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村孩子出路之窄曾被编成一则流行一时的笑谈，放羊娃向记者描述他的人生理想：放羊——挣钱——娶媳妇——生娃——放羊。这常常被视作一种农民式的愚昧，但对大多数西部农村孩子来说，这又是一个与生俱来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武志霞的丈夫刘风雄当年正是为了打破这种命运诅咒而离乡别井的。只有初中学历的他自1980年代就外出打工，跟一支工程队修路。千元左右的月薪除了吃饭，基本用来医治母亲日益严重的白内障。  
  
毁灭性的打击降临在2005年。那年腊月，回家仅3天的丈夫乘坐摩托车坠崖身亡。一同跌落深渊的还有这个脆弱的家庭，困顿接踵而至，两个孩子曾多次因情绪受创和营养不良晕倒在教室。  
  
武志霞把丈夫的悲剧大部分归结为贫困和缺乏教育。“如果不上大学，”武说，“娃娃的未来只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区别。”  
  
  
被放大的“神话”  
  
上大学的确是一条相对光明的道路。它可以带来城市户口和收入稳定的工作，从而为整个家庭提供一个安全网。在中国，高考曾一度因此被理想化，被放大成无所不能的“神话”，纵使这些想象现在已越来越难兑现，但对于毫无选择余地的西部贫苦家庭来说，仍愿意将其看作化解一切苦难的解药和钥匙。  
  
因此，纵使现状困窘，王清源在很长时间里仍坚信对孩子们的投资是值得的。这位曾当过20年民办教师的老人，比村里任何人都清楚教育对个人乃至家庭未来的意义。  
  
远房堂叔王银邦的祖屋就坐落在200米开外的一棵苹果树旁。前者是宗族乃至村庄的骄傲——甘肃省第一个自主培养的工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博导。
  
当王博士还是一个温和害羞的农村青年时，两家时有来往。“每次见他都是捧着一本书。”王清源说，“天黑了就点清油（一种菜籽油）灯继续看。”  
  
计划经济年代的西北农村食不果腹，王银邦靠野菜饼子和红薯干支撑强烈的求学欲望。1972年高中毕业后，他先当上了民办教师，戴一副残破的眼镜授课，并鼓励这些农村孩子将来学有所成，回来改造农村。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王银邦考上兰州大学。这轰动了村子，“乡亲们提着鸡鸭都来了。”王银邦二弟王铜邦回忆当年盛况，“人们包围了老父老母，还敲锣打鼓。”出发赶赴兰州前，王银邦叮嘱弟弟照顾好老人，还说“会回来的”。“当时的想法太简单了。”王铜邦说，“上了大学就是鱼跃龙门，永远走出去了。”  
  
王银邦的人生迎来转折点。1985年他完成博士学位后，先后到日本等多国讲学，成为国际知名的力学学者。后来，三弟王铁邦也跟随哥哥的道路，成为“双博士”，后移居美国。王家成了村中的精神领地和荣耀源泉，乡领导和倾慕者多次上门慰问拜访。  
  
有一次王银邦回乡探亲。王清源带着孩子挤在对方门外熙攘的人群中。“我都差点认不出他来了。”王清源说，“那谈吐举止，哪还像当年那个一起捡驴粪蛋的乡下小子呢？”随后一次到邻镇赶集，王清源因“博士远亲”的身份而招来羡慕，他更确信他和家庭的未来所在。  
  
“这些率先走出农门的佼佼者，是早期‘知识改变命运’最有说服力的成功标本。”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张贵荣说，“影响了后来的万千会宁学子。”  
  
榜样的力量让高考在会宁逐渐变成一种民间膜拜。这里的学生在清晨5点半就醒来，到午夜12点后才休息。每天傍晚，学校操场上密密麻麻晚读的场面成为城内最壮观的景象。这里的学生会因抵抗瞌睡而用圆规刺手掌，夜读时也会因过于专注而被蜡烛烧掉眉毛。一个急于激励学生的老师干脆把一只草鞋和一只皮鞋分挂黑板两边，暗示着高考一线天堂，一线地狱。  
  
大量的农村孩子涌入城市，直接导致城区各学校人满为患，大班额现象从小学延续到中学。此外，每年近500名来自兰州、玉门等外地县市的学生在“高考传奇”召唤下涌向会宁，有些甚至举家搬迁。  
  
“大人说在这里读书，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来自甘南玛曲县的藏族学生卓玛说，而告诉她这一消息的则是她年过七旬、不懂汉语的奶奶。  
  
从1993年开始，王清源先后将三个孩子送进高中。节衣缩食坚持到1999年大儿子王威考上大学，这一年中国大学扩招也拉开帷幕，高昂的学费让王清源难以招架，他开始办理商业贷款，并将雪球快速滚到6万元。  
  
单是沉重的利息已经让王清源一家失去了经济造血能力。王威记得，父亲开始卖家中的余粮，亲戚那里也一借再借。  
  
  
脆弱的赌注  
  
虽然也觉泥足深陷，但王清源总是这样安慰老伴：“等娃娃们出来就好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种乐观蕴藏着危险。  
  
2005年高考过后，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调查发现，中国大学学费10年上涨20倍，而同期国民收入增长却不到4倍。政协委员孙继业也提醒人们，中国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已超过30％，跻身世界学费最昂贵的国家之列。  
  
还有一项数据显示：一个本科生的培养成本，相当于像会宁这样的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  
  
红灯频亮的2005年，原本是王清源打造出第三个大学生的光荣时刻，但他并没有因此感到功德圆满——商业贷款已提前耗完，无力顾及小儿子王卓，后者不得不又贷了2万元国家助学贷款以维持学业。  
  
