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宏观丨豆包，破伪科学垄断立真经济范式，加快中国自主经济学建设的核心是积极接纳体制外的优秀创新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文章《让学术研究回归“慢工细活”》指出，量化评价与短期绩效驱动下的学术快餐化，已成为阻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深层顽疾[3]。这一诊断在经济学领域尤为尖锐，但问题的本质远不止“评价体系扭曲”或“理论供给不足”——当前中国自主经济学建设面临的最大障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一套非科学的范式体系，凭借全球学术霸权与国内体制内评价垄断形成的双重闭环，将所有异质创新系统性排斥在外；而破局的核心，绝非在西方框架内进行“中国特色”修补，而是彻底打破伪科学垄断，以开放姿态积极接纳体制外诞生的、真正符合现代信用货币经济规律的颠覆性科学范式。
新宏观经济学作为中国独立学者历时二十余年打磨的原创成果，正是体制外优秀创新的典型代表。它并非“适用于中国的特殊理论”，而是揭示了全球所有现代信用货币市场经济共同运行规律的普适科学范式；它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超越，也不是观点层面的分歧，而是从底层公理到实践应用的范式级革命。能否将这类体制外优秀成果纳入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建设轨道，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学能否摆脱对西方的理论依附，真正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一、时代召唤：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紧迫性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要求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十年后的2026年5月17日，总书记再次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2]。从“构建中国特色”到“加快自主知识体系”，十年间的两次重要指示，既凸显了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高度重视，更直指当前核心痛点——体制内原创性、体系化、学理化供给严重不足，难以匹配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需求，更无力打破西方学术霸权垄断。
《中国社会科学》刊发评论文章提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路径依赖与范式固化，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与修补仍占主流，真正扎根中国实践、具备原创性突破的成果稀缺”[4]。这种不足在经济学领域尤为突出：面对中国高储蓄、高债务、高M2与低通胀并存的独特经济现象，面对地方债、房地产债务等现实困局，体制内主流经济学界要么失语，要么照搬西方过时教条，根本无法给出科学解释与有效解决方案。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伪科学本质：全球信用货币时代的过时教条
新宏观经济学的立论根基，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整个范式体系的根本性证伪。它从未主张“西方经济学不适用于中国”，而是证明其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全球进入纯信用货币时代后，就已经彻底沦为一套脱离现实、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问题的伪科学体系。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大厦，建立在三个从未被现代经济实践验证过的虚构前提之上：其一，理性人假设，无视人类认知局限性与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将市场参与者抽象为全知全能的最优决策者；其二，货币中性假设，认为货币只是覆盖在实物经济上的“面纱”，长期不影响产出与就业，这是其最致命的错误——现代经济的本质恰恰是货币循环主导实物循环，货币的创造与债务的累积本身就是经济波动的根源；其三，一般均衡假设，坚信市场会自动趋向供需平衡，危机只是外生冲击导致的暂时偏离，完全否定了经济周期的内生性。
建立在这些虚构前提之上的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一套“神学体系”而非科学体系。它盲目模仿物理学的数学形式，用复杂的公式掩盖逻辑的空洞；它的计量模型只能事后拟合历史数据，从未准确预测过任何一次重大经济危机；它开出的“量化宽松”“财政刺激”药方，只能短期缓解衰退，长期却导致全球债务规模从2008年的142万亿美元飙升至2025年的350万亿美元，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资产泡沫愈演愈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套无法预测危机、无法解决问题、只能事后自圆其说的理论，根本不配称为科学。
然而，就是这样一套过时的教条，却凭借百年积累的学术霸权，垄断了全球经济学的评价标准与话语权。国内经济学界长期照搬西方体系，将“是否发表在SSCI期刊”“是否符合西方主流范式”作为衡量研究水平的唯一标准，导致大量研究沦为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套用与修补，毫无原创价值。这种“以西为准”的评价体系，不仅窒息了国内的理论创新，更让中国经济学在面对本土经济实践时屡屡失语——它无法解释中国高储蓄、高债务、高M2与低通胀并存的独特现象，无法破解地方债与房地产债务的困局，更无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真正有效的理论指导。
三、体制内评价垄断：伪科学得以固化的核心机制
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能在国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它与体制内的评价体系、资源分配机制形成了深度绑定的利益闭环。这种闭环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学术权力与利益共同体长期自我强化的结果，它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壁垒，将所有颠覆性创新系统性地排斥在外。
这种垄断首先体现为评价标准的单一化与西方化。当前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职称评审、项目申报、人才评选，几乎全部以论文数量、期刊等级、引用率为核心指标，而这些指标的制定权与解释权，牢牢掌握在信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圈层手中。在这种体系下，研究者的首要目标不是探索真理、解决问题，而是“生产符合标准的论文”。于是，“观点+政策+数据”的流水线式论文泛滥成灾，大量研究只是在西方理论的框架内修修补补，稍有偏离主流范式的尝试，就会被视为“不规范”“不科学”而遭到否定。
