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别人的既得利益都搞掉啦

在武汉大学，资金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邹恒甫。为了让优秀的学生专心做学术，他在IAS设置了比其他学院高得多的奖学金，最高可达10万元以上；他想请国际一流的大师都到武汉大学讲课，但多数人收费不菲；IAS的课程需要教师具有极好的数学与英文基础，原武大经管院老师在他看来大多不能胜任，他只能到数学系另请老师，实在不得已，只好请博士带硕士，硕士带本科。这些，都不是学校给予的有限经费和他个人募捐能维持的。最艰难的时候，眼看过两天就要发工资了，邹恒甫还没搞到钱。

2001年，武汉大学商学院有关领导到光华考察其在全国率先开办的EMBA学位项目，有人建议武大也开办一个。但由于种种原因，商学院并未马上启动。2002年，邹恒甫牵头做了一个EMBA项目培训方案，请了一批国际上的知名教授前来授课，正式开始招生。邹恒甫说，2002年至2005年，是武汉大学EMBA最火爆的时候，他把几乎所有国际上的应用学、管理学、会计学大师都搬到了武汉大学。除郎咸平、张五常曾到武汉大学讲过一两堂课外，武大EMBA项目几乎不请国内学者讲课，武大商学院的教授们自然也被排挤在师资队伍之外。

“我把别人的既得利益都搞掉啦。”这一点，邹恒甫非常清楚。邹恒甫认为，武大EMBA对北大、清华和长江商学院等都是个巨大打击。武汉大学EMBA拥有高水平国际师资队伍，却收取比它们低得多的费用。“显然，这对于原来的利益格局构成非常大的冲击。”一位与经济学界诸多知名人物交往甚深的商界人士对《人物》记者直言，邹恒甫高薪邀请国外学者授课，而不给国内学者机会，必然导致一些人不满。

眼看办学的种种掣肘因素都被突破了，2004年，邹恒甫却一下子_陷入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那年夏天，邹的哈佛校友、世界著名经济学家，57岁的让·雅克·拉丰，55岁的杨小凯，还有他的老师董辅礽，都因患癌症永远离开了他。他们都曾在他生命的不同时段照亮他，并一直陪伴他。杨小凯是邹恒甫多年至交，他和另两位一起，始终支持着邹恒甫在武大的办学事业。武大EMBA中心有三个联合主任，除了邹恒甫，另两外便是董辅礽和拉丰。拉丰得知自己患癌症后，打电话给邹恒甫：“恒甫，我再也不能帮助你了，我再也不能帮助武汉大学EMBA了，我再也不能帮助中国了。”

与此同时，EMBA办学中巨大的经济利益，使邹恒甫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有人认为，邹恒甫让自己的亲妹妹邹三毛打理EMBA的一些具体事务，就是为了从中牟利。他的一位朋友回忆，最初邹恒甫拿回的资料遗失率特别高，“他就给我讲，他要叫三毛去帮他看住，不让人动手脚”。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谢丹阳在一篇《谢丹阳品邹恒甫》的文章中回忆，一次他到武汉大学讲学时，邹恒甫说中心的账目很让人费解，准备请妹妹三毛来管。他警告（邹）三毛：“你要是做任何违规的

事，你就是坑了你哥。”

邹三毛由此被卷进日后的一些争议中。她被质疑在国内有5套商品房，还开高级轿车。邹在2007年8月底专门发博客澄清，称自己妹妹只有一套公寓，她的车也只是IAS的公用车，很多时候，他妹妹扮演的是司机的角色。他的多位朋友都认为，以邹恒甫的性格，他本不愿沾染EMBA这样的事情。邹恒甫称，他在武大之所以钟情于EMBA，唯一希望的，就是拿EMBA的钱把国际上一流的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大师都请到武大来讲课。

EMBA解决了困扰邹恒甫的经费难题。一直以来，财权都集中在武汉大学，跟商学院没任何关系。但好景不长，2005年，由于EMBA学位批准的权力被放到了商学院，武大EMBA项目被收归商学院管理。IAS“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系”也被拆分到经管院不同的系。2005年8月，邹恒甫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傲气的他拒不上任。他黯然离开武汉大学。“2005年，我在那儿吃了餐饭，就不再理睬他们了。他们也觉得很奇怪，我怎么就不斗了。我不是为了钱才斗争的，而是想用那个钱来办学。只有你们这些窝囊的人想要那个钱，那我就让你们搞钱去吧。所以我就把人全部带到了中央财经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我没讲过一堂课的EMBA，我反感那个东西。”邹恒甫说。

在武大，邹恒甫连续4年评博导，都被告知卡在了投票环节。一位与邹恒甫交往数十年的朋友认为，如果国内的大学教授像美国的哈佛、耶鲁教授一样，有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的话，邹恒甫会是很重要的中心人物。但是，“当整个评价指标是一个行政指标的时候，邹恒甫，对不起，你就是一个另类”。外间人评价邹恒甫办学遭遇的挫折，多以为他不懂中国国情。

