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资本本质，科学化解资本挑战风险

               作者：屈炳祥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26-10-11 09: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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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资本作为一种代表特定社会关系的生产要素，伴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而逐步成长壮大，占据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绝对优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第5次经济普查得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我国私人企业数量已经超过5400万户，注册资本突破200万亿元人民币，私人经济贡献了我国50%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劳动就业岗位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事实表明，私人资本已经在事实上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角或主力军。

　　基于《资本论》相关原理审视当代中国资本发展实践，我们发现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于资本无限增殖的天然本性，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无序扩张态势，对国家权威形成了不容忽视的挑战。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仅2021年至2023年，反垄断部门就查处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案件138件，罚没金额超过160亿元，其中某头部互联网企业通过“二选一”协议锁定品牌商家、排挤中小竞品，不仅形成了流量与交易的双重垄断，而且还试图通过资本并购渗透公共舆论领域，干预政策酝酿与决策，影响政府监管政策的出台走向。部分资本还依托资金优势渗透进入民生保障与公共服务核心领域，比如部分房地产资本恶意抬高地价与房价，将居住属性异化为资本投机工具，直接推高民众居住成本，冲击国家“房住不炒”的权威定位与发展方向；还有部分教育资本介入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收割国民的钱袋子，人为制造教育不平等，破坏教育公平政策的实施。

　　此外，特别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资本早已开始向政府与公共权力领域渗透，并且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他们或通过钱权交易或色权交易等方式，捕获和绑架各级政府或官员，在项目审批、资金供给、土地出让等方面谋得好处；或收买专家教授、智库学者充当利益代言人，以种种政治说教或所谓建言献策，控制舆论宣传，影响乃至干预政府决策与政策制定，为自己捞得超国民待遇；或蝇营狗苟、投机钻营，挤入“先进”与“劳模”队伍，或钻进“人大”、“政协”及“领导班子”，利用所谓合法身份参政议政，公开代表资本利益与政府讨价还价，甚至一手遮天、越俎代庖，自己说了算。如此等等。

　　这几十年来，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所揭露出来的各种腐败案件，足以说明资本的无序扩张，向国家权力机关渗透的事实对我们发起的挑战是多么地令人震惊。在这些案件的背后，无不存在着资本围猎政府、捕获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替自己谋利的事实；同时也大量存在部分政府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投降资本、效力资本，与其狼狈为奸共同危害人民与社会的事实。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各级领导机关的纪委与监委关于披露和处理所有腐败案件的“通报”中得到证实。最近，许家印案已正式落下帷幕，由此牵出来的省部级以上公职人员数10人，厅局级公职人员更多。这不正是资本围猎政府、捕获公职人员，共同颠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最好、最典型的例证吗？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它们就敢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公开挑战政府，践踏法制和规则（或政策），在招用工、劳动管理、收入分配诸方面拒不执行国家《宪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及政府相关政策，严重侵害劳动者权益与劳动者尊严。我们政府的有关部门及其有关人员对此为什么却听之任之、视而不见，甚至参与其中？乃至在无数受害者反复呼吁、发出求救之后，在许多有识之士频频发出谴责、批评之后，我们政府的有关部门为什么对此仍然置若罔闻、漠然置之？这只能说，私人资本对我们的政府渗透得太深了，与我们的一些公职人员绑得太紧了。或者说，我们的政府和一些公职人员与资本的关系太亲了，太铁了。

    （篇幅所限 未完待续）

　四

　　面对当前的现实，说明我们在防范资本挑战，化解其带来的社会风险方面仍然任重道远，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下更大的功夫。

　　1、坚持党的领导，维护中央的绝对权威，筑牢对资本监管的政治根基

　　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要遏制资本无序扩张，防范和化解其挑战带来的风险，首要前提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维护中央权威。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6]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才能从全局和长远的战略高度加强对资本的监督与管理，努力遏制资本挑战风险的发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人大及政府各部门不断完善法制（含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为资本活动立下红线。2017年和2019年两次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2022年首次修改《反垄断法》，2024年又完成对《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的修订并推动施行；完成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网络反不正当竞争等相关配套规章修订，发布平台经济、行业协会等领域专项反垄断指南，等等。目前，已形成了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核心的法制体系。同时，我国还开展了多轮反垄断专项治理行动，并收到良好效果。仅2021到2023年3年间，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市场垄断案件900余件，罚没金额超过280亿元。另有资料显示，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发力，全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6.53亿元；审结经营者集中706件。其中还对平台经济领域资本无序扩张行为进行了查处，有力纠正了资本利用市场垄断，干预公共政策、侵蚀公共利益的倾向，维护了市场的竞争秩序。

　　2、完善反垄断与税收监管制度，遏制资本的无序扩张

　　众所周知，资本的无限增殖本性决定了它必然始终存在着那种突破边界、追求垄断，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内在冲动。当它脱离有效监管形成无序扩张时，不仅会扭曲市场秩序，更会逐步向公共权力领域渗透，对国家权威形成挑战。资本一旦通过集中形成垄断，就会借助垄断地位排除竞争、抬高市场进入门槛，以此挤压中小经营者，甚至企图通过自身影响力干预地方政府政策制定与实施。为此，如前文所说，我国人大及政府各部门不断修改和完善《反垄断法》，及时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等支撑法律以及各类行政法规与规则，为规范资本运行立下红线、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性武器。