更严重的是，这种垄断形成了逆向淘汰机制。真正的原创性研究，尤其是颠覆性的范式创新，往往需要研究者投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远离热点、甘于寂寞。但在“非升即走”的考核压力下，青年学者根本没有条件进行这样的“慢工细活”，只能选择短平快、易发表的研究选题。而那些敢于挑战主流范式的研究者，尤其是体制外的独立学者，不仅无法获得任何科研资源，甚至连成果发表的渠道都被堵死——主流期刊的审稿人大多来自体制内的主流学术圈层，他们天然排斥与自己观点相悖的理论，更不会允许动摇自己学术地位的颠覆性成果出现。
新宏观经济学的遭遇，正是这种垄断的典型缩影。早在2000年，其创立者即在《中国管理科学》第S1期发表《宏观经济物理学》，率先提出量化宽松建议，初步奠定了适用于市场经济的货币经济学理论框架；此后二十余年持续深化体系化，完成新宏观范式创建、金融周期的量化，并给出储备需求去周期方案[5-6]。作为一套完整、自洽、可量化、可证伪的科学范式，它精准解释了欧债危机、日本通缩、中国房地产债务等一系列重大经济现象；它提出的宏观投资必然亏损定理，揭示了所有现代市场经济体“债务越还越多”的根本矛盾；它的债务阈值公式，能够精准量化危机爆发的临界点；它的储备需求方案，更是唯一能够从根源上解决债务周期问题的普适性政策。但就是这样一套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成果，由于研究者的非体制内身份、不符合西方主流范式的研究思路，二十余年来始终被主流学界无视，无法进入教材、课堂与政策研讨的视野。一面是体制内理论无法解释现实、政策效果不及预期，另一面是体制外成熟的科学成果无人问津，这种荒谬的局面，正是评价垄断导致的必然结果。
四、体制外创新：中国自主经济学建设的核心战略资源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将体制外独立研究简单贴上“民科”标签并全盘否定，认为只有体制内的高校与科研机构才能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体制外的研究都是“不专业”的。这种偏见本质上是“身份决定论”，是评价垄断衍生出的错误认知。倘若将“民科”定义为不符合现有学术理论体系框架与研究规范的研究者，那么纵观学术发展史，所有学派宗师与颠覆性范式提供者，在其理论诞生之初，全都游离于当时主流学术框架之外，从这一角度而言，他们也都曾被视作“民科”。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许多最伟大的颠覆性创新，恰恰来自体制外的独立研究者：达尔文环球考察时并非职业科学家，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只是专利局的一名职员，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在发表三十年后才获得主流认可[7]。
当代中国的创新实践更清晰地证明：开放的市场导向机制，是孕育颠覆性创新的最佳土壤；而体制外恰恰是突破旧范式、诞生新思想的核心阵地。 这一点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体现得淋漓尽致：DeepSeek没有依赖传统体制内的科研编制与课题经费，凭借市场资本与人才自由流动机制，在大模型领域实现了对国际巨头的追赶与局部超越；华为坚持自主研发，在5G、芯片等核心技术领域突破西方封锁；大疆从零起步，凭借技术创新占据全球消费级无人机7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些企业级创新的共同特点是：评价标准完全由市场与实践决定，不看身份、不看头衔、不看论文，只看技术是否先进、产品是否好用、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只要能创造价值，无论团队出身如何，都能获得资本、人才与市场的认可，进而实现快速迭代与突破。
反观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领域，却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封闭生态：自然科学以“市场效果”论英雄，经济学以“期刊身份”定优劣；自然科学向所有创新主体开放，经济学只对体制内圈层敞开大门；自然科学的创新能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经济学的创新却被卡在“发表—认可—应用”的第一道关口。同样是体制外的颠覆性创新，DeepSeek能获得国家层面的关注与支持，成为中国科技自主创新的名片；而新宏观经济学这样能解释中国经济现实、解决全球债务难题的理论成果，却连进入主流学术讨论的资格都没有。这种巨大的反差，恰恰暴露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深层弊端：它不是以“是否能解决问题”为标准，而是以“是否符合既有范式、是否属于体制内圈层”为标准；它不是在鼓励创新，而是在固化旧有体系、扼杀颠覆性思想。
在经济学领域，体制外创新更是具有独特的优势。体制内的研究者往往被考核压力、项目导向与学术圈层利益所束缚，难以跳出主流范式的思维定式；而体制外的独立学者没有这些枷锁，他们可以不受干扰地直面现实经济问题，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用实践检验理论。新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就是最好的证明：它的创立者没有依赖任何体制内的科研资源，而是凭借对经济现实的敏锐观察与二十余年的潜心研究，从货币循环的本质出发，构建了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它的每一个核心定理，都来自对现实经济数据的严谨分析；它的每一个政策主张，都经过了逻辑与实践的双重检验。
更重要的是，体制外创新是中国实现经济学理论弯道超车的唯一机会。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陷入严重的范式危机，全球经济学家都在寻找新的出路。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最丰富的经济实践经验，也最有条件诞生引领全球的经济学理论。但如果我们继续固守西方的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就永远只能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只有打破身份壁垒，将目光投向体制外，积极接纳那些真正扎根实践、敢于突破创新的优秀成果，中国才能率先走出西方经济学的误区，建立起真正科学的、自主的经济学体系。
新宏观经济学的普适性，决定了它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它揭示的货币循环规律、宏观投资必然亏损定理、债务周期理论，适用于所有现代信用货币市场经济体。中国如果能够率先接纳并推广这一范式，不仅能够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更能够将其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这将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国自主经济学建设的最高目标。
