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樊百华：另一个坑农的温铁军？ ——请中国人大师生和中国思想界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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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06-05-28

另一个坑农的温铁军？

——请中国人大师生和中国思想界评断

樊百华

E-mail：fbaihua@hotmail.com，

（附作者的信：大军先生，我长期关注中国思想学术界。这篇文章如果有一点说的不是事实，请不要刊载；但如果都是事实，我认为鉴于温先生一直被宣传为“农民代言人”，有必要给予公开讨论。祝好！作者樊百华。）

我了解温铁军以“长江《读书》奖”为第一阶段。事实上也就没有了第二个阶段。在那篇奖金为3万美元（曾有报道说温铁军给河北定县他“蹲点”他“挂牌”的“乡建学院”捐款人民币3万元）的论文，《“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的一开头，温先生就摆出“用脚做学问”、“注重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学习革命领袖将外来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派”姿态。论文的中心意思是：西方无论什么学说理论，都无法搬用到中国；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但除了农民素质低需要继续教育的问题外，20世纪的核心问题——土地制度已经解决。世纪之交农民问题已经扩展为“三农问题”。文章主要回顾了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到邓小平解决农村土地制度问题的实践，认为他们都能从实际出发，都达到了各自能够达到的正确、伟大、英明。针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否需要做出调整改变的舆论，温先生明确指出：目前的农村土地政策远未走到尽头，是切合、适合、符合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的。就这样一篇文章，说了半天，“现存的就是合理的”，完了。当然，温先生对一些具体问题表现出了相当的熟悉。

这就应了一句格言：熟知不等于真知。数年过去，温先生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所变者是效法前人搞乡村建设，获奖更多了、影响更膨胀了，从歌颂江泽民的“资本经济”转到了歌颂所谓“新政”。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一些人对温铁军的认识有太多的“失真”。本文不无“矫枉过正”之意，不是要抹煞温先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价值，但却一定要将温先生更重要的面目看个清楚。题目中的“坑农”二字，针对的是温先生的言论。

一，八面玲珑能量大

温铁军的言论都很好懂，最难懂的是《中国改革（农村版）》停办启事，非文言，可晦涩地说了几千字，我都没看清停办的原因到底如何。这连带着让我想到了不无神秘感的朋友。

我见过面的朋友有两位与温先生共过事。一位朋友去温先生麾下的前夕，还说要去苏北当个村长，让我对他的打算谈谈看法。我感到奇怪的是两点，一是“经营”博士后流动站一直好好的，下乡的动力、意义我都难以揣摩；二是又忽然到温先生那里当了记者，让我感到变化太快。另一位见面更少的学者朋友是党国英先生的老同学，据说余杰曾专程去张家港拜访过，也是忽然到了温先生身边。我于是看出来温先生网罗人才的神通。

若干年来此间出现一拨拨精干人士的圈子，温先生无疑是其中一拨的大哥大。

温铁军能量确实大，这当然须以获得“体制资源”的方便为前提，否则，从当时《中国改革（农村版）》停刊的种种传闻看，温先生不可能那么快就坐到了学院院长的位置上。

温铁军在知识官僚中级别不高，但一般厅局级远不及他的风光。近年来，温铁军特别串红，一是被推为中央电视台2003年年度经济人物，二是“新乡村建设”才搞了几个月，就被传媒炒得红红火火；三是温铁军担任总编的《中国改革》、《中国改革·农村版》、《改革内参》，都集中闪现着温铁军“当年戴草帽、穿裤衩、着背心、骑单车”，奔走于乡村调查研究，心系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农业的乡土学者形象。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温铁军，分明成了一个榜样学者。

温铁军确实做了不少实事，这方面，让我很容易想到茅于轼先生，例如茅于轼先生在山西某村办农民民间小额贷款扶贫，办保姆学校，办天择研究所。但茅老比温先生透明，比温先生多了很多真正道义的德行，尽管有些言论受到应有的批评，人格上很过硬是学界公认的。温铁军的言论几乎没有政治批判，甚至没有社会批判、政策批判，而只有指向学界的非民间批判。

