机构一样，企业也必须按照层级线条加以组织。但是，对属于大家的企业的成功而言，每一个人，包括老板和扫地工在内，都是同等必要的。同时，大型企业必须为员工的晋升提供平等的机会。这其实就是传统上对公正的要求，是基督教关于人的尊严这一概念的影响所致。
本质而言，德鲁克试图利用施塔尔的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化的基督教上帝，将他世俗化，运用到工业场所中去。围绕机会平等和任人唯贤这些非常典型的美国价值观以及从宗教中汲取的有关尊严的概念来整合整个组织，德鲁克将施塔尔在十九世纪提出的理念转化成了符合二十世纪的理念。他仍然保留了施塔尔的具有创造力的上帝，只不过是对其形式进行了提炼而已。
但是，施塔尔关于权威合法性的论断是完全以基督教上帝的在场为基础的。由于他只是在基督教框架下全力拥护君主立宪，所以他并未发展出一个能够在神圣灵感之外的物质王国里建立起合法领导地位的制度。
在德鲁克多产高效的一生中，如何使管理权力合法化是他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正如作者杰克•塔兰特所指出的那样：“德鲁克从来没有真正解决合法化的问题。他带有妥协色彩的努力总结在这样一个结论中：‘企业并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这一点并不就意味着它就不合法。’”因为其宗教和神学观点使他无法全然相信本身也是人的管理者，德鲁克试图寻找到合适的方法来遏制常见于人身上的滥用权力的倾向。其他一些对他产生影响的思想家们也给他提供了不少方法，以期约束管理的权威或者将权力引导到最不会造成伤害的道路上。但是，1932年的时候，德鲁克就清楚地意识到权力的合法性必须在责任的基础上，而责任最终必须建立在绝对的合乎道德的价值观而不是人为价值的基础上。
由于缺乏一个个人的具有创造力的神，关于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在其著述中，德鲁克一直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探索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回归信仰、回归联邦主义。围绕权力这一主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解答，这揭示出一个根本问题：在一个设计成将人的自由最大化的人类制度当中存在着终极的不信任。在世俗化了的二十世纪的情境下试图维持施塔尔十九世纪所提出的哲学理念，显然会面临这样一个挑战。

约瑟夫•玛利亚•拉多维茨（1797－1853）和威廉•洪堡（1767－1835）
约瑟夫•玛利亚•拉多维茨是在巴黎接受教育的。他曾经为拿破仑的军队作战，后来来到普鲁士，入赘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普鲁士家族。拉多维茨后来在1836年被任命为普鲁士驻日耳曼邦联的联邦议会在军队方面的代表。他提出了一个于 1848年统一德意志的温和计划。拉多维茨希望能够填平现有秩序和德意志各国革命势力之间的鸿沟。
威廉•洪堡是在柏林长大的。1809年，他创办了柏林大学。他坚信政治权力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从而避免对个人自由的破坏，他也特别担心个体究竟如何才能在一个中央权威不断强化的国家里提出文化诉求。洪堡接受了关于“修养”（Bildung）的德意志理念，这种教育是指一种精神性的过程，是个人通过类似人文艺术理念的教育而获得发展；“修养”极为复杂，涵盖了对性格发展和个人美德的理想以及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洪堡的目标是让“修养”的精神渗透整个德国政府。他对未来的期待是“利用行政官僚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最终，在他的主持下，形成了国家（staat）和修养之间的结合，这种结合将会给德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都带来持久的影响。”
在变革中保持稳定。和拉多维茨一样，洪堡也试图在两个政治极端中寻找到一条道路，围绕一个温和的概念将德国不同的利益群体统一起来。正如一个传记作家所指出的那样，“洪堡推行的计划既不是自由的也是保守的，而是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拉多维茨和洪堡为德国政府所设定的愿景为德鲁克提供了一个中庸政治的范例，这些愿景有助于发展出理论上缓和两个极端的解决方案。
施塔尔、拉多维茨和洪堡“三驾马车”关于如何在各种社会机构中维持稳定同时实现变革的观点引领德鲁克致力于对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实践的全面研究。而这最终也帮助他写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巨著《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这本恢宏巨著中，德鲁克指出，如果社会机构希望在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就必须通过发扬企业家精神来推动变革。缺乏创新就会使组织陷于停滞甚至倒退。因此，要维持稳定，除了发扬系统化的企业家精神别无良策。
德鲁克认为，在组织中，稳定和变革并不是截然相反的两端；事实上，它们更像极地，地球的南极和北极。一个机构，越是围绕创新和变革来组织行动，越是要靠促进稳定的机制来平衡各种变化。在千变万化的时代，最为重要的是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在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促成共同的理解和信任。
历史传统的重要性与对权力运行的限制。德鲁克一直在推广稳定和变革之间获得平衡这一主题。受到德国三大思想家的影响，他对革命所持的态度尤为审慎，即使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认为，一个社会要根除长期累积的弊端，就有必要发生间歇性的革命。相对于间歇性的革命，德鲁克更倾向于持续不断的创新：
革命是无法预测、无法引导、无法掌控的。革命会让错误的人掌权。最糟糕的是，革命的结果——这是预测得到的——与革命的承诺正好相反。
德鲁克对稳定和变革的兴趣同样受到了埃德蒙•伯克的著作的影响。
埃德蒙•伯克（1729－1797）
埃德蒙•伯克出生于尚未脱离英帝国统治的爱尔兰，是一名英国议员，也是一位政治作家。他反对天主教的迫害，支持美国反对英国的革命。德鲁克曾经赞扬过伯克，说后者所写的两本书中有一本“永久地改变了我的生活。”在《法国大革命感想录》（1790）一书中，伯克分析了当时那场持续不到两年的革命事件。德鲁克还在青少年时期就阅读过这本书，当时他还在汉堡工作。后来他是这么回忆该书对他的影响的：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大革命以来，德国，事实上包括整个欧洲大陆，都处在一个革命频发的阶段，我们每一个年轻一点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只有那些在1914年之前就已长大的人才会认为世界有可能回到“战前”，而且实际上他们确实希望回到“战前”。所以，伯克的主要观点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在稳定和变革之间找到平衡才应该是政治和政治家们的首要任务，这一观点在该书出版140年之后，一下子拨动了我这个十八岁读者的心弦。伯克的观点对我自己的政治观点、世界观以及我后来所有的作品来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如施塔尔和其他德国思想家所做的那样，伯克为在革命与神圣君主制之间的中间地带提供了一个样板。具体说来，伯克警示大家拒斥历史传统的危害，他所谓的传统包括立宪政府的宗教和政治基础。
在其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中，伯克对革命加以猛烈抨击，指责法国人彻底地丢弃了自己的过去。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他挺身而出，为英国的政治制度辩护，把英国的政治发展历史推为楷模：
你将会看到，从大宪章运动到人权宣言，作为一个统一的政策，我们的宪法一直在宣称和强调，我们的自由是从我们的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并将传给我们的后人，这种传承就像属于该王国的人们的财产一样，是受到保护的，不必凭借任何其他更一般或更优先的权利……我们拥有一个可以传承的王冠，一个可以传承的贵族爵位主，以及一个传承各种特权、选举权以及从很久以前的祖先那里传下来的下议院和人民。（伯克，1790/2005,p.19）
伯克的论证意在直接对比英国宪法与法国大革命对君主制的抛弃；他的“结论是，英国所推行的谨慎的政治渐进主义优于参照法国模式的理性破坏和重建”（伯克，2006，p.288）。
伯克认为,欧洲文明的根源不仅在于君主统治当中而且在“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当中，他所指的分别是贵族和教会的力量。伯克指出，正是这些力量维护着全社会的教育和文明；当法国彻底消灭了统治阶层和宗教的传统，也就“同时消灭了其天生的保护者和守卫者，致使学术陷入困境，被各种可鄙的丑恶事物肆意践踏。”
这些言论可能会扰乱现代的民主情绪，但是伯克（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都坚信法国大革命所表现出的极端暴力正体现了让人民直接统治的本性。如果没有任何约束性的力量，民主可能释放出极为危险的欲望：
我们知道，而且是不无自豪地知道，就是人就其构成而言是一种宗教动物……但是，如果在暴动的时刻，处于从地狱的蒸馏器（目前正在法国蒸腾）中提取的燥热的酒精刺激下的酩酊大醉状态，而这种状态在如今的法国正在不断地酝酿蒸腾，那么我们只要丢掉基督教——长期以来基督教一直让我们引以自豪并得到安慰，它也是我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所拥有的文明的伟大源泉）——就会发现赤裸裸的自我，就会忧虑和畏惧（深知我们的心是无法忍受空虚的）某些野蛮、有毒、堕落的迷信可能会取代基督教。
由于对“人的意志”这一概念还有深深的疑虑，伯克认为，权力最终只能由少数人来行使。最终的选择应该是很清楚的：不是由少数几个秉承传统的称职的个人来行使权力，就是由少数几个缺乏任何根基的暴力的革命分子来行使权力。
施塔尔、拉多维茨、洪堡和伯克都帮助德鲁克认识到了，在考虑到不断更新和创新的需求的同时，维持过去延续下来的有价值的制度是多么重要。在连续和和断裂之间维持平衡是德鲁克著述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一主题出现在他所写的大量社会学著述中，其中他谈到了各种广泛的社会问题和趋势；同时，也出现在的管理学著述中，其中他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这一本性以及用一种正面的积极的方式来管理变革这一需要。这些给了他很大影响的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也许显得很遥远、很深奥，但是这些思想家的理念已经渗透进了德鲁克的作品。如果你想理解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这一理念，那么对这些来自于遥远过去的理论家有一些基本的理解还是非常重要的。

社会经济学的影响
尽管德鲁克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他也采用了经济学方面的许多原理来支持他的管理理论以及他对政府和社会的评判。他一向致力于让组织的领导者变得更有效力和效率，成为“劳动生产率和创新的灯塔”，同时，他也渴望能够创造一个体系，“使经济学成为一门人的学科”。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学作为一门让人将各种任务完成的艺术，能够复兴经济学，并后者之成为一种道德的力量：“基于经济学的劳动生产率因而可能会完成所有经济学家都梦寐以求的目标：既是一门‘人文学科，’又是一门‘道德哲学，’也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且，也是严谨的‘科学’”（德鲁克，1980，p.18）。
德鲁克通过强调劳动生产率和创新来强调道德对经济学的光照，这使得他的思想可以应用到几乎所有的组织上。尽管德鲁克发起了重要的为利润辩护的运动，他同时也将利润与创新和劳动生产率关联起来，使得后二者成为更重要的进步的衡量指标。最终，不只是商业人士能够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来实践，而且，医院的行政主管、大学的教务长以及全国性慈善基金会的主管都可以这样做。因为德鲁克在其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中将人的劳动生产率和创新作为重要的价值衡量指标，所以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商业的努力。
随着经济学开始聚焦于人，德鲁克意识到经济学与社会学者们学科有着内在的关联。创新也好，劳动生产率也好，都是在由人的社区中发生和形成的，在这样的社区里，人与人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对于德鲁克来说，经济学和社会学都属于人文学科，是致力于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是工作场所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科。最终，那些对德鲁克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各种机构，包括那些产生利润的机构，都是社会性的实体，都必须提供一种社区感。
在经济学方面对德鲁克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人是约瑟夫•熊彼特。尽管熊彼特可以称得上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但是他做到了将这一学科置于更为宏大的社会经济历史的范围内。在第七章关于社会生态学实践的探讨中，也会涉及其他一些对德鲁克产生影响的社会经济学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约瑟夫•熊彼特被任命为奥地利财政部长。当时的奥地利，金融情况非常糟糕；可怕的现状，加上熊彼特直言不讳的政治观点触犯了他的众多同事，最终使得他丢掉了这一职位。1919年10月他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后来，熊彼特还有过一段简短的也不那么成功的在银行界工作的经历，随后他便回到了学术世界，最终在1932年来到哈佛大学，在那里，尽管他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他一直被笼罩在年轻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阴影之下。
熊彼特对于德鲁克的主要影响是，前者认为利润是一种道德律令。
利润是一种道德力量。在“熊彼特对决凯恩斯”一文中，德鲁克表达了对熊彼特关于利润是道德和伦理系统之一部分这一观点的认同和赞赏。对该观点，熊彼特并没有给出过明确的论证，但是德鲁克从熊彼特的理论中总结出利润是道德的这一观点。熊彼特将利润同企业家所承担的角色关联在一起。当企业家进行创新时，他们能够因而创造出巨大的利润。因此，利润内在于企业家的活动中：“没有发展也就不可能产生利润，而没有利润发展也无从谈起。”当竞争对手推行了同样的创新手段之后，利润的水准会随之下降。如果再没有新的企业家活动引发新的创新的话，那么利润也就丧失了提升的动力。熊彼特意识到，利润并不是对企业家冒险行为的回报，相反，利润“在一个新的企业中，是其收获超过了生产成本之后才所产生的暂时的盈余。”
德鲁克借用了熊彼特关于暂时利润的概念，并予以修正，认为利润也是一种成本：“它是用来支付企业继续运作所需成本的‘风险溢价’。”利润是商业运作的一种成本，而不仅仅是主管们试图最大化的现金盈余。一旦德鲁克将利润设定为商业运作的成本，他就能进一步地发展他的道德论证：
熊彼特的“创新”及其“创造性破坏”理论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能够用来解释所谓“利润”为什么会存在的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们很清楚，他们的理论是并没有为利润找到任何合理依据……但是，如果利润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成本，尤其是当利润是唯一一个能够维持已有工作并创造新工作的手段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就摇身一变成了一种道德的制度……一旦当人们摒弃那种亘古不变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转向熊彼特所倡导的不断增长、不断移动、不断改变的动态经济，我们称为“利润”的东西也就不再是不道德的了。利润变成了一种道德律令。
对于熊彼特而言，资本主义是关于增长和发展的动态的制度。经济衰退期是在某种激烈的变革之后的一段正常的调整期。正是这些改变了经济正常流动的事件最终引领经济进入增长和获利期。这些事件通常发生在企业家的活动带来新的技术、产业或者生产方式的时期。那时，创新或者企业家活动的结果创造出短期的机会。熊彼特将这一过程称为“创造性破坏，”因为这时企业家的冒险行动不仅仅带来了新东西，而且还在这个过程中摧毁了旧事物。
在“创造性破坏”概念中有一个内在的问题，熊彼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由于企业家活动以及相关的利润都是暂时的，每一个企业都存在着被创造性地破坏掉的潜在可能。这一现实促使德鲁克对企业提出警示，提醒它们推行“系统性的摈弃”，把低效率的活动、产品或者业务单位统统根除：
每一个机构——不仅仅是商业机构——都必须在日常管理中进行四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要平行开展。一是有组织地摈弃那些无法使资源得到最优化分配的产品、服务、流程、市场和分销渠道等等。……然后，任何机构都必须围绕系统化的持续的改善而加以组织……接下来，该机构必须围绕系统化的持续的资源利用尤其是对其成功的利用而加以组织。…最后，该机构必须组织系统化的创新，也就是要创造出差异化的适应明天的产品，来淘汰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今天那些最成功的产品。
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一个组织必须产生利润——这不仅仅是为了回报冒险行动，同时也是为了给创新和工作机会创造的引擎提供燃料。基于此，德鲁克利用熊彼特的理论来反驳十九世纪的关于利润道德性的观点。过去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利润只是作为冒险者的需要而存在。但谁能说它不是一种贿赂，因而使其无法在道德上获得正当理由呢？”通过熊彼特，德鲁克找到了一个有效的方法，使资本主义归入一个道德系统，但这一切却不是建立在追求经济回报的基础上。使用熊彼特关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系统，德鲁克得以在一个更为宏大的道德框架下看待利润，从而建立了一种新的利润观念。

