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教授财大演讲散记与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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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22日晚，在上海财经大学行政楼一楼学术报告厅，财大经济学院新任院长田国强教授主持邹恒甫先生题为“迎接经济科学教育与科研的春天”演讲会。本人有幸聆听。
　　邹恒甫何许人？对国内经济学界稍有了解的人都可能会大致知道一些。本人在北大念博士的时候，旁听过他和龚六堂老师讲授的高级宏观经济学，知道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学）高级研究中心创始人、主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一、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
　　9月22日晚，财大行政楼偌大的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甚至走廊、前排地上、讲台上都坐满了人。演讲开始，田国强教授介绍说，邹恒甫先生是中国大陆1949年以来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的师兄。这时旁边有同学和老师低声议论，“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哦！”，看来，国人的惯性思维——大凡有水平的“大牌教授”、“学术权威”大多应当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在21世纪的中国大学依然根深蒂固，依然盛行。这很有些象中国的中医，越老越“牛”，越老越值钱，（关于这一点，你看看满大街“老中医”治百病的牛皮癣广告就知道了），而不管这人是否真的有水平，是否真的很“牛”，只要看起来有派头——“老”也是一种派头，看起来似乎很有学问的样子，大家就把他当作有学问的人，当作大学问家，以至学术“牛人”。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总喜欢装得很神气、很象学界泰斗、开山鼻祖，装得很有学问、很有派头（甚至以此装神弄鬼）的重要原因。在中国，不光是一些喜欢到处赶场子的风风光光气气派派的“经济问题分析家”如此，其他学科也大抵如此，只是没有经济学这么严重，这么泛滥。这是授者与受者（包括学生、官员以及一群特别喜好并制造“著名经济学家”的媒体工作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典型——学生和听众往往不如讲授者自己知道自己肚子里究竟有多少半斤八两。作为稍微知晓一点现代信息经济学知识的经济学家自然非常清楚这一点，这或许也是此种怪象在经济学界特别猖獗的重要原因。但恒甫先生似乎比较缺乏这方面的派头，全然没有学术权威的威严，俨然一个经济学愤青，逮着谁批谁，这很不符合那些脑子里有太多条条框框的人的胃口。但是说实话，如果大家都不装，都用本来面目说话多好哦，说话人不累，别人看着听着也不难过。当然，有一些人不装派头会更累，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多少真东西唬不住阵势，要不装派头又继续混下去实在是太为难他们。
　　关于“学术牛人”的年龄，恒甫先生在讲演中反复提到，美国一流的经济学院系常常有二十几岁的“牛人”当“牛教授”的情况，虽然处于中国开放前沿的大上海的财经大学的师生（也包括国内所有大学的师生以及管理中国教育科研的官员们）对国外大学此种情形事实上也都大体知道一些，也知道这种现象背后的制度安排的诸多好处，但是却很少有人去思考这种情形与中国这几十年来的情形以至眼下的情形之对比，是否很滑稽。以年头和人缘混职称是国内大学和科研单位的普遍痼疾。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跑出去都是个人物的聪明绝顶的中国人，他们居然就没有想到是否要改变一下这种糟糕状况。这实际上涉及到恒甫先生特牛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所不会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制度问题——“社会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将会恶性共生”。大家其实都很明白，但就是不说，听之任之，随波逐流，美其名曰“适者生存”，甚至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结果如何自然可想而知。真是可悲！
　　书归正专。
二、他们“欺骗中国人民”