即使有评论者一万次说温铁军“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我也要一次性坚持我的判断：温铁军的脚跟并不在民间，而在庙堂。拿他最为自炫的“三农问题”来谈吧——他只说中央在农村的现行土地承包制度（15或30年不变）是最优选择，而对土地终极所有权的适度私有及其流转，要么持否定态度，要么甚少涉及，这当然不像是民间学者，也谈不上怎么务实；他只说将农民组织起来（这对温先生来说已经是晚近出现的重大进步了），但他的组织农民，重点并不在农民维权、公民权利上，而在减少管控成本、挖掘传统乡村“自治”的资源上，甚至常常局限在“革命党”的组织与教育农民立场，比起一上来就强调农民的公民权利等等价值取向来，温先生是既不务实更少文明的——难怪他的“三农问题”老在怪圈中打转，竟至于山穷水尽到要用“新乡村建设”来补拙了！温先生的“新乡村建设”是很昂贵的，例如免费给农民提供电脑，在中国大学生电脑课都装备严重不足的今天，这种树样板的路子未免太离奇了些！依我看还不如农民用好算盘维护自己的利益来得务实。不错，农民中有很多文盲、有很多失学儿童，温先生也鼓吹过加大教育投入，但是，如果温先生多鼓吹一些乡镇直选，甚至已经在湖北咸宁市机构改革中出现的“乡镇为政权派出机构”，不是更务实——甚至眼下不需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也能更加保证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吗？

温先生自己有两个口头禅：“主流学者”眼睛向上不好；“照搬学者”眼睛向外不对。我说温先生的心思向上、脑筋向过去也好不到、对不到哪儿！要说温先生眼睛向下不向外，打死我都不相信。先看看他的简历：

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1985年末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19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正式组建后调入，1988年任监测处副处长，1993年任调研处长，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试验区办公室机构变动，调任农研中心科研处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曾经获国务院农研中心、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等中央五单位联合颁发的“农村改革十周年优秀论文奖”、农业部农研中心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1998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1987年公派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ISR)和世界银行进修，获抽样调查专业结业证书。1991年，自费公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并到康奈尔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讲学交流，其间参加密执安大学夏季学院量化分析培训，获ICPSR（国际社科联）颁发的统计分析专业结业证书。1995－99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和经管学院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96年7月-97年2月通过硕士研究生必修课考试和教委外语统考后转修博士课程，1998年7月修满学分通过各科考试获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

这份简历中还有一点被遗漏：曾获“长江《读书》奖”非读者评选奖。熟悉中国学界的人们都知道，这个非读者评选奖的评奖过程是严重违反了程序正义的。

温先生不愧是八面玲珑之人！一个学者要怎样才能官位、学位、科研经费、荣誉、学问、经济收入几不误呢？

人哪，更不用说是学者，不要太“聪明”、“神气”，更不要太“务实”了，否则，哪有不出乖露丑的。那些我有所尊敬的被温先生网罗去的朋友们哪，小心！就算是入局也要像吴敬琏先生那样始终堂堂正正！何况早就在局中与后来挤进局中是有重大区别的呢！若干年来，无论研究机构还是学府、官场，善于经营、钻营的角儿生逢“盛世”了。温先生是什么角儿用他自己一次座谈会上的一句话可以看个透了——

“从长期看，不仅任何政府都没有‘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能力；而且只要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仍然以分散小农经济的方式生存，那么对农民而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农村的村社自治结合就是必然的结果。”（《改革内参》2003年11期）

二，“全面”的21世纪

在《解构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的“代序”《我的困惑》中，温先生说：“我多次强调自己只是个‘试验员’，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做规范性的学术研究的‘学者’。因为这种规范研究，按照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说法，所追求的本来就应该是‘一种片面的深刻’。我觉得这样研究的学问越精致化，就可能离客观现实越远，我们的书斋学者这样研究下去，就可能难以解释现实。”

秦晖先生如何片面这里不跟温先生费口舌，还是看看温先生怎么个“全面”。温先生很快就说到了他的发现和预言：“如果20世纪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地问题，那么21世纪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则是就业问题。”温先生眼中的土地问题一是人多地少土地产出不够生存之需会饿死人，但二十世纪的非正常死亡无论是1949年前后死于战争、流行病和自然灾害的，还是温先生从不谈及的“三年饥荒”饿死四千万，都不是因为土地少、粮食不够吃；二是不均，可是温先生歌颂的孙中山的纲领“平均地权”，那地权却是温先生极力反对的；而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先是打土豪分田地，后是革自耕农的命实行人民公社化，先后方向不同，温先生一律献歌颂，就又让人不知道温先生的土地问题具体含义是什么了，难道是土地的成分发生了问题？那当然又有了水的问题、天气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温先生自己也会晕头了；温先生有实际意义的歌颂就剩下分种承包了，但分种承包本身并不涉及“土地问题”，而是不管是不是土地的主人，按照国家要求采取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而已。不细谈。