经理人领导力和诚信：阿尔弗雷德•斯隆
与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阿尔弗雷德•斯隆的关系也影响了德鲁克的思想。通过对该公司的研究德鲁克开始了做管理学作者和咨询师的职业生涯，而且他和斯隆的私人交往也帮助他形成了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比如经理人究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组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提供意义和职能，同时也为个体提供意义和职能。
阿尔弗雷德•斯隆（1875－1966）
阿尔弗雷德•斯隆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电子工程师学位。他后来成为凯悦滚珠轴承公司的总裁，该公司最后与一家被通用汽车公司收购了的公司合并了。斯隆发现了通用汽车公司内部存在许多组织管理问题，他草拟了一份对该公司进行全方位改造的计划，既要维持分公司的自主经营权又要提高整个公司凝聚力。他基于权力下放理论设置的组织结构风行于二战之后的美国企业界。
1943年1月，斯隆的助手唐纳森•布朗邀请德鲁克前去研究通用汽车的组织和管理。德鲁克根据自己长达18个月的调查研究，发表了《公司的概念》一书。在这本书以及随后的一些作品中，德鲁克详细地描述了他在斯隆身上学到的一切，尤其是商业实体中权力下放的重要性和局限性。也是在斯隆身上，德鲁克看到了一个代表经理人诚信的模范，这样一种品质在他看来是管理的核心或“试金石”。
权力下放的局限性和诚信的重要性。在发展自己关于由各种机构组成的有效运转的社会这一观点时，德鲁克试图调和个人欲望与组织需求之间的张力。他在现代公司身上看到了这种可能性，而斯隆的通用汽车为他提供了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实例。通用汽车是由几家汽车分公司（例如，凯迪拉克、雪佛兰和庞帝亚克）组成，因此既需要将它们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同时又不能不必要地干涉各自的权威。德鲁克认为，斯隆是在对美国宪法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找到了这一解决方案。正如关于宪法的争论多半是集中在关于各州权利和联邦政府权威的界限等议题上一样，斯隆给通用汽车设定的计划强调了每个分公司的自主权。需要公司总部管理层做决策的领域得到了清晰的界定，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那些不由公司总部管理层来做的决策则都保留在了分公司主管的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权力下放的做法快速地在美国商业界流传开来；正如斯隆所意识到的那样，“通用汽车式的组织工作，也就是政策上的相互协调和管理上的权力下放，不仅对我们来说是有效的，而且也成为美国很多工业企业的标准实践。”但是，斯隆同时也指出：“要确保合理有效的管理，光是对组织进行结构性设计是远远不够的。”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对问题的理解会比其经营者以及授权他人经营的人更深。”斯隆的最主要担忧是，错误的不合格的管理者将会攫取权力，将过多的权力集中到了公司总部管理层那里，从而牺牲了分公司的权力和利益。
在德鲁克看来，权力下放是分配和掌控组织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详见第四章的讨论）。但是，从斯隆身上也可以看出，让正确的人来经营管理组织是多么关键。德鲁克从自己和斯隆的关系中感受到了诚信的重要性：
一个组织的管理层的诚信和认真程度，其最终证据是是否对人品端正进行了绝不妥协的强调……一个人，作为一个管理者，也许他自己所知有限，绩效也不佳，缺乏判断和能力，但是这并能给组织造成多大损害。但是，如果他人品有问题，不讲诚信——那么，不管他知识多么丰富，能力多么出众，做事多么成功——他会给组织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他会伤害到他人，这些人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源。他会打击到大家的精神，而且他摧毁组织的绩效。
在关于商业组织的社会属性上，德鲁克和斯隆有着不同的意见；斯隆从来就不认同德鲁克关于“组织——那就意味管理这些组织的‘专业人士’——必须确保对大家共同的利益承担责任”的号召。但是，不管怎么说，斯隆最终都是企业经理人在至关重要的诚信方面的楷模。德鲁克在描述斯隆时提到了斯隆对绩效的坚持、“对人所表现出的巨大善意”、公平公正、重视意见多元化以及强烈的荣誉感。斯隆是终极的仆从型领导者，在他做决策时视组织利益为唯一着眼点。而德鲁克则认为这一视野有些狭窄，他希望通用汽车公司能够在其社会职能这一更为广阔的情境下看待自身。不过，德鲁克还是从斯隆身上学到了专业主义和组织领导人价值观的重要性。
德鲁克从未忘记他发现：斯隆在诚信方面可以作为一个个人的楷模。德鲁克总是极力提倡在做替补和晋升决策时要多聚焦于一个人的优点和强项。但是，正是因为经理人是其下属追随的强有力的标杆，所以德鲁克坚持认为，如果一个领导者缺乏诚信，那么他在“其他所有事情上都会犯错”。考虑到这一点，前面提到的那个有效的法则——总是要聚焦于一个人的优点，聚焦于他有能力做、能做得非常好的地方——也就多了一个修正原则。

为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提供道德愿景
德鲁克自己在人文学科方面的背景深刻地影响了他关于管理学是人文学科这一观点。从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来到美国，他在美国看到了一个希望，有希望出现一个有关由各种机构组成的有效运转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可以给人提供地位和意义。建立一个“尚能容忍的”社会这一远大使命的理论基础是克尔凯郭尔、德国三大政治思想家、伯克、熊彼特和斯隆的思想。这些人代表的学科非常广泛，从哲学到管理实践，他们帮助德鲁克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愿景:一个由组织构成的社会如何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引，如何为个人提供成就感、帮助其实现人生追求。
克尔凯郭尔，这个给德鲁克带来了最重要的宗教和哲学方面影响的思想家，引领德鲁克形成了关于人的看法：从天上坠落的远非完美的人只有通过信仰才能获得救赎。这一关于人类的悲观看法对于理解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人文学科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克尔凯郭尔的影响使得德鲁克对人类本性作出了阴暗的评判，但是这个丹麦哲学家同样也促使德鲁克致力于寻找一种能够注入希望的方法，这种希望表现为对一个“尚能容忍的”社会的信仰。
施塔尔、拉多维茨、洪堡和伯克帮助德鲁克找到了办法，来管理和遏制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堕落的人身上那些卑劣的倾向。这些政治哲学家们阐明了在稳定和变革之间以及权威和自由之间保持平衡的需要。德鲁克构想的由各类组织组成的“尚能容忍的”社会，通过创新来使权威获得合法性并使变革得到有效管理，或许可以使个人的自由最大化，但同时又能限制对权力的滥用，软化经济进步所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
熊彼特为德鲁克提供了一条道路，可以让他的由工业组织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变得合乎道德，因为利润可以成为一种律令，用来保护那些为人们提供意义和地位的组织机构。
最后，身为企业经理人的斯隆则不仅仅代表了诚信和仆从型领导，同时也通过权力下放做到了对权力的过滤和约束。
重要的是，正是在所有这些人的帮助下，德鲁克才认识到管理学必须深入理解人的境况和人的本性。因此，这些重要的影响为德鲁克的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理念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管理学与人文传统：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架起桥梁

处于实践领域的管理者和致力于研究人文学科的人经常白眼相横。整天忙于一家医院、一家软件公司或者一个志愿者组织的日常运营的管理者认为搞学术的人总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不切实际，与真实世界完全脱节。学者们通常认为搞实际工作的人太浅薄，从不动脑子，而且思路狭窄。即使同在大学校园，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也认为商学院是孕育不公正的温床，老是给学术社区光明正大的行为抹黑。对于对这种态度，商学院教授和学生们也心知肚明，他们对此的反击是大声地提醒前者商学院是整个学校的现金牛，源源不断向市场输送市场所需的人才。尽管也有一些商学和人文学院通过一些联合学位课程以及特殊课程将双方的师资力量整合在了一起，但是两者之间在文化上的鸿沟可以说由来已久，导致对立双方之间的偏见和傲慢根深蒂固、难以消除。
在本章中，我们会讨论到这种文化鸿沟的历史以及如何从这一历史本身找到一条弥补管理学和人文学科之间裂痕的可行之路。我们首先会追索人文学科自古希腊到现代长期以来的发展轨迹，然后探讨人文学科与现代社会的相关性。我们然后会转向了解管理学教育的历史发展，了解其随着时间变迁而发生的变化，包括时下商学院教育的现状所带来的绝望。我们将在本章最后的结论部分评估一下这些平行展开的历史所展现的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治愈旧伤口的潜力。

人文艺术传统的历史

大多数研究人文传统的人都会将这种其起源追溯到古希腊文明。尽管人文教育的理念似乎确实源自希腊，但是这种教育的性质和目标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到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政治生活就强调自由男性公民对各种集会的民主化参与。这样一种政治制度所需要拥有一群受过教育的公民，能够积极参与启蒙性的讨论和决策。
为了应对这种教育需要，当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哲学学派。例如，诡辩派就强调教育需要强化人的辩论技能，需要让人学会构筑合理的解释，并且为各自的意见和立场提供充足的论据。诡辩派对于演讲能力的过度强调使得其他哲学学派颇为忧虑，他们认为仅仅掌握诡辩术显然不该被视为真正的学问；要是人们所采取的立场压根未曾经过深思熟虑，或者更糟糕的是，其立场完全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后果会怎么样呢？
最终，人们提出各种相互对立的教育理念。先是柏拉图，后来是亚里士多德，强调寻求真理、追求知识乃是美德。相反，伊索克拉底，尽管他反对诡辩派的教育主张，但是他坚信公民所需要承担的义务不仅仅只是追求美德，而且也需要通过实际行动尤其是通过雄辩有力的演说来体现美德。 尽管就自由人究竟应该怎样接受教育，接受哪些方面的教育，接受多长时间的教育这些问题，众说纷纭，但是自由人必须接受教育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希腊人提出了一个关于自由公民所受教育的文化理想，那就是通识教育。为那些有幸拥有闲暇的人提供通识教育的概念就是我们所称的“人文学科”的最早发端。
尽管希腊文明以及后来的罗马文明对于人文学科的具体课程和教育目的存在分歧，但是二者都认同最根本的主题，而这后来就成为大家都熟知的七门人文学科。这七门人文学科是由三门语言艺术(语法、修辞和逻辑)以及四门数学艺术(代数、几何、音乐和天文学)组成的。
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和昆体利安都曾经说过，人文培训所培养的公民能够引领整个社会，能够理解并且尊重那些大家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而这些行为规范的获得方式是通过学习一批从古代传承下来的体现文化价值观和道德观的著作。学生们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阅读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一些古典作者的作品。人文教育致力于培养道德品格、灌输社会价值观；这样的教育只提供给精英人群，提供给那些既拥有地位又有闲暇的人(显然，奴隶和女性是无法享受到这些好处的)。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开始影响早先形成的希腊罗马关于人文的理念。在征服了早先属于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之后，穆斯林获得了许多价值连城的手稿，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穆斯林学者将这些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随后，基督教和犹太教学者则将它们翻译成拉丁语。随着宗教学者们努力将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性和逻辑的理论与宗教性的著述和教导调和在一起，西方犹太教-基督教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发现”最终使得十二和十三世纪的西方社会兴起了一场惊人的思想运动。将亚里士多德哲学注入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人文的理念能够在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的文化中扎下根来吗？像托马斯•阿奎那那样的天主教学者努力调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和基督教信仰。以圣波那文都(又译为波那文都拉、波那文图拉、波纳文图拉、波拿文都拉、文德等)为代表的另外一些学者则拒绝接受亚里士多德哲学，认为后者与自古流传下来的宗教文本中所包含的理念截然对立。

大学的兴起
在亚里士多德引起欧洲人兴趣的同时，欧洲的大学也开始兴起，这些大学的前身都是建在各大城市的天主教学校。这些大学中最早的同时也是最有威望的是1253年成立的巴黎大学。这些大学以希腊罗马的人文艺术理念为基础，开发出了一批越来越结构化的课程；学生最初跟着各基础学科的教师学习，从那里掌握一些最基础的知识，然后转向跟着一批专业领域的教师学习法律、医学或者神学等知识。尽管每一个大学的要求都不尽相同，但是所有大学都需要学生在进一步深造之前从人文教师那里获得学位。
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不间断翻译对大学课程的设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巴黎大学，人文教师是不能教授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但是这种限制实际上并不是非常有效的。为了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整合进现有的课程中，大学将哲学设置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分为三个分支学科。因此，新课程就包括三学科(逻辑、语法和修辞)、四学科(代数、音乐、几何和天文学)，还包括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
和希腊罗马的教育中心一样，每一个大学都对课程的不同因素加以强调，有些更注重逻辑，另外一些则注重四学科课程。不管如何，人文理想到了中世纪主要是致力于将基督教的教导与承继于希腊和罗马的传统整合在一起。
文艺复兴的理想极大地影响了人文传统，又一次使课程得以革新。在十四和十五世纪时期，有些学者开始对经院派试图将古典和宗教文本整合在一起的解决方案产生了疑虑。大家普遍开始质疑通过逻辑学将俗世的和宗教的文本融合在一起的做法，尤其是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他们坚信真正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回归希腊罗马社会的价值观和理想。文艺复兴思想家们努力减轻教会对教育所施加的影响，强调应该学习更多能够直接对人类产生影响的学科。人文学者提倡通过学习涵盖范围更广的文本，而不只是学习宗教文本以及一些特选的古典文本，这样才能更为广泛地探索人类的真实境况。这些变化显然是激进的，但是却也慢慢地传播开来。
宗教改革进一步推动了更更加人文化的课程的发展，尤其是在英国和后期的美国。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强调人文教育的人文主义方式，弱化学院主义所提倡的教化色彩。其人文课程中增加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学生广泛阅读各种古典文学作品。这一模式很快出口到了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1636年新教徒成立了哈佛大学，1693年成立了威廉玛丽学院，1701年成立了耶鲁大学。尽管这些新教徒大学对人文学科课程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但是它们仍然保留了人文学科的教育目标，那就是培养人格，打造能够以身作则引领社区的公民。
启蒙运动思想家们一开始在人文学科课程设置上所起到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人们已经意识到人文教育目标开始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人文学科理念受到了新兴的德国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影响；人们越来越强调个体自由和民主理想，尤其是在美国；欧洲和美国更为世俗化的由国家支持成立的各式机构也不断成长起来。更进一步，人文学科的教育聚焦于培养一批年轻人才，为他们进入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的世界铺平道路。

修养和人格发展的中心
德国的大学体制对欧洲和美国的人文教育产生了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本书第一章中已经提到的那样，洪堡为新一代德国教育机构所设定的愿景是要全心采纳“修养”的概念，即通过教育来形成人格，他把这一点看作德国文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洪堡教育理念最本质的一点就是学术自由，课程不受任何限制；而最重要的是其教育方法和目标。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被培养成为有道德的人和好公民…为此必须达到以下目标：通过有效的指导让人们不是简单地关注究这一点或那一点有没有学到，而是关注通过学习使记忆力得到锻炼，理解力得到强化，判断力得以校正，道德感得到完善。”
尽管洪堡关于人文学科的言论不过是远古的人文理想的回响，但是其中也有新的观念，那就是，大学是人们获得修养、人格得到发展的地方和源泉。正如历史学家弗里茨•林格所指出的那样，德国关于大学教育的理念是半神秘主义的，是用罗曼蒂克的态度来看待个人的精神上的自我觉醒，而不是针对具体的课程设定。
关于在最高层面进行自我发展的“修养”理想同样也体现在美国和英国的学院和大学关于“绅士”的理想当中。绅士的概念显然受到了启蒙运动关于理性个体观念的影响，但是，这里的绅士更多是指“(中世纪)骑士般的理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课程和基督教伦理准则”三者融合的产物。
到十八世纪晚期，人文教育的目的是要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和道德准则，从而能够逐步灌输“虔诚、公正、尊重真理的原则，爱国、仁慈、普遍的善、清醒、勤勉、节约、纯洁、适度和节欲以及其他能让人类社会更美好并赖以建立共和宪政的美德。”
绅士理想越来越强调，教育需要帮助人时刻准备好服务于一个自由社会，这个自由社会是建立在某种代议制政府基础上的，逐渐变形，成为布鲁斯•金博尔所说的“非自由主义的理想”，强调自由、人的智力、理性、意志力而非义务以及影响日益增强的平等主义。托马斯•杰弗逊为弗吉尼亚大学毕业生所列举的诸多目标包括“充分阐述政府的原则和架构、协调国家之间交往的法律，为我们自己的政府在市政方面制定的法律、完善的立法精神，这种精神将会取消所有对个人行为做出的武断的不必要的束缚，让我们拥有充分的自由去做任何事情，只要它不侵犯到其他人的相同的权利。” 受启蒙运动关于人的理性思考能力的态度的影响，个人自由和选择权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大大改变了关于人文教育目的的看法。
随着人们越来越强调自由和选择权，必然会引发对课程的修正，这一点在十九世纪晚期更是因为现代大学的逐渐成熟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在这些变化产生的同时，人类在哲学和科学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展，本书对这些进展都加以追踪。哲学和科学方面的发展比较引人瞩目的是人们不再坚信世界是由一个仁慈的上帝所指引的。
十九世纪中期到晚期，在知识界占主导地位的是实证主义信仰，这一哲学受到了奥古斯特•孔德的推崇。实证主义主张建立一个秩序良好、能够不断进步的社会，并且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科学探索和研究来理解人的境况。在包括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内的不断发展的新的研究领域的支持下，十九世纪的学者们相信，通过在越来越狭窄的专门化知识领域进行专门化研究，人们完全可以发现真理。在德国大学的引领下，高等教育课程开始根据学科进行重新划分，每一个专业领域和次级专业都努力在学术机构的层级中占据一席之地。对于本科生来说，科目选择不断增多，使人文学科课程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非自由主义的理想”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学习课程，这样一来，传统的人文学科学业也就变得极为灵活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哈佛引进了选修课制度，允许本科生从涵盖范围更广的课程中进行自主选择，而不只是依据固定的学科设置完成学业。