　　在本次演讲中，恒甫先生以自己在中国十多年办教育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的人与事，以耳闻目睹大陆经济学界之种种怪状以至切身体验和感受，大骂从国外回来的海龟“绝大多数”都是“欺骗中国人民”的欺世盗名之徒、沽名钓誉之徒。“到国外就很老实，一回到国内就开始癫狂，就开始装大”。并多次点名“骂”“三纲五常”（樊刚、易纲、胡鞍钢、张五常）、张维迎、林毅夫、海闻等“著名经济学家”之诸多怪行，（大陆著名海龟经济学家当晚差不多被恒甫先生一网打尽，包括央行行长周小川），甚至连同台就坐的田国强教授也不能幸免。恒甫先生调侃说，轮流坐庄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是一群入不了美国经济学主流的留学生自己“过干瘾”、“意淫”，台下哄堂大笑——弄得国强教授甚是尴尬；并“骂”海闻教授对别人说“某人是他领导的学会的会员”——是“小流氓习气！”，（田国强教授和海闻教授均担任过该学会会长）；“骂”汪丁丁一会数学家，一会经济学家，一会又是哲学家，搞不清他究竟是个什么家；“骂”许成钢stupid；“骂”张维迎之“我只是为了光华才到处出名”。总之，一路“骂”下来。上海财大师生平常哪里见识过如此演讲，掌声雷动，大呼过瘾。本人在北大其实就领略过恒甫教授这方面的“迷人风采”。恒甫教授敢在北大光华拿张维迎的“价格双轨制”开涮——“都是个什么东西，我一点也看不出来它有什么高明，成天到处吹”（当然这一次也不会漏过对“双轨制”的贬损揉搓）。至于张维迎给上百名学生上课，恒甫先生跑到教室后面当场台下台上地向张维迎发难之类的事，本人就遇见过两三次。
　　说到国内这群“入世”甚深的“著名经济学家”，恒甫先生说，这些人是“做学问做不下去了，没有办法才入世”；“林毅夫丢掉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远离现实政治和现实社会经济的传统”；“著名，都著名在哪里呢？都发过些什么文章呢？都摆出来看看嘛！”、“什么文章没有，反正就是著名”。在国外，只有第三流的经济学家才“入世”研究现实经济问题。一流的经济学家入世也只可能是在自己得了癌症或做经济学研究做不下去了才去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在中国倒好，一群自诩为一流的著名的经济学家，成天以“我刚同某某省长谈过”、“我刚被总理骂过”为口头禅，为荣，到处招摇撞骗，“趋炎附势！”，整个一群“经济新闻工作者”，哪里是什么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改革哪里是他们指挥得了的，笑话！
　　田国强教授最后总结时是这样说的，恒甫先生之上述痛骂，是“爱之越深，恨之越深”。这或许是真的，或许是打圆场。至于国强教授是否同意恒甫先生之诸多“骂词”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经济学界的“诺奖情结”，两位华人经济学家中的“大牌”明确肯定说，未来一二十年内，都没有任何哪个华人经济学家可以拿到“诺奖”。张五常、林毅夫、杨小凯（即使还在）、陈平等，概莫能外。两位教授反复告诫大家不要被这些人迷惑——“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都有什么理论？即使有理论又有什么用处？引用率有多少？现在有什么影响？”，至于一些经济学的门外汉说某位前国家领导人也可能获经济学诺奖，就更是荒诞可笑的胡说八道。
三、浪荡说辞的背后
　　纵观当晚恒甫先生的整个演讲和回答学生提问，可以明显而清晰地感觉到，在恒甫先生这些“浪荡说辞”的背后，最在乎并且在演讲中反复提到的是——中国有多少人在美国一流的经济学刊物上发文章；有多少人在美国一流的经济学院系当终生教授；什么时候才有中国人问鼎大家梦寐以求的经济学诺奖。
　　因此，恒甫先生“希望同学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要听新闻，不要上网，上网很无聊，不要‘入世’，一心学习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流教科书，先在主流阵营中站稳再说，不要还没有出校门就想着要‘入世’，想着当官赚大钱”。
　　说到实际经济问题研究，恒甫先生说，在美国，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但这都是政府或半政府性研究机构或者投资银行或企业在做（如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之类），这些大都是不入流的实务性研究，大学里的院系和研究机构一般是不做这样事情的，也羞于做这样的事情，尤其是芝加哥大学。大学要做的研究更多是似乎远离现实的“形而上”问题。如果要做“形而下”的实际问题研究，大可以拿到外面去，在学校里你也做不过人家投资银行、企业或政府研究部门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你在大学里闹烘烘地做“形而下”，搞得校园不得宁静，同学老师不得安宁，严重影响和干扰别人对“形而上”问题的研究，而且也会对“形而上”研究的资源形成挤占。关于这一点，恒甫先生耿耿于怀。武大的高级研究中心最开始只有一间如厕所一样破败的房子。但是国内大量“形而下”的东西却占据并浪费着庞大的资源。
　　关于“形而下”的研究，以恒甫先生所不愿挂齿的“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经历，按国内一些人的逻辑，他应当有资本吹上天（如果是换作那些到处跑江湖的经济学家，他们还不把“世界银行”的招牌弄得震天响，充分地“用够用足”这个难得的无形资产），并应当对“形而下”的现实经济问题研究更加推崇备致。恒甫先生讲，“入世甚深”的樊刚博士有一次困惑地问他，“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如果回头细看，所有这一切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恒甫先生酷爱看似无用的“形而上”经济学，甚至国学、历史学，并极端热衷于做这方面的教育和研究。十多年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恒甫先生因此很“嫉妒”田国强教授——“我在国内从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转了一圈，转了十几年，还没有说哪个大学要让我做经济学院院长。现在，上海财经大学可以请国强这样的人做经济学院院长，看来国内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春天真的到来了。”；“我嫉妒！”。
