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美国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迈克尔•佩蒂斯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10-04-23

中国会出现一场银行业危机吗？几乎可以确定，中国政府庞大的信贷刺激计划必将导致未来不良贷款飙升，但那又如何？在关注中国的分析师中，较为乐观的那些人已多次指出，10年前的上一次不良贷款激增，也曾被普遍视为厄运即将降临的信号，但后来什么也没有发生。中国逐渐摆脱了贷款困局，而且看起来没有付出多大代价。
但情况真的如此吗？几乎可以肯定，乐天派未能真正理解中国政府为先前的银行业危机付出了何种代价。事实上，化解昔日不良贷款激增的代价，是加剧了中国国内的经济失衡。当前这种不良贷款的累积，很有可能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
过去，中国政府用以控制不良贷款上升的主要工具有三种，它们都会将成本转嫁给银行储户。首先，央行通过维持较低的贷款利率，减缓不良贷款的累积速度。较低的借贷成本，能够让身处困境的企业更容易随着经济发展周转债务，并降低了应偿付债务的真实价值。
第二，决策部门会向银行注入额外资本，一部分通过直接注资，另一部分通过以高出清算价值的价格收购不良贷款。它们注资的资金来源还是借贷，而人为压低的贷款利率会产生一种效应——将偿债负担转移给银行。最后一种、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工具是，央行会制定一种较大的银行存贷款利差，从而显著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帮助它们调整资本结构
中国政府的战略非常成功，同时无疑避免了一场银行业危机，但这还是要付出代价的。纾困措施暗含着一个要求，即银行储户要为银行业清理提供资助。这实际上意味着从家庭部门向银行、政府和企业的大规模收入转移。如此看来，在纾困期间，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例本已相对较低的家庭收入会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或许也就不足为怪。

这是中国不良贷款攀升的真实风险。这并不是说中国的银行可能会倒闭。银行的债务水平当然很高，而且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这通常是一种有害的组合——但中国政府很大程度上掌控着国内融资，而且能够让自己免受困扰欧美地区的银行挤兑之苦。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政府一样，中国政府处于有利地位，能够继续为不断上升的银行相关债务提供资金，而且在近期不会遭遇债务危机。
危险在于，与以往一样，清理银行业体系的代价还是会落到家庭部门头上。在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上，中国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目前必须降低这种依赖，而唯一的方式就是提高家庭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但考虑到家庭消费增长一直受制于家庭收入的增长，在要求家庭部门帮助清理银行急剧增加的不良贷款的同时，还期望消费激增，或许有些不合情理。
未来几年，随着贸易冲突激化、世界越来越难以消化中国不断提高的产能，中国经济对家庭消费增长的依赖，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人们的担心是合理的，银行不良贷款确实出现激增，中国还是能够轻而易举地避免银行业崩盘。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清理银行体系的代价。恰恰相反，这将给消费低迷的中国家庭施加更大的压力，中国经济不可避免的再平衡，也会因此变得远比许多人预想的更加困难。
究竟有多困难？日本就是最好的例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消费以每年1%到2%的速度勉强前行，因为日本家庭被迫间接清理自己的不良贷款。日本经济增速明显下降。正如日本通过提高消费所占比重缓慢实现经济再平衡一样，中国也必须采取这种做法。
如果今后由于中国家庭被迫为新的不良贷款买单，导致中国消费增长同样放缓，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当前不良贷款激增的真实代价——持续数年的低增长率。
本文作者是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美国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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