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这个曾经光鲜的词语如今更多的被用来调侃，“被中产”、“忽然中产”反映的正是这样的尴尬——被统计数据认定为“中产”的人群明显表现出对这个新身份拒绝和排斥。最新的例子是亚洲开发银行 (下称亚行)发布了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据其提出的标准来估算，就绝对数量而言，我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亿。该报告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是每天消费2-20美元的人群。
        按照亚行的标准，每天消费2美元就是中产阶层的最低指标，换算成人民币，按照一个月30天计，一月的消费额也就420元左右。而北京市从今年7月份开始实施的新低保标准是430元，也就是说，亚行中产者的最低门槛甚至还不及北京市的低保门槛，这与众人心目中的“中产”形象显然差距悬殊。亚行的数据也被当做是另一类型的“忽悠”。
        除了亚行，对于我国中产的人数和标准，之前有过不少版本。如全球著名的欧睿信息咨询公司不久前就发布了一份报告称，2020年我国中产阶层可能达到7亿人，即未来十年我国的中产阶层约占总人口的50%。还有更早些时候，媒体报道说，国家统计局定义中产阶层的收入标准是6万元到50万元。这些足以引起“被中产”者的非议，没想到亚行这次来了一个更猛的。
        对于中产者的人数以及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无疑是确定一个社会是否进入中产社会的重要指标，比如美国就将年收入3万到20万美元的人群定义为中产阶层，而这一阶层达到了总人口的80%左右。这个阶层也是美国的社会中坚，成为社会的稳定器，也向来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
       我们自然也希望我国社会发展成为一个“橄榄型”社会，中产阶层是社会的中坚。但是，这不意味着一个看似经过科学统计的数据，就能说明我国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中产社会，这显然是一种误区。我们也有足够多的数据证明我国离中产社会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比如按照世行标准，我国仍有2亿左右的贫困人口；我国从2000年开始，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呈加大趋势。如果在这些数据的对比之下，8亿中产人数如同我国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一样，意义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判断一个人是否中产，除了收入还有很多其他的重要指标，比如职业声望、生活方式，还有心态——相信依靠自己的职业技能和努力，可以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境遇。他们在稳定社会的同时，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受益者，而非受害者。一个被“问题奶粉”困扰的阶层，一个被高房价折磨的群体，他们能是社会的稳定器吗？所以，一个中产阶层的形成，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要靠这个社会创造一个适宜中产阶层生存的环境。
        中产阶层也应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有强烈的公民意识。他们会通过理性的谈判或者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也会以建设性心态参与社会和政治，也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避免暴力社会的出现。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比如在一些社会公共事件中，这些群体的参与让事件得到了良性的解决。但是这种理性的博弈还未形成社会共识，政府也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更多的是消极的应付，这显然是不利于中层阶层的公民意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