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官家市场经济？
——兼论“穷富之争”
笑蜀


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正常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消灭贫富差距，而只能致力于机会均等，使穷人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同时对那些由于先天后天原因，已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穷人，由国家给予基本保障。穷而无困，贫富共处，这种前提下的贫富差距，就不可能发展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无疑已超出了公众的承受底线，发展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是因为公众不能正确对待贫富差距，而要求什么平均主义。从根本上说，这是致富机制出了问题。贫不当贫，富不当富，不可能不引起社会心理的失衡，不可能激起公众的普遍愤怒和抗议。

这种背景下，应该反思的是致富机制亦即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鼓励仇富。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应该存在四通八达的致富机制，最大限度地释放公民创造财富的能力。富裕本身不是罪，人人有权致富，有罪的只是不公正的致富机制或者说不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制。

一

当下中国的致富机制不公正或者说市场经济体制不成功。但这不等于说，市场经济就是错的。

市场经济要能成功，不是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单有市场体制就足够。市场经济要能成功，必须有一个社会条件，那就是自由，至少是经济自由。有人说，市场经济主要就是一个效率问题，而无关权利。这是大错。市场经济有强烈的外部性，它需要通过公共治理，来确保公民的经济自由。只是在拥有充分的经济自由时，公民才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也才会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由的和公平的竞争。所以，全世界的市场经济，从来都叫做“自由市场经济”。

这就是说，自由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先决条件。如果把市场体制比作种子，那么自由的社会条件就是空气，就是阳光雨露。光有种子撒进土壤是不够的，必须有适宜的空气和阳光雨露，才会长出参天大树。光有市场体制是不够的，还要具备自由的社会条件，自由市场经济才能茁壮成长。固然，没有自由的空气和自由的阳光雨露，也会有别的空气和别的阳光雨露，但淮橘为枳，别的空气和别的阳光雨露孕育出来的就不叫自由市场经济了，那就是别的市场经济，套用吴思的话，那就叫官家市场经济了。

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官家市场经济，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无情，没有中间选项。道理很简单，没有公民经济上的普遍自由，没有公民权利上的普遍平等，那么自由、平等的交易就无从说起，以自由、平等的交易为前提的互利互惠也就无从说起。如果一方强权，一方无权；一方绝对自由，一方匮乏自由，那么这两个人群之间的经济关系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本质上都不可能是平等的交易关系，本质上都只能是零和游戏。这么一来，权利上的两极分化最终就必然导致财富上的两极分化。

不幸，权利上的两极分化，正就是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也是市场经济难于成功的根本原因。当下中国财富上的两极分化其实只是表象，隐藏在这个表象背后的，是权利上的两极分化。在全世界范围，只有中国的市场经济从来不叫做“自由市场经济”，为什么？因为自由这个元素，正就是中国社会最短缺的元素。

这里强调的权利是普遍的权利，这里强调的自由是普遍的自由。而普遍权利跟绝对权力，普遍自由跟绝对自由是不可以并立的。普遍权利增一分，则绝对权力损一分，普遍自由增一分，则绝对自由损一分。普遍自由、普遍权利是制约权力最常规也最有效的武器，没有了普遍自由、普遍权利的制约，强权就会入无人之境，无坚不摧。不自由的市场经济，即不以普遍自由、普遍权利为前提的市场经济，必然蜕变成封建庄园式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切割、权力宰制的所谓市场经济，即官家市场经济。

问题至此就很清楚了。我们曾经天真地认为，经济决定政治，只要能确立市场体制，那么上层建筑问题就不难解决。但事与愿违。在我们努力推进市场体制以颠覆计划体制时，哪知道官家主义正在背后张网以待呢？人家接过市场经济的躯体，却悄悄扔掉了市场经济的灵魂即普遍的权利、普遍的自由。整个一个变性手术，市场经济不能不面目全非。

自由市场经济既然以普遍的自由、普遍的权利为前提，那么机会就对所有人都是同等的，上升的通道就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因此天然具有平民性，民主性。换句话说，自由市场经济属于民间，是老百姓的市场经济。官家市场经济却截然相反，它只属于权力，它最大的秘诀就是用权力置换利益，权力红利是其暴利的总根源。权利的普遍均等意味着利益的普遍均等，意味着权力红利的终结，所以，权利的普遍均等是官家市场经济的噩梦。官家市场经济最抗拒分权和均权，而以垄断为本能。垄断的另一面就是歧视，就是排斥，就是隔离，注定了多数人要遭到制度性的淘汰，要成为失败者，受害者。

全部要害就在这里。当下所谓市场经济，主要是官家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老百姓的市场经济。教育有什么自由竞争可言？医疗有什么自由竞争可言？没有自由竞争的教育和医疗，其市场化不过是收费化的同义词，不过是官家变着法子高收费。住房在市场的下游倒有一些自由竞争，但其上游何谈自由竞争？不能自建房，不能合作建房，也没什么廉租房，几乎所有老百姓都被驱赶到房地产市场，唯有买房一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造成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火爆。而最根本的供给，即土地供给则被捏得死死的，房地产市场的命脉完全卡在权力手中，人为造成巨大的供求矛盾，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暴利，而暴利的主要得主就是权力。

