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0 亿工农业剪刀差真相：驳斥官网不实文章|   

近期发现，有人拿出几个权威网站文章说：计划经济时期1952年至1979年，农业为工业建设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提供资金4500亿元，导致农民贫困。事实果真如此吗？看下面几个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统计年鉴数据是国家法定的、官方认证的权威数据，高于网站文章数据。

一、从工业固定资产体量，直接证伪 4500 亿剪刀差。1949年——1984年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数据p83，到1979年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仅有3803.8亿元，增加额合计3679.8亿元。固定资产新增额不足4500亿！

二、从物价指数看：并非长期压低农产品价格。数据来源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p425

三、化肥农药价格真的一直在上涨吗？数据来源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p447

这三个剪刀差的核心数据一致证明4500亿元剪刀差就是虚假编造的！
    四、人口与耕地数据：戳破极端贫困叙事常识漏洞。再看看人口数据，来源于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1978年农村人口达到79014万人，比1949年48402万人净增加30612万人！若加上死亡人数实际新增人口数要远大于此！

耕地面积数据，来源于1984年统计年鉴，1952年播种面积211884万亩，到1978年225156万亩，仅增加13272万亩，1952年农村人口50319万人，人均播种面积4.21亩，1978年人均播种面积2.85亩。

这些数据都说明啥？还有温铁军观点：“1978年工业固定资产总额9600亿，其中：7000亿、8000亿来源于农业”，与专业常识相悖！
   有人认为：农产品价格再上涨些，农民就富裕了！真是那样吗？农副产品价格在上涨几倍，先不论工业品价格是否同时上涨，农村产品的总量还是那些，只不过是价格数字上涨而已，平均每个人能获得的农产品还是老样子，不变！那么，即便是工业品不上涨，工业品的总量也还是那么多，人均获得的工业品总量也是没有变化，农民就富裕了吗？只不过在此过程中，因为农产品价格过高，导致农民多获得工农业产品，非农少获得工农业产品而已！农民的富裕是建立在非农贫困的基础上！总量还是没有变化！还是那么贫穷！在此有人又说了，工人的工资高于农民好几倍！我多次强调，非专业人士，讨论不了这个专业的问题。你看着是工人工资是农民的好几倍，以1978年为例：农民的收入133.57元是79014万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而不是农村劳动力29426万人的人均收入；工人的工资仅仅是9499万工人的工资收入，而不是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一样吗？可比吗？再说，生存成本也不一样啊，1978年城市人均生存成本383元，农村人均生存成本132元！一样吗？
    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研究了很长时间，真相就是全民共同勒紧裤腰带为共同的工业化做贡献！具体讲：就是在基本保证全民基本生存的条件下，挤出物质换取先进技术，形成工业积累，换取生产效率的提升，多产物质包括粮食及农副产品，最终达到了物资丰富了，也就是人均物质获得量增加了，才从总体上摆脱了贫困！有伪专家教授（温铁军）说：那都是农产品换的外汇，包括用农产品偿还外债！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可是，深层次看，都是在执行保基本生存的基础上，把多余的农产品和物质包括矿产品按照保基本生存的价格标准收购上来，再拿出去换技术。但在此过程中，比如：你想用木材换苏联的技术，苏联同意吗？人家自己就有很多，还要你的木材？有人说：农民生产粮食却比工人挨饿！实际上是什么？个体和个别地区可能是这样，但总体不是这样!农民的挨饿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干部虚报产量导致的，当然了，也有多个地方瞒报产量的，所以，在全国总量上看是够用的。但在个体和个别区域上看就有不同了，也就出现了你这个区域挨饿较重，而他那个区域挨饿就较差，甚至没有挨饿！但这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不是国家制度框架制定的缘故！至于城市人口是否挨饿？基本都是一样的！城市人口是按工种、年龄、岗位确定口粮数量，而农村生产队是按照人头数量分配口粮。这也是导致农村人口生育愿望强烈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多生人口，多分口粮，吃不了可以高价卖余粮给城市人口啊！而城市人口基本属于均匀挨饿，农村人口是好的时候很好，不好的时候很不好！实际上就是是全国人民都是半饥不饱的。否则，无法解释农村人口增加63%现象！若真的像有些人夸张的那样（国防大学教授马俊）：一等粮给国家，二等粮给集体（做种子了），三等粮都发霉了苦的，留给自己吃，猪都不吃，人类受孕都是个问题，怎么可能新生63%以上那么多的农村人口？这是基本常识应该懂啊！长期吃不饱、吃发霉猪都不吃的粮食，还得常年干重体力活，能实现繁殖吗？那时候也没有辅助生殖技术啊！那么，净增加3亿左右的人口咋来的？

