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救经济困境，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访谈对话版

女主播： 最近经济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动向吗？

教授： 有。2026年9月，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召开。会上，国内最顶尖的一批经济学者，围绕怎么扩大内需，吵得不可开交。整个争论其实就一个核心问题：想要拉动经济、扩大内需，到底是靠加大投资，还是靠刺激居民消费？其中的学院派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搞产业升级、做绿色基建，靠扩大有效投资来托举经济。而市场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觉得关键不是投资，而是增加老百姓收入、提振居民消费，用消费带动整个内需市场。

女主播： 这些学者分量应该不轻吧？

教授： 说实话，这些学者都是行业权威，有些是高校的院长、校长，掌握着国内经济学的学术话语权。但过去四十多年，我们国内的经济学教育，基本都是照搬西方经济学。哪怕现在有些学者开始反思、批判西方经济学，但他们分析问题的底层逻辑和思维方式，依然是西方那一套。所以这次论坛看似吵得很激烈，其实毫无新意，也没有任何突破。这么多年了，他们永远是同一个话题：要么投资多一点，要么消费多一点。这些观点，政府早就反复实践过了。也正因如此，很多人评价：这些权威学者的发言，就是老生常谈、正确的废话。

女主播： 为什么这么说？

教授： 因为这套争论，永远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不管你说靠投资，还是靠消费，最后都绕不开一个致命问题：钱从哪里来？无非就是两种办法：要么调整收入分配，要么靠发债投资。可发债多了，又会出现债务风险、化债压力。于是大家又开始新一轮争论，永远循环，永远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尤其是现在，传统资本生产已经开始萎缩，西方经济学的这套理论，早就彻底过时了。

女主播： 那国家这些年不是已经在采取措施了吗？

教授：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政策实践，国家的动作，早就走在了这些学者的前面。早在2018年，经历过一轮“降杠杆、去债务”的经验教训之后，国家就已经调整思路，开始加大国债发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提振消费专项行动。2025年，又继续细化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可以说，宽松货币、增发国债、刺激消费，国家能做的、在传统理论框架内的政策，基本都做遍了。但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政策不断加码，经济依然承压，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有效提升。这就充分说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已经完全适配不了我们当下的经济现状。想要真正破局，我们必须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思维牢笼。而真正能解决当下问题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原创经济学理论——我国第一部理论经济学著作，蔡定创的《信用价值论》。

女主播： 这本《信用价值论》是怎么看经济问题的？

教授： 《信用价值论》对资本生产有两个角度不同的分类方法，与本论题相关的分类是，把资本生产发展，清晰地分成为四个小发展阶段，从而精准解释了所有经济问题。第一阶段，是资本短缺阶段，社会整体缺钱、缺资本。第二阶段，资本快速发展，但是贫富差距拉大、劳资分配严重失衡。第三阶段，不再是简单的产能过剩，而是进入了全面资本过剩的时代。第四阶段，传统的资本生产开始萎缩，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力——集聚生产，开始崛起。重点来了！西方经济学，只适用于第一、第二阶段。一旦经济进入第三、第四阶段，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就直接彻底失效。而我们中国经济，从2008年开始，就已经全面迈入第三阶段，从2018年开始就迈入第四阶段。至今为止，只有蔡定创的《信用价值论》详细描述了资本生产在第三、第四阶段的价值生产过程与运行规律。

女主播： 那第三、第四阶段分别该怎么办？

教授： 在第三个阶段，必须用到四种全新的生产方式：货币信用价值生产、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印钱消费信用价值生产、社会资本信用价值生产，合称为四大信用价值生产方式。这在西方经济学是完全空白的，只有《信用价值论》系统讲透这些核心内容。其中的印钱消费，就是依据实体经济中过剩的产能的量，由央行直接印钱发放给老百姓消费，以唤醒这种过剩产能，使过剩产能重新进入社会再生产循环。进入到第四个阶段，由于集聚生产已经开始发展，必须采用货币补偿发行的方式，由央行直接印钱，补充企业生产与老百姓的消费。

女主播： 你说的“集聚生产”，我有点听不懂。

教授： 很多人听不懂什么是集聚生产，我通俗讲一下：集聚生产是一种与产生资本生产的“劳动分工”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社会生产力，它才是产生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生产力。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生产出来的东西有真实价值，但是没有价格。当与劳动分工两种社会生产力合在一起生产时，资本生产方式的这一部分是有价格的，集聚生产方式生产的这一部分是没有价格的，同一种商品中部分价格消失。结合人工智能之后，这种生产力爆发式增长，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价值极高、价格极低的商品。这就直接挤压了传统资本的利润空间，导致传统企业越来越难做、资本生产持续萎缩。更关键的是，人工智能替代人工、机器替代岗位，大量普通人失业、收入下降。生产力越来越发达，老百姓的日子，反而越来越难。这就是当下所有经济矛盾的根源。