　　反垄断监管除了需要法制与规则，还需要细则。针对当前资本扩张的新态势，我国各级政府不断将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纳入反垄断监管范围，明确了把握“二选一”、“掐尖并购”、“围标式投资”等新型垄断行为的认定标准等，为资本运行划清了边界。

　　在税收监管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本所得的征税规则，堵住资本逃避税收义务的制度漏洞。为此，我们需要将税收监管与反垄断结合起来，形成制度合力，即一方面通过反垄断打破资本的垄断格局，防止资本过度集中而形成的挑战国家权威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通过税收制度调节资本收益，遏制资本无限增殖与膨胀。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韩国的一些经验与做法。比如，设立高额遗产税，让资本富不过三代。韩国鼓励一代打拼致富，认可二代接续继承，但绝不允许三代继续躺赢，让财富永远在少数家族集中。对此，它对那些大额遗产采取了征收高达50%税率的重税政策，若是继承上市公司的大额股权还要加征20%的经营权溢价税。韩国税务计税范围没有死角，执行没有漏洞，除了房产、股票、存款必须计税外，连古玩、字画、贵重家具、私人博物馆藏品等全部纳入资产评估，全额计税。再比如，开征高额股息个税加全球征税，堵死富人套现跑路。韩国针对大股东高额分红收入，实行超额累进税制。韩国征税全球无死角，只要是在国内有产业、有经营业务，无论公司在哪里注册，即使是像开曼群岛这样的所谓避税天堂，也不例外，必须按规矩缴税，一分不少。另外，韩国税制还特别强调有奖有罚的原则，实行奖惩并行的做法。即一方面用政策红利，如出口补贴、税收减免、低价工业用地、低息专项贷款等鼓励、倒逼企业主动给全民（股民）分红。另一方面，对那些利润独占，不向股民分享红利的公司，国家不仅要取消上述所有扶持政策，而且还要重罚。

　　韩国的上述这些做法的确非常有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长期存在的资本暴富与国民相对贫困的不堪，就是因为国家在对资本的管控与税收征管方面过于仁慈，过于宽松所致。

　　3、设置红绿灯，加强对资本的管控

　　资本的无限增殖本性决定了它必然会向高收益的公共核心领域渗透。对此，必须设置红绿灯，加强对资本的管控。否则，资本就会逐步挤压公共利益空间，偏离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坚持对能源、交通、通信、金融等核心领域的国家掌控，正是防范资本挑战国家权威、保障公共资源始终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举措。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显示，仅2022到2023年，我国就对17起涉及公共核心（如城市供水、公共电网等民生）领域的资本无序扩张收购案作出禁止或附有确定条件批准的决定，从源头上守住了公共资源为民服务的底线。

　　设置红绿灯，加强对资本的管控，本质上就是从源头划清资本活动的边界，防止资本通过渗透核心公共资源挑战国家权威，保障公共资源的公共属性。近年来我国推动的平台经济整改中，明确要求金融、数据等核心领域始终坚持国家监管主导，规范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活动范围。如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于2025年12月联合发布、且于2026年4月正式实施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对互联网大数据杀熟、补贴促销、低价倾销等行为作出了规范。这正是当代中国应对资本挑战国家权威的有效实践。这些做法，为我国从根本上约束资本的无限扩张，让其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4、认真学好《资本论》，强化资本批判与意识形态引导

　　资本扩张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对其他版图的延伸，更体现在对社会及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它试图通过话语重构、价值引导来为自身无序扩张进行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7]52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揭示的这一原理告诉我们，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必然也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占居统治地位，为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提供服务。资本为了实现其无限增殖的目的，不仅会占有生产资料，而且也会试图操控社会生活与精神生产，掌握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权，为其突破权力边界、挑战国家权威提供思想武器。因此，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加强对资本意识形态引导，防止其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将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甚至喧宾夺主、鸠占雀巢。2023年国家网信办《网络生态治理报告》显示，当年全年清理各类涉及资本崇拜、炫富拜金的违法违规信息超过120万条，处置相关违规账号13万余个。事实足以说明资本向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已经成了不可小觑的现实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与足够重视。

　　必须通过主流舆论引导、网络生态净化和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等途径，常态化开展对资本错误思潮的批判。这里，除了批判商品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投机钻营与坑蒙拐骗等腐朽意识形态之外，还要批判所谓“资本永恒”、“资本无害”与“资本中性”等奇谈怪论，把我们的思想、认识统一到《资本论》上来，重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资本观。