五、有观点认为：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形成的劳动者收入不能覆盖其生存成本。

按照劳动价值论原理，劳动者报酬必须覆盖劳动者及其所负担的人口的生存成本。但是，其前提是必要的劳动量和必要的劳动时间及稳定的人口结构。就前述数据和1952年至1978年农村经济收益及剩余价值分配分析看出：1952年农业总产值461亿元，国民收入（剩余价值）340亿元，农业税费29.7亿元，三提五统及不能当期分配的积累性资产132.92亿元，其中：公益金公积金29.32亿元，农村劳动力实际可获得分配收入177.38亿元/年；农村总人口50319万人，农村劳动力17317万人，人均年生存成本62元/年，劳动力人均抚养人口2.91人，人均劳动力抚养人口的生存成本合计（劳动力最低工资）:元/年180.16元，全口径人均劳动力年收入179.19元，不达生存成本0.97元，农业总成本利润率-0.36%（表中体现的-0.36%利润率，应该是多重数字小数点进舍的误差）。应当认为是基本持平。

1952年工业总产值349亿元，国民净收入115亿元，税金9.1亿元，不含人工成本和折旧的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24.26亿元，显性工资24.6亿元，隐性工资7.835亿元，工人总数533万人，人均抚养人口4.47人，人均生存标准148元，职工所需生存成本合计661.34元/年，人均显性工资515元/年，人均隐性工资147元/年，工人全口径人均收入超出生存成本0.66元/年/。工业总成本利润率16.41%。工农各自超出生存成本的微小差异应该是多重小数点近舍，单位亿元、万人转换成元、人形成，实际上应该是没有差异！

而到1978年这一格局出现明显分化，1978年农业总产值1567亿元，国民收入（剩余价值）1065亿元，农业税费32.66亿元，三提五统及不能当期分配的积累性资产449.98亿元，其中：公益金公积金103亿元，农村劳动力实际可获得分配收入582.36亿元/年；国家对困难户救济5.09亿元，农村总人口79014万人，农村劳动力29426万人，人均年生存成本132元/年，劳动力人均抚养人口2.69人，人均劳动力抚养人口的生存成本合计（劳动力最低工资）:元/年354.44元，全口径人均劳动力年收入352.55元，不达生存成本合计1.89元/年/人。农业总成本利润率-0.35%。与基期-0.36%基本持平。

1978年工业总产值4067亿元，国民收入1408亿元，税金281.9亿元，不含人工成本和折旧的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226.74亿元，显性工资204亿元，隐性工资64.97亿元，工人总数4256万人，人均抚养人口1.82人，人均生存标准383元，职工所需生存成本合计695.32元，人均显性工资683元/年，人均隐性工资152.66元/年，全口径收入超出生存成本140.34元。工业总成本利润率18.34%。工人全口径收入超出生存成本显著高于农民。

如果到1978年农村人口仍保持1952年水平，劳动力也相应的保持1952年水平，即：1978年农业总产值1567亿元，国民收入（剩余价值）1065亿元，农业税费32.66亿元，全口径可获得收益1032.34亿元，其中：三提五统及不能当期分配的积累性资产449.98亿元（包括公益金公积金103亿元，），农村劳动力实际当期可获得分配的收入582.36亿元/年；国家对困难户救济5.09亿元；农村总人口50319万人，农村劳动力17317万人，人均年生存成本132元/年，劳动力人均抚养人口2.91人，人均劳动力抚养人口的生存成本合计384.12元/年/人（与上文 1978 年实际生存成本 354.44 元不一致，因抚养比变回 1952 年的 2.91），全口径人均劳动力年收入599.08元，超生存成本214.96元/人/年，农业总成本利润率19.32%（实际仅为-0.35%），超同期工业利润率（18.34%）；

而1978年工人全口径收入超出生存标准140.34元/年/人，城乡收入格局会完全反转，农民收入相对水平显著高于工人。

即便是除去当期不能分配的积累性资产，仅按照当期实际分配的收入看，582.36+5.09=587.45亿元，劳动力17317万人，人均可获得339.23元，低于生存成本44.87元。可是，当期不能分配的积累性资产和三提五统最终还是农民受益，资金并没有离开农村，特别是表中数据农民劳动力实际获得的分配是指生产队每年分配给劳动力的食物口粮和极少现金等，其余的如自留地产出、房前屋后菜园子产出、饲养家畜家禽耕畜、野生食用材的的获取等均未包含。且从1999年统计年鉴中的1978年人均纯收入133.57元（包含农民全部收入内容）与表2中采用的1981年统计年鉴的生产队实际分配的73.7元/人/年的差距看，若剔除当期不能分配的积累性资产及三提五统项目，得出的结论与事实真相会产生较大差距。但是，如果非要按照实际获得的显性收入算，那么，工人的也一样同口径同逻辑计算，显性收入683元/年/人，城镇人均生存标准383元，工人负担的人口1.8/人，工人负担人口的生存成本合计695.32元/年，工人收入低于生存成本12.32元/年。农民略低于工人。与此前工农业共同勒紧裤腰带支持工业化结论一致。