再说预言：如果温先生预言得对，那么，让我描述一下中国的21世纪：世纪初，真正够格的“务实”的（预言家温先生必定要有这样的要求）学者专家们，应当而且毫无疑问也必须纷纷拿出充分就业的锦囊妙计来；朝野（温先生认为没有民间的事）努力挑出锦囊中的锦囊、妙计中的妙计——当然最好是温先生们的，然后付诸实践；人们不该对就业以外的问题（例如温先生并不在意也不应该在意的分配不公啦、自由民主啦）表现出什么特别的热情；等到2099年最后一天，人们根据温先生的预言宣布一个（当然是最有意义的）数字——本世纪年平均就业率……

不用说，温先生的“三农问题”主要也就是农民就业问题，假如赶紧启用毛泽东的就业“思想”（主要是不承认农民失业、上山下乡）说不定就业率100%呢！

温先生一定不好意思再谈“全面”了，因为他歌颂的“全面小康”肯定把人均收入放在就业或人均就业之上；在他歌颂的“五统筹”、“社会和谐”等等“战略大转移”中，就业顶多是重要问题之一；他接下来一定又要大力歌颂的“创新型社会”，更不会承认就业是最重要的问题了。据说，东欧人对就业的态度很“二百五”，很多人“恶意”制造失业率，说宁可少消费也要多闲散，他们一定会请教温先生：“我们这样的懒汉能来礼仪之邦中国定居吗？”

三，永远的“喜鹊”

2004年10月13日，这一天的温先生一定处于他有生以来难得的亢奋中，因为他在福建宁德，作了一场注定是他这辈子最精彩最重要的演讲。题目是：《“十六大”以来宏观经济形势》。

为了突出“三农问题”，以突出三农专家的荣耀，温先生不惜忘记了他自己对20世纪的总结，说：“三农”是“上个世纪没有强调的问题”；也忘记了他1998年拿了三万美元奖金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个意思便是：政府的现行农村政策是最切合现实的。

针对“居安思危”（或者如我说过的“居危思安”）的杞人忧天，温先生说：“这十年的时间，中国经历的是在增长速度快的时候出现的那种方方面面的问题……”——温先生像一个编外宣传部长或者政治辅导员一样！这种套话的意思无非是两个：现实中是有不少问题，但我们增长很快，是前进中的问题。不说是一种自我辩护（这居然没有妨碍温铁军也跟着批判“GDP主义”——对于官话，温铁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方向、任何话题上都能保持永远正确，多年来，我竟没能发现温铁军让宣传部长们难堪的哪怕一例！）的套话吧，逻辑上也蛮不讲理：既然这些问题是因为增长才必然甚至必须出现的，又凭什么说过去不重视才造成、现在重视了就可解决？岂不是慢增长少问题不增长就没问题了？温先生用假问题掩蔽真问题的本领与他当院长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那些油嘴滑舌的政治辅导员，不相上下。

最近一句马屁拍得最响亮的话便是：“我们正处在一个‘新世纪的重大战略转变’的历史阶段。”无论有没有、能不能大转，都没关系，温先生长期来已经能够编成一本大书的马屁话，像到时候有没有全面小康你也没法追究一样，谁还值得去计较温先生呢。

温先生说：“人们很容易从‘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资本经济’，但从‘资本经济’的内在逻辑出发，却很难从经济的角度推导出‘全面小康’。于是，强调‘全面小康’与强调‘资本经济’就是对立性的。”温先生批评反对宏观调控的人经常说他们“迷惑人们的感觉”，温先生何尝不这样，你这里权力乱捞的假资本—市场经济，劳工工资还不如150年前美国工人的工资高，普通老百姓是缴税大户，可人家既有真利润又有真福利，富人也是缴税大户，贫民窟已经比这里的市民楼（非民工）好多了，怎么可以不分中国外国一概说市场经济、资本经济与谁也还不知底细的“全面小康”对立呢！你这里对立人家那里可不对立。温先生说话就这风格，所以没讲几句又来宣传部长们玩烂了的辩证法： “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并不跟‘市场经济’、‘资本经济’对立。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执政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从邓小平、江泽民到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从战略高度来看是一以贯之的，并不是矛盾的。”他说邓小平设计的“市场经济”“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传统”；江泽民的“资本经济”等等思想“是他十三年执政的思想结晶。”总之，直到现在的“重大战略转变”，都是非常正确的。只是刚说对立又说不对立，让人匪夷所思。

