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分析
梁启超(1873一1929)是中国近代的文化巨人,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着名导师。在本世纪初的疑古辨伪运动中,梁启超尽管成认自己不如、钱玄同“疑古最勇,辨伪最力”, [1]但就古书辨伪方法而论,他的论述最为系统、详密,最具代表性而又影响最大。如张心澂着《伪书通考》,其《总论》局部即多本梁说。特别是论“辨伪的方法”,主体局部即梁氏之说。[2]谢国桢的《史料学概论》、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王余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等书,在论区分伪书的方法时,皆采梁氏说以为代表,皆奉梁氏说为圭臬。[3]
对梁氏所提醒的辨伪方法,余嘉锡早在30年代就有异议,其说主要见于《古书通例》(又名《古籍校读法》)一书,[4]可惜并未为世人所重。70年代以来,随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竹简、阜阳竹简、定县八角廊竹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竹简、荆门楚简等大批地下材料的相继出土,学者们开场发现,疑古辨伪运动固然在史观上有其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许多的“伪书”并不伪。80年代后期以来,时贤对疑古辨伪造成的冤假错案更开场进展深层的反思,李学勤先生的《对古书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