　　这应当是恒甫先生这十多年辛勤奔波的最大动力。
　　恒甫先生究竟付出多少并取得多少成绩我们这里就不去详细考究罗列。他在演讲中说，林毅夫教授曾对世界银行的人说，“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做得最多、贡献最大，没有人可以与他（邹恒甫）比”，果真有这回事，能得到“同行竞争者”林毅夫如此厚誉，我们由此可知恒甫先生这十几年绝非浪荡等闲。而从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学生高得惊人的出国率，也可见一斑。
　　有人或许会说，大变革时期的中国，要研究的实际重要问题很多，犯不着为了一个“经济学诺奖”、“到国际一流刊物发文章”、“在美国一流的经济学院系做终生教授”这样的虚的东西，将一大群学生和老师都往出口小得出奇的独木桥上赶。而且我们的教育科研资源支持是非常有限的，教出的学生（包括硕士博士）绝大部分都将在企业或政府等实际部门工作，如果教出来的都只是一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知道推演Ramsey模型的书呆子，难道不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吗？这种论调，在经济学教育方面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在科研方面可以说是毫无道理。试问，当今中国大学前一二十名经济类院系中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其中有几个人是在做真正的理论研究呢？包括CCER。“形而下”的研究，花的是大家钱（虽然也有外部资助），受益的却是一小撮。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做“形而上”研究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太少了。相反，做“形而下”研究的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多了。中国的大学和所谓的学术研究机构如此，国内各种基金资助的课题更是强烈的务实主义导向，国内经济类刊物的内容和风格也就自然可想而知。我一位朋友开玩笑说，目前国内牛烘烘的所谓“经济学理论刊物”——《经济研究》其实应当正名为《经济问题研究》才对，因为其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他的话或许有些偏激，但过于“形而下”这个现实值得大家反思。在国内，超过两万字的纯理论文章，你根本就别想发表。一些所谓的学术刊物，文章大多是三五页的“现实情况介绍加点感想建议”。如果一个社会，连“一流大学”、连所谓的“学术期刊”都不没有机制来容忍和鼓励对“形而上”问题研究，这个社会究竟能够有多少前途呢？究竟又能够走多远呢？“形而上”的研究绝非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劳什子，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形而上”，否则人类文明绝对发展不到今天这般模样。即使从非常现实、非常短视的角度而言，绝大部分“形而下”的“研究”都背景于、基础于许多“形而上”的研究成果，甚至可能直接来自于“形而上”。这方面的事例论证，举不胜举。恒甫先生为此列举了二进制的例子。学术研究过分务实未必是什么好事。最近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也谈到，上海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过于务实，高层次的务虚研究极其缺乏。其实，这在全国范围内也都大抵如此，甚至包括北京。按照恒甫先生的说法，北京学界比武汉大学更务实，更加极端地接近现实问题，因为湖北经济也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国内经济学界整体过分务实、过分“形而下”的问题，确实值得学界深刻反思。我们是否应该稍微远离现实一些，稍微更理论化一些，稍微更务虚一些。恒甫先生甚至极端地说，“哪里需要到处跑，给我一张纸一支笔，我坐在马桶上也可以进行经济学研究！”。
四、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和问题别乱说
　　在两位教授都严厉批评张五常教授到处乱讲的同时，在恒甫先生批评樊刚“今年粮食生产多少、棉花生产多少”万事样样精通的“万能经济学家”的同时，恒甫先生也大讲“专制”与“民主”究竟哪个更好很难说——没准专制更好，世界民主社会没准哪天就崩溃了进而走向新的专制独裁社会；大讲并没有证明前苏联的休克突变式市场化改革跟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相比就是糟糕或失败；大讲极端自由主义——放任自流一切都可以自动搞定；大讲国有企业应赶快腐败弄完了算了——目前有意见的人是眼红人家腐败（在这一点上，恒甫先生倒是跟张维迎、周其仁二位先生的观点比较接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会后，我与朋友们交流，大家都一致感觉，恒甫先生用手指着别人骂“万能经济学家”、“乱说话”的同时，实际上也有两三个指头弯过来在指着自己。