四，好一个“农民代言人”！

歌颂孙中山的温先生反对土地所有权改革，反对农民有征地中独立自主的谈判权，因为这样会妨碍经济快速增长（温先生承认中国的快速增长主要得力于两次大的“圈地运动”）。尽管温先生也看到了野蛮征地造成一系列苦难，他也还是铁着心坚持说，就是不能给农民土地私有权，就是要继续剥夺农民的谈判权——除非经过例如温先生指导建立的农会。他动不动就洋洋自得说中国比印度做得好：“为什么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印度的10倍以上？那是因为印度搞基础设施建设太困难。铁路两边全是贫民窟，想将铁路从单轨变成双轨，就得搬迁贫民窟，容易吗？”

从早先反对“自由化”开始（尽管1980年代的他也曾有过小小的“失足”），到现在的反对经济全球化，温先生强烈反对四个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无论如何，“反对派”算是“全面发展”了。但是，他显然顾忌到专门歪用“四化”的权贵们的不高兴，于是，他就有些腼腆地说：你们的我不反，但最好听我一句。——他出的主意是：采用“并不矛盾的但容易被接受的、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应该是工业化、城市化、货币化、资本化。”什么意思呢？为了国家强大的工业化，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一定要付出“污染与人权”的代价——但为了国家你还说什么？为了将农民更大量地变成民工的城市化，就得征地——你不想变成非农人口、缩小城乡差别吗？过去的城乡歧视、现在日益扩大的城乡差别你要吗？不要就把地交出来！尽管温先生也批判野蛮拆迁，但他就是不愿意看到农民有谈判权，并解释说那样至少不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你看温先生是多么有机心！落实到利益，他的所谓便于人们接受的“四化”，无法是希望对农民剥夺得“技巧”一点、更有“中国特色”一点。

这样，温先生自称“实事求是”写的《无地则反，党争则乱》一文，说是要“维持公有制”是假，骨子里维护的只是“集权制”。怕什么呢？温先生既心惊胆颤又幸灾乐祸、洋洋自得、惟恐天下不更乱更黑地说：“尽管城乡差别全世界第一，农民被剥夺的程度并不亚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却仍然没有出现农民起义，充其量不过是砸个乡镇政府，掀翻几辆警车，打了几个警察。还没有出现农民武装起义，没出现农民大规模造反。”

针对同行们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减小成本增加农民收益的设想，温先生说：“永远不要想”“规模效益”！为什么？因为温先生的“四化”都是对“集权需要”而言的，一到农民他就“变脸”说：农民的土地永远不能货币化、资本化，只能让他们老老实实有得种先种着，用承包的办法拖住农民（如果国家不搞工业和城市扩建，农村就让它永远这样下去），别让他们到城里来犯罪、把城里弄得乱七八糟……温先生不顾历史上发生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主要是因为“朝廷权力恶性扩张”，而不是因为“地主获地太多”的事实，同时又简单片面地端出它的“出国考察报告”，拿出一串串“历史的外国的教训”，来吓阻先权利（能给农民私有权的尽量给——并非“土地私有化”而是“充分私地制”）后效率（土地向种田能手、经营能手集中）的改革方案。带着毫无顾忌的“集权霸气”，温先生赤裸裸地说：“这个制度（指农户皆佃户的现行分种制——引者）的收益是社会稳定，制度成本是农业没有效益。因此，三农问题才是重中之重，才必须创造出中国特色的解决方式。”原来如此：不让农户皆主人，并用这个不让来证明农民不富是对的，说到底，温先生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就是千方百计的控制农民，确保“稳定”。这真可以命名为“法家三农”了。温先生竟好意思将秦晖先生的“权利三农”（即三农的根本是农民权利问题）无端（没给出一个具体证据）指为“片面的深刻”，你的全面除了“经常官费调查”、“频频上报领导”，或许自以为是的“对上负责”还有些“全面”，论到古今中外的识见、现实把握的准确和对民众的负责，除了机会主义的小姿态，你温先生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只能实行小农经济加集权政治的模式”，不是你这个欺世盗名的“农民代言人”经常脱口而出的吗？