学习面临的挑战
到了19、20世纪之交，洪堡理想中的学院——一个学术自由和独立研究得以蓬勃发展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以研究为中心的机构，与古代的人文理想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面对直接挑战人类进步和理性观念的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变革，欧洲和美国的知识分子从实证主义那里抽身。工业化和应运而生的大众社会的建立，社会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运动，民主起义以及选举权覆盖面不断扩大，这些只是诸多变革力量中的几个而已。全新的心理学领域、亨利•伯格森哲学以及其他一些认为直接经验和直觉比理性主义更重要而加以推崇的人提出的理念对理性的、科学的研究之类旧有观念提出了挑战。而这又引发了大学的思想动荡，折射出存在于象牙塔之外的社会和文化上的动荡。
在美国，内战之后的工业化扩张呼吁高等教育变得更加实用。这使人们更强烈地认为人文学科课程早就不可救药地过时了，无法再适应现代美国人的需要。
在德国的大学里，弗里茨•林格的“德意志要员”一说则公开谴责更为实用的课程设置和不断强化的民主式学习方式所带来的现代化影响。
两位著名的英国作家托马斯•赫胥黎和马修•阿诺德之间的辩论则代表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关于大学教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折射出当时的学院内部动荡不安的核心特征。在赫胥黎发表的“科学和文化”演讲中，他指出，人文教育不仅仅只是包括对古典文学的学习，同时也包括对科学研究的学习。阿诺德后来为希腊罗马文本中所包含的价值观进行辩护，认为人文的理想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的境况。
关于人文教育究竟是否还与时代相关的质疑出现了不同的响应。有些人为传统课程辩护，认为它们仍然是一种有助于培训人的思维方式或者开发通用知识技能的方法。另外一些人则强调对技术专业化加以平衡的重要性，指出人文学科应该承担起打造“全面发展”之人的角色。
这一不断激化的争论最终带来的成果之一是通识教育课程的建立，这一运动受到了约翰•杜威思想的影响。1920年，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教授约翰•厄斯金设计了完全致力于古典文本研究的核心人文学科课程。这一两年制荣誉课程以学生们一起讨论“伟大的著作”为中心，其设置目的是希望激发学生对阅读和思想发展的终生兴趣。另一个则是由二十世纪三是年代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所开发的“名著”课程。哈钦斯在芝加哥大学提倡使用一批核心著作即所谓“名著”来教学；在五十年代，他在《西方世界名著》系列中将这些作品推荐给商业人士。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还有一些学校做出类似的努力，希望能够为人文学科课程建立某种结构和秩序，但是正如金博尔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努力实际上使人文学科课程变得更多样化而不是相反。这个时期兴起了许多全新的人文艺术学院，包括本宁顿学院(1932年)，这是一家独立的女子学院，推行结构相对松散的课程，更强调个人在创造性方面的探索。
二战之后，随着民权运动为妇女和有色人种接受教育铺平了道路，大学录取率极速上升。随着大学生们日益关注当时社会的宏大问题，学生中的激进主义和希望大幅度提升个人权利的要求使校园中的文化氛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和少数族裔学生进入学校，最终导致大学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相继推出了种族学研究和妇女研究专业。这些变化引发了整个社会重新谴责高等教育过于碎片化，这一次所针对的是课程的“巴尔干化(分裂和割据)倾向。”作者艾伦•布鲁姆出版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认为人文学科的传统已经无可救药地受到了道德相对主义的玷污，丧失了其早先的理想。
人文教育的理念也受到了整个社会中教育角色变化的压力。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学生们就开始提出通过大学教育掌握符合市场需求的技能这一要求。高等教育成为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的产品，因此消费者要求自己的付出能够得到最高的回报。随着教育的目的从打造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转变成为人们提供具体的与雇佣相关的培训从而帮助他们在职业市场上有所斩获，关于人文教育的整体概念就再一次受到了猛烈的抨击。
关于人文学科的地位和相关性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当代对人文教育的辩护中有很多都呼应了“非自由主义的理念”，比如“尊重研究之自由和真理之探求，”或者要求恢复通识教育(“发展批判性思考和辨别能力”)，或者是更早的古代的道德目的(“基于价值观的教育”)。其他一些人文教育的辩护者则致力于重新规划并更新人文学科理念以适应一个现代的多样化社会；芝加哥大学教授安德鲁•赫鲁茨基就曾经指出，“人文教育的目标就是打造有能力、有意向试图通过理性的讨论而在事实、理论和行动等方面形成共识的人。”美国大学联谊会秘书长约翰•丘吉尔则并没有过多地强调达成共识，而是强调平衡人文教育所造成的影响的必要性：“如果我们丧失了商讨的文化，或者说因为我们的原因而丧失了这种文化，那么其根源就在于我们缺乏充分的大家都能接触到的用来在理念和这些理念所指导的行为之间进行批判性比较的方法。这种缺失可以追溯到我们对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崇拜，以至于因此忽视了普遍的和人性的内涵。”很不幸，这已经变成了我们当下的趋势。我们必须采取必要行动来对抗这种趋势，因为我们身处令人困惑、混乱不堪、争议不断的境地，其中争论的必要性已经被模棱性和不确定性所遮蔽。”

管理教育和专业商学院的历史发展

专业商学院的兴起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正如大家注意到的那样，到那个时期，高等教育变得非常专业化了，美国尤其需要更多实用性课程来满足其工业化进程的需求。与此同时，随着全新一代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努力吧自己和低等的劳工阶级区分开来，多个专业性组织开始兴起。美国医学协会、美国律师协会和美国经济协会就代表了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人们对结构和秩序的关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中，为从事实际工作的专业人士建立标准成了一种传递合法性信号的方式方法。
随着现代公司为越来越多的白领提供工作，那些身处新创造出来的职位上的个人也开始寻求专业地位以及相关相应的尊重和社会声望。商学院的历史也因此与美国中产阶级当中兴起的专门化和专业化这一大趋势内在地关联在了一起。
尽管有着十九世纪这样的情境，商学院的历史还是与人文教育理想的长期历史一样，具有共同的基础。将一条教育路径看作是以实用性问题为主导，另一条教育路径看作是致力于人类发展进程中更崇高的理想为主导，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每一个时代，人文教育总是要负责培养能够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的各项品质和能力。例如，希腊罗马社会意在通过人文教育来为社会培养一批精英领导人。尽管在关于究竟应该强调课程中的哪些组成部分方面大家各执一词，比如说究竟应该是强调修辞还是强调逻辑，但是教育的最关键目标是塑造出模范的公民，让他们为领导整个社会做好充分准备。而且，中世纪的人文学科学生并不都是僧人；有许多都是精英分子，人们希望他们在接受教育后能够成为社会的领导者。
最早的美国人文艺术学院也不仅仅是培育“深刻的思想家”而已；耶鲁大学的建校文献中指出，“年轻人可以接受艺术和科学的教导，在全能的上帝的祝福下担当管理教堂和国家的公共事务。”事实上，清教徒总是在积极地寻求一种方法，用来缓和宗教信仰与自己获取的财富之间的张力。财富的获取，一直让他们引以为傲，事实上也被视为是上帝恩宠的体现。有关“天职”这一概念，即清教徒通过工作来敬奉上帝，也展示出实用与神圣之间的调和：“一个真正有信仰的基督徒，一个称义的人，他是秉承信仰、坚守职业的。不仅仅是我的精神生活，甚至包括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世俗生活，我这一生，都将秉承对对上帝之子的信仰。”
当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变成了美国之后，人文学科的价值观就用于服务全新的共和国了。正如戈登•伍徳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开国者坚信，这个新国家的成功靠的就是其对古典道德理想的坚守，这些理想取自于自己所熟读(当然是翻译过来的)的希腊罗马文献。当然，灌输这些理想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教育。
本杰明•拉什和其他人也都意识到了，美国民众是不太可能自发地接受共和主义的精神的，或者说不太愿意接受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个人欲望和先入之见之上来考虑问题。相反，“这些共和派的弟子必须‘接受教育，才能明白自己并不只是属于自己，自己是公共的财产’。”托马斯•杰弗逊创立弗吉尼亚大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开发年轻人的理性判断的能力，”同时也是“调和与促进农业、制造业和商业领域的利益。”
在杰弗逊式民主制度的推动下，在白人男性中普及选举权这种做法提升了社会对受过教育的民众的需求；尽管当时高等教育仍然还只是精英群体的专属权利，十九世纪蓬勃发展的公共教育运动不仅仅扩大了普通民众的识字率，而且也将这样一个理念传播开来：一个受过教育的公众能够做出符合道义、富有智慧的投票决定。人文学科与政府和企业的实际运作之间的关联到今天一直存在、未曾改变，在大多数大学里对通识教育课程的要求就是明证。许多教育机构都已经调整过或正在调整自己的通识教育课程，以便更好地响应今日社会的需求，但是人文教育理想背后的推动原理则始终如一，那就是：为社会输送秉承公共价值观的全面发展的学生。

管理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分裂
如果说教育，尤其是美国的教育，总是在强调灌输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以及开发能够在社会上发挥的能力的重要性，那么目前管理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分裂分歧又是源自哪里呢？究竟从什么时候考试人文学科变得与对管理者的培训不再相关了呢？还有，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人文学科的人不再关心各类组织的事务、不再关心社会的有效运转了呢？理解管理学和人文学科分裂的起源是理解如何修复这种分裂的基础。
现代公司在美国兴起所造成的颠覆有一个完备的记录。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铁路建设者开始，一直到标准石油和卡内基钢铁公司等大型实体的兴起，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是美国公众不断加剧的恐慌和疑虑，因为这些愈发庞大的公司所掌握和行使的权力越来越大。以1877年铁路大罢工和1884年干草市场暴乱(又译“秣市骚乱”)为例的劳工骚乱，加上移民潮引发的城市人口激增，使得公众对于为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可能过高的担忧日益加剧。进步的改革者寻求解决贫穷、腐败、犯罪和其他城市痼疾的方案，而政府在制约托拉斯权力方面却无所作为；事实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企业合并风潮造成了更为庞大的企业，它们掌握着更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
在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社会所遭遇到的这一系列动荡不安中，蓬勃兴起的私营企业领域的领导者致力于将自己的权威合法化。正如拉凯什•库拉纳所认为的那样，管理者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够与现代的研究型大学联合起来，那么就可以让商业合法地变成一种专业。正如高等教育将自己奉献给从人文艺术理想承继下来的传统一样，管理学也拥抱“其自身所拥有的理性、公正以及对共同价值观的信守。”通过保留人文学科课程，尽管这些课程也会通过选修制度和对“非自由主义的理想”来加以修正，美国的大学直到十九世纪晚期这一动乱时期，仍然能够向传统上所做的那样，继续强调人格修炼和人性发展。任何一个由实践派所组成的团体，如果希望自己被视为“专业人士”的话，都会通过与道德和伦理传统建立一定的关联而发展得顺风顺水。
因此，美国的第一所商学院在试图更好地利用科学的专业化这一趋势的同时也试图保留人文学科传统的因素，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1881年成立的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就是第一所建立在(传统)大学基础上的商学院；到1893年，美国已经成立了500多所商学院。和宾州大学一样，达特茅斯大学和哈佛大学也顺应了大家对管理教育方面日益高涨的需求，先后成立了自己的商学院：塔克商学院(1900)和哈佛商学院(1908)。
每个学校的课程设置都折射出了其对科学的热情，在当时的世纪之交大学里充满了关于科学的辩论。随着管理者通过强调其学科的理性特征致力于提升其学科地位，使之能够达到与其他专业人士平起平坐的水平，科学管理特别是泰勒主义，即为了提升劳动生产率而对工作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主宰了当时商学院的课程安排。但是，由于哈佛、达特茅斯和宾州大学都有深厚的人文学科传统，因此它们更看重全面发展的公民和领导者在人格方面的修炼和发展这些从历史中承继下来的理想。
因此，当时还存在一种看法，认为新兴的商学院需要和已有的商业学校有所差异。对于这种差异化而言，关键在于要与每个学校固有的人文学科传统建立关联。沃顿的使命在于致力于教育美国的上层精英，他们继承了家族财产，需要在为社区奉献的一生中培养出“社会良知和道德品格，”至于这种奉献是通过投身商业还是政界则不论。塔克商学院强制推行了“3＋2”课程，要求学生在接受商业课程培训之前首先完成三年的人文教育；这一安排背后的理念是为了培养出接受过宽泛教育、具有宽泛兴趣的学生，而不是一门心思只知道赚钱。同样，哈佛的商科课程则也需要入学的学生拥有人文教育的底子。哈佛的建校文献就阐明，该机构的使命在于“增进学问，泽被子孙；务使吾辈为牧师者不至于因教堂尚有目不识丁者而入土不安。”欧文•杨在哈佛商学院落成典礼上曾经说：“哈佛商学院将不遗余力地消除商业上的目不识丁者，使吾辈为教师者可以入土为安。”将新建的商学院与人文学院的根基关联起来能够确保传统的价值观得以镌刻在新的机构上。
当在大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管理学课程站稳脚跟的时候，政府开始更加严格地审视私营企业。一批进步文学，例如法兰克•诺里斯的《章鱼》(1901)对美国西部的铁路垄断企业进行了有力的控诉，艾达•塔贝尔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1904)则披露了美国资本家在企业经营中的一些引起人们质疑的做法。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监管大企业，这些行动包括1903年推出的公平交易法案，要求美国巡回法院特别关注反垄断诉讼案件。罗斯福还成立了商务部和劳工部，意识到了政府对商业领域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影响到全国金融系统的1907年大恐慌促使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普若委员会关于银行政策和执行的听证会最终导致了伍德洛•威尔逊在任期内所推行的金融改革措施，包括联邦储备系统的创立。
新的以大学为基础的商学院也开始响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为了提升商业人士的专业程度，从二十世纪早期开始，新的商学院在自己的课程中大力强调科学管理和理性主义。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社会的动荡很多都与劳工纠纷有关。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从而帮助企业提升劳工的经济福利，减轻劳工和管理层之间的冲突。泰勒的管理方法来源于他的一种信念，他认为工人和管理层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如果采用科学管理的方法，泰勒及其追随者们能够提升劳工和资本的劳动生产率，最终的结果是单位成本降低，工人获得更高的工资，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这就是泰勒所看到的劳工和管理层双方利益一致的地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管理学教育的需求急剧上升，泰勒对商学院课程设置的影响不断增强。1918年美国参战之后，生产大量战争物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商业需求，也使人们对效率和计划的迷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威尔逊总统专门成立了战争工业委员会来监督战争物资的生产。该委员会由伯纳德•巴鲁克这个成功的华尔街投资家领导，对公共部门实行了广泛的监管。赫伯特•胡佛则掌管食品委员会，推出了一系列宣传活动，鼓励民众采取诸如“无肉星期二”等手段来节制食品消费。战争工业委员会成了一个协调政府和企业之间合作的新概念资本主义的样板。
到1920年，在众人眼里，大企业不再被视为社会动荡的根源。相反，企业及其专业管理人士成了缓解社会动荡不安的有力帮手。大多数美国人转而认为，管理、计划和效率是确保社会秩序和繁荣的关键。
但是，科学管理和效率并不是商学院课程所强调的唯一主题。正如先前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对科学和理性的前向进步的信念开始面临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政治巨变、社会动荡以及科技发展现实，包括芥子毒气和机械化武器，都表明科学和技术并不一定能带来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在新的商学院和研究型大学中，在现代技术发展似乎不那么道德的外表之下，人文学科对于学生来说始终是道德根基的源泉。在美国的大学院校中，教师们致力于通过核心课程和“名著”经典之类方法来重新强化人文学科的首要地位。商学院也在想方设法地在课程中融入人文学科的理想。在研究生课程中，学校也期待学生们在本科阶段、在开始其商业方面的研究和学习之前接受人文学科方面的培训；但是，这么做仍然无法解答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如何才能在课程中注入专业主义精神和社会良知，或者说，如何才能在本科的商科课程中融入这些价值观。结果是漫无目的地开发一些课程，每一个学校都随心所欲地设置自己的课程结构。有些学校的课程是根据培养管理者适应具体的工作这一目的而安排的，而其他一些学校的课程则将管理学与经济学紧密地关联在一起，或者对传统的人文学科课程(数学、英语和历史)进行改造以便这些课程能够与商业人士更相关(会计、商务沟通和商业史)。直到大萧条时期，随着大学里越来越多的院长为课程目标和质量而担忧，商学院的课程才开始变得相对标准化起来。
在大萧条时期，美国的资本主义受到了来自学术研究人员以及从事商业实践的管理者包括企业高管的极大质疑。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后的那几年，大多数的美国人继续拥抱社团主义，拥抱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这种态度在胡佛总统任期内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随着商业专家对于国家的病症似乎也无计可施，管理作为一种专业成了众矢之的。那些训练有素的商业专业人士，即商务活动的受托者们，对于解决困扰国家的经济困境也一筹莫展。1932年罗斯福成为新一届美国总统，美国人不再认为商业精英群体是解决问题的专家，转而开始强调政府部门的计划性和官僚统治。
面对这一新的社会态度，管理者和培训他们的商学院努力维护公司整体以及管理作为一种专业的形象。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教授加德纳•米恩斯和阿道夫•贝勒出版了《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他们在书中认为，美国企业不再是由那些拥有公司既定利益的所有者兼管理者进行经营和管理。相反，公司的所有权已经通过利润分享和养老金计划而分散于许多人当中。因此，企业管理者所承担的只是一种被动的角色，他们只关注公司的获利性，而不是其日常运营。贝勒和米恩斯总结说，这种现代公司形成了新形式的财产所有制，其中股东不再是最受关注的对象，而是受制于拥有权力强大的管理者。《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提出，管理者应该更多地考虑自己对社会所尽的义务，而不只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在当时那个时代，人们指责公司管理层为大萧条产生的根源，因此贝勒和米恩斯呼吁管理者理解自己的职责，要他们服务于一个更广泛、更多样化的股东群体，即公众本身。
当时的商学院课程同样也折射出了公众的新态度。学术人士普遍诟病商学院课程不断加剧的专科化和技术化倾向，认为管理者不再能接受到关于社会和伦理责任感的教育。有些人呼吁商学院开设更多人文学科方面的课程，认为只有回归到早先的教育理想才能让毕业生重建道德感。许多学校开设了新的课程，致力于展示商业和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其他一些学校则在现有的课程中注入新的元素；例如，哈佛的教授们就开始在课堂上和学生们一起探讨政府对私有企业进行监管的重要性。为了有效地应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发生的剧烈变革，商学院进入了一个“反省时代，该时代为商学院更新其存在目的创造了条件。”