　　恒甫先生专长于宏观经济学，是“牛人”，对于微观经济学、宪政学、政治学、福利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等诸多方面，未必就真能够也是“牛人”。在这些方面信口开河，与自己所骂之“万能经济学家”以至“不知道什么家”，或有五十步笑百步性质。这也包括最近有人指责郎咸平教授“知道一点公司治理方面的知识就对社会转轨这个大课题指手画脚”（指责对不对另论），以及本人在2002年猛批张五常时所说——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自己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研究领域，有什么特长，可以给他人（尤其是国家领导人）什么建议。如果一个医生在某一方面或许还行，就所有的病都去找他。——那是社会和公众的幼稚和愚蠢。如果医生要顺水推舟甚至主动献策去医治自己并不擅长的病，那这个医生的行为是什么？是别有用心，是谋财害命。所以，如果发现一个成天对人类爱情、婚姻行为做经济学分析且并不研究国家货币政策的高级经济学家，对某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指手画脚，并积极鼓动人家冒大风险也要搏一把。我们可以大骂这个人要么是疯子，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逻辑。
　　总之，中国经济学界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万事通”似的到处发言、到处乱出主意的痼疾可以休已。最近，有记者公开问吴敬琏老先生关于德隆事件（或可能是格林科尔事件）的看法，老先生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过，不好乱说。这种“不知道就不乱说”的作风真值得在经济学界大力提倡。国内确实有一些著名或不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包括香港的张五常），不管什么问题都回答，都讲，信口开河，好象不回答就显得自己不够水平似的。他们如一般民众似的以为——难道还有著名经济学家不能回答的经济问题？当然更多的可能是屈从于民众的要求去蒙民众。因为他们不会不明白，即便就是世界上最牛的两三个经济学家（更别说一个）也不是什么经济学理论问题都知道，都明白，更不用说是现实经济问题了。所以，如果不是自己熟悉并有研究的领域和问题，最好别乱说。即使自己的臭嘴实在憋不住要说，也最好特别申明一下——“这个问题我没有做深入的深研究，以下是我粗浅的看法，算瞎说，仅供大家参考”。
感想之一：真正的经济学家都应该远离现实去研究纯理论？
　　至于恒甫先生所提倡的——真正的经济学家都应该远离现实而去研究“纯理论”问题，依我看也未必。
　　首先，“纯理论”如何严格界定是一个大问题。其次，经济学研究未必都应远离现实。不同的经济学领域，要求结合实际的程度和方式都相差很大，比如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比如更贴近真实的效用理论，再比如国内显学——制度与契约经济学，如果不是对现实社会各种形态的制度和契约有充分的熟悉和了解，关在书斋里，用诸如博弈论等现代工具对想象中的制度或契约以至各种组织型态进行模型化甚至理论化提升，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闭门造车，弄出来的东西与诸多乌托邦中的智力游戏没有多少区别，一如宏观经济学中的SOLOW模型以至RAMSEY模型（可能恒甫先生要跳起来了）。当然，你也可以强行认定说这类“花架子”也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再比如研究资本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制度）以至企业理论和政府理论，没有第一线的了解，如何能够发现那些尚未很好研究但却蕴藏巨大研究价值的“钻石问题”？仅仅读几篇paper就可以搞定未免太夸张了吧！当然有一些人就这样干，而且也能在国外不是特别糟糕的杂志上发一些自鸣得意的文章，但这只是一部分，而且离拿诺奖差十万八千里。所以我说，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研究，只适用于经济学中某一些领域。经济学首先是“人学”、“社会科学”，脱离社会的经济学是什么样子？在书斋里就了解社会了？尤其是转轨经济学、制度与契约经济学（法经济学）之类就更是如此。在书斋里，不看新闻不读报你就知道社会正在如何转轨并且进行理论提升了？你真是牛人。所以，即使是“形而上”的理论研究，也不是都可以关起门来坐在马桶上就能把学问坐出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关注什么样的实际社会问题，并且进行怎样的观测和信息提取、整理以及分析。打一个比方吧，同样是面对现实的婚姻契约，分析相关背景制度并利用它来移民的人（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这样巧干的并非一个两个），他们是局中人、实际制度体系中的投机者；分析具体婚姻契约可能存在什么弊端和隐患，并帮助缔约双方做婚前财产公证的，这主要应当是律师或法律顾问；帮助双方当事人分析并辅导解决契约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诸如“七年之痒”或脾气不和之类）的人，大概是婚姻顾问或心理医生；分析离婚率的高低，分析婚外性行为的多少与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这或许就是社会学家；而分析婚姻契约中的各种各样的不完全、各种各样的隐含契约以及相应后果，以及缔约人可能存在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分析婚姻契约与“一夜情”性契约和“包二奶”式的性契约几者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如此等等，大概就是制度与契约经济学家了。