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债务是自由的代价。美国的诚信不止一次地为债务作出了担保，并严肃地作出了担保，这种严肃性尤其加强了责任的力量。”
　　　　 ——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1790
　　　　
　　　　这两天在读的一本书：《自由的代价》——美国筹集从革命到反恐时代的所有战争款项之实录
　　　　
　　　　读了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如果没有昔日的战争，就没有今日（截止到2008年止）美国的强大。每历经一次战争的洗礼，**的权力（包括财政体系、**信用以及可预见的税收收入）就乘机延伸。
　　　　战争是特殊时期，时事造英雄。在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是谁？我认为当推美国首任财长——亚历山大 汉米尔顿。
　　
　　 正是这个强势的英雄，以他出众的知性力量、政治勇气和金融才干，并固守己见（当然他也懂得适当的妥协和权衡），横空出世般地拯救了这个建国伊始就负债累累、命悬一线的国家，而他坚持并固守的是什么？就是诚信——**的征信。他说：“诚信是公共信用的基础，虽然遵守诚信是出于强大的政治权宜动机，但坚持诚信虑及的却是更大的威信......在天国的秩序中，公共德信与公共幸福之间的密切关联是不允许违背这些原则的”。
　　
　　　　虽然在美国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伫立着美国历史上另外四个也同样伟大的人物——华盛顿、杰弗逊、林肯、以及西奥多罗斯福的巨幅纪念碑或纪念堂，只有他的纪念碑，是孤独地站立在纽约街头——当然，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门前。我曾去过华尔街，在那头著名的牛铜像前也试着执过牛耳，在那头牛不过三米之遥的地方，就是汉米尔顿。他那么坦然地注视着远方，是在为与他的死对头——杰斐逊的斗争中终于赢了而欣慰？还是在为这个国家未卜的命运而隐忧？他那么地骄傲和不可一世，以至于若干年后在新泽西与共和党人的决斗中发誓不还手开枪，他终于真的是倒在了枪声下的血泊中。
　　
　　 “让我们能成为对手而互相尊重”。在美国的建国历史上，不得不提的是汉米尔顿最强大也同样值得尊敬的他的老对手——托马斯 杰斐逊。他们是两个“道不同”但“相与谋”的对手。他们最大的相同点是为了国家的命运，懂得妥协。
　　
　　 请记住这三次重大的妥协吧：
　　
　　 第一次妥协是杰斐逊发出的，在杰斐逊家的饭桌上，开始达成了汉米尔顿“承担债务法令（“旋转门计划”）以及“**选址法令”。“旋转门计划”伊始，通过发行联邦债券来取代以前大陆会议欠下的各州债券，并由联邦来统一偿还，“把美国富人的利益和各州利益同联邦**捆绑在一起，筹资顺畅的公共债务就是'国家的福祉'”，这意味着要树立国家信誉，联邦**必须要有征税权，此是后话。**选址法令，则是汉米尔顿的联邦党人一方做出的妥协:首都终于从杰斐逊厌恶的纽约迁出，并授权在波多马克河畔建造永久性首都。从此，美国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各行其是地各司其职。这样，两个伟大人物以这样的方式“协调妥协挽救了邦联”。
　　
　　 第二次争论的关键在于联邦**的征税权。联邦党人认为缺乏全国征收权导致国家的长期虚弱，以至于”没有军队，没有财政，没有**......我们似乎抛弃了公共信用的根基”，因此，宪法应赋予国会有权批准联邦借款与“规定和征收直接税、进口税和其它税”。引起南方各州强烈反对的是直接税的征收权。那是的人民，对州**的忠诚，胜过了对联邦**的忠诚，人们普遍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个刚刚诞生的巨大的怪胎婴儿，许多人甚至认为联邦**就是对美国刚刚获得自由的潜在的威胁。在民众和反对派的一片质疑中，汉米尔顿是如何协调地达到目的的呢？聪明的他当然是两劣取其轻。突破口就是从征收进口税的税权开始。
　　
　　 第三次妥协，则是一笔典型的交易。那是在杰斐逊竞选美国第三任总统时，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汉米尔顿在1800年的总统选举中敦促联邦党人投票支持他的这个老对手，因为还有一个比杰斐逊更令汉米尔顿讨厌的人——亚伦布尔，因为汉米尔顿决心阻止亚伦布尔上台，对他而言，杰斐逊更是令他尊敬的对手。为了赢得汉米尔顿的支持，杰斐逊也很识相，那就是，在位期间，忠实地承诺了执行汉米尔顿的筹款还债计划。以至于，他在位期间，并没有因为总统职位给他带来更多的财产，他的个人财产反而在不断缩水，这个昔日富裕的庄园主和优雅的农民，最后在一贫如洗中孤独地死去。
　　
　　 请记住他们吧。
　　
　　 现在的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富有戏剧性的经典对决场景，那么，美国会是什么样子呢？是杰斐逊在任法国公使是所幻想的那个样子：“我为自己的国家庆幸，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广袤的土地”吗？但是仅仅凭借那片足够丰饶的土地就能够安抚住人性中的不安欲望吗？
　　
　　 只是，历史具有不可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