战后面临的挑战
可惜的是，商学院对目的感的更新并没有持续太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众多商学院的课程设置又变成了早先的大杂烩，“不再统一，只靠将管理学当作一种特定的学习科目的想法勉强支撑。”尽管如此，随着美国社会中企业不断扩张，受过专业训练的管理者方兴未艾。在战争期间，政府和商业组织社团主义的合作模式，该模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占主导地位。珍珠港事件使得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成立了战时生产委员会，和早期的战争工业委员会一样，主要负责督促武器制造。该委员会的领导者包括西尔斯百货公司当时的主管唐•纳尔逊和一批同意无偿为政府工作的“一美元年薪一族”。该委员会极大地影响了公司高管们在战时的所作所为。针对公众开展的市场营销活动努力推广勤俭节约的理念，各种广告技巧都被用来灌输军人的品牌忠诚度。随着私有企业为支持战争而大规模地生产武器装备，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管理培训回报颇丰。
战后，公司面临产能过剩的挑战；原先制造飞机和坦克的工厂如今需要转而生产人们愿意购买——而且是大量购买——的产品，否则的话就只能让机器闲置。在很多情况下，公司都进行多元化经营，以便能够更好地利用自己的生产设施。通用电器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挺进了家用电器领域，杜邦则积极开展研发活动，以期尽快用别的产品替代原先的炸药业务。随着公司不断多元化，其业务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按照业务条块进行重组，以便更好地管理这些新兴事业。
虽然这公司变得越来越复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层出不穷。二战之后，美国私有部门(指企业)的大规模扩张急需更多受过培训的专业管理人才，靠他们来帮助运作新近重组的公司以及在诸如消费者信用之类新兴行业里产生的的众多新公司。1944年推出的军人安置法案为大多数美国白人男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得全国各大院校一下子涌进了大量新生。而这些新生中的大多数都选择了学习商科。
对训练有素的管理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和供给使得商学院走到了聚光灯下，而且正如三十年代所发生过的那样，有关质量和使命之类质疑再次出现了。尽管商学院在大萧条时期曾经进行过改革，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商学院在学术上仍然缺乏可信度。其他科系的大学教授总是认为商业系或者商学院不过是一个提供职业培训的场所；他们普遍认为商科课程在学术上缺乏严谨度，商科教授们所进行的研究最多也只能被看作是二流的而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这两个研究机构曾经对美国的管理课程进行过研究，并公布了其研究结果。两个基金会都从资金上大力支持学术研究，因而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59年，福特和卡内基基金会分别提交了各自的调研报告；福特基金会名为“商业方面的高等教育”的报告使大部分公众都对它感兴趣。福特报告的论调和内容彻底击垮了商学院社区的形象和自信。这两项研究都认为，美国的商科教育缺乏整体性的课程，未能给学生灌输任何专业感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深受学术内容和质量双重匮乏之害。报告指出，管理学课程应该反映这样的一种认知：管理学是一门关于诸多方法论的科学，这些方法论都能够进行系统的传授。福特的报告认为，商科教育应该仿照现代的研究型大学，因而商学院教授需要进行最先进的学术研究以确保学生掌握管理科学的最新动态。
在一定程度上，福特基金会的这份报告也是预示了美国经济和经济研究方面所发生的大范围的变化。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公司及其代表(这些公司的白领管理者)已经在大众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到1954年，大约有27％的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可以归为白领工作。 赖特•米尔斯的《白领：美国中产阶级》一书(1951)和威廉•怀特的社会学研究专著《组织人》一书(1956)都将公司管理者描写成是墨守成规的官僚式人物，时刻表现出对现代商业的巨大控制力的畏惧。罗德•瑟林的获奖电影《模式》(1956)和《穿灰色法兰条绒的人》”(1957)等作品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人的深切担忧，担忧公司生活对人们及其家庭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人们开始质疑管理工作和公司环境的性质：难道这些新一代的白领工人都变成只知点头哈腰，完全失去灵魂，为了一点金钱上的收获而自愿牺牲自我和道德的“好好先生”了吗？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真的需要进行根本的改变，不仅改变完成工作的方式，而且改变工人们的态度。
与此同时，关于管理的研究文献开始大量涌现。德鲁克的《管理实践》一书(1954)将管理学作为一门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学科单独提出来了，而亚伯拉罕•马斯洛和其他一些人则将行为心理学运用到对工作的研究中。在经济学领域，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后来，利用数学模型和量化手段来评估人的决策和行为的做法日益占上风。肯尼斯•阿罗关于一般均衡和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通过创造性地使用数学模型来影响公共政策方面的决策。由此，就像大众文化反映了商业的世界是缺乏人的尊严和诚信的一样，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大师展示了一个冷静乃至冷漠的世界，其立论的依据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所做出的理性决策。
福特和卡内基基金会的报告促进了美国商学院的变革。商学院的教授像其他学科的同行们一样，追求越来越专门化的研究领域，试图建立其学术可信度。多数大商学院(除了继续推行著名的案例教育法的哈佛)的课程设置都遵循一定的模式；到1970年，人们已经能够描述出所谓“典型”的MBA课程究竟包括了哪些内容。但是，正如库拉纳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通过标准化的学术导向的课程来培养专业管理者的方法并不是没有代价的。由于过度聚焦理性决策，商学院丧失了专业主义的原创精神，这种精神“总是通过将掌握某种知识与坚守正式或非正式的某种行为准则甚至是更根本的服务理想相结合而实现的。”换句话说，过分强调定量方法和管理科学，有将人文学科的理想之树连根拔起之虞。人的因素在管理中就此失落。
在许多美国公司的架构和管理中，这一点已然彰显。随着战后各大公司不断扩张并开展多元化经营的环境下，这些公司在权力集中和权力下放两种模式反复进行程度各异的尝试。当这些公司变得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多样化之后，其管理者也越来越依赖财务统计和信息系统来掌控日常运营活动。事实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形成的众多超大型公司完全违背了常规的管理智慧，它们只能从财务基础上找到存在的理由。这些公司在战后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寻求新的投资机会，纷纷到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之外去发现收购兼并的可能性。德事隆集团(Textron)就是如此形成的第一家超大型联合企业，旗下拥有武器制造公司、高尔夫车制造公司、金融服务公司以及快速消费品公司。对照十九世纪晚期强调发展供应网络、完善分销系统或者是减少竞争的企业合并浪潮，新的这次合并浪潮所形成的公司，其旗下各个业务毫不相关，分处完全不同的市场、针对完全不同的顾客群体。公司四处寻找能把“现金牛”所带来的资金投出去的新机会，因而使得其投资决策完全基于对财务收益的预测。管理学理论家也一味地强调所谓的决策模型、系统理论和战略规划。在福特汽车公司，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及其手下的“神童”将合理化改革和统计分析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尽管德鲁克和其他人一直强调人的因素性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但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仍是分析型管理者为王的年代。

社会和经济剧变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社会和经济发生之前，商学院向分析能力的转移和专科化倾向的增强一直没有收到挑战。人权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趋势的形成，在这种趋势中，传统和传承下来的价值观受到了质疑，进而在学生中引发了这对越战、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以及大型军工企业之类问题的抗议运动。水门事件引发了一场极为严峻的对政府的信仰危机，大型综合企业LTV集团所发生的金融欺诈行为最终导致了该集团的破产，同时也大大玷污了私有企业的形象。美国经济本身经历着影响深远的变革。战后不断发展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相反，中东地区发生的战争使得石油价格不断上涨，传统的经济理论完全无法解释清楚为何会发生滞胀现象。美国制造业的工作机会随风飘散，这一趋势一直持续直到八十年代。卡特总统在1979年7月15日发表的“萎靡”演讲折射出了全体美国人的心态，他说：“我们正在面临一场道德和精神的危机。”
政治家们和经济学家努力希望能够找到国家遭遇到这一不幸的根源和出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竭力劝说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市场，反对凯恩斯关于用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美国政府指责欧佩克石油组织不仅造成了石油短缺，而且还带来了不断蔓延的通货膨胀。亨利•明茨伯格在1973年和1980年所进行的有关管理者的研究《管理工作的性质》一书揭示出管理活动固有的非人性化特质。在明茨伯格看来，所谓的白领，跟泰勒笔下使用铲子的工人一样，都是其时代的奴隶，异化于工作之中，被上级赋予的任务掌控。哈佛商学院教授罗伯特•海耶斯和威廉•阿伯内西在题为“加强管理规避经济衰退”一文中认为，管理学教育罪魁祸首是，一味地强调管理学是一门科学最终产生“一个错误而又浅薄的观念，使得专业的管理者，其实是‘假专业人士’，错误地以为自己冒冒然地“空降”到一家完全陌生的公司，通过推行严格的财务控制、利用投资组合概念和市场驱动策略这几招就能够成功地经营好该公司。”
公司高管们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群松松垮垮、尽惹麻烦的人，压根没有能力管理好公司。随着股东价值和短期财务结果成了公司业绩唯一有效的衡量标准，芝加哥学派的市场驱动哲学充斥着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讨论。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开始，经济学家对商学院的影响逐渐增强，代理理论主导了MBA课程。根据代理理论，管理者被视为股东的代理人，同时管理者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往往与股东的价值观有冲突。
有效地调和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的秘诀在于根据股票价值的提高来奖励和回报管理者。永股票期权和激励的有效利用可以确保管理者在保证自身的收益之时也尽力为股东利益服务。正如库拉纳所指出的那样，代理理论造就了一批新的管理者，他们“不再是公司及其价值的受委托者或者监护人。相反，他们只是被雇佣的人、是一批自由的代理人而已，对任何集体利益或者准则都不承担永久责任，站到专业人士的对立面去了。”
管理者对公司不再有任何忠诚感；相反，他们视自己的工作为由市场驱使的完全的交换行为，不带有任何感情成分，不包含任何人的关系。借用德鲁克的话说，公司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你得带着自己的大砍刀来。”公司裁员、精简、重组，不管你喜欢使用哪种说法，美国企业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进行的大规模的人员重组风潮特别强化了代理理论所倡导的工作理念，即把工作的性质看成是短期的，在工作场合不存在任何关系和社群。各种类型的雇员在同一个巨大的劳工市场上竞争，而“曾经希望像金字塔一样基业长青的公司……更像随建随拆的帐篷。”
这一市场驱动一切的理念也渗透进了商学院。正如人文科系不得不与得不与时俱“进”地进行自我调整一样，MBA项目也开始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上相互厮杀，将希望入学的学生视为潜在的 “顾客”。随着商学院为了吸引到最好的学生而努力争抢前排位置，《商业周刊》杂志于1988年首次对美国商学院的MBA项目进行排名，在商学院当中引发了新一轮的自我评估潮。《商业周刊》的排名不再聚焦于学院的学术水平，而是更加强调那些“用户友好型”标准，例如毕业生起薪的高低和所收到的工作邀约的多少。受八十年代普遍存在的“贪婪并不是坏事”的心态影响，能够确保学生或家长的投资有更好回报的MBA项目比起比拥有很强研究项目和能力的著名学院在排名上要靠前很多。类似的压力也压到了人文学科项目上，迫使这些学科证明自己在为学生提供受市场欢迎的技能的培训方面还是有作用的，或者证明自己能够影响到商学院的研究生项目。
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华尔街的风光岁月带来了九十年代制造财富神话的互联网热潮，美国式资本主义中市场驱动一切的理念似乎已经彻底地、永久地改变了管理学和管理教育的性质。成为一名MBA不再只是为了掌握技能或者学会一某一专业的基本知识；相反，其目的变成了拥有一个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校友关系网。但是，当九十年代晚期华尔街的泡沫一一破灭之后，当AT&T、安然、Tyco和其他许多公司的内部交易和财务欺诈行为一一曝露之后，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了代理理论固有的弊病：用股票价值来回报所有参与者这一做法将激发某些人利用不当甚至是违法的办法去抬高股票价值。不含情感的理性管理模式无法真正约束人性中贪婪和权欲之类非理性需求。正如贝特尼•麦克林和彼得•埃尔金德在《安然风暴：屋内聪明人》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在二十一世纪的美国企业界，仍然到处可以见到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认识到的傲慢自大和恣意妄为，像一个幽灵一样阴魂不散。
早在始于2007年的借贷风暴和信用危机冲击全球经济之前，管理不论是作为一个专业、一门学科还是一种实践都受到了严重大家，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了。华尔街在接受政府援助资金的同时还在大肆发放巨额奖金，贝尔尼•麦道夫的庞氏骗局，友邦保险公司就在财务状况急转直下之前还在为员工安排极尽奢靡的周末度假活动，所有这一切使得管理这一专业和整个资本主义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随着道琼斯指数一起跌落。商学院、企业管理者和媒体就美国商业的失败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解释。南加州大学的管理学教授沃伦•本尼斯指出，MBA课程“过于强调所谓严密性，但却忽视了相关性，”而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教授则认为，过于仰仗案例或者将“业务问题打个包” 这种教学法妨碍了学生掌握真正实用的技能。
商学院正在紧张地进行课程改革；耶鲁管理学院和阿斯彭研究院(Aspen Institute)联合开发专门用来培训学生将价值观融入工作中的课程。哈佛也重新修订了自己的案例清单，加入了不少与近期金融危机相关的案例。布朗大学宣布与西班牙马德里的Instituto de Empresa商学院合作，试验性地开办MBA项目。这一高管课程不论是在在设计初期还是在后来的开办过程中都将基于人文学科，并充分利用来自所有学科的教授资源。
哲学家转型的管理咨询师马修•斯图尔特在《管理迷思》一书对整个管理理论进行了炮轰，他认为目前关于管理，不论是所教还是所用的内容大多数都是胡扯。其他一些人则认为金融世界大溃败的罪魁祸首在于公司高管与世隔绝以及努力方向本末倒置。《纽约时报》商业专栏作家本•斯坦和亿万富翁卡尔•伊肯则一致认为美国的高管们已经习惯了甚至可以说是沉溺于公司给他们的高得令人咋舌的工资和福利。不管你选择想指责哪一个原因，是MBA课程的方向出现了偏差，还是CEO们所谓市场驱动的各种报酬，还是由于政府长期忽视对公司行为的监管所造成的后果，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管理作为一种专业，其状况堪忧，已经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