如果不了解社会，“包二奶”式的性契约到底有些什么名堂你将一无所知，你又如何分析，如何写出诸如“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这样可能获得诺奖的“形而上”大作。当然，你可以说这通过上网去浏览那些看似无聊的“包二奶”故事的方式解决，那也是一种途径，一种恒甫先生不是很喜欢的途径——“上网瞎逛！”。而且闷在家里上网也绝对不是唯一而充分的了解现实的途径。
　　有道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里的“躬行”不是说要你也亲自去“包二奶”或腐败，而是说要充分接触它们，了解它们。当然你要为了学术去实际体验一把，那也是你自己的自由，并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感想之二：关于职称
　　对于任何学科的教学和科研而言，职称评审制度、维护制度、淘汰制度等，都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因此，这里就“职称”问题顺便多说两句。
　　在国内一些综合性大学，虽然“职称评审委员会”有文、理、工、医等大致之区分，但一群由哲学、党史、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专业的“权威”组成的“大杂烩评审委员会”，如何有能力、有资格去评判某人是否具有经济学教授水平呢？至于以前文理不分的年代就更荒谬了，一群天文、地理、物理方面的“泰斗”去评判某个人是否具有哲学教授水平，是否具有管理学教授水平，不污七八糟乱来才真是怪事。最近几年来，在吵吵闹闹中，各个大学以至省市的职称评审似乎略有进步，但是依然问题不少。在经济科学（有时甚至经济管理不分家）内部，事实上也是如哲学一样庞杂无比。例如，几个搞发展经济学、搞传统政治经济学、搞宏观经济学、搞统计学的“权威”组成的“经济类”“职称评审委员会”，如何有能力和资格去评判某个人是否具有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金融学、保险学、投资学等专业教授水平呢？当然，我们不排除有极少数通晓各个领域的天才，但是这毕竟极端稀少。经管不分家就更离奇了。一个成天搞企业战略或者市场营销或者人力资源的“大专家”，他如何去评判某个人是否具有财政学、区域经济学、经济思想史领域的教授水平呢？
　　于是，一些学校（甚至包括一些财经类院校）就用一种看似公平的偷懒办法来简化处理：将国内外所有期刊分成三六九等，只有到怎样级别的刊物发多少篇文章才能有资格申报职称评定，而根本不管文章的内容究竟如何，然后依然由来自各个专业领域的“大杂烩专家组”来评定各个具体专业领域的申评者的职称。大家实际上都明白，由于中国特殊的期刊管理制度，所谓的顶级刊物实际也有不少垃圾文章，所谓的三流垃圾杂志也不时有质量上乘的好文章（因为没有办法，质量上乘的文章未必就能够在所谓的一流刊物发表）。我跟同事开玩笑说，这种规则定下来之后，就是一个初中生也能“评审”谁可以当教授谁不可以当教授，因为杂志级别清清楚楚，谁的“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最多谁就上。这是将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专家”都假定为白痴弱智的一种职称评审制度。如此职称评审，自然还是一场儿戏和笑话。
　　其实，要我说，这一切也很简单。例如，每年需要申评教授（研究员）的人员提前将自己认为能够最充分地代表自己水平的、自己最满意的三到五篇（本）文章著述，甚至包括还没有发表的工作论文（甚至一篇也行），作为一个整体匿名提供出来，并且填上自己想要申评的专业领域（也可以填报两个专业领域），诸如劳动经济学、公共财政、制度与企业理论、宪政与公共选择理论、资本市场、投资学，如此等等。在此之前，有一个确定和动态调整各专业领域 “职称评审委员库”的“制度安排”，比如每一领域最前面的一二十位国内外真正的“相对权威”组成一个备选库（同一个专家可在多个领域担任评审委员，但最多不超过三个，增减委员则可由既有委员投票决定），然后在各个领域的“职称评审委员库”内，抽签产生对某个匿名申报者的“匿名评审小组”。被评者的文章著述，以及评审委员的评审意见和结论，全部在一个公开的网站上全部电子化公开，并且接受由全国同专业博士生和讲师组成的场外匿名监督小组（例如每一小组100人）对评审委员的评审意见进行监督，并电子化独立评议（这可以作为匿名评审委员下年能否继续保留的一个依据，以及监督员自身资格能否继续的一个依据），当然，也可以先由这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场外小组对申报者内容进行公开点评，然后再由随机产生的“评审小组”的专家给出匿名评审意见。最后由本专业领域的全体评审委员根据往年水平综合比较，确定一个最低否定率（例如同一个被评审者否定票不能超过1/3，等等）。这样，职称评定的主程序就可以结束了。上述制度安排如果真要付诸实施，最好由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来组织完成，由于规模经济，效率和效果应该不错。当然也可以由全国的经济管理专业的院系校自愿联合进行。有条件的学校也可以单独进行。但职称评定的精髓不应丢掉，这就是主要以文章著述内容本身论英雄。