　　5、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严厉打击隐藏在党和国家机关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资本及其经营者为了向我们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不停地采取各种办法在我们党和国家机关中寻找和培植代理人。我们党在近数十年的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不论是打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还是被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理人。这些人，就是当年毛主席所说的“走资派”。这些人不只是一般的贪污受贿，侵吞他人与社会公共财产的那种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也不只是那种一般的好大喜功或权欲熏心的个人野心家。除此之外，这些人还具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因种种原因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严重不满情绪和反对意见的人，是主动跪倒在资本（包括美西方跨国公司的在华资本）脚下的阶级异己分子与蜕化变质分子。他们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顽固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甘心情愿当资本的“店小二”或“站台小姐”，为其无序扩张与垄断统治效力，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党的性质，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颜色，复辟资本主义。

　　事实证明，当今中国社会中之所以乱象丛生、且屡禁不止，甚至越演越烈，就是因为有一批又一批主动跪倒在资本脚下的阶级异己分子与蜕化变质分子即“走资派”在兴风作浪与推波助澜，为资本充当代理人与保护伞。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才使资本更加猖狂，更加没有底线地向我们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因而，要想有效防范与遏制资本向我们发难，化解其所引发的种种风险，就必须下决心肃清这些阶级异己分子与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物不清除，资本对我们的挑战及其所引发的风险将会永远存在，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一种严重威胁。为此，我们要把这件事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提到议事日程，切实加以解决。

　　为防范资本挑战，化解其对我们形成的风险，必须在思想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从某种片面的观点看，以为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措施与办法就是好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就应该鼓励与支持。否则，就是错误的，就应该反对与否定。在我们社会主义现阶段，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能视而不见。在这种情况下，鉴别是与非、正与误、乃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能只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一条。应该明白，除此之外还有比这更重要、更本质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具体说，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主人公地位和“按劳分配”方式的巩固、完善与发展，实现全社会劳动者共同富裕与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只有把这些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一致起来、融合起来，才是科学的、正确的。否则，就是片面的，甚至是非常有害的，必然的结果就是使我们的思想认识与社会实践陷入资产阶级庸俗的唯生产力论的泥坑。这样的历史教训十分深刻，必须牢牢记取，以作前车之鉴。

　　根据这样的道理，所以只有那种既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又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才是社会主义的。否则就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某种条件下可能会使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这是在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靠牺牲绝大多数劳动者根本利益、乃至尊严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现在，我们一些朋友在那些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包括美西方大国在华企业）肆无忌惮，敢于藐视政府、对抗法制、甚至挑战中央权威的严重事态面前，之所以怯于对之采取必要措施，予以遏制与打击，就在于他们中唯生产力论的毒太深，太看重了它们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而完全忽视了其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破坏性后果。

　　现在，我们应该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把我们的思想从唯生产力论的迷雾中解放出来，回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上来，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观点和方法来判断是与非、正与误乃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一旦如此，我们即可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在此前提下，我们就可对那些与资本沆瀣一气，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腐败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大张旗鼓地开展斗争，将他们从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中永远清除出去。这样，就可以除掉资本后面的代理人与保护伞，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化解资本挑战及其所带来的风险与威胁。这才是我们的根本之策，或上上策。

（篇幅所限 未完待续）

　   五

　　上述可见，资本是对雇佣工人进行剥削的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它的使命就是以最小的支出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它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特征，而绝不是如某些主流学者所说“一般的生产要素”或某种“中性”东西。当资本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扩张与积累变得强大以后，它就不再会循规蹈矩，按所谓市场规则或价值规律要求来运行与发展，而必然会突破市场规则，向着更多、更广和更高端的领域渗透。到那时所谓“市场决定”就不再是“市场说了算”，而只能是“由资本决定”，“资本说了算”。由资本决定的结果必然导致对国家机构的威胁，对中央权威挑战。不仅如此，它还会反过来控制和利用国家机器或中央权威，使之变成为自己获利的工具。这一点，完全为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所证实。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面对资本的这种无序扩张与无限增殖的野心及其对社会和国家发起的挑战，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风险与威胁，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与警觉，切不可掉以轻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要以马克思《资本论》的睿智与眼光来审视资本，深刻认识资本的本质与运行逻辑，对其扩张野心及对剩余价值的贪欲保持高度的清醒，坚决遏制其对我们发起的挑战与进攻，有效化解对我们的风险与威胁。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掉以轻心，那么，以往曾经有过的历史悲剧就可能在我们今天重新上演。我们曾经为了今天的社会主义所做的不懈奋斗与数千万英烈付出的巨大牺牲都将付诸东流，使我们亿万劳动人民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或故意吓人。上世纪80年代后发生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和资本主义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辟的残酷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然，这并不是说资本会有多么的强大和可怕。而是想提醒人们，面对资本的无序扩张、广泛渗透及其所带来的挑战与风险，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强大的政治定力，树立随时准备同它们决战到底的决心与勇气。有了这种清醒，我们就可以掌握战略主动，立于不败之地。另外，我们相信，资本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早已过时，早已进入腐朽、垂死的历史阶段，终究要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大趋势与总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为转移。国际歌里唱得好：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对此，我们充满信心，将来的中国和世界必定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天下！

　　【参考文献】

　　[1]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英国伦敦：伦敦出版社，1860.

　　[3]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习近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求是》2020.14期。)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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