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古今，人类诸文明创发演进，蜿蜒曲折，穿越时空，而能延续至今，均因它们能在发皇延续的历史进程中，容内百川，汲取不同文明的要素，将自身汇合成浩荡的巨流。

    不必讳言，近代西方文明所以后来居上，盖因蕴含在其典章制度、法政架构其后的学说义理，有足多者。百年以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贤已然认识到，处于列国环伺竞争的现代世界，既不能仅以“船坚炮利”为能事已毕，亦不能依旧空腹高心侈言心性，它意味着学术的重点要移至与“公共”相关的理论与制度的汲取与建构上来。张之洞尝言“西学之中，西政最要”；梁启超亦主“译书以政学为先”。近代以来，有识之士，窃火异域，汲汲以译书为先务，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百年如昨，前贤曾为此殚思竭虑，亟待后人承其遗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