　　有人或许会说，各个学校有各个学校的状况，如果照此，那些差一点的学校今后就没有几个新教授了。我觉得，对于任何一所由公共财政供养并且由教育部或国家统一管理的“非私立大学”或研究机构，这种理由并不能成立。事实上，过去到现在，正是所谓的“特殊情况需要特殊照顾”导致一大批水货教授满天飞，导致真正高水平的教授的声誉和人力资本价值遭受一群水货教授的侵害，导致中国的学术水准的普遍低下。堂堂十三亿人支撑起来的北大、复旦、人大等所谓的一流大学，居然比不过弹丸之地一小撮人支撑的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实在是丢人。毫无疑问，说一千道一万，制度缺失、制度不当是根本原因。教授收入也是一个原因，收入高了，国外高水平的也就回来了，国内的也安心做学问了，而不是成天想着到处捞钱。薪酬安排也是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然，以上只是提供一个有趣的、可供讨论的草案框架，荒谬与否，现实与否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职称评定的精髓和根本应当在于申评人的文章著述的内容本身；并且中国目前包括职称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教学科研制度，非常迫切地需要做大手术。
　　而关于学术成果的认定，据本人所知，国内许多学校都是只认杂志不认书，在以书代刊之类的“杂志”上发文章，“得分”与写垃圾书一样——按字数算“分”，以书代刊是中国特殊的出版发行管制制度下的怪胎，例如《经济学（季刊）》、《制度经济学研究》、《南大商学评论》等等均属此列，这也是这些难能可贵的“以书代刊”觉得背气和无奈的地方。更糟糕的是，杂志也被分为三六九等，对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学术考量是只看杂志级别不管文章内容。在这样特殊的学术期刊管理制度、科研管理制度和职称评定制度下，结果自然是逼着一群原本应当真正去做学术研究的人发疯似的去制造毫无用处的学术垃圾。事实上，国内糟糕游戏中的被迫参与者们与那些混到美国PHD并得到终身教授的人相比，谁又比谁傻多少呢。如恒甫先生所言，到国外拿到经济学PHD并做教授的，“大多是国内二流大学出去的”。总而言之，一句话，问题的关键不在人，而在制度。不单经济学界如此，整个中国学术界都莫不如此。制度规则不做大改进，仅在一些表面现象上做文章，中国学术研究永远无可救药。
　　关于在表面现象上做文章，恒甫先生讲了一个笑话，人民大学某位领导说，邹恒甫十几年才请二十几个世界顶尖经济学家来讲学就了不起，我们一下就请一二十几个来，大家一起讲，一人只准讲二十分钟，一下子就全搞定。“整个一个大炼钢铁！”
感想之三：关于数学
　　关于重视数学，恒甫先生在演讲中反复提到并且耿耿于怀的是，国内学者在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和美国计量经济学会居然没有一个会员，人家小日本却有几十个！
　　对此，我不想贬低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性，这里只以自己的肤浅理解，说明并强调一点，再牛的回归分析，最多也只能是对某个命题或该命题的否的“佐证”，因为工具的不同和应用手段的高低，“辅助验证”的“辅助”能力和程度有高有低，但它永远不可能是“确证”（真正的证实或证伪）。计量经济分析本身也并不能提供任何的“经济逻辑”或经济学知识。至于国内诸多权威刊物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通过以上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发现——Ｘ变量对Ｙ变量有很大的正面影响作用，Ｚ对Ｙ有很大的正面影响作用”之类的“研究结论”，那就更是以己之昏昏使人昏昏了。听说并已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国内一些要提升经济学理论水平的刊物居然有“没有数学模型的文章免谈”的潜规则，就更是荒谬而好笑。我的一个同事随手拿过水平相对还行的某学术期刊其中一期对我说，有好几篇文章简直不忍目睹，所谓的计量分析漏洞百出，错误百出，三百多的相关系数居然也敢往上写，真不知道作者是怎么编出来的，编辑们又是怎么编出来的。我也一直实在不明白，那些不问经济逻辑，不管影响解释变量的真正主导性因素（往往被一些人忽略为舞台背景）是否有巨大的变换不定，随便就拿几组数据放进软件里回归一下就验证得出“Ｘ变量对Ｙ变量是否影响以及有怎样的影响”之类的“研究”，究竟有多少学术价值和理论贡献。至于本人2000年批评过的《经济研究》上一篇实证检验风险度量工具的应用效率的文章所犯的超级“低级错误”——不同量纲的东西胡乱比较并得出结论，那就更不用说了。
　　而关于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和意义问题，笼统地谈论是没有意义的。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多学一些数学，多做一些准备，尤其是那些极少数希望今后做纯理论研究的学生，确实是非常有好处的，数学学习也是很好的思维打磨，数学使人思维更严密。这自不殆言。但是必须指出，经济学的不同研究领域，对数学总体上的要求，以及对不同的数学工具的要求，相互之间相差很大。有的领域很少需要什么数学知识，大学高等数学、概率统计之类便足以对付。有的则要求甚高，例如不确定性问题、资产定价问题，如此等等。总之不能一概而论。关键看你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对于博士生或教师以至研究人员而言，如果已经知道并决定自己将从事哪个领域的研究，对症下药地掌握一些该领域所需要的数学工具，也是是非常明智而经济的——如果还来得及的话。花大力气学一些根本用不着的东西，实在是对资源和生命的浪费，除非学习者乐意如此。
