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锋”的“建构”读解
肯尼思·弗兰普顿重提“建构”文化研究为建筑学术界找到了创建学科自主性的契机,但同时,这种渴望清理出一个彻底摆脱意识形态控制的本体文化的迫切心态,使许多学者并能未充分理解“建构”提出的深厚背景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批判张力,这导致“建构”研究目前在中国仍停留在一种现代理性主义的知识体系内,其现象学的批判实践性在这种压制的状态下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活力。另一个问题是,目前对“建构”的读解多追求一种典型性或纪念性,其无疑极大程度缩窄了“建构”研究的丰富度,也使它承担了过于鲜明的表现任务。
因此,本文将试图站在“抵抗建筑学”的“后锋”立场,破除那种以“建构”谈建构的理论内视角,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层面,将其视作一种“建造”的“构成活动”,以“消解”式的读解方式还原“建构”文化的广泛视域,并以方法论的批判将建构真正引向一种精密的语言读解和制作中。因为此特殊视角,本文将尽量避免推演式的论述方式,而尝试一次跨学科、跨理论的写作。
文章将从广泛的建构营造活动入手,贯穿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不同视角,在学科内与外,“建造”与“诗意”、“先锋”与“后锋”、“理论”与“实践”、“宏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