平行的两个历史：将管理和人文学科链接起来

管理和人文学科平行发展的两个历史表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理念可能已经开始将二者再度关联起来。其中的关键在于要充分认识到这两种传统都需要与社会相关，还在于恢复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早在人们针对“哲学家”或“雄辩家”展开争论之时，那些推崇人文学科理念的人就已经遇到了人文教育的目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倡导人文教育的人一直在问人文教育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之类问题：只是追求关于美德的某种定义吗？还是也应该践行美德？又或者，如何才能在过去及其传统与变化之间进行调和？
正如我们在本章中了解到的那样，人文学科传统涵盖了多种目的和美德，包括“非自由主义的理想”，强调人文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以及在现代技术社会里对“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在任何情况下，人文学科总是与社会有着一定的关联，不管这种关联体现为一个宗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对神职人员的需要，还是一个日益发展的民主社会对受过教育的政治领导阶层的需要，抑或是一个现代社会对能够充满智慧、富有道德地参与该社会日常生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群体的需要。今天，人文学科在很多方面努力使自己与社会产生关联，尤其是在学术的世界里更是如此，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看重的是专门的个体的思想成就，而人文学科对一般民众(或者那些不以人文学科为专业的学生)的用途和意义却被视为无足轻重。
商学院的传统显示类似的趋势，其社会相关度越来越低，而专门化程度却越来越高。在管理教育的早期，其合理性靠的是与人文学科之间的纽带，后者被视为美德和道义的堡垒。但是，二战之后，旨在强化分析型和技术型技能的专门化倾向日益加剧，最终导致了管理学与人文学科脱节的后果。管理教育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只是一些职能块上的受教育者而已，他们对于自身对整个社会所应承担的更广泛的责任一无所知。
正如人文学科为了符合社会需要而不得不进行调整一样，商学院也调整了其课程设置，以便能够满足美国式资本主义中越来越明显的财务驱动模式的要求。结果使得这一模式在今天在很多方面都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因而也使得管理作为一门专业脱离了与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也丧失了与人类价值观和诸多其他特质之间的紧密关联，要知道，这些价值观和特质在早期对于管理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弥补裂痕，需要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这意味着要让人文学科和管理二者都重新取得与社会的关联。人文学科传统和管理教育的历史在很多方面都展示出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比如关于教育目的的争论、课程的性质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大学和学生最看重什么。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很多个人、机构和整个社会提出的问题，因此，人文学科就会取得与社会的关联，管理学就会建立在关注人的境况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再一次确认并更新涉及社会相关性的初始关联，例如按照“非自由主义的理想”来培养“雄辩家”或者公民的思想，还有，让管理者首先理解人的境况以及各类组织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和所体现的社会性质，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进行管理这一思想。
德鲁克关于“尚能容忍”的社会这一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来实践的道路，因而使得管理实践和人文学科恢复了与社会的紧密关联。这一点，从德鲁克所受到的主要思想影响与人文学科和管理教育方面的主要关注点之间的关联上就可以清晰地体现出来。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商业教育已经通过与人文学科以及这些学术教育的目的之间的关联而恢复了其可信度。尽管人文教育的构成和目的随着时间的迁移而有所变化，但是还有一些基本的要素，自人文理念在古典时代诞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不管时光如何流逝，人文学科的理念始终包括对某些价值观和道德系统的传递和维系；在个体的自由和发展与对社会所承担的义务之间取得平衡；以及找到一条既能维护过往传统又能顺应时代变化的中间道路。有趣的是，上述三个主题和特性与彼得•德鲁克所受到的体现在其著述中的各种思想影响如出一辙。
我们在第一章也讨论过，克尔恺郭尔、三大德国思想家以及伯克、熊彼特和斯隆等人都对德鲁克有关一个由管理得当的各种机构组成的运转良好的社会这一愿景贡献良多。在德鲁克构想的“尚能容忍”的社会里，我们所能看到的组成部分既包括由宗教和哲学引发的伦理道德，也包括社会对自由个体的需要以及(以政治和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断裂所带来的挑战。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究竟如何运用上述组成部分，在消除从事研究的学术人员与从事实际工作的管理人之间的距离方面有所贡献。

第三章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贡献

正如前面这一章所讨论的那样，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有可能把管理教育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关联重新建立起来。这样做还能够强化人文教育与社会的某一成员或者构成社会的某一组织的有效运转之间的关联。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既能给从事实践的管理者带来希望，也能给从事人文学科的人带来希望。本章将集中论述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对管理者和学术界人士所做出的贡献，还将讨论该课题所引发的更广泛的议题：价值观的本质、伦理以及品格的作用；不同背景和视角的重要性；学习和知识的作用和性质。本章最后，我们会简短地讨论一下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所具有的一些真实存在着的局限性。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对人文学科做出的贡献

学术界里的人近来一直在为人文教育的状况唏嘘不已。学生们不再选择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而是对商科趋之若鹜，这一现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1970－1971学年，7.6％的本科生是英语专业的，18.5%是历史专业的，只有13.7％是商科专业的。等到2003－2004学年，这些比例分别变成了3.9%,10.7%和21.9%；商科已经发展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中最受欢迎的专业。选商科专业的学生中，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公立大学，而不是规模相对较小的私立大学；但是，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在其商科课程中，人文学科的比例都在不断降低，让位给了更实用性的课程，家长、学生以及捐赠的校友都在不断地给学校施加压力，以至于连那些规模较小的人文艺术学院也不得不提供更多能够帮助学生找到工作的课程。
人文学科衰落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驱动力在施加影响？财务方面的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学费的增速超过了通货膨胀率，对于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而言，大学教育的费用实在是昂贵得令人无法想象。学生及其家庭不得不通过巨额贷款来取得大学学位，对于那些刚刚入学的学生，希望能够在走出校门时就马上找到一份如意的工作从而能够赶紧付清不断累积的贷款这一压力从一入学便压在了他们肩上。如果说获得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掌握未来走上工作岗位所必需的技能的话，那么拥有一个商科学位毫无疑问要比拥有一个人文学科学位要有吸引力得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领域的荣誉教授亚历山大•阿斯廷发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针对上大学的目的的研究中，80％的大学一年级新生认为“获得有意义的人生哲学”是最重要的。等到了2001年，超过70％的学生则认为“积累更多的财富”是最重要的。
人们显然不能否认金钱在美国人文学科的衰落当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如果只是认为对财富的关注是这种状况唯一的罪魁祸首的话，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很多人文学科领域内部的人士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文学科课程或者说是人文艺术学院缺乏清晰的愿景，缺乏使命感。美国联合学院院长兼文学艺术专业系主任克里斯蒂娜•艾略特•索勒姆曾经认为，她所在的学院的使命是“混乱的，尤其是在关于我们是否应该或者能够传授价值观之类问题上，以及为什么人文学科在技能教育之上也相关的之类问题上。”正如索勒姆所注意到的那样，在联合学院的资格评估过程中，教授们面临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其他学院和人文学科科系都在面临：
我们应该给学生传输批判性思维技能还是灌输已经影响其文化的智慧和传统呢？或者说，应该帮助学生打开思路、更好地面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让他们能够适应不断扩展的知识领域呢？还是应该教人学英语或者政治科学或者生物学知识，帮助他们进入医学院或者法学院呢？人文教育有或者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公民目标吗？在我们这个多样化的世界上，我们应该传授或者还能够传授价值观吗？
索勒姆为如何让人文学科与当今社会更相关这一大问题而深感焦虑。当然，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谈到的那样，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自古以来就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修正和调整，因此让人文学科再次焕发活力的需要显得很正常了，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我们所希望的是，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能够使人文学科恢复其在社区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就是将人文教育和实践的有益之处与管理学的实践结合起来，因而能够使人文学科重放光彩，同时又不会丢失其固有的探究精神。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还能够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为管理研究带来人文学科的视角和力量。借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学者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管理在文化和化社会大趋势的发展和反思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文史学者以及视觉艺术和音乐学者可以受益于将管理本身视为人文学科的一个研究话题这种做法。例如，学习流行音乐的学生可以探讨艺术家们如何像管理者那样开展工作。感恩而死乐队就鼓励自己的粉丝将乐队的现场表演录下来，制作成碟片，然后通过互联网免费发送给亲戚朋友们。这个乐队已经清楚地意识到，音乐传播渠道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他们决定全力支持人们免费传播其音乐的做法，让自己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更多听众。通过这种方法，这一乐队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品牌认知度”，同时也扩展了自己现场表演的市场潜力。
尽管在这个方向上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但确实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有些学者已经开始深入研究管理概念在思想和和哲学方面的起源，还有一些学者则强调美国文化和社会中资本主义式管理之兴起所起到的变革性作用。芭芭拉•恰尔尼亚斯卡的创新研究分析了大众文化如何影响到管理的实践和理论。恰尔尼亚斯卡认为，神话因素和常用的剧情设计会对组织内部的决策和态度产生影响，这些态度包括对合适的领导力是什么以及行为是否存在男女差别等问题的认识。
尽管出现了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研究成果，从更多样化的视角来研究管理还要做很多工作，还有很大空间。不同组织的管理实践如何体现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呢？大众文化（例如电影、电视、电台和音乐）如何反映出人们对管理的态度，或者说，如何挑战了这些态度呢？在公司治理方面公众的心理是如何与时俱变的呢？是哪些因素驱动了这些变化呢？管理者是否已经在其实践中对文化方面的影响做出回应了呢？研究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这些研究不仅将有益于人文学科的学者取得突破，也有益于从事实践的管理者丰富知识。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能够为人文学科领域的实践者提供一个机会，用这一机会来考虑一下把管理实践作为有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从人文学科的视角来研究管理能够帮助我们弥合人文和商业之间的鸿沟。更进一步地说，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实践能够让今日社会中的人文教育重新获得生命力，恢复其重要性和相关性。正如人文学科领域的人对现状所哀叹的那样，美国本科生教育中的职业培训趋势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是不太可能轻易被改变的。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要想让艺术和科学重新成为本科生教育的中心很可能需要等到遥远的未来，要等到本科学历已经成了大部分计划再次深造的学生的预备学位而已，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仍是人们的终极学位的时候。而且，即使到了这一遥远的未来，在一个不再坚守艺术和科学所反映和维系的理智主义的社会中，如果艺术和科学继续被贬值的话，那么最可能的情况也是只被更少数的师生所青睐。”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对管理学的贡献
如果说人文学科的教育现状是混乱无序的话，那么管理作为一门专业，其现状则也堪忧，简直可以比作一个依靠生命辅助器勉强维生的垂危病人。从2007年的次贷危机一直到2009年公众愤怒地谴责多家金融机构在需要政府援助资金来维持运作的情况下还给旗下员工发放天价奖金的做法，私有企业显而易见无法保证符合伦理规范或有效运转了，这一切造成了美国企业在整体上陷入了令人绝望的境地。
非常容易理解的是，有些人已经提倡将人文学科不光是注入管理教育还要注入管理实践，认为这样做裨益良多。有一位学者指出，人文教育更为宽广的目标将为从事实际工作的管理者们提供实用性的培训，包括让他们深入理解“我们的决策背后的终极价值观”以及批判性思维技能，当然还包括提升他们说服他人的辩论能力。美国有些顶级商学院已经意识到人文学科毕业生成为成功的管理者的潜能；1997年，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开发了一个名为“商业之桥”的项目，向人文学科的学生讲解商业概念，以便帮助他们提升在管理岗位上的工作能力。这些来自不同公司的学生在完成这一项目之后获得了很明显的能够吸引雇主的复合型能力和素质特征。
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让那些希望在人文学科和管理之间找到关联的人感兴趣的是人文教育对品格的培养，或者其道德组成部分。其背后是是这样一种认知，认为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关乎人的活动，不只是关乎技术和数据。面对市场的中立性逐渐影响到管理者的趋势，人们似乎普遍深感不安；正如库拉纳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人们试图将管理者的自我利益和股东利益整合在一起，但是这些努力显然并没有普遍地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英国雷丁大学管理学教授约翰•亨得利针对人文学科给从事实际工作的管理者带来的价值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他认为，管理教育并没能跟上二十一世纪的组织所发生的变化。在过去的组织内部，官僚式的结构大大地束缚了个人的判断力、个性以及道德辨别力。今天“后官僚式”的组织更少依靠层级制度，更多依靠是共享的领导力和共享的威权，因而格外需要以往的管理教育试图压制和摆脱的人文特征。
尽管管理者总是试图将自己打扮成道德上的中立主义者，但是在亨得利看来，他们恰恰无法做到道德上的中立：“在后官僚组织中，进行合乎道德的管理显然并不比在过去的官僚组织中更容易，但是从最重要的最中心性的角度来说，如今管理的一切都关乎道德。”组织中日常的例行工作如今都是由技术（电脑）来完成的，人们所从事的则是更体现人性的活动。今非昔比，如今的管理要比以往更多地关注如何像企业家一样决策、如何管理各种关系、如何建立相互信任、如何理解多样化需求以及如何公正地满足这些需要，以及其他一系列与人息息相关的复杂活动。现代管理者绝对不可能做到中立。借用亨得利的话说：“管理者不得不通过个人关系这一中间手段对万事万物的道德之维进行直接管理。”
因此，管理者不仅需要了解金融和成本会计等方面的细节知识，还需要了解人的本性，懂得判断，了解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作用和来源以及其他一些无形的东西。亨得利认为，人文学科能够为今天的管理者提供深厚的基础；历史和文学的作用尤其明显，不过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也有作用。通过人文教育让学生更多地接受人文学科的熏陶，能更好地理解人的境况，这样培养出来的管理者能够大大地提高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层级制度不那么明显的组织中的工作效果。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所引发的主要问题

领导力中的道德律令在德鲁克的著述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道德教育向来是人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德鲁克所受到的人文教育中，道德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部分当中，让我们重点讨论一下诸多道德教育问题及其对德鲁克的影响。