但真正了解他的人并不这么看。一位跟随他多年的身边人在发给《人物》记者的邮件中说：“很多人就不相信，社会上真有他这种敢于不管不顾地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因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多数人到他这个位置，是完全可以混得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他是何苦呢！他是真不懂吗？中国的人情世故他能不知晓？当然，也可以说他确不知晓，因为他从心底里完全拒绝这种‘人情世故’。”

一起办学的伙伴相继离去，办学又受重挫，“我一个人斗不下去了”，邹恒甫回忆。那个时候，嘴上一向藏不住事儿的他却把所有灰色的情绪埋在心里，他与武大的矛盾远没有后来与北大的纠纷那样闹得沸沸扬扬。“你知道丁学良怎么跟武大领导说的吗？把邹恒甫搞走，你就把一个跨国公司变成了一个乡镇企业。我可以走，离开武大，悄悄的，因为她是我的母校，我不说她。”

简新华认为邹是有中国情结和武大情结的人，“你可能看了很多报道，他尽管骂这个骂那个，说这个说那个，但是好像没骂过武大”。

骂我的人都学我

今年5月，邹恒甫五十大寿，在国内有教职的学生们集体给他过了一个生日。他在饭前作了简短发言：“今天是谷雨，也下雨了，下雨好。今天谷子也很多。你们都是谷子，不一定是种子。种子不多也不要紧，有一粒两粒就行了。”学生们都明白，他说的种子，是指学术的种子。

邹恒甫当年播下的种子不少已经发芽、成长，并在各高校推动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经济学教育。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在写给世界银行研究部主管Reinikka教授的信中，这样评价邹恒甫：“从1992年开始，他利用自己的个人时间和基金在武汉大学极好地推广了现代经济学教育……自成立至今，这个专业已经培养了数千名毕业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前往美国顶级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其中一些人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已经归国任教。让人兴奋的是，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卓越学者。”林毅夫认为，邹恒甫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和机构”。

林毅夫晚邹恒甫两三年在中国开始办学，从这个层面而言，二人当有很多惺惺相惜之处。只是，由于各自经历的不同，两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推动方式。相比林毅夫的“四平八稳”（邹恒甫语），个性鲜明的邹恒甫选择了更彻底、激进的方式。

他在电话里跟《人物》记者提起鲁迅的文章《无声的中国》，鲁迅写道：“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除创办武汉大学IAS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外，邹恒甫不遗余力地在各地高校推广他的办学模式。在外界的质疑中，邹恒甫办学有“贪多嚼不烂”的嫌疑。多位他在武大亲密的合作者以及武大IAS的学生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也都总会设想：假如邹恒甫顺着“把IAS办成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黄埔军校”的路子走下去，IAS就不会陷入被很多后来者超越的境地。但当回首来路，不难发__现，邹恒甫日后办学在全国“遍地开花”，并非他主动所为，那只是他一路尝试却又一路受挫后被动出走导致的结果。

邹恒甫也享受着“很多人骂我，但他们都学我”的乐趣。到北大光华后，邹恒甫发现了远超于在武汉办学的影响力。他自豪地宣称：“我彻底地改变了北京高校的经济学教育理念，包括北京大学经管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他们都学我，这在武汉大学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2003年，龙永红提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经济学数学双学位班，很快得到经济学院的回应，主管教学的校长亲自主抓相关工作。龙永红说，这一路远比邹恒甫当初顺利，却与邹一直以来的坚持紧密相关。此外，同为哈佛校友的钱颖一2002年在清华，田国强2004年在上海财经大学，以及很多其他高校经济学领域尝试的教育改革，也多遵循邹创立的模式。

邹恒甫到处帮人办学也产生了一些他始料未及的影响。“一个是说你的精力是不是分散了。另外，涉及一些经济类的奖项、一些学科的排名时，学校之间是竞争性的。从单个学校的角度来考虑，你支持了别的学校，势必对这个学校的利益造成影响，冲突就会产生。”龙永红这样分析。

在2007年给邹恒甫的邮件中，张维迎就表示，除了武汉大学和世界银行外，希望邹恒甫不要再在任何其他机构担任职务。被光华解聘事件发生后，邹恒甫猜测，也许自己2005年起开始在中央财经大学办学，真正“引起了张维迎和学校领导很大的反感”。但他当时没想那么多，他一心想的是，“先解放全中国，最后解放武汉大学”。2007年6月，一封邹恒甫写给时任教育部长周济的公开信，使北大辞退邹恒甫演变为一个公共事件。

双方争执的焦点集中在工作量上。张维迎认为邹恒甫2002年后的表现不符合学校对一位教授的要求。邹恒甫在公开信和邮件中对此作出驳斥，详细列举了其自2004年后每年在北大光华的教学工作任务。他对《人物》记者表达自己的不满：“就好像我给了他一座房子，他却说我还欠他一根冰棍。”

在龙永红看来，北大辞退事件使邹恒甫经历了少有的打击和挫伤。龙也是当时少数公开支持邹恒甫的人之一。在他的记忆里，那段时间，邹恒甫情绪相当低落。“北大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起来，对他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应该是一个大有用武之地的地方。最后他没有办法再利用这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