感想之四：人各有志，不必强求
　　而对于那些希望对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出谋划策的“前经济学学习者”，在我看来，实际无可指责。有道是，人各有志，人各有道。任何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事业拓展方向。并且，一个比较知晓现代经济学（尤其是金融经济学、公共财政理论、制度经济学）、宪政学、法理学等方面知识的人，如果又对实际真有较好了解和把握的话，并且怀一颗大慈悲的心，报效国家和民族的心，他所开出的“药方”或“建议”当然要比那些只知道“今年饭菜食宿比去年好”的人大代表所提交所谓的议案要强一万倍，也有意义一万倍。——至少说总体上是如此。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改变和优化社会演进方向和路径，单就个人价值实现而言，如果做得特别突出，未必就比拿一个经济学诺奖缺少意义。甚至你完全可以认为比后者更有意义。（虽然这二者并非完全可比，但如果要强调这一点的话，整个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效用和偏好理论也就荡然无存了）。总而言之，每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和价值取向大相径庭，不必、也不可能强求一致。因此，恒甫先生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大骂樊刚、林毅夫、张维迎等学者“入世太深”，实在是自己对效用和偏好理论没有学好。说公众意见（尤其是为恒甫先生所不齿的几十位“政策经济学家”的集体意见）对社会改革走向没有任何作用和意义，那实在就是自己的无知了。因为如果真是这样，那全世界也无须主张和倡导什么言论自由了、全世界的宪法都强调的言论自由实在是荒谬而毫无用处——反正讲与不讲一个样。毫无疑问的是，社会意识和社会舆论，尤其是经济学家等知识精英的言论，潜在而巨大地影响着社会的走向并进而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快乐和幸福。而我记得现代宏观经济学开山鼻祖凯恩斯也好象说过这样的话：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这或有夸大成分，但是绝对不能说，经济学家的思想言论，对于现实社会演进毫无影响，毫无作用和意义。
　　实在遗憾，恒甫先生怎么可以为了论说自己“闭门造车”、“闭门研究高端的形而上”重要，就强说经济学家针对现实社会的言论主张毫无意义呢？！当然，您可以辩解说——我正在“闭门制造思想”。那我想穷追不舍地借用恒甫先生的逻辑说，都把paper摆出来吧，让我们看看或者告诉大家都制造了有些什么思想。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是，任何人也无权将自身的价值观（诸如到美国一流刊物发文章、到美国一流大学当教授、拿诺奖，如此等等）强加于他人，别人不符合这个标准就“骂”别人。当然，如果对方也认同你的这个价值观，并且你们之间有“潜契约”之约定，那就另当别论。
感想之五：学术研究就一定要发表文章吗
　　对于以学术研究为职业、为谋生手段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但是我仍然不得不说，仅从学术研究层面上而言，只要深入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并且确实有内容，发表不发表并不是很重要。如果有些人，就一门心思做自己的研究，但就是不发文章，更不用说到什么美国去发英文文章，只是叙而不作，或者写一些不符合眼下发表规范或出版规范的东西仅供大家交流，难道你就可以认定他没有做研究工作，难道他的工作就毫无意义？不能这么武断吧。
　　就学术研究之本义而言，“发表”只是一个形式，其首要功能是方便学术交流。如果真是如此，在互联网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学术交流难道非要通过传统的纸介质不行吗？纸介质与可以即时反馈、即时互动并且“没有字数限制”的互联网电子介质之间，究竟谁的成本更低，谁的效率更高呢？依本人看，是后者。电子介质的working paper之类，就足已承担原来纸介质期刊几乎全部学术交流功能。当然你一定要将“发表”看作是获得奖牌，那也是你的自由。
　　就纸介质地发表经济学文章而论，目前我们事实上有太多的框框和“风格”要求。试问，科斯那篇《企业的性质》符合什么框框，符合什么“风格”？要搁在今天的中国，并且假设科斯是只用汉语写作的黄皮肤中国人，不屑于将它弄成英文（弄成英文就能发？），就那么厚厚的一大叠全是文字没有图表更不用说数学符号“并且是本科生式的表述”的东西，到哪家经济类刊物去发表？但在“人家美国”，仅靠一两篇不甚符合规范满是文字的论文也可以成为经济学大师、获得诺奖，搁在今天之中国（以往就不说了），不要说什么大师，什么奖，如果不走关系你就是混一个教授也难，甚至你能不能在大学呆下去都是一个大大的问题。目前大家都在讲的一个笑谈是，如果蒙代尔要在今天的中国一流经济学院系，不要说获诺奖，当大师，恐怕早就扫地出门、下岗失业了。