价值观、伦理和品格问题
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那样，人文教育，其目的之一总是离不开道德养成，尽管其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尽管在各种文化下人们所看重的品格特征都会因时而异，但是培育“良好品格”或者培养具有“美德”的人一直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就必须引入关于价值观、伦理和“品格”定义等主题。
这些问题将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和实践需要灌输价值观，那么应该优先关注谁的价值观呢？在当今这个世界，究竟构成“品格”呢？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品格会差异吗？是否存在不受时间限制的普世性道德或者价值观为所有人所认同呢？还是说，压根就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价值观？我们应该根据一个人的意图还是其行动来判断其人品呢？还是说，二者都应该作为根据呢？这样宽泛的问题其实是哲学研究的内容，但是它们同样也是践行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理念的核心问题。
如果管理学真的属于人文学科，那么它就必须给个体提供一条可以自由地探究这些更宽泛的问题的道路。不管怎么说，人文教育的标志之一就是其对所谓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强调，包括对概念进行综合、使用更高层次的推断和分析来评估各种问题以及基于合理论据发展出缜密论断的能力。如此高水平的思维能力无疑会包括复杂的伦理和道德方面的决策。例如，我们是否应该接受为了拯救整个社区而牺牲掉一个人生命的做法？为了获取信息而使用折磨手段是否正当？在当地的商业实践中，面对与自己固有的文化伦理准则相违背的做法，我们是否应当参与其中？经济制裁是一种有效的外交手段吗？还是说会伤害到目标国家的普通民众呢？管理领域中最棘手的问题都是这样一些难题，或多或少都包含一些伦理成分。要管理好这些问题，光靠一份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的简单清单，将之应用于所有情境绝对是不可行的。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就是在实践道德哲学，或者具体地讲，关于德性的伦理原则。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不在乎给人们提供一组一成不变的行为准则，而是更加聚焦于人的整体发展，使人在决策时不仅考虑外部道德准则的要求，而且出于其内心的觉悟和愿望，这样才能保证做出的决策不仅正确而且一贯。
德性伦理学自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发展而来，具体地讲就是其《尼各马可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的品格需要从教育中获得；人们必须通过实践来学习和掌握良好的行为。因此，有德性的行为通常是通过习惯而形成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人们必须选择并践行有德性的行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品格优异之人并非与生俱来；他们需要时间的累积才能逐渐认识到，在某一特定的情况下有德性的行为才是最正确的行为。德性必须出于德性本身，而不能出于某些外在的固定规则。德性也不可能是“偶发行为”；究其本身而言，有德性的行为是一种恒常的自觉行为。
亚里士多德将有德性的行为定义为一种中道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一种极端的行为（其本性不是不及就是过）。他界定了十二种具体的美德，认为“斯德俱足，人生幸福”。这12种美德中的每一种都有一组相对应的两个对立面，其存在使得中道无法达到。例如，实事求是作为一种美德也可能变成反面的轻描淡写或者夸大其辞，当然这取决于超过或者低于中道的程度。通过教育和实践，有德性的人能够培养出必要的理智和性情，在12种美德当中选择有德性的中道。
现代的德性理论并不是简单的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全然回归。在很多方面，亚里士多德的理念都只是其时代的反映，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质疑这些理念是否仍然适用于当今世界。比如说，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12种美德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是否充分、是否完整、是否相关呢？我们应该继续扩大他的这个清单，还是应该用其他一些对当今社会更重要的美德来替代其中一部分美德呢？这些问题并不新鲜，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哲学家不断地对亚里士多德的理念进行修正，以便更好地反映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托马斯•阿奎纳在其《神学大全》一书中扩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清单，加入了“神学上”的美德——关于信、望和爱的基督教理想。在《道德原理探究》一书中，大卫•休谟将美德定义为人类观察家认为有用或者认可的品质（因此是基于感情而不是理性的）。伊曼纽尔•康德的道德哲学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道德准则基于理性。近些时候，苏格兰哲学家阿拉斯戴尔• 麦金太尔指出，美德因时间和文化之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其突破性的作品《追寻美德》一书中，他提出，社会需要回归亚里士多德哲学，以此来修复自启蒙运动以来过度强调个人主义所造成的伤害。麦金太尔指出，人是一个共享的历史叙述的副产品，建立整个社群都认同的共享价值观对于人的存在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这些价值观必然会因其所在的社群及其独特的历史而产生变化，但是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在共享的价值观中找到根基，要有别于每一个个体都独立地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的那种社会。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需要理解不同文化和时代所形成的价值观的历史背景，并理解某一组织或社会共同认可的美德。尽管传统上人文学科的探究主要聚焦于西方的文化生产，但是其精神却包括对于更宏大的哲学问题的开放式探索。任何组织都是有人组成的，组织也必须考虑到这些同样宏大的文化和哲学问题。例如，正如通用汽车公司前任执行副总裁埃尔默•约翰逊所说的那样，通用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建立合资公司，促使通用公司去应对人的激励、尊严和意义等宏大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因为面临激烈的竞争而不得不考虑向非西方文化学习，学习一些应用于工作场所的基本真理。丰田系统背后的理念，如果用西方宗教和伦理传统的语言加以表达的话，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又却极其深刻。首先，企业中的每一个雇员都是都天赋、有才华、有能力的，这些天赋、才华和能力是互补的。认识到这种互补性，公司才能具备创造财富的能力。其次，在企业中必然存在着不同层级的权威和责任，但是作为人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的精神性的一面远远地超越了公狭隘的商业目的。相应地，要尊重所有的人，这一点至关重要。第三，在人的价值观与我们合法的商业目的之间可能经常会存在某种张力，但是二者之间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在更多的情况下，二者是互相促进的。
通过分析另一种文化的价值观，通用汽车（至少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根本上改变了其管理哲学，随后他们又发现“商业性的公司通过建设一个道德的社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其股东和顾客。”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更强调开放式的自由探究，因此无法开出一个被所有人接受的关于美德的处方和清单。相反，作为人文学学科的管理学更推崇对问题本身的探索。这样一个主张可能会让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管理者对此类语言表述感到不习惯或者不舒服，陷入某种烦恼之中，但是，事实上，将组织视为一种道德实体这一概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大家都熟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踢提出的重商主义的观点；斯密在提倡自由贸易的同时也指出，应该把竞争用作一种监管力量来控制意味追求自我利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在他更早的作品《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斯密寄望于人的同情心来缓解追求自我利益与追求更大的善之间的张力；我们的理解是，在斯密的道德体系中，人的行为会影响到他人，而他人会限制我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大多数人都已经把斯密哲学中的这一组成部分抛诸脑后了，提到斯密大家只模糊地记得所谓“看不见的手”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并把他们本身看作是一个合乎道德的体系，掩盖了真正的道德体系。在亚当•斯密之后，有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自我利益无法作为一种道德力量。
那么，究竟什么可以作为道德力量呢？确实有很多人试图以共同的宗教价值观、人权观念以及为参与这一探求过程的众人所共享的其他美德为基础，来建立全球性的伦理和道德准则。 例如，1899年的海牙公约和1925年的日内瓦公约都是国际上试图基于对人权的共同理解而设定战时行为准则的早期努力。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则更明确阐述了一系列普世性的关于人的自由和权利，尽管是从西方的视角（甚至可以说美国的视角）制定的。在那之后不久，1948年12月，联合国发布了人权宣言，详细列举了联合国大会认为是普遍适用于人类全体的三十条权利。该宣言是在冷战时期起草的，因此遭到了不少非议；在1955年的万隆大会上，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日益增强，他们发表了他们自己的原则宣言，旨在促进人类发展、维护人类权利。这些文件都是在异见和争议基础上得以形成的，这一事实本身也表明，找到真正放之四海皆准的价值观始终是一项艰难的努力，特别是在地缘政治的层面上。
另外，一些国际组织也在寻求解决方案。正如威尔士福里斯特法赫的格里菲斯爵士所说的那样，试图正确定义“一种新的全球性伦理，以此作为国际社会之基础”的努力，由来已久。1973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欧洲管理研讨会第三次大会上，参会成员起草了一份伦理准则，后来被称为“达沃斯宣言”。该准则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了各类组织与其供应商、顾客、竞争对手和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尽管该准则强调公司需要投资回报率和利润率，但是它也同样强调了下列事实，那就是：“管理层必须是为其员工服务的，因为在一个自由社会中，领导层必须把那些被领导的人的不同利益有效地整合起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层必须确保为员工创造持续性，确保他们真实收入得到提高，以及对工作场所实行人性化管理。”还有一些组织也在寻找针对自我利益的全球性解决方案；1988年，一个由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的代表组成的团体在约旦的阿曼就发布了一份《国际经济伦理之不同宗教信仰者共同宣言》。进入二十一世纪，在一个全球化的多文化环境下，有关价值观来源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就此忽视这一问题，也不是说，就算我们从越来越多样化的视角出发来考虑问题，但还是无法达成任何形式的共识。例如，商业伦理学研究领域的专家贝蒂娜•帕拉佐就针对美国和德国公司中固有的文化假设（关于这一点，她引用阿历克西 •托克维尔的话，称之为“心态习惯”）进行过分析；她不仅仅揭示出了二者之间真正的差异，而且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找到共同之处的建议。
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讨论的那样，德鲁克关于美德的一系列指导原则深深地植根于犹太-基督教的宗教传统。除了索伦•克尔凯郭尔对德鲁克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之外，他还受到了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西方哲学传统的影响。现在，让我们将检视一下这些哲学和宗教方面的影响。