通常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就是这样形成的，它们全拜官家之赐，与自由市场何干？又何止这三座大山。几乎每个部门、每个利益集团都成了天价收费站，横亘在老百姓的生命通道上，老百姓生命通道上的每个关头，实际上都有一座大山。它们统统是权力之山，而决非自由竞争之山。其最终结果，都是最大限度地抬升老百姓的生命成本，使他们不堪负荷。

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的残酷。我们本来想用经济改革、用市场体制倒逼政治改革。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战胜了计划体制，官家主义却最终战胜了我们。更大的悲剧在于，尽管我们并没有多少机会实践自由市场经济，但人家干什么都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普通人对复杂的市场经济是不辨雌雄的，反正坏事都是你市场经济干的，我才不管什么好市场经济坏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都混球。这么一来，自由市场经济还没有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市场经济的名声先就臭了大街。

这真是一种戏剧性的转折。当初宣布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一些虔诚的老左派深感绝望，极端者竟不惜以命相殉。但是今天，他们中的多数应该喜出望外吧。今天炮轰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合唱中，领唱者不乏老左派的健将。他们才不管什么自由市场经济和官家市场经济的分野，他们固然不喜欢官家市场经济，但他们更仇恨自由市场经济，对他们来说，自由市场经济才是他们惟一的天敌，你死我活。官家市场经济跟他们至少在官家这个层面上，是有天然的亲缘关系的。所以他们对官家市场经济无论如何不喜欢，但还是能共处一个屋檐下。他们反倒乐得张冠李戴，把官家市场经济的一切祸害，以及产生这一切祸害的终极根源，一股脑儿全泼到自由市场经济身上，以此来印证市场经济乃万恶之源，印证他们当初反对市场经济之英明。这时的老左派已不同当年，当年全民一心奔市场，老左派虽往往位高却形单影只，是公众嘲弄的对象。现在，老左派确实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而且在野状态、相对弱势的状态也使他们容易博得社会同情。现在老左派虽然在重返过去时代这点上仍孤掌难鸣，但在反对市场经济这点上，他们却颇得底层民众的共鸣。

与老左派这种一定程度的返老还童相比，市场改革派学者则每况愈下。民众的愤怒需要有一个出口，需要有一个发泄对象。换句话说，需要有人为市场经济的不成功负责，需要有人对弱势群体的苦难负责。市场改革派学者不免首当其冲。这对他们来说，当然是很冤枉的。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推崇的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相信他们并不曾预见市场经济会下出今天这样古怪的蛋。而且整个过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非当权者。那么今天把一切问题推到他们头上，又如何说得过去？

但换一个角度讲，公众把愤怒集中于他们，也不是全无道理。如果说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们当初的意料，那么当事态发展的轨迹已十分清楚，现实已不容回避时，如果说公众未必有能力判断，市场改革派学者则是完全有能力判断的。但他们有多少人曾经给公众提个醒？曾经与官家市场经济划清界线？这点上他们不仅往往明哲保身，个别大佬甚至堕落为官家市场经济的同谋，乐得趁火打劫。

知识分子是整个民族的思想哨兵。明明狼来了居然知情不报，已然是渎职；如果趁火打劫，更是罪上加罪。深受其害的公众因之迁怒整个市场改革派学者群体，实在情有可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市场改革派旗手的吴敬琏、茅于轼才遭到万炮齐轰。就此来说，他们不是为他们个人受难，他们是在为整个市场改革派群体受难。

二

但是，无论如何情有可原，对吴敬琏、茅于轼的炮轰都于理不合。

吴敬琏一方面固然是市场改革派的领军人物，另一方面，却因其深厚的人文情结和公共关怀，而成为市场改革派最大的另类——他是官家市场经济这一趋势最早的预言者，也是官家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抗议者和批判者。只不过他没有明确使用“官家市场经济”这个词，而是叫做“坏的市场经济”或“权贵资本主义”。

远在1980年代末，吴敬琏已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他和另一个经济学家钱颖一长期合作，主题就是市场时代的公共治理。因为吴敬琏最早意识到，没有公共治理，权力不受制约，市场化就必然被扭曲，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就是必然结局。如果说，吴敬琏和钱颖一的这些早期研究，主要影响没有超出学术界和政治高层，主要是给精英扫盲；那么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的问世，则是市场时代的公共治理问题第一次上升为公共话题，而进入大众视野。吴敬琏和他的学生石小敏等，是这本书的重要推手。没有他们的奔走呼吁，这本书的公开出版及后来的巨大震荡，将是难以想象的。吴敬琏之所以对这本书情有独钟，显然是因为他与何清涟在公共治理问题上，尤其在民主与法治问题、在社会公正问题上，有太多共识。