五，“密室”中的真面目

在宁德的讲话中，温先生披露了他参与的一次“关门密议”：“我们去年关门讨论了一次，当时提出，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第一，现在要想推进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分。在这种三部分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

其实，建国以来，中国发展的真正方法就是管制农民，牺牲农民，为工业化积累资本。直到今天，这种模式仍然在进行着。其目的也就是一个：维护城市集团和工业集团的利益。原来温先生长期反对自由民主，是出于自己、同伙甚至奸商、贪官们的利益需要。温先生坦率吗？呆吗？这使我想到世界上的真话至少有善恶两种。善良的人们能够想像到，以“农民代言人”闪来晃去的这个姓温的，还有这样一副狰狞的嘴脸吗？（请读者原谅我的不客气了！）

看看温先生以何等人物的口气继续说了些什么吧——

“任何执政党，包括美国的党争，不也是执政的共和党想加强自己执政党的地位吗？执政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加强地位符合政治规律。所以，我们讨论的结果是认识到，中央政治改革的唯一目标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加强执政党的地位。”“不论大家心中的自由化理念多么强烈，只能先把它压住，先服从一下中华民族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需要，执政党在转型时期，社会需要稳定。尤其是党内干部，至少先服从一次党中央。”

这是“学者”的腔调、“专家”的口吻吗？远远不是了。

人们哪，请好好动脑筋想想，这样的坦率罕见吗？难道在“正式报告”、“正式讲话”，尤其重要节日、重大活动前夕的安保综治通令中，不也常能看到蛛丝马迹么！我所想追问的仅仅在于：温先生这样讲是管不住嘴巴的失言吗？如果不是，是不是属于一种刻意的言论安排？如果是，那为什么要通过何新、王山、康晓光、“冼岩”、萧功秦、温铁军们，一而再、再而三时断时续地释放，夹杂混合了无奈、威胁、恐吓、劝告、又打又拉的“公开密码”呢？

此间就是这种李敖李鬼们的辈出之地、沃土肥壤。

姓温的又一次坦露了他必欲置农民于无望之地而后快的凶相：“再提醒一下在座的各个权力部门的人，包括公安……所有这些部门的同志们，你们也照搬不得现代法制。……我问你们，农村大包干以后，事实上恢复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恢复的是传统的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你们是上层建筑呢，还是经济基础？当然属于上层建筑。那请问，难道不是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决定你们吗？”

难怪不让农民有自己结社以作和平谈判讨价还价的自由，难怪温先生要让农民长期“小农”下去。温先生当然不是通常的“说真话”。事实上他是有更多的忸怩作态的。想想吧，一个“新农村建设的样板小村”，拥有那么台电脑，得到那么多“捐款”，“八字未见一瞥”便牵动了那么多神经，造了那么大的势，这样做与九亿农民的“新村建设”有关系吗？农民们当然需要一定的指导、培训和帮助，但是，自然界没有跳跃，社会进步没有离开自由自发的外推型跨越，当年的晏阳初、梁漱溟，比起德兰修女来，实际上有了较多的一厢情愿；而今天的“效法”则因主事者的先入性政见，必定更少了理念的真诚，更多了杂乱的工具意味。

随着温先生一个个光环披身，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为什么温先生要千方百计表演“农民代言人”的种种小把戏？这棵“三农问题悬崖边的歪脖子树”，为什么能够被诸般“高端”媒体一再美化、无限放大？是什么力量出于什么需要精心包装了这个“赤脚学者”、“草帽专家”、“实践派代表”？坦率说，我又想到了17年来一直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若隐若现的“替代工程”。温铁军这个“三农李鬼”的如日中天，这样的思想、学术、实践、理论“四维丑闻”，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能不叫人深思吗？

