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生老兄：

见到你的回帖，我一点也不吃惊！如果说早期是楼主等版主在引领潮流，那无疑当下你是论坛的先锋，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你的身影，而且很多都是热帖，这大概也就是你所谓的“自由主义”了吧。

为了向你学习，使自己的帖子更受关注，我搜索了你发的帖子。我发现你发的帖子早期多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后转到“ 教育与经济学教育”，现在多在“学术道德监督”板块，你讨论较多的是张维迎、邹恒甫等经济学家，还有一些关于人事方面的消息，当然，偶尔也能见到关于经济学学术问题的帖子。我必须承认，你很公正，无论是正方观点还是反方观点，你都会发出来。

但是，作为一名经济学人（不是一名普通的网民），这难道就是我们关注的热点吗？经济学的“自由主义”难道是通过对经济学家的充分监督、关注来反映的吗？经济学家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私生活，在合法的范围内有自己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对这种权力的干涉才是彻头彻尾的“反自由主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经济学家当然也不例外。且不论他们的“是是非非”，但如果连自己的人事问题，自己的言论等都被拿来反复“评论”、“炒作”，直至被“拥护”或者“批判”，相信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会感到“不痛快”（老兄千万别不痛快啊！）。

经济学家是不是不可以批判？当然可以！但我们批判的是其学术观点，只要有理有据，提出质疑，或者直接提出反对观点都是可以的。相信这是任何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很乐意看到的。这也许才是经济学“理性思考”和“自由主义”的真谛吧！

（扯远了，回到版主的话题）

版主提出人大经济论坛在日渐左化，这一点我很赞同。不用看别的，看看“学者专栏”一切都明白了。必须承认cymbidium 是一位非常负责的版主，清晰的记得几个月前那里还有阵阵的硝烟味，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但很快，讨论被莫名奇妙的强行终止了，呜呼，悲哉！

经济学的理性思考惨遭打压，关于经济学家的八卦消息等竟成为热点；学术的自由得不到申张，个人的自由（尤指言论自由）屡遭侵犯。原因何在？

……

现在对经济学家的批评确实过多了，主要是很多网民都没全面了解过经济学者的观点就跟风开骂，很是无聊！

我个人而言不用想太多，很多都是自由发展的结果，提倡自由主义嘛！何必那么激动呢老兄-----

这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寻求制衡过程中的阵痛有点类似!

觉得自己很神圣中立的人好像左的帽子要扣的多一些,这些中立神圣对右好像没什么意见,觉得张维迎之类"理性思考改革"的人是精英中的精英,人们应该顶礼膜拜之.不过说句闲话,这个大西北混出来的小子还真忘本呀,和任志强差不多.自已混出来了就开始整治自己的同类了.

我深有痛感. 自己都不好好反省自己还在自大搞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说得不好听是内耗.

我做事情,先要把自己搞 好,然后才去看别人,借鉴别人好的东西;.不要拿人家坏的东西来同自己好的东西比.学经济学更是要如此.

千万要谨慎啊!!

人大经济论坛与邹恒甫与张维迎有什么关系？言必谈邹恒甫，张维迎，光华管理学院，这就是自由主义？

假若现实右倾，你怎么能不叫草民大众左倾？
--------------------------------------
你别动辄出来做民众代表，恶心的。左倾的人，我说难听点，喜欢强奸民意。

一个有钱人，他在股市、楼市里要靠才华，要靠经济学？靠，做梦
-------------------------------------
没才华你懂炒楼？你也太高估你的智商了，你以为炒股不用了解经济学，不用了解风险，呵呵，那好啊，你干脆贵买贱卖吧，看你早晚到街上讨饭的。

你这老兄，懂自由主义吗？
-----------------------------------
你懂个屁自由主义，自由的本质就是反计划，我们允许自由的前提，就是要先禁止你们这些个企图通过计划经济消灭一切自由的蠢货。

我早说过，这些个新左派有几个典型特征：
1.跟马克思，康德差不多，门外汉，不换专业的话没多少个拿到文凭的
2.仇富但是也嫌贫，视金钱为粪土但是极度崇尚权力
3.非常狭隘的门户之见，对身份等级十分敏感，只准自己往上爬，不准别人反对
4.严重的纳粹民族主义倾向
5.完全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基本逻辑就是只要反西方经济学的就一定是对的
6.完全是父母供养的白痴，自己不花钱，对社会了解极少，要他们去买菜了解电信业务比让他们跳楼难
7.骨子里就是唯我独尊的小霸王
8.肯定在现实中到处招惹他人厌恶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张维迎……张维迎……张维迎……张维迎……张维迎……张维迎……”