如果在考虑此期间耕地面积增加8549万亩，需要等同的增加劳动力，那么，按照1952年劳动力人均耕种面积12.24亩推算，需要再增加698万人农村劳动力×劳动力人均需要的生存成本合计384.12元/年=需要增加劳动力成本支出26.81亿元，与没有考虑耕地面积增加需要劳动力数量增加的总成本利润率差距不大。且其微弱变化，会因劳动生产技术的进步、劳动效率的提升，从而减少劳动力数量而抵消。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按照劳动价值论原理，若排除农村人口增长的干扰，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基本实现了等价交换，两者的劳动力价格也均能覆盖各自劳动者的生存成本。但是，这个等价交换是建立在国家通过剪工补农的价格让利基础上，且农业人口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实现的工农产品等价交换的合理格局。

实际上，如果非得要用剥削论观点描述这一历史事实，那就是国家既剥削了农民，又剥削了工人。但是国家是全民的国家，全体国民为了共同目标，共同勒紧裤腰带向国家让利，不能定义为剥削。

而在实际运行中，因农村人口的无序、过快增长超过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导致农业劳动力规模急剧膨胀，人均资源、人均产出被持续摊薄，使得原本格局再次被打破，最终呈现出农业账面利润率偏低、人均收入不足的表象。

如果非要否认农村人口增长导致收入被摊薄因素，而采用单一归因方式，那么，26年平均值的剪刀差应该为工人全口径收入超出生存成本程度157.66元/年/人-农村劳动力全口径收入超出生存成本程度-2.75元=160.41元/年/人×农村劳动力26年均值23584.62万人=3783208万元/年，26年总计9828亿元。

按照主流学界 “只看价差、不谈人口、无视效率、不算兜底、生搬硬套劳动价值论” 的单一归因逻辑，若刻意否认农村人口增长导致人均收入被持续摊薄这一核心事实，仅从劳动力剩余差额进行虚拟测算，26 年间所谓 “剪刀差剥削” 规模可达9828亿元。

然而，这一数字完全建立在无视历史、剔除关键变量的虚假前提之上，本质是脱离人口结构、资源约束与国家兜底的理论幻象，既非真实存在的价格剪刀差，更非工业对农业的剥削，恰恰从反面证明了传统剪刀差理论的片面性与非科学性。

从本质上讲，工农业等价交换的核心，在于价格与成本的偏离程度对比分析，即成本利润率。由于历史统计中缺乏直接反映价格、收入与利润对应关系的完整指标，只能通过系统的成本分析、收入分析以及价格 — 数量因素分解，才能真实反映价格与价值的偏离水平。测算表明，到1978年农业成本利润率应为 20.65%，略高于工业的 19.62%，基本接近等价交换；农民应得的劳动报酬高于工人。建国后受人口因素持续影响，两大部门的分配格局逐步分化，最终形成账面利润率差距的表象。

历史真相在于：工农业之间虽存在不等价交换，但劳动者报酬相对生存成本的偏离程度基本一致，并不存在工业剥削农业的情况。工农业劳动者报酬基本一致（农业高于工业），而利润率却不完全一致，实际上就是工农共同勒紧裤腰带为共同的国家工业化做奉献的直接体现。建国初期，农民报酬超出生存成本的幅度略低于工人。此后农村人口大幅增加，1978 年较 1952 年净增 3 亿多人，加之生活水平逐步提升，人均生存成本由 1952 年的 62 元上升至 1978 年的 132 元，涨幅达 212%。同期耕地面积仅净增 6.26%，粮食单产提升有限。尽管国家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调 221%，由此形成的 7973.8 亿元 “剪工补农” 收益（见《再论统购统销时期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仍被人口快速增长与生存成本上升完全抵消。

仔细辨析分化产生的原因是农业劳动力远超必要劳动量和必要劳动时间及农村人口超过自然资源和耕地承载上限，且劳动价值论中没有自然资源承载上限的界定。而且通过价格指数平减法计算发现，从1950年开始，国家一直在通过价格调控手段，压低工业产品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剪工补农保农民生存兜底！可是，调控价格的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导致工农两者出现收入格局分化。这不是国家制度设定的问题。因此，机械套用劳动价值论（人民大学教授严瑞珍观点），忽略人口变量，曲解劳动价值论原理，解释不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分配问题。

综上，4500 亿工农业剪刀差无官方统计数据支撑，属于脱离年鉴原始数据、忽略人口承载与统计口径差异的片面推演；真实历史是全民共同积累工业化，后期工农收入分化核心源于农村人口爆炸、土地承载力触顶，而非制度性压低农业掠夺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