圣奥古斯丁（354－430）
希波的奥古斯丁出生于北非，母亲是个基督徒，而父亲是个异教徒。他曾在迦太基大学读过书。来到米兰之后，在安布罗斯主教的指导下，于387年皈依了天主教。公元395年， 他被任命为希波主教，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隐修会教区。他因为清晰地界定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比如关于原罪的教义，而闻名于世。奥古斯丁深受柏拉图影响，努力钻研诸如罪恶的性质和起源、自由意志的作用以及信仰和理性之间关系之类问题。奥古斯丁对德鲁克著述的影响在后者有关自由和责任的讨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对于德鲁克来说，自由和责任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他从积极的一面给自由下定义，认为自由不仅是指不存在针对个人行为的诸多限制，同时也指具备为超越个人得失的某个更高目标而决定采取行动的能力。德鲁克关于自由的定义来自于基督教的根源，尤其是汲取了奥古斯丁和圣保罗著作的精髓：“自由的根源在山上宝训那里，在圣保罗的使徒书信那里；自由之树所结出的第一朵花儿就是圣奥古斯丁。”
德鲁克关于自由的看法植根于奥古斯丁所提出的原罪观：人类从亚当那里继承了罪，因此难免有弱点，因而需要上帝的恩典而获得救赎。这一关于人类本性的观点对于理解德鲁克的全部著作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基本上体现在德鲁克论述的每一件事情当中。对于德鲁克来说，在人堕落了之后，人的自然境况就处于原罪的状态中：
自由的唯一根基就是基督教关于人的本性的概念：不够完美，十分软弱，是一个罪者，是终将归于尘土之尘土；但是，人又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的，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只有当人被看作基本上是不完美、非恒久的存在，而且亘古不变地如此的时候，自由从哲学意义上看才是自然的和必要的。也只有当人们被视为从根本上讲必须义无反顾地对自己的决定和行为负起责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尽管人是不完美、非恒久的存在，但是自由从政治意义上看才是可能的和必须的。
奥古斯丁关于原罪的信条明确地指出，人性本身是不可能完美的；而正是由于人类的这一天性，救赎是不可能依靠人们自身的行为而获得的，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人也不可能找到神圣的真理。但是， 奥古斯丁同时也相信，人也拥有自由意志；事实上，罪恶正是来源于人自己而不是上帝的错误决定。
尽管上帝拥有先见之明（因此也会预先知道人将会做出哪一个决定），但是奥古斯丁仍然认为不能因此而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上帝的先见之明并不一定能够指定人们的决定。用德鲁克自己的话来说，一个人“尽管是不完美的，但仍需要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和决定负责。”上帝的万能、人类的堕落或者原罪并不意味着人们就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所有的决定都只能由我们自己负责。
在《上帝之城》一书中，奥古斯丁将上帝之城（通常被解读为天主教教堂或者基督教信仰）与尘世的、异教徒的世俗之城进行了对比。该书写于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之后，因此试图向世人解释尽管尘世间动荡不安，但是基督教的天国却终将会赢得胜利。由于罗马多次遭遇到野蛮人的入侵，异教徒们愈加谴责基督教的帝国；他们还宣布说，如果公民们崇拜异教徒的神明，罗马就能变成和平之城。奥古斯丁反驳了这种说法，他重新回顾了罗马的历史，证明即使是在异教徒最兴盛的时期，罗马也深受暴力之苦。奥古斯丁总结说，世俗之城永远无法找到和谐和安宁；只有在上帝之城那里，完美才变得可能，物质王国是永远不可能完美的。
德鲁克所构想的有效运转的社会与世俗之城处于同一层面，因而也永远无法变得完美，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找到一个“还算活得下去”或者“尚能容忍”的社会。在这样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中，自由并不意味着拥有随心所欲地选择的权利。相反，自由是指奥古斯丁关于自由意志的概念：人由于原罪而不再纯洁，因而无法根据自己的本性而做出正确的选择。相反，人需要上帝的恩典和指引才能正确地运用其自由意志。对于德鲁克和奥古斯丁而言，自由意味着将人与神圣的目的和威权协调起来。
圣保罗（公元10-65年）
大数的扫罗是一个罗马公民，是犹太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因迫害基督徒而名声在外。根据《师徒行传》的记述，在前往大马士革去包抄当地基督教派成员的途中，他听到了耶稣跟他说话的声音。他后来皈依了，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追随者和热诚的信徒，走遍中东和小亚细亚地区，并前往马其顿和希腊，在各地建起了许许多多的教堂。在罗马人统治时期，他在耶路撒冷被逮捕了，被押解到犹太支委会那里，关押在巴勒斯坦的凯撒里亚长达两年。保罗，后来在罗马被审讯，在尼禄统治期间殉难了。
和奥古斯丁一样，保罗为德鲁克构想一个尚能容忍的社会这一理念提供了重要的关于自由的思想。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保罗关于基督教自由的概念中，人通过自愿地相互做工而服从基督的权威，这体现在德鲁克对个人责任的期待中。
保罗写给各个早期教会的书信反映出他自己对基督教义的独特理解。在几封使徒书信找到的诸多概念中，有一个关于奴役和自由的概念。在给加拉提亚人的书信中，保罗用这种将奴役和自由相提并论的方式来展示其关于基督教自由的看法。和许多早期基督教社区一样，加拉提亚人是由犹太人中的基督徒和非犹太人或非犹太人的基督教皈依者组成的。随着这些社区不断扩大，关于如何将非犹太人融入犹太人生活产生意见上的冲突。非犹太人的基督徒应不应该遵守犹太的法律，包括饮食禁忌和割礼等定规？在一些社区中，这方面的争论最终发展成为严重的分裂，不同的人之间关于究竟如何解释法律以及究竟谁才是事实上的“真正的信仰者”而争论不休。
正如保罗在大部分书信中所做的那样，他对比了法律和信仰各自在治理加拉提亚社区中所发挥的作用。保罗认为，就本质而言，基督的重要性在于其包容性；非犹太人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同样都被包容在上帝的社区里了：“因为在基督耶稣眼中，实行还是不实行割礼并没有任何意义；唯一真正重要的是信仰，通过爱来实现的信仰。”
就我们讨论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保罗使用了奴役和自由这样的语言来展示包容性这一概念；他指出，犹太法律对于人类的发展进程而言是必须卖出的一步，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一信仰，我们不再受到某一个信仰坚守者的支配了……不再有所谓犹太人或者希腊人之分，也不再有奴隶或者自由人之说，不再有男女之别；因为，你们所有的人都因基督耶稣而合为一体。”
根据保罗的说法，基督给我们带来了自由，但是伴随那份自由而来的是责任。事实上，保罗宣称，在加拉提亚人新找到的自由当中，他们也将“各自成为各自的奴隶。”这里所传递的信息是关于做工的信息；尽管人们不再是旧法律的奴隶了，但是自由的新精神却要求大家为了让整个社区的有效运转，“所有人都必须担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在现实中，保罗证明，事实上基督教的自由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犹太法律得到遵守，只是人们遵守的动机各不相同。加拉提亚人必须出于对共同义务的感知和对彼此的爱来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出于对因果报应的恐惧而这样做。这样，信仰就变成了行动的根源；法律就变成了行动的方向。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德鲁克关于人性的假定在他对美国社会的评价以及他关于管理学理论的综合方面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尽管德鲁克谈不上是一个空想家，但是仍然将信仰投注到他所界定的负责任的个人身上：为人谦卑，服膺更高权威，承担社区义务，充分意识到其自身的不完美。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
德鲁克有一个观点：“一件事情正确与否，要根据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目的以及是否符合一个特定的组织的特定需求来确定，”这一观点在其著作中被反复强调，他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我只认同两位先知，即莱布尼茨和圣波那文都，关于多样性的观点。”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出生于德国的莱比锡 。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是大学教授；1652年父亲去世了，戈特弗里德年轻的母亲负责这个孩子的教育，放任他在家庭图书馆里自由地阅览，在那里，莱布尼茨阅读了大量哲学、历史和科学著作。后来，他先后进入莱比锡大学和阿尔特多夫大学深造，于1667年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莱布尼茨并没有把学术研究作为职业，而是效力于几个德国贵族家庭。他从1672年到1676年担任外交官出使巴黎，后来回到了德国，定居在汉堡，担任布伦兹维克公爵府的顾问。
莱布尼茨是一个博学多才之人。他独立于牛顿发明了微积分（尽管后来有关他剽窃的指责一生都在困惑着他），还曾经尝试设计了一个将天主教和路德教教堂统一起来的蓝图，并且还担任过采矿工程方面的顾问。但是，真正对德鲁克著作产生影响的是莱布尼茨在哲学和形而上学方面的思想。根据传记作家玛利亚洛撒•安托尼亚扎的说法，莱布尼茨的一生围绕着一个“大计划”开展工作，该计划集中体现了广泛的兴趣：
终其一生，莱布尼茨几乎都在追求同一个梦想：梦想着把多种多样的人类知识集中起来，以基督教传统的有神论愿景为中心，以人类共同的利益为目的，形成一个合乎逻辑的带有形而上学和教学法意义的整体。
莱布尼茨写成了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放在一起，涵盖了所有的知识，他把这些知识归拢到单一的神学基础上。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方法能够给形式多样的所有人类知识带来秩序，并将这些知识与所有善的根源，即上帝，整合在一起。就其本质而言，莱布尼茨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把混乱变得统一，或者将多样性注入统一的善的力量之中。
但是，莱布尼茨并非空想家。他在《神正论：关于上帝之善行、人之自由和恶之起源》一书中所表达的“所有可能世界中最佳的一个”这一理念与德鲁克关于“尚能容忍的社会”这一概念有着极为很明显的相似性。德鲁克努力解决的是恶（以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和个人对于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生存意义的需要，而莱布尼茨也同样是在试图解决萦绕在他那个时代的神学问题：如果上帝是善的，无比强大的，那么，为什么他还会允许邪恶在世界上存在呢？德鲁克说：
人们无法否认世界上存在着肉体之恶（即痛苦）和道德之恶（即犯罪），也不得不承认肉体之恶在世界上并不总是与道德之恶成正比，不像正义所提出的要求那样。因此，自然神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始终存在，即作为一个唯一的大法则，充满无比善意、无比智慧和无比力量的大法则，却又怎么还能够同时接受恶，尤其是允许原罪存在，它又怎么能做到让恶人常乐而好人常苦呢？
依靠社会进行救赎这一信念的终结标志着一种内向性的转折。它使得重新强调个体，即人，变得可能了。它甚至可能引导——至少我们可以这样希望——个体责任的回归。
莱布尼茨有着和圣奥古斯丁一样的观点，那就是，恶只不过是因为善的缺失或匮乏而已。因此，上帝并没有创造恶；恶仅仅是因为作为一种匮乏而存在。莱布尼茨将这一观点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三种形式的恶：形而上之恶（不完美）、肉体之恶（痛苦）和道德之恶（原罪）。如果恶是因为缺乏善而存在，那么形而上之恶（不完美）就会产生另外两种形式的恶。我们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我们在肉体上处于不完美的状态。我们之所以会有原罪是因为我们缺乏合乎道德的理解，而且我们还会犯错误。
那么，为何上帝会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不那么完美并因此而容易受到恶之影响的世界呢？莱布尼茨对此给出的答案是，上帝从几个可能的世界中进行选择，而他最终所选的已经是可能的诸多世界中最完美的一个了。莱布尼茨将完美定义为多样性和和谐度都得到最大化的世界。由于多样化和和谐度这两者都极为重要，因此上帝不得不在世界每一个属性之中做出取舍决定。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实现秩序或者和谐的目的，多样性或差异性的属性就不得不被牺牲掉。一旦上帝做出了取舍决定，他最终就达到了完美的平衡，在所有可能的世界里选择了最好的一个。但是，人总是倾向于只从世界究竟是如何影响到人自身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的，而不会从更宏大的视野去考虑问题。结果就是，我们可能看到了不完美，而实际上，上帝在他所面临的所有选择中，已经在各种可能中选择了最完美的世界：
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物质是绝对卑微或者绝对宝贵的……可以确定的是，上帝赋予人的比赋予狮子的要多；尽管如此，我们也无法明确地说，上帝在所有方面都更偏向人而不是狮子种群。即便真是那样，也绝不意味就应该在考量无数生物当中存在的普遍的混乱状态之前优先考量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样的观点是旧时代的残留物，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个可耻的公理，它认为万物都是为人而创造的。
莱布尼茨所谓“所有尽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对人来说显然也不是个乌托邦，尽管有不少人会这样解读。伏尔泰的哲理小说《老实人》的主角潘格罗斯博士就是莱布尼茨的忠实信徒，他宣布，尽管有一个接一个的灾难，但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里最好的一个了；老实人（康迪德）对此作出了一个著名的回应：“如果这就是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那么其他世界又得是个什么样子呢？” 尽管莱布尼茨可能对人的存在抱有乐观的看法，但是他的论文也承认了不完美或者恶的存在。德鲁克也同样意识到了，不完美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多样性而做出的取舍决定的一部分。对于德鲁克来说，多样性是人性中最清晰可见的特征，把我们每个人区分开来的能力和兴趣方面的差异性就是明证。德鲁克呼吁人们不要试图去“修复”认知到的不完美，而要看到平衡中所体现的优雅：
也许，真正的问题在于你们，我的朋友们，总是认为有或者应该有一种所谓正确的方法。反托马斯主义、反笛卡尔主义和反康德主义的传统思想，有一个核心观点，那就是，判断一件事情正确与否，要根据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目的以及是否符合一个特定的组织的特定需求来确定……我深信，我们在尘世的工作不是试图去改进上帝的工作——不管我们可以找出茬儿来——而是为上帝增添荣耀，并把我们自己的活儿干好。
通过自己对“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的设想，莱布尼茨成了德鲁克在“多样性方面的先知”。德鲁克并没有试图去找到根本不存在的“万无一失的技巧”，也没有试图去“改造老板（或者甚至是下属，”他建议高管们“停止无缘无故地抱怨自己不可能做到的一切。要想一下自己究竟能做些什么？”和莱布尼茨一样，德鲁克尽管对人类潜能也抱有乐观的看法，但是他仍然意识到人作为个体做不到万无一失。如果恶被定义为人的不完美或者弱点，那么恶也是这个多样化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总是倔强地坚持要表现得像人一样，而那……就意味着小气、贪婪、浮夸、充满权力欲，当然，也意味着恶。” 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只能是一个尚能容忍的社会。
圣波那文都（1217－1274）
德鲁克将圣波那文都称为另一个“多样性的先知。”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乔万尼•费但扎•圣波那文都在巴黎大学求学的那一段时期正好是中世纪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在十二和十三世纪时期，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开始在西欧传播开来，在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的各个大学里，包括巴黎大学，引发了人们学习希腊古典文学的热潮。与此同时，修道院改革运动的潮流也开始席卷天主教教堂，这一运动是由方济各会的修士们所领导的，他们把清贫和苦行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修道院改革运动最终发展到形成了拉特兰议会，推动了教堂改革运动的计划，包括规定每一个天主教徒每年至少都要接受一次圣餐，进行一次忏悔。最终，修道院，包括方济各会，都成了社会的教育中心，培养修道士，为普通人提供宗教服务。
波那文都在1234年加入方济各会之后取了这个名字。他在大学里修的是神学，1254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波那文都在大学和方济各修道院里教书，1273年他被任命为阿尔巴诺红衣主教。他死于里昂，死时已是天主教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了。
波那文都的神学理论所要解决的是西方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著作之后所引发的巨大的思想动荡问题。由于新发现的文本与古典文本存在差异，大家对究竟该如何使用这些新文本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试图阻止学校教这些新内容，而另外一些人，比如托马斯•阿奎纳，则比较接受新文本。在研究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人的著作的基础上形成了经院哲学，该哲学致力于生成既符合信仰又符合理性的知识。经院学派使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为其他相关的神学观点辩护。经院哲学引发了人们关于知识、上帝和人的本质、神学和哲学的角色和地位等一系列新的疑问和思考。人们究竟如何通过神学或者哲学来研究上帝？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引发了这样的争论：是理性还是信仰在理解上帝、理解存在的本质方面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归根结底，波那文都把哲学视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真理，通过上帝的智慧所理解的不变的真理，乃是人类所有探求的目的。如果没有这一真理，那么任何事情都无从知晓，也无从理解。波那文都对德鲁克思想的主要影响在于其对真理的强调，这里所说的真理指绝对意义上的真理。对于德鲁克来说，波那文都之所以是一位“多样性的先知，”是因为后者提出了这样一个理念：在神圣的真理之中，万事万物都是统一的、能被以理解的。德鲁克直接引用了波那文都（他阐释了圣詹姆斯的使徒书信）的话：
“所有知识最终都会回归所有光明之源，回到终极真理的知识之中。”我必须承认，我并不是很清楚关于成本会计或者税务漏洞的研究或者品牌营销之类知识究竟如何回对所有光明之源，更不用说回到关于终极真理的知识之中。但是，我很清楚，要想使管理产生任何效果的话，我们必须用圣波那文这句简洁的话语中所蕴藏的精神来激活我们所做的一切。
对于波那文都来说，所有的知识都通过基督直接地把我们引到上帝那里；学习任何学科，其目标都不在于为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上帝和灵魂。波那文都对世人的贡献之一是，他认为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圣经还可以通过艺术和科学而发现上帝或真理。这一学习和知识的“精神”——聚焦于更宏大的真理和价值观问题——影响了德鲁克关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观点。这一影响在德鲁克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体现，提醒着德鲁克的读者人的理性所具有的局限性。
德鲁克的《新社会》一书是冷战时期写的，透露出他心灵的挣扎。他在该书中说，政治行动尽管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却既不能“解决西方人所面临的深重的精神危机，”也不能“代替这样一位伟大的先知，他将呼吁我们这一代人要有所悔悟，也不能代替这样一位伟大的圣人，他将我们的眼光引向所有光明之源。”波那文都提醒德鲁克，后者所经历的时代危机并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危机，而是精神方面的危机，这些危机需要大家聚焦到能够将所有力量整合起来的“所有光明之源。”智慧与实际行动相结合，这正是德鲁克关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观点的核心内容。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892－1971）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是一位新教神学家，一生致力于将基督教的教义应用于二十世纪的工业化社会之中。1914年他毕业于耶鲁神学院，到底特律教区工作，从教区居民那里他亲眼目睹了劳工阶层真实的生活状况，这些居民的很多人都是为福特汽车公司工作的。从1928年到1960年，他到纽约协和神学院教书。作为美国社会党成员和一名和平主义者，尼布尔积极参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方兴未艾的促进全世界基督教大团结活动。但是，他逐渐从社会福音新教教徒的理想主义那里抽身出来，这一派别致力于在地球上建成上帝之国。和奥古斯丁一样，尼布尔全面地研究原罪的影响和人的腐败堕落问题，研究这些问题给现代现代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尼布尔的神学理论很显然与影响到德鲁克的其他神学家，例如圣奥古斯丁和圣保罗，一脉相承。但是，尼布尔更明确地将自己对奥古斯丁有关人性本质的诠释与资本主义社会关联起来，公开驳斥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主流的新教教徒的理想主义。
德鲁克晚年在其作品中承认自己曾受到尼布尔的影响，称尼布尔是“我伟大的老师。” 关于个体作为个体的存在与个体在社会中的存在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这一点，德鲁克和尼布尔持有相似的看法。和德鲁克一样，尼布尔也曾试图这样一个问题：尽管人们一直在努力通过教育、科技和政治改革等手段来改进整个社会， 但是人性中仍然存在相互之间产生恶意和使用暴力的倾向和能力。尼布尔关于人和社会的结论是发人深省，与德鲁克的观点相呼应。
尽管尼布尔一生中的政治立场发生过改变（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在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协议签订之后他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支持），而他在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所持的立场则始终未变。在1932年出版的《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尼布尔指出，尽管个人能够在真正仁慈无私的动机的指引下生活，但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永远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出这些个人特征。他认为，假定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包括宗教在内，能够约束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创造出一个充满仁爱的社会的想法过于天真。在尼布尔看来，畅想（幻想）一个完美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分子、社会福音新教教徒和其他人实际上都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元素，“在人们的集体行为中体现的这些元素带有自然的属性，永远不可能完全被置于理智或良知的支配之下。”
技术和教育的进步并不能减轻冲突；事实上，尼布尔认为，这些所谓的进步反而在很多方面加剧了冲突。更进一步地讲，宗教所具有的缓和内心争斗的能力也是极为有限的；他指出，宗教倾向于走极端，而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端都不利于社会和谐。一个倾向是失败主义，尼布尔使用奥古斯丁的观点建议阐释：“通过描绘神圣之光与尘世之暗之间的强烈反差，宗教遮蔽了道德生活的暗面和阴影，这一倾向始终是宗教生活的恒常特性。”如果尘世间的一切都只是恶而已，被无望地隔绝在上帝之城之外，那么一切试图改善尘世状况的努力都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尼布尔所指的另一个极端立场是感伤主义，他认为自由主义的新教徒们是持这种观点的，他们是“进化的乐观主义者，对人美德充满了罗曼蒂克式的过高估计。”宗教对于尼布尔而言是高度个人化的，这一宗教观也让我们回想起德鲁克所认同的克尔凯郭尔关于上帝面前的个人的思想。
像德鲁克一样，尼布尔也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到不道德社会这一难题的解决方案。他逐渐把自己的信仰寄托在民主制度上；在《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一书中，尼布尔提出了另一个看似简单的对立的道德问题，后来他又进一步把这一问题弄得复杂化了。正如《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一书并不只是简单地指出个人是有道德的而社会是邪恶的那样，尼布尔写于1944年的这本书，尽管主要向大家展示西方的民主制度如何优于德国、苏联和意大利的极权制度，但是也并没有轻易地放过光明之子（即笃信超越自身意愿之上的道德准则的个人）。尽管尼布尔相信，民主制度为他所发现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最佳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也绝对没有就此认为，与非民主制度下的民众相比，民主制度下的民众与生俱来地体现出更高的道德性。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一样容易为恶。尼布尔指出，事实上，光明之子“低估了不管个人还是集体的自我利益的力量，”这回应了他早期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一书所提出的观点。人与生俱来就带有缺陷，因而一定会犯错误；但是，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具有抑制人犯错的潜力。尼布尔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人趋向正义的潜力，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但人堕入非正义的倾向，则使得民主成为必需。”
和尼布尔一样，德鲁克一生都在孜孜以求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社会，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尘世的天国是不存在的。他们二人都亲眼目睹了极权主义，对之心有余悸，对现代的工业化进程给人的自由和尊严带来的巨大影响也忧心忡忡。他们都希望民主能够成为抵御诸多现代社会之恶的堡垒，但是关于社会究竟应该变成什么样子，二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尼布尔在底特律的经历使得他对工业资本主义颇有微词，而德鲁克则坚信企业能够通过有效的管理来为人们提供一个实现公司权利、获得人生意义的场所。尼布尔所认为民主能够有效地利用人类最好和最坏的两种本性，而德鲁克关于一个由各种组织机构所组成的有效运转的社会这一构想就建立在尼布尔的这一结论之上。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中的判断力和价值观
尽管并不是每一个组织、每一个社会都已经或者即将接受完全相同的美德或者价值观，但不是德鲁克还是坚持要解决伦理的性质问题，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也需要解决这一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考虑我们所珍视的东西的历史和来源，考虑何为美德。虽说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无法对整个社会、各类组织或者个人价值观的终极来源提供绝对的答案，但是有一件事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必须将价值观的终极来源问题提出来，并予以深思。
管理需作为人文学科特别强调要不断加深对何为美德这一问题的理解，正式这种强调才使得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与商业伦理或者管理伦理中的另外一种做法区别开来。致力于提升私有企业伦理行为的大多数努力似乎都是在强调后果或者规则，而不是价值观或者美德。《商业伦理》是一份以企业责任为主题的出版物；它的使命是“推广合乎伦理的商业实践，既服务于不断成长的专业人士和其他人士社区，帮助这些人实现以更负责任的态度进行工作和投资。”
2002年美国推出了萨班斯法案，对财务数据披露作出了全面规定，并对上市公司的治理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公司推行了伦理培训计划，希望自己公司不会因为公司丑闻而被曝光。但是，这些关于如何阻止洗钱、防范会计欺诈或者其他违法行为的培训大部分都是通过网络来进行的，其效果颇难保证。美国首席伦理官协会的执行董事爱德华•佩特里就指出，多数大企业都没能充分地监督内部伦理问题的管理情况。尽管大多数伦理计划都强调某一行为的正面或者负面结果，或者是指导决策行为的规则所起的作用，但是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却总是强调是判断力和价值观的作用。需要我们强调的并不在于“合乎伦理的商业实践”或者对一系列规则的培训，而在于将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发展这一更大的问题。
正如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富有德性的个人的发展是一种理想一样，如今将管理作为人文学科也是一种理想。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有一个根基，那就是克尔凯郭尔、圣奥古斯丁和其他人的哲学，根据这种理念，我们不应该相信世界上存在十全十美之人这种可能性。因此，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其实践既要解决有关人格发展、美德和价值观之类宏大问题，要理解我们作为人无法实现亚里士多德关于德性行为所提出的中道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有所提高、有所进步。