“邹恒甫……邹恒甫……邹恒甫……邹恒甫……邹恒甫……邹恒甫……”


你们有完没完？

张维迎、邹恒甫又听不到你们叨叨，他们未被骂死前，我们已经被烦死了。

楼主老兄，和支持楼主老兄的老兄，麻烦你们各自举一个例子，用来说明如何不妥当。再麻烦你们各自说一个措施，说说如何让论坛学术化。

否则的话，你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要做什么了。

对吧？

兄弟的要求不过分。

你们至少，也可以给大家，提出一个学术问题，供讨论嘛。提吧，你们不是热爱学术吗？

我看不出来这个论坛有楼主说的那样左倾

只是现在我们不再象以前那样迷信经济学家了.

我们会根据现实经济做出判断.

这也是我们这些经济学爱好者成长的一个表现把

你们还可以，把自己的以往的成功的或者真正的学术的讨论，或者你们认为成功的或者真正的学术的他人的讨论，作为样本，作为标准，各自提出一个，放在论坛上，好让大家来学习来参照，这样一来，大家就越来越能够进行真正学术讨论了。对吧。

兄弟的以上这些想法，都不过分吧？

兄弟个人认为：

样板戏曾经是显学，现在没有人会这么认为了。

经济学，也是如此，这本来就是一门很普通的学科。

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访谈：人不仅仅是一个写论文的机器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版面：大学论坛
本文链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13124

[访谈]人不仅仅是一个写论文的机器


2007-05-21 11:06:40 来源:南方都市报



　　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谈大学人文教育

　　人不仅仅是一个写论文的机器
　　
　　文化课的效果和成绩还要再等十年、二十年才看得出来


　　南方都市报：你五一刚刚从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休。退休后还会做一些跟教育相关的工作吗？

　　张信刚：会。清华大学邀请我今年九月在清华开一门两个学分的课，叫做《游走于文明之间》，教一个学期。北京大学因为我是他们的名誉教授，明年春天他们也请我去，和一些学者一起设计一个为非人文专业学生开设的文化课程，针对北大的包括法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等等设计一个简单一点的人文课程，让学生对整个世界文明的脉络有一个熟悉。

　　南方都市报：人文教育几乎贯穿了你退休前后的教育事业。

　　张信刚：我想是这样的。因为去北大清华都不是我主动要做这个事，而是他们找到我的。他们都跟我比较熟了，觉得我挺适合做这事。比如清华最早的人文学科在王国维的时代很强，后来比较偏重理工科。他们的校长顾秉林教授就跟我两次提到说，你要来现身说法多好啊。因为我以前是学理工出身的，最近十几年又提倡人文教育。他的话其实也给我不少压力。

　　南方都市报：你这些年宣扬人文教育的观点，内地高校的同事都认同你吗？

　　张信刚：是的。我接触到的绝大多数内地高校的负责人，对这点都很认同。我没有听到过反对的。

　　南方都市报：最近一则新闻引起内地很大的讨论：教育部建议高校必修语文课，汉语不过关不能毕业，赞同和反对的声音都很强烈。和这个非常相似的是，你十年前也在城市大学实行文化课为必修课。当时学生有没有抵触情绪？

　　张信刚：我设置一个课程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我们有一个学校教务委员会，是经过严格的程序决定下来的。每个本科生不管是什么系，都要念6个学分一年的中国文化课程。当文化课成为必修课之后，它影响到的就是每个学生了，那他会怎么想？确实有极少数人因为文化课不过关不能毕业的。但是这些年下来，学生从最初的不理解，以无可奈何的心态来念它，到后来同样这一批人回到学校告诉他们的学弟学妹说，你们可要好好念这门课，这个课程可有用了。他们说的并不是学了文化可以具体用到哪里，能让你今年加薪两次什么的，而是说大学毕业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具有了这种素质，在工作的际遇中可以让他感觉到自身有文化的价值。

　　南方都市报：现在这门课已经开了近十年了，效果如何？

　　张信刚：我觉得效果很好，没有人说它不好。但我觉得它真正的效果和成绩还要再等十年或者二十年才能看得出来，因为现在刚刚念过这个课的人才三十岁左右，还看不出来他的事业是否因此更为顺利，生活是否因此更为丰富。我想当他们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回顾这段经历，他会感觉到，就是这个课引导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让我在这二十年学到了什么东西，而不仅仅固定在学校上的专业课。