多么乖戾悖谬阴暗厚黑的“三农专家”！将农民打散、垂下分种地的锈钓钩、诱逼农民不死不活地吞着、再将缺氧的鱼网拴到巨型铁桩上，你们游罢，一则离土难离乡、离乡不离土，二则外出打工坚决只给低薪，三则让专政的铁拳始终悬在你们的头上——这，就是“压迫农民的代言人”名变药不变的“三农药方”。

关注时事的人们一定记得：“三农专家”演讲的省份那前后发生了什么！“三农专家”仿佛专程为地痞恶霸撑腰打气去了——有人“骂我们的基层干部是土豪劣绅。其实，基层干部90%以上本质是好的，恰恰是强压了一个现代上层建筑的基层，既让他们去贯彻这个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又不给足额经费，只能迫使对小农收钱来支持这个庞大的高成本的上层建筑，……所以农村就鸡飞狗跳，结果当然要跟农民发生矛盾。而反过头来骂他是土豪劣绅。到底谁错了？干群矛盾尖锐，难道赖那些执行这种错误政策的人吗？……欺男霸女干坏事的也有。但大部份基层干部是好的。”温先生宣布：就这样了，这是“上层建筑”要求也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规律”！

天真的人们还真以为温先生四下忙调查，暗地里还不知道出了多少铁腕主意、上了多少冷血奏折呢。照他自己的这些话看他的所谓调查，或许是到处察看官心、窥探民风舆情也未可知。难怪《中国改革（农村版）》停办之后的通报信，写得那样晦涩支吾！

六，给作家李锐写信

看了温先生太多如此这般的“坑农”言论之后，我有几个不相信：不相信经过温先生指导建立的“温记农会”，不是“傀儡伪NGO”向农村的小儿科延伸；不相信温先生的“新乡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出路”，这出路只能是死路，在这条路上的农民都不可能改变“现代农奴”的“制度化身份”；不相信温先生的“乡村建设学院”除了不过是一所“温记”综合性技校，还能在其他任何意义上提高学生素质，相反，倒一定会因为温先生的新奴化乡村教育而出现种种精神病变；不相信温先生当头的中国人大“农建院”能够成为“中国农建黄埔”，而只能培养出农民们的新统治者。

2005年年初，我从网上看到山西作家李锐《给友人信谈张炜》。我与李先生从无联系，对他的文学作品我还有些喜欢的，不用说，此前有关他的一则消息也引起过我的注意。这封信本身有一些内容是很好的。但信中表达的有关温铁军的意思，在我看来，一定是李先生对学界、思想界了解得不够所致。李先生在信中说到：“中国问题的巨大和复杂，让许多‘真理’变得捉襟见肘。有鉴于此，尤其不可以用简单的义愤填膺来代替冷静坚定的理性思考。我非常敬佩像李昌平、温铁军这样的思考者和行动者。我甚至不认为应当把权力和市场‘本质化’成为恶魔，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正是有效也有监督的权力和坚持平等原则的市场。”

我为什么判断说李先生对学界、思想界（以及“学官界”吧）了解得不够呢？这段话头上四个字“中国问题”，就是温铁军唯恐避之不及的。温先生的稳定表述还是我在孩提时就耳熟能详的“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温先生只会甚至只肯说“农民问题的巨大和复杂”。“中国问题”从内涵的稳定丰富性上讲，是秦晖教授首先提出的。秦老师说：“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秦晖甚至不把“中国农民”作为一个有独立学理内涵的概念使用。他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农民中国。

尽管我知道，因为铺天盖地的“宣传性包装”，有李锐先生这样认知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必定很多，甚至有这样认知已经说明是比较留意此间故事的了。但我觉得与我喜欢的谢泳同居一大院的李先生，有这样的认知应当说还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我于是想给李先生写封信。写什么呢？结果差不多就写了一句话：你关于张炜的信中谈到温铁军，我正好有温先生一本书的摘录（编），供你进一步了解温先生参考。不知道李先生有没有收到我的信。

这里也将花时间做的温铁军《解构现代化》一书的摘录（编），再简选于下，供读者参考。本文到此结束。

这些年的增长也表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约束的瓶颈制约。唯一比较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过去靠这个（包括剪刀差）支撑工业积累，现在进一步靠这个支撑出口优势。（28-30）“外资主要和中国的垄断资本谈判，目的是要占有中国的资源向资本转化的收益。”（45-46）因此，外资对中国是欢迎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的“集权”政体的。（50）