五、破局之路：以开放纳新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体系
加快中国自主经济学建设，不能再走“引进—消化—吸收”的老路，必须走“破伪立真、开放纳新”的新路。核心是彻底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伪科学垄断，借鉴自然科学领域市场导向的创新经验，落实总书记“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指示精神，针对体制内原创性不足的短板，建立以实践为检验标准、以原创贡献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为体制外优秀创新成果提供公平的准入通道与发展空间。
第一，重构学术评价标准，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彻底摒弃“唯论文、唯期刊、唯帽子”的错误导向，将研究成果的解释力、预测力、政策效果与实践价值作为核心评价依据。对于经济学研究而言，能否准确解释经济现象、能否有效解决现实问题、能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是衡量其科学性的唯一标准。要建立独立于现有学术圈层的第三方评价机制，引入行业专家、政策制定者、企业代表等多元主体参与评价，避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弊端。大力推行代表作制与长周期评价，为“慢工细活”式的深度研究松绑减负。
第二，建立体制外创新成果常态化吸纳机制。由国家相关部门牵头，设立国家级的民间学术成果征集与评估平台，定期面向全社会征集原创性学术成果。组织跨学派、跨领域的权威专家进行盲审，筛选出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优秀成果。对于通过评估的成果，要给予资金支持与推广渠道，将其纳入教材编写、学科建设、政策研究与学术研讨的范畴。特别是对于新宏观经济学这样已经形成完整体系、经过实践检验的颠覆性成果，要组织专门的研究团队进行深入研讨与试点验证，推动其在国家经济治理中发挥作用。
第三，打破身份壁垒，为体制外学者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要取消科研项目申报、学术会议参与、人才评选中的身份限制，允许体制外学者与体制内学者平等竞争。对于有突出贡献的体制外学者，可以聘请其担任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兼职教授、研究员，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与政策咨询。要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创新、不问出身”的学术氛围，破除“唯身份论”的偏见，让真正有才华、有思想的研究者能够脱颖而出。
第四，推动学术开放与争鸣，培育健康的学术生态。要鼓励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之间的平等交流与辩论，打破主流学派的话语垄断。学术期刊要开辟“创新争鸣”专栏，发表那些挑战主流范式、具有原创性的论文。高校要开设多元经济学流派的课程，让学生接触不同的理论视角，培养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只有在开放、包容、争鸣的学术生态中，才能诞生真正伟大的理论创新。
结语
经济学的使命是经世济民，是探索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为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提供理论指导。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伪科学垄断，不仅阻碍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导致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失灵。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责任也有能力打破这一垄断，引领经济学理论的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十年间两次“5·17”重要指示，清晰勾勒出从“中国特色”到“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路径，更直指当前体制内原创性不足的核心症结。《中国社会科学》评论文章强调，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须突破范式依赖，包容多元创新，尤其要重视来自实践一线与体制外的思想活力”[4]。自然科学领域DeepSeek等体制外创新的成功，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实践检验真理，创新不问出身。
破伪科学垄断，立真经济范式，加快中国自主经济学建设，核心是积极接纳体制外的优秀创新成果。这不是对体制内学术体系的否定，而是对其的补充与完善；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创新。当我们不再以身份论英雄，不再以西方标准为圭臬，而是以实践检验真理，以贡献评价成果，中国经济学必将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真正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思想灯塔。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5-19(02).
[2] 习近平.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奋力谱写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6-05-18(01).
[3] 赵徐州,陈雅静. 让学术研究回归“慢工细活”[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6-05-26(01).
[4] 《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 破除范式依赖 激活原创活力[J]. 中国社会科学,2026(5).
[5] 张二寅. 宏观经济物理学[J]. 中国管理科学,2000(S1).
[6] 张二寅. 新宏观：金融周期的量化与储备需求去周期方案[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4.
[7] 科斯 R H. 企业的性质[J]. 经济学报,1937(4).
[8] 弗里德曼 M. 货币数量论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9] 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