　　南方都市报：其实你自己对这一点应该就有很深的体会。

　　张信刚：对，事实上我就是因为自己的亲身体验，才会这么热心地做这件事情的。我是学工的，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打小从家庭、从老师那里受到的人文学科熏陶是一个优势。点点滴滴这么积累起来，我自己觉得内心明白很多，然后对事物的看法和判断也会更加正确一点，品位应该也高一点。这个和你的科学论文写得好不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人不仅仅是一个写论文的机器吧，人毕竟是要生活的。
　　
　　“不了解人类社会，你当一个精算会计师也当不好”

　　南方都市报：你是世界知名的生物医学工程专家，英国皇家工程学院院士。但你做了很多关于文化的事情。像在电台开节目“张信刚随想曲”，在报纸上长期发表文化随感，在大学设置文化必修课。作为一个理工出身的大学校长，这种做法是不是有些“不务正业”？

　　张信刚：(笑)我觉得应该分两段来说。一个是因为我从小家庭的环境和经历，师长的开导等等，我对历史、地理、民俗、语言学等等都一直保持兴趣，几十年来累积了一些知识。但它还是置于我的专业工作之下的。我的专业是生物医学工程，工作就是在实验室，然后做系主任、院长，一直都在工学院。直到我五十五岁来到城市大学之前，人文的一切都只是我个人的爱好，我的工作从来没有需要我发挥它们。

　　但1996年到城市大学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工学院长了，我所思考的问题成了如何最有效地教育下一代的学生，所以，如果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教育方法，那么它就是“务正业”了。

　　南方都市报：我知道香港城市大学主要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你为什么觉得人文教育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呢？

　　张信刚：城市大学的学科设置确实主要是培养应用型的专业人才。比如我们的政治系不叫政治系，叫公共行政管理系；不叫经济系叫经济金融系，不叫心理系叫社会研究系等等。

　　但我一直觉得，这些人在二十一世纪为了能够更出色地完成工作，以及更美好地过他们的生活，就需要在专业知识之外追求一定的人文内容。比如说不了解人类社会，你当一个精算会计师也当不好。尽管城市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学工学商的，真正学人文的很少很少，但如果他们能够视野广点，心胸开阔点，知识面宽点，对他们的专业一定有很大帮助。即使没有帮助，这个人的生活情趣，品位也会高点，对整个社会也是好事。

　　南方都市报：你有两个最突出的身份，一个是世界知名的工程专家，一个是推动大学人文教育的教育家。你自己会更看重哪个身份？

　　张信刚：这个问题我真是没有想过。事实上在来城市大学之前我在工程界做得挺成功的。我也是美国工程学会的会长、英国皇家工程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的工学院也是我一手创建的，所以单凭工程这一个方面我也算是很心安理得的。这一点是我的本，我吃饭的家伙，所以我不希望别人只知道我是个文化校长而不知道我是学工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方面，仅仅某一个方面并不能代表这个人。

　　南方都市报：大概是三年前，你作为政协委员曾经提出一个议案，建议硕士学位由三年缩短为两年。此后不久，很多高校实行了两年制。但近一两年，不少高校又认为两年制硕士质量下降，就业困难，把学制调回了三年。这件事最近引起了内地媒体的热烈讨论。你现在对此持什么看法？

　　张信刚：我觉得因为学生就业不理想就认为硕士要学三年的想法是不对的。就业竞争力涉及到高校工作的很多环节，关键是看你的专业设置、教学方式是不是符合市场的需要。很多专业本科生都比博士要容易找工作。

　　另一方面我觉得应该调整对硕士研究生的期望值。目前欧盟国家是这样的，大学本科缩短为三年，硕士两年，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要连续读完五年的，中途退出属于异常。国外的硕士研究生要么是巩固型的，把本科阶段的学习巩固一下；要么是为继续攻读博士作准备的。并不是说读了硕士就有很强的就业竞争力。
　　
　　“我是‘短笛无腔信口吹’，张信刚的口胡吹的意思”

　　南方都市报：说说你这次的新书吧。你的多数文章都是关于东西方不同地域文明的联想和比较。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和多年在欧美生活的经历来看文化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会有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眼光？

　　张信刚：我想应该有这样的不同。比如在我历次的文章里面，我会常常提到一些科技的东西，我可能比一些纯粹从文科角度出发的人更能体会到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的推动促进作用。另外可能我去的地方比较多，我也会三种语言，这样可能容易做一个比较，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交流，这样也容易触发我的联想。

　　南方都市报：从相对论到科举制，从张骞通西域到世界工厂，你的随笔思维总是古今中外地自由跳跃。有人曾经说很像“意识流”。

　　张信刚：我的父亲是外科医生，他也很喜欢这些文化的东西。如果他来写文章和演讲，我估计也是这样的。我自己开玩笑说我这种文体是“昌龄体”，因为他有一句话叫做“秦时明月汉时关”，把秦和汉、月和关都拉到一起，时间、地域跨度都比较大。有一次演讲的时候我开玩笑说，我是“短笛无腔信口吹”，这个“信”就是张信刚的“信”，张信刚的口胡吹的意思。当然背后并不是没有条理，没有一根线索。