具体情境在对传承和变革进行管理时的重要性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迫使我们直面有关价值观的来源和本质这一问题，同时也要求我们考虑一下这样一个问题：人性中是否存在着适用于不同情境的真正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或者说具体情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德鲁克著作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搞管理需要在传承和断层或变革之间找到平衡。在考量人文传统的相关性及其与管理学的结合方面，平衡这一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在人文理想中，到底有多少是属于不受时间或空间限制的概念和思想传承呢？其中，又有多少需要加以调整才能更好地反映当代的现实情况呢？在现代管理问题所涉及的情境中，到底有多少反映着永远不变的人性和人的行为呢？其中又有多少是由特定的组织、特定的文化或特定的社会所发生的断层所造成的结果？
在对人文学习的诸多批评中，有一个主要的有道理的批评是其欧洲中心论的传统。认为西方社会是唯一的美丽标准和文化标准的传承者这一观念已经被视为是狭隘的、过于精英主义的了，这种新观念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对西方文献中的“经典”进行重新思考以及将历史研究的范围从西方文明中延展开来，这种做法说明人文学科在现代化，能够涵盖欧洲以外的视角。更加丰富的课程设置有时会对价值观和人性的普世性产生质疑。试问，一个既定社会的价值观中究竟有多少是其特定文化的反映呢？
今天，从宽广的视角来看人文学科，我们就能够更加细致入微地分辨出古代的经典。例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具体反映的是公元五世纪前期古希腊人的特定态度、事件和价值观；难道你真的可以说那个社会中的公民的政治价值观能够普遍适用于当今美国的民主制度吗？或者适用于印度的民主制度吗？
如果管理学是一种人文学科，那么，它就不得不考虑具体情境的问题。在某个具体的情境中，究竟有多少是其组织的历史、传统或者文化所造成的结果呢？有多少是被参与其中的个人的个性所驱动的呢？有多少是受不同参与者之间，或者不同性别之间，或者不同阶级背景和成长环境之间的差异控制呢？各个不同派别之间有多少是受到了所谓人的普遍动机所驱动呢？正如今天的人文学研究需要考虑到人种、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作用一样，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也同样要求对诸如此类的情境问题要有所考虑。

研究断层和变革的哲学家
德鲁克熟读各种哲学著作，从古希腊人一直研究到让•雅克•卢梭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同时研究神学的哲学家，我们在本章的第一部分已经提到了。在这里我们会聚焦于对德鲁克产生断层概念有最显著影响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都笃信变革是现实的一部分，因此人们必需接受变革。
亨利•伯格森（1859－1941）、阿尔弗雷德•怀特海德（1861－1947）和过程哲学
亨利•伯格森和阿尔弗雷德•怀特海德是大家广为熟知的过程哲学派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法国人伯格森在十九世纪晚期开始发展其哲学理论，当时在哲学圈内有两个本质上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方面是以赫伯特•斯宾塞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为首，强调物质的存在和实证性的决定论的方法，漠视人类情感所起的作用。与之对立的是德国唯心论者，例如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他们坚信人的意识、意志和想象对于理解何为真实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们认为，经验和人的解释不能脱离知识和理解。
伯格森则通过发展出自己的哲学理念试图在这两种哲学理论之间架起桥梁。怀特海德是一位英国数学家，在三一学院受过教育，后来在那里以及伦敦大学教授数学。怀特海德对哲学的兴趣是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其后替代了牛顿物理学体系的新体系的影响激发出来的。怀特海德将相对论的概念从物理学扩展到了有关人的存在领域，将人的经验重新定义为一系列不断变化的事件，而不是恒久和可知的。1924年，他受邀前往哈佛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尽管他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一科目。在1929年出版的《过程与实在》一书中，怀特海德总结了自己的观点，开启了过程哲学派。
就其本质而言，过程哲学派强调的是变革和时间的流变，认为这是理解实在的关键所在。该流派的理论强调过程的重要性，这一点与其名称相符；事实上，过程甚至比事情本身更为重要。人类也因此可以被视为是其经验或者过程本身的产物。过程哲学已经被运用到了神学中，在过程神学中，上帝不仅仅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而且也被看作是一个过程。因为强调变革和时间，这一哲学中或然性就变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如果不考虑到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那么人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实在。
管理学教授托尼•波拿巴认为伯格森的过程哲学理论也体现在德鲁克的著作中，尤其是在其“有机的方法”中。德鲁克在1959年出版的《明日的里程碑》一书中指出了伯格森和怀特海德对他的影响，强调了变革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如此，断裂性、短暂性和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至少也部分地反映了变革的永恒性，这是过程哲学的核心观点。
德鲁克在《明日的里程碑》的第一章“新的世界观”中就提到了伯格森和怀特海德的名字。在这一章中，他确定了整本书要讨论的议题，那就是，西方世界必需接受完全不同的新视角和新观点。旧的观点基于笛卡尔的哲学理念，强调对事物结构和机制的分析，现在需要用一种新的哲学理念来取代旧的哲学理念，要更加强调定性的因素和事物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根据德鲁克的说法，这种新的哲学强调的是过程，因为在过程中，“也许存在着与过去三百年来一直主宰着我们思想的现代西方的世界观最为迥异的观念。因为在笛卡尔哲学看来，世界不仅仅是机械的，其中所有的事件都是预定和确定的；而且世界也是静态的。”德鲁克在这一章的结尾处指出，尽管我们尚未完全找到这样的新哲学，但是“我们可能已经拥有了新的综合能力了，比我们设想的更容易把握。”在该书的其他章节中，德鲁克对这种新综合进行了概述，最后告诫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预测的话，那就是变革。在即将到来的岁月里，不论是我们的观点，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及其优先性，还是我们用来衡量成功或失败的标砖就将发生巨大而快速的变化。”
在上述重要著作中，德鲁克开始发现知识工人和知识社会将会是上述变革的主要方向。在《断层时代》一书中，他更为全面地阐述了这种转变，提出了“知识社会”，这将是他主要的研究兴趣之一，也是一个其过程哲学理念反复出现的领域。德鲁克指出，二十世纪的前半叶是一个以十九世纪后半期所发展出的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现连续性的时代。当他展望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末尾时，他看到的是一个由知识的进步所带来的大断层的时代，这一时代将会在发达国家内部造成一个知识社会的现实：
上半个世纪的工业化发展衍生于十九世纪中晚期科学领域的诸多发现。过去十年的工业化发展很可能来自本世纪头五十或者头六十年的知识发现……在技术领域，接下来几十年将更可能类似上一世纪最后几十年，其中，每过几年就会兴起一个基于新技术的重大产业，这种类似性超过了过去五十年技术和工业方面的连续性。
在一篇名为“从信息到传播”的短文中，德鲁克分析了人类理解语言的过程，他在开头的段落中就引用了怀特海德《数学原理》一书的观点。“断层”的概念整体上需要一种让时间具有意义的感知。在德鲁克关于管理和社会的著述中，不断展开的过程、不断变化的情况以及人的互动性和能动性都是至关重要的组成元素。

扬•史末资（1870－1950）和整体论
尽管德鲁克将其“新的世界观”归功于伯格森和怀特海德，但是在《明日的里程碑》一书中，他指出“最早理解这一世界观的却可能是一个令人叹服的南非人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他可以说是本世纪出现的最接近‘完人’的一个。” 史末资是一个荷兰人，是南非的政治家和将军。他曾经担任过两届南非联邦的总理。他参加了1899－1902年的波尔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二战中担任过陆军元帅。他在建立国联的架构方面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史末资都主张由一个联合的非洲精英群体来管理存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尽管他并不支持种族隔离制度。他的政治和军事生涯透露出他的理念，他认为南非应该是谨守西欧文明的英国和荷兰人的国家。
德鲁克对史末资的兴趣来自这个荷兰南非人的哲学理念，而不是他的政治和军事生涯。史末资成长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家人希望他长大后能够成为一名牧师。但是，在进入剑桥后，他决定学习法律而不是神学；尽管如此，他仍然感到自己有些分裂：人究竟怎样做，才能在追求一个实实在在的职业的同时还能实现自己的思想追求，并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呢？在一篇名为“法律：一份自由的研究”的文章中，史末资指出法律这门职业在解决个人的自由和广大社区的需要这个问题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随着他不断化解其所面临的两难境地，他发展出了整体论哲学，其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事物并不只是其组成部分的总和而已。史末资意识到，个人和世界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这些关联超越了他所看到的基督教教义的束缚；借用其传记作者的话来说，“他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良知就是人类的良知。”
在“德鲁克、整体轮和史末资”一文中，爱德华•库克和艾伦•查普曼认为德鲁克的著作反映了史末资的整体论，尤其是其将已有的思想进行综合进而形成新思想的做法充分体现了整体论。库克和查普曼分别引用史末资和德鲁克的话，并进行对照，在相关的文本中找到了相似之处。例如，史末资认为“创新的进化就是通过综合各个部分而获得一个新的实体，该实体不仅仅与这些组成部分有所区别，而且大大超越了这些组成部分，”而德鲁克自己也说过：“大部分新技术都不是新的知识；它是一种新的认知。新技术是将过去从未有人想过可以放在一起的很多东西放在了一起，这些东西就其本身而言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库克和查普曼还指出，德鲁克关于断层的概念可能是来源于整体论；史末资曾经说过“创新的进化似乎是小步或小幅前进的，每次释放一部分创造力。至于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断层，而不是一种平滑的连续性的进步，我们不得而知。”
整体论所体现的综合的特性显然对德鲁克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例如，在他有关使用管理科学的技术可能会产生的潜在危害的警告中就可见一斑。在他看来，只是寻求技术性的效率有可能导致“对整体的次级优化，”因为整体与部分的简单相加比起来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所有管理科学都不可忽视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洞察，那就是，商业企业是一个最高等级的系统：该系统的组成部分是人，是人自愿将自己的知识、技能和专注奉献给一个共同的事业。不管是机械的系统，例如导弹的操控，还是生物的系统，例如一棵树木，还是社会的系统，例如一个商业组织，所有这些系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相互依赖性。即使某一个特定功能或特定组成部分得到了提升或者变得更加有效了，一个系统的整体也并见得一定会有所改进。事实上，该系统很可能因此而受到损害，甚至被彻底摧毁。在有些情况下，要加固一个系统，最好的方法很可能是削弱某一个组成部分，使之变得不那么精确或者不那么有效率。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系统来说，最重要的是其整体表现；而这是成长的结果，动态平衡、调整和整合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技术效率的结果。因此，管理科学主要关注其组成部分的效率，这种做法肯定是有问题的，殊不知，优化和提高工具的精确性所付出的代价是整体的健康和表现受到了影响。

学习的作用

人文学科的研究需要走这样一个流程：显示对假设进行挑战，再来发展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判断力和价值观，最后利用这种知识来解决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德鲁克提到过赫尔曼•黑塞1943年出版的小说《玻璃球游戏》中的那位领导者。借用德鲁克自己的话来说，这部小说描述了“一种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兄弟情谊，他们过着一种令人惊叹的与世隔绝的生活，全身心地追随伟大传统，追随其智慧，追随其美。”在小说结尾，那位领导者觉得这种生活难以为继，投入了真实的世界——“污染不轻、粗俗不堪、动荡不安、争吵不休、敛财不断的现实世界”——他进而发现，所谓伟大传统，如果没有根基、不接地气的话，只不过是“傻瓜淘金”而已。毫无疑问，德鲁克认为利用经过时间考验的知识和智慧来解决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是一种明智之举。
德鲁克著作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生活中在社会意义与个人自由之间维持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就德鲁克关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理念而言，知识除了要带给个人满足感之外，必须在某种程度与社会关联起来。但是，正如我们第二章所看到的那样，这并不就意味着“真实的世界”一定要远离人文学科的智慧和美；事实上，我们认为人文学科的传统反而能够再次让管理学的实践与社会关联起来。
知识社会中受过教育的人并不认为人文学科压根没有任何实际的相关性，只是装饰物而已。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实践需要人们对所有知识进行综合，以此才能有效完成某项工作。由于知识处于快速进步、不断分化的过程之中，人必须活到老学到老才能具备上述综合能力。随着一个人所肩负的责任越来越大，这种持续不断的学习对他来说就会变得更加重要。人们越早具备持续学习的心态、越早在实践中坚持学习，越会有好结果。
在很多方面，这一过程的核心本质完全违背了过去管理实践和人文教育范围之内的传统。如果说管理者传统上被视为一个中立、不偏不倚的的履职人员的话，那么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就是指以一种非中立的方式来作出判断、运用智慧。学习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过程因此就迥异于传统的以技能和职能为主的管理学学习方法。管理作文人文学科并不聚焦于定量分析技能的培养，相反却强调品格的塑造以及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定性的能力，当然也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讨论到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这些能力需要在实践中增长经验、提升技能，同时也经常需要挑战有关领导力和管理长期固有的各种假定和先入之见。
最终，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就需要一个系统的终生学习的过程。这种管理学并不是在给定情况下可以使用的一堆工具，也不是关于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一个清单，而是对思维方式的一种训练，是掌握和应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的知识以解决具体管理问题的一个系统过程。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不可适用之处

就算把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所能做出的所有贡献都算在内的话，它也并不是解决各类组织或各个人文学科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每当现状似乎处于紊乱状态，人们就倾向于把过去想象得很浪漫；许多人总是念念不忘人文学科的黄金时代，或者已经失去了的高管们有品格、有“真正的”价值观的时代。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并不是要试图重新找回那些已经逝去的更加美好的时光。我们现在应该清楚的一点是，从德鲁克以及影响德鲁克的人的思想中发展出的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样一种理念和实践并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愿景。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也不是要武断地给出好的经理人或坏的经理人所具备或不具备的一组价值观或品格特征。但是，这样一种管理学确实要求大家能其信奉者将道德上的两难境地考虑清楚，并在思想和品格两方面都有所成长。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并不致力于消灭人际冲突；相反，它充分意识到冲突是人之为人固有的一部分。我们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来实践，并不意味着要改变人的本性。相反，我们试图做的是提升愿景和思想的层次，发挥一个组织中所有成员尤其是那些负有责任或者渴望负有责任的高位人士的道德潜能。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尽管既无法成为治愈人文教育之病的神药，也无法成为治愈管理实践之病的神药，但是还是能够使身处权力岗位的人重新关注价值观、伦理道德和和品格问题。通过重建管理和各门人文学科之间的由来已久的关联，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也许能够既给学术世界也给实际操作的世界注入新的生命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