何清涟和《现代化的陷阱》很快陷入困境，这对吴敬琏不是好兆头。但吴敬琏是个固执的人，当年围剿市场经济理论，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譬如刘国光等原来主张市场经济的大腕这时都退缩了，检讨了。吴敬琏偏不认输，而当着最高决策者的面舌战群雄，成为传奇。在市场经济体制终于确立之后，因为强调公共治理，强调民主、法治和社会公正，吴敬琏渐趋边缘。但这时的吴敬琏更不可能回头。早在2002年，他已跟江平联手，组建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主攻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试图从法治入手给权力的野马套上笼头。

吴敬琏因此不同于他的许多同行。在市场经济被视作洪水猛兽之时，他坚持为市场经济请命，而被称作“吴市场”。当市场体制的合法性问题得以解决，市场经济成为显学之时，他没有盲目跟风叫好，而是开始了新的思考——思考“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即市场经济将在中国遭遇何种困厄的问题。从前的“吴市场”变成了“吴法治”。

中国必须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官家市场经济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天敌。吴敬琏对此深怀忧惧。如何通过公共治理，通过推进民主与法治，来避开官家市场经济的陷阱，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这是1990年代以来吴敬琏思考的核心命题。他到处谈论官家市场经济的危险，毫不掩饰他的忧惧。那些只想听赞歌的人，不免愈来愈讨嫌他，甚至在当年并肩作战的许多同行眼里，他也成了异端。

这就是说，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形势反而更为复杂。从过去计划派与市场派的简单二元对立，发展到传统计划派、官家市场派、自由市场派三足鼎立。这么一来，吴敬琏的处境就不能不非常微妙。

吴敬琏的直接对头是官家市场派。

如果说1980年代中期以后，即改革推进到纵深以后，官员群体成了改革的抵制力量；那么1990年代以来，官员群体不仅不再抵制改革，反而成了改革的生力军。两个历史时期的官员群体对改革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惊人的落差？原因无它，端在1990年代以来的改革，彻底打通了权力跟市场的通道。官员们惊喜地发现，原来改革于他们非但无损，反而给他们开辟了在市场上跑马圈地，将权力直接兑现而且无限增值的广阔空间。我们的某些“主流经济学家”那时曾天真地幻想，权力寻租可能是赎买权力、离间管制，置换一定的经济自由的必要代价。此即所谓“腐败有益论”。但事实恰恰相反，人家既要笑纳财富，但权力和管制一点也不放松，你要的自由一点也不给你。赎买反倒鼓励了人家的贪欲，既然每给市场套上一根绳索，就多了一条生财之道，那么何不将市场五花大绑？结果愈赎买，离自由愈远，几乎整个市场都被权力绑票。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多少公共部门不以营利为目的，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简直就成了天经地义。

1990年代以来，吴敬琏批判的锋芒一直都指向官家市场经济。批垄断，批腐败，本质上都是批官家市场经济。但是，他回天无力，徒遭嫉恨。他跟江平联手主办的上海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所，以研究公共治理而知名，本应是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脑库，却备尝风雨，能不关门已属万幸。

吴敬琏的宿敌则是老左派。老左派对吴敬琏简直有杀父之恨，他们把颠覆计划体制这笔账主要就记到了吴敬琏的头上，为此展开持续十多年的舆论追杀。官家市场经济之愈演愈烈，则给他们的舆论追杀提供了最好的历史机遇，他们当然要利用到极致。2006年3月8日发布于著名网站“乌有之乡”的一个左派纲领，总结对所谓“资改派学者”的斗争策略，其中一条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逐一围歼。”这其实就是所谓“狂蜂战术”：一个时期锁定一个目标，一旦锁定就倾巢而出，咬住不放，直到“揭透批臭”。据他们声称，运用这样的战术，他们“先后集中力量围歼了张五常、张维迎、厉以宁、吴敬琏、高尚全等资改派经济学家，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他们故意把吴敬琏跟“张五常、张维迎、厉以宁”完全混同，抹杀他们之间的重大分歧，把“主流经济学家”所有的错误主张都跟吴敬琏挂钩；他们根本无视吴敬琏对官家市场经济的一贯批判立场，尽可能以官家市场经济之害嫁祸自由市场经济，嫁祸自由市场理论领军人物吴敬琏。基于这样的前提来批判吴敬琏，当然无往不胜。吴敬琏就成了官家市场经济的代表人物，不仅遭到不明真相的网友的口诛笔伐，就连以自由派自居的某海外斗士，也趁乱对吴敬琏拳打脚踢，甚至斥吴敬琏为自由派、市场派的耻辱，要为自由派、市场派清理门户。

既有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又有来自老左派的报复，还有来自民众的误解和误伤，甚至不乏右翼红卫兵的明枪暗箭。自由市场理论领军人物的这种尴尬，实际上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尴尬。官家市场经济一日不休，自由市场经济的清白之身就一日不能澄清。而如果官家市场经济发展到极致，最终的结果将是民众将脏水和婴儿一起泼掉，市场化被民众一概否定，一概抛弃。那时，历史车轮的倒转将并不是没有可能。这正是老左派梦寐以求的。自由市场经济要想不做官家市场经济的殉葬品，就必须遏止官家市场经济，这点上，我们已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