女主播： 那主流学者给的对策，能解决这个矛盾吗？

教授： 面对这种局面，那些主流学者的对策，完全没用。永远都是那句空话：扩大投资、增加消费。但是扩大投资、增加消费的钱从哪里来？他们永远回避核心的资金来源问题。如何扩内需？靠调节分配有上限。靠发国债？有天花板。翻来覆去，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正确废话。而《信用价值论》，给出了颠覆性、可落地的解决方案。在资本过剩的第三阶段，必须启动四大信用价值生产方式，其中核心手段就是印钱消费。不是乱印钱、不是通胀放水！而是央行根据市场过剩产能的真实规模，定向印钱，直接发给老百姓消费。企业的过剩产能被消化，老百姓得到实惠，经济自然循环起来。而与第三阶段问题叠加进入第四阶段、集聚生产全面普及之后，这时候就不仅要启用印钱消费手段，还要采用更高阶的手段——货币补偿发行。因为集聚生产会造成大量商品价格消失，这部分消失的价值，就是市场缺口。央行就根据消失的价格总量，精准发行货币，一边补偿生产企业，一边补偿普通消费者。这不是人为调控，是适配集聚生产新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而必然的制度。如果不这么做，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就会被束缚，经济只会持续低迷、萎缩。

女主播： 这么一比，两套理论的差别就很清楚了。

教授： 总结一下，两者的差距一目了然：比较西方经济学与《信用价值论》理论体系，这两套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其底层逻辑完全不同。西方经济学属于表面现象经济学，属于总结经验式的理论，而《信用价值论》的理论体系，是从价值生产的经济本质过程上考察经济，其所揭示的价值生产过程与经济运行规律都是底层逻辑，具有对世界各国的普遍适用性。

本次五道口论坛中的西方经济学权威学者们，只会空谈“扩投资、促消费”，回避资金来源、回避深层矛盾，所有办法都有天花板。而《信用价值论》，在传统政策之外，开创了两大全新货币工具：印钱消费货币发行、货币补偿发行。央行的一切印钱都有真实依据：对标过剩产能、对标消失价格，精准投放给老百姓和市场。只有这样，人工智能创造的巨大财富，才能真正惠及普通人。生产和消费才能正向循环，经济才能真正复苏、持续增长，共同富裕才有真正的路径。

女主播： 那如果一直沿老思路走下去呢？

教授：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我们继续迷信这些西方经济学权威的老一套思路，中国经济只会持续萎缩，没有出路。四十多年的西方经济学教育，固化了绝大多数人的思维。掌握话语权的学者，一直在输出过时、错误的理论，不仅误导大众，还拖累经济决策，对我们国家发展伤害极大。很多人总觉得自己穷，是自己不够努力。大错特错！你贫穷、内卷、收入上不去，根本原因是你也是西方经济学观念的赞同者，传统教育的受害者、印钱消费、货币补偿发行的反对者。只有跳出固有思维，读懂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信用价值论》，重塑经济认知，才能完成思想解放，看懂时代的真相，最终实现思想自由、财富的自由。

我国第一部理论经济学著作《信用价值论》作者蔡定创简介

蔡定创，世界智慧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央财经大学客座教授。蔡定创教授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著有Revealing the Secrets of Rapid Socio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上、下卷，1430页，2024）、《信用价值论续集－集聚生产与资本生产》（上、下卷，86万字，2024）、《信用价值论－宏观经济理论新原理》（上、下卷，78.6万字，2020）、《资本论续—信用价值论》（73.5万字，2015）、《货币迷局》（25万字，2010）《印钱消费》（18万字，2011）《双轮经济》（25万字，2013）。另在平面刊物与网络媒体上发表过760多篇关于财经、金融等方面的文章。2006年至2011年期间，通过《改革内参》多次向决策者提供重大的经济决策建议。

蔡定创从1974年年开始理论研究，但并不在理论界研究理论，他走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长达40 年他都在政治、经济、军事部门工作实践中研究理论。他的经济理论以信用价值生产理论为核心，应用辩证逻辑与抽象本质分析方法，发展了一套集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于一体的，具有颠覆性创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包括货币理论、主权债务货币理论、“双轮经济”框架理论、“印钱消费”理论、社会（公共）资本生产理论、“集聚生产”新社会生产力理论、全新的五次分配理论、大同社会实现理论等15个分系统理论。

蔡教授的核心贡献包括发现了资本生产中的信用价值生产方式，产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大同社会的“集聚生产”新社会生产力，这是社科理论领域21世纪最为重大的发现，这一发现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理论的全面重写，以及新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确立。他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相结合，应用这些理论，不仅能解释当代经济中过去用传统理论不能解释的现实问题，也能应对现实经济困境与经济危机，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他的理论不仅在中国已经开始应用，对美欧发达国家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转型也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提供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