　　还是那个问题，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究竟是形式上的“发表”以及“发在什么样的刊物上”重要，还是内容本身更重要？当然，我知道会有人说，国际一流学术刊物发文章本身就是一个与匿名评委——高手交流的很好的机会。这如果真有水平，不发表的working paper甚至几个高水平的问题，人家高手也愿意与你交流。无须多说。总之，做学问不是奥运比赛，即使人家的射击水平实际比你高得多，只是最后一回因为紧张把子弹打到别人的靶上而让你幸运地捡到了金牌（比如到AER发了几篇文章），你就真以为并要求别人认你真是天下第一了？
　　学术研究，主要还是以内容说话。“发表”以及“发在什么样的刊物上”只是一个形式。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学术交流和学术评价机制能够更加注重内容，而非形式。
感想之六：避免“黄药师的老婆背九阴真经”
　　而关于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那样的“本科生就把国内其他高校的经济学博士所要学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宏微观都学完，同时数学也要求甚高甚严”的教学方式，是好是坏，演讲中只提到了出国率极高，没有谈及其他，例如教师有向同学灌输大量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沉重负担，这是否会极大地压缩他们向同学就理论的现实社会经济理解方面的解释，而且据说许多课程还是高年级的同学来现炒现卖（因为严重缺乏师资），这是否只是让同学干了大量类似“黄药师的老婆背九阴真经”的事情。即，高级甚至超高级宏微观在本科就学完的做法是否做得太过了，对于本科生而言，对经济理论的充分理解比只知道形式地推演模型是否更重要，尤其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财经类本科生最后都将进入实际经济部门工作（包括做恒甫先生所不屑的实际经济问题“研究”），如此等等，这不多说，留给关心和了解这一问题的朋友继续讨论吧。
感想之七：“书呆子”与“形而上”
　　恒甫先生“书呆子”一样的性格和热爱并执著于“形而上”的学问的精神，在今天的中国实在稀罕，也实在让人敬重，景仰。目前得中国太缺乏这样的“书呆子”，大家都太精了，不然，也就不会有如此严重、如此千奇百怪的学术腐败了。恒甫先生说话太直，太冲，这让一些人很不舒服，很不喜欢，这或许也是 “转了十几年转了一大圈也没有人给他经济学院院长做”的一个原因吧。这是恒甫先生的不幸，更是中国经济学界、教育界的不幸和悲哀。中国的大学居然容不下一个如此热爱教育、投身教育的哈佛大学博士（当然你们可以说他不是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嘛，呵呵），相反，却有不少不学无术、不务正业、浪得虚名者，舒舒服服地混着院长之位置，因为中国的校长就喜欢这样的人，而不喜欢象恒甫先生这样刺太多、攻击性太强的家伙。总之还是那句话，这不是如同国有企业厂长一样的校长们的问题，也不是不学无术、不务正业者们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
　　说到“形而上”经济学研究，顺便提一个建议，如果恒甫先生真的喜欢真正充满智慧也要求极高智慧的“形而上”学问，或许应该去好好研究研究哲学，诸如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以至现代科学哲学之类，这对真正的“形而上”经济学研究或许更有裨益——相对于恒甫先生所喜欢并向学生强化的国学（当然其中也有比较玄乎的东方哲学）以至于历史而言。所以，您“骂”汪丁丁教授“不知道什么家”实在是没有道理。人不能以自己一孔之见而到处骂人，没准人家比你实际高明得多呢，虽然人家没有多少paper发表。
必要的说明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是恒甫先生的演讲，还是这里回忆和记述演讲过程中的感想，都是直接针对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既然是针对“活动”，而不是针对具体的学术问题本身，就必然会涉及到人，这是无可避免的。一切都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这块大牌牌下面说话，恒甫先生的诸多“骂词”应当不算是本人也一向深恶痛绝的学术圈中的“人身攻击”。但仍需说明，记述中的诸多“骂词”，几乎全出自于恒甫先生之口，本人靠记忆记录，应该大差不差，如有小出入，本人在这里向恒甫先生以及所涉之教授以至单位谨致歉意。同样的逻辑，我的“感想”仅仅是对恒甫先生观点的商榷和置疑，更加说不上是什么“人身攻击”。大家都是“对事不对人”。至于这些感想对与不对，以及恒甫先生演讲中的内容对与不对，交由大家讨论。本人以为，充分讨论这里所涉及的问题（而非个人或组织），对中国经济学界非常有意义，这也是本人埋头写下这样一个并不增进什么经济学知识的长篇散记和感想的原因。对于这里所记述的东西，以及所涉及到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都可以将它们作为靶子来打，问题总是越辩越明，或者将它们作为将要抛掉的“砖头”——能够通过大家的反思和讨论进而引出真的“玉”来，那一定是热爱并献身于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科研事业的恒甫教授十分乐见的事情。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李健2004年9月25日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