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毕业啦，可能也是失业吧  哈哈  发点东西
-------------------------------------------------华丽的分割线--------------------------------------
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张五常教授依据欧洲小国林立，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造成了近代以来欧洲的发展和繁荣，并从中国的情况出发，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产生了与欧洲国与国竞争相同的效果，成为过去30年中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国有经济实质上是职权私有的经济
中国的改革实际上从职权制度转向产权制度，才带来了财富的不断增长，
县与县竞争促进经济发展实际上是通过侵犯和剥夺农民产权实现的。
腐败蔓延和经济增长同行，不仅不发生矛盾，而且是同一事物和过程的两个侧面。韩朝华在评论中指出，高增长奇迹也好，市场化改革也好，其基本特点是ZF主导，ZF掌握着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他要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保增长，就一定能成功，同时官员中饱私囊也不受约束，官员是最大的赢家，老百姓小有所获，同时承担了高增长的大量成本
看解决了哪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原因何在，是否以及发生了哪些扭曲，未来的方向在什么地方
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但是会增加组织费用
中国改革最早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但是，今天一块土地要从农业用地变成非农业用地，宪法和土地法规定的合法状态就是国家政权强制征用，土地用途和补偿方式都由ZF决定。
在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上，通过两步利改税和分税制，把利润和税收分开了，结束了国有企业不纳税的历史，在产权改革上，通过抓大放小、民营化和股份制改造，扩大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国有企业退出了竞争性领域，一部分国有独资企业变成了公众公司，并开始通过股票期权来解决经营者激励和企业家定价问题。

从“身份到契约”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进步
西方经过中世纪、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顺利实现了从宗教文明秩序向现代法律文明秩序的转型。阿拉伯世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实现从宗教文明到法律文明的转型。中国在枢纽文明结束之后，很快在秦汉时代实现了从宗教文明到道德文明的转型，但没有完成向以工商业为基础的、人文社会的法律文明的过渡。在此背景下，他认为，秋风提出的宪政问题是要赋予民族国家一个共同体的政治基础和治道架构，这个任务我们今天并没有完成。不仅如此，还要赋于中国这样一个中华文明共同体一种意义世界，包括生活方式的意义赋于和民族理想的展现。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一种市场经济嵌入权威体制下的奇迹，
只立不破的三十年改革
共产党是从“communist party”翻译过来的，它的英文原意并没有“共产”的意思。Communist是从commune一词演化而来，是公众参与的意思
中国在缺乏宪政秩序的条件下进行的改革以及所实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严重破坏了经济赖以发展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因而是没有效率的。
纵观历史上各种经济“奇迹”观，衡量一个经济体实现了“奇迹”的最基本指标不外乎以下几条：一是应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二是较高经济增长应持续了较长时段；三是较高经济增长应较为稳定；四是经济增长中应存在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的改进）的一定甚至较大贡献。
根据诺思，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者制度变迁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 诺思发现，1600-1850年期间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而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全。由此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大大提高了海洋运输生产率。参见North（1968）和陈郁（1994）。] 从这一点看，制度和技术进步对于增长均很重要。
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当前占据主流地位的仍然是诺思（或译“诺斯”）的理论。按照诺思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诺斯，1994）。根据诺思的论述，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规则）和正式的法规（正式制度，正式规则）组成以及它们相对应的实施机制。其中非正式约束涉及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而正式的法规涉及宪法、法令、产权等。制度有可分为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其中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制度安排则是指对某些具体行动或关系实施调节的规则，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诺思和戴维斯，1994）。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诺思，1994）。在其中，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非常重要。但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和制度“锁定”等问题，阻碍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本身可分为五个步骤：一是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团体，二是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三是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四是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团体，即起次要作用的团体，五是两个团体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

对于“中国奇迹”，有必要运用上述新的分析框架，提出一个多源成因解释。主要成因涉及有利的初始条件、较适当的改革路径选择、有利的非正式制度与生存压力因素、渐进的试错式改革因素以及多元行动团体。
在“赶超战略”下，消费被压制，投资被鼓励；轻工业被抑制，重工业被孤立；工人、农民收入被抑制，工农业生产剩余大部分转移到重工业企业和其他支柱性企业的发展。
我国改革路径的选择基本上采取逐步、选择性放开的进路。
而竞争秩序构成性的原则包括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经济政策的前后一致性和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