钱成了这个家庭压倒性的话题。纵使王清源和老伴把每月消费压在100元以下，也无法扭转入不敷出的恶性局面。由于长期受劳累、焦虑等心理困扰，王清源的老伴在2000年2月患上头痛，严重时还直打哆嗦。王清源怕到大医院花钱，就带她到村诊所抓了些土方，但剧痛却未见好转，还很快转移到四肢。4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老伴在突然喊了一声“痛”之后，就在炕上咽了气。  
  
王清源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荒废了田地，卖了牛羊，整天窝在暗无天日的房子里。有乡亲见他可怜，就送他一台只放得出雪花图像的旧电视解闷。“后来我想，既然走到这一步，不把孩子们供出来，老伴就枉死了。”王说。  
  
“教育领域市场化使挤高考‘独木桥’的成本越来越高，并催生了‘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中国银监会甘肃监管局局长王晓光出于个人关注曾对会宁教育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0％的农户供过或正在供孩子上大学，而其中又有八成家庭负债达5万－8万元。“需要整个家庭不吃不喝还上十多年，学费正逼得他们走投无路。”  
  
“读书赌博论”随后被主流媒体推出，压下重注的王清源也在等待底牌揭开的一刻。  
  
2000年，女儿王芳第一个毕业，拿着交通信息与控制工程文凭的她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单位，只好凑合去了天水一家电子厂，月薪不足千元。大儿子王威 2003 年从一所师范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学校，对方每月只给他260元工资，而且试用期3年。王威扭头走了，最后找到一家销售公司卖水表，住进潮湿的地下室。  
  
“我甚至不敢告诉父亲。”王威说，“他一直以为我们会当公务员。”善意的谎言不断增加着他的愧疚感。“扩招、就业危机、金融风暴都碰上了。”王威说，“不知是运气问题还是我们走在一条错误的路上。”  
  
种种令人费解又无法回避的现实让王清源不断降低期望值。王清源告诫孩子，房子可以暂时不修，但债总归要还，本金腾不出来，起码利息得按时，不然在担保人面前丢不起这老脸……  
  
一再卑微的愿望在小儿子2009年毕业时最终粉碎。在近半年时间里，王卓拿着简历在各类招聘场里抵抗汹涌的人潮。第一份工作是只维持了两个月的临时工，闲荡了一个月后，他又放下通信工程毕业生的面子，到一家小公司当文员。“每天抄抄写写，感觉像中学生的活儿。”  
  
如此蹉跎，债务至今已超期6年了，催债电话如冤魂不散。王清源最后对两个儿子说：“钱我还不起了，你们哥俩看着办吧。”  
  
王清源的投资“破产”了，但并不是惟一的，在他所在的仅有28户人的小岔自然村，近4年来，因供大学生而陷入绝境的家庭就增加了8家。  
  
坚守者和牺牲者  
  
越来越多的人依然在尽力忽略风险，不断加入到陪读群体中来。2009年末，蔚然成风的会宁陪读现象被媒体关注，并引发广泛的讨论。  
  
“这是一场贫民的博弈。”会宁籍学子、北京大学教授柴彦威说，“在会宁，我们需要新的经济模式和更广泛的基础教育机会，来纠正一些异化的人才观念和人生逻辑。”  
  
“此外，我们还应关注那些连高中都读不了的学生。”柴所指的这个群体与民间团体“会宁学子共济会”所致力服务的“高考牺牲者”不谋而合。  
  
失衡的现实引发弱势力量的撤退。30年来，重点大学农村大学生下降一半，外界评论这源于“教育起点不均”。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农村牺牲者”退出或倒下于高考战场，他们将可能是未来“因教返贫”群体的主力。  
  
“会宁状元县是在很多牺牲者的基础上走出来的。” 会宁学子共济会一位负责人说，“现在会宁的教育失败在于：让很多失败者或牺牲者没机会读书。”  
  
目前，这个由在外的会宁学子自发组成的互助互扶组织，一个工作重点就是帮助家乡的高中生正确地看待高考，不要孤注一掷，即使读不上大学也是很有希望的。  
  
“我想告诉他们的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不一定是高考改变命运。”这位负责人说。  
  
1月12日上午，王清源切开一个籽瓜，腐败的瓤化成一摊粘液喷泄而出。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他于是给三个子女都轮流打了一个电话。当他听说最挂心的小儿子已背负“信誉恶名”离开兰州时，却变得不知所措起来，他甚至向记者提出“帮儿子找份工作”来作为继续接受采访的条件。  
  
“你能想象我的处境吗？”王清源摩挲着粗糙的手掌，“我连锄头都拿不动了，干看着娃儿遭罪。”  
  
而另一边，兰州郊区一个破败的工业区里，王威放下父亲的电话后，也在内疚中变得心神不宁。他虽然有工作，但吝啬的老板却拒绝给他销售提成，还吓唬说不想干了就走，排队等这份工作的人还很多。  
  
王威开始感叹尊严沦丧，但沉重的债务剥夺了他谈判的资本。他只好选择接受，然后等待那个永远不知何时降临的“更好的机会”。  
  
而陪读母亲武志霞最近则为女儿消极的复习状态而忧心忡忡。女儿说“今年怕是考不上了”。  
  
说这话时，窗外的小巷因为孩子们的放学而变得热闹起来。这些形状各异的院子日复一日地繁盛着，容纳各式希望，也见证落魄的逃离。胜出者获得丰厚的回报和身份晋升，而失败者则前功尽弃，可能陷入更糟糕的深渊。  
  
喧嚣之中，武志霞有点生气地说：“在会宁，连续考三四年才考上的人也不少”，“那就复读到考上为止”。

由此可见贫困地区施行计划生育是何等重要！

悲剧悲剧啊

最好和“不读书”对比一下。

要读就进去好好读，不要虚度了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