温先生有反对垄断的一面，但这主要是主张扩张地方政府的经济权力，例如他鼓动贵州地方政府向中央要矿产资源的自主开发权；对于集权，温先生则极为赞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特色。他反复说，只要中国是农民大国、小农经济大国，集权政治就是必需的。尽管他主张发展农民的自治合作组织，他也不认为这与维持集权有什么“规范性冲突”，因为其目的是为了降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这个成本与国有企业改制一样，同样是“产权缺位”的成本。他认为那些主张民主改革的知识分子是染上了“浮夸”气，而有的官员则有了“照搬”病。他以反对意识形态的名义，反对“规范”；以反对象牙塔的名义反对规范。（57-60）

温先生的一大偏颇在于过分回避、忌讳“普世价值”，这一策士派常见的顽症，同样阻碍了温先生本可达到的务实程度。即以“三农问题”论，他的规范、理论就很成问题：一是他开口闭口引用从孙中山、毛泽东到现任政要的语录，以为圭臬，这时刻，他的现实感只剩下中国特色的政治正确了；二是他虽然终于正确认识到“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但他却避重就轻地分别用“土地问题”与“就业问题”冲淡和掩盖了“权利”这一农民问题的坚核。他以反对意识形态为名把自己塑铸为特别注重具体可操作性的大建设派的同时，时不时忍不住便露出他平庸的意识形态习惯。由于他不能谦逊考量“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这一研究结论的丰富内涵，他便一再乐于重复“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一本身就已经对农民有所歧视的“打江山”谋略性命题。（参见57、59、84、92、96等页）

说白了，实际上就是策士们的“圈栏意识”。看到农民需要合作组织当然是开明的，但看不到农民们也有自组织能力、农民们欲合作而不得、自组织而不能，必须循踪问题链，从政治上、行政体制上解放农民，终究只能在开明派的局限中兜圈子了——现当局对农村的“决策思路具有天然中国国情的合理性”。（103、114等页）“中国国情”、“天然合理性”，当然很“理论”也很“规范”，温先生真聪明！温先生本来也能看到其所本“理论”与“规范”的不可靠的，例如他也偶尔谈到一些政策创新的有效性的前提是廉政与公正（119），但是他当然不愿意陷在如何防止腐败保障公正的问题中，以确保撇清与“洋教条”的干系。实际上，尽管说得更技巧，温先生的反现代化实质是反对国际强势，痴迷于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而从他毫不掩饰的毛泽东崇拜看，他至少在集权上面是铁心捍卫毛泽东旗帜的。

大讲毛泽东的两个相信：相信党相信群众。“目前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农村基层和农民头上，……”“中国要真正实现‘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我们首先应强调中国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都应该认真学习邓小平，毫不避讳地讲清这种国情，谁想让我照搬你的制度，请你把我这2亿多过剩农民劳动力拿走。……你给他们人权吧。”

“中国得明白，站在这块土地上，脚下这块热土就决定了你搬不来现代化。你就得认可‘可持续发展’。”原来“可持续发展”在温先生这里是用来对抗现代化的！（146—153）

“坚持中央的30年不变，……这也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温先生有时也关心到例如农民的谈判资格、农会、公共歧视，可是，他总是首先坚持“现实主义”：“我们要想维持竞争优势，目前唯一的就是靠劳动力价格低廉。”（155）将孙中山与毛泽东捆在一起证明农民问题的首要，既说过去共产党农村革命的伟大，又说1978年否定阶级与阶级斗争高明。（172~174）他要求人们不要上西方意识形态的当，同样承认压迫农民的工业化道路的合理性与历史正当性。（177）指责小农天生不讲信用的温先生说到乡村建设时，又把农民抬得高高：“农民最懂”“中国农民问题”。（168）“‘大包干’是政府从不经济的农业中退出。同样的道理，假定我们认为政府是经济主体，政府就不可能承担调控和守夜人的责任，他首先是为自己追求利润最大化来服务的。”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的“零度学术”。（208）“我提出解构现代化，为什么我一定要先把这个现代化给解构了，……所有这些不同意见背后其实都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化的制约，如果你完全超脱意识形态，可能就不再信那套东西了。我是已经撞得头破血流了，……当年那么认真地搞改革，也没成功。” （210）

（ 2006年4月8日，修改旧作于南京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