　　南方都市报：我注意到书里一个很有趣的细节，你年轻时候在美国学习，曾经从工科转向生物医学专业。你说自己如果不是因为一块豉油鸡的缘故，你可能就转行做计算机系统工程了。

　　张信刚：(笑)对，豉油鸡的故事。我当年考大学，台湾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是最难进的，所以我就报考了。进去以后念得还不错，也拿到斯坦福的奖学金。但我进斯坦福以后发觉自己没有巨大热情，不是一辈子想做结构工程，那时候就想以后念博士换一个专业。

　　有一次我们几个中国同学星期六去中国饭馆饱餐一顿。我一个台湾的同班同学在饭桌上就很兴奋地跟我说他现在在做一种试验，就是把很多个晶体管一次做成放在一个手指那么大的晶片上，叫做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我那时念的是力学，我也不懂什么叫IC。我最喜欢吃豉油鸡，那天我要抢吃那块豉油鸡，所以他的话给我的印象不深刻，后来这位朋友成了今天Intel公司最高层的一个华人。就是那块豉油鸡害得我没有想到要转行。要是知道那个IC的重要性的话，我可能也转行念微电子了。

　　南方都市报：你在文章中说，你去到土耳其看到他们正在出现奥斯曼文化的热潮，跟国内的传统文化热一样。这些年国内关于儒家经典、中国历史解读类的书都很热，《百家讲坛》推出一系列专家讲述孔子、孟子、李白、三国、红楼等传统经典的节目，收视率高，相关图书都非常受欢迎。你觉得现在出现这种潮流的原因是什么？

　　张信刚：中国也好奥斯曼也好，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经有过辉煌的文化，但他们近100年弱下来了，所以就希望能从古时候的文化里吸取一些力量。但我觉得今天之所以在中国出现这种文化现象，还包括了今天中国人缺乏一个普遍有效的共同信仰。可以说，放眼看去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情况会像中国过去三十年那样，那么多的人口整个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形态和社会组织方式，而原有的一些教条化的理论也普遍都不提了。今天又是一个信息的社会，因此我认为一点也不意外，某些人会希望找到一个更为宁静的内心世界，找到稳定自己内心的力量，而不仅仅是过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内心的和谐需要某一种美学的修养，需要一种文化的支撑，也往往在很多人身上需要一种宗教信仰的支撑。像蔡元培这样的人不需要宗教，他们靠美学和文化的支撑足够了。但大多数的普通人他们需要某一种宗教的支撑。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复古热可能是众多人在寻找一种内心价值观的体现。

　　本报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孙骁骥

　　张信刚头上有一大堆光环：生物医学工程专家、英国皇家工程学院外籍院士，曾任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长、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但在公众当中，他最著名的却不是自己的科学家身份，而是一个推动高校人文教育的“文化校长”形象。据说，当年张信刚回香港，发现香港学生都只会背诵一首古诗“床前明月光”，这直接刺激他萌生了在城市大学设置文化必修课的念头。

　　5月，65岁的张信刚从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休，同时出版了他的随笔集《尼罗河畔随想》。埃及、巴黎、印度、土耳其，这本新书汇集了他对世界各地的文明、历史、社会、科技和教育的种种思考。从相对论到科举制，从张骞通西域到世界工厂，他的思维跳跃联结古今中外，展现了一个科学家的文化思考视野。



《尼罗河畔随想》，张信刚著，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4月版，28.00元。

薛涌:美国的大学(修改)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版面：大学论坛
本文链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11639

最近，一些关于McKinsey报告的文章在网上流行。主要内容是说，中国大学生英语不行，比不过印度学生。中国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在三百万以上，但是能够胜任外企工作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印度四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胜任。

McKinsey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经济思想库。这个报告，主要是立足于跨国公司的人才需求，并不能作为设计中国教育战略的指针。不过，考虑到中国经济结构的高度国际化、对外资的严重依赖，该报告给中国的教育乃至中国经济的未来还是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其实，该报告虽然指出中国学生的英语能力是主要的问题，但英语绝不是唯一的因素。大学所学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派不上用场，恐怕才是要害。英语不好并不是一切。最近许多外国企业，到中国来不喜欢雇英语流利的海龟，而更喜欢懂得中国市场的本土人才。有的老板甚至大放厥辞，说英语越不好的，甚至完全不会讲英文的人才，才越值得珍贵。可见，外企并非盯着英语这一项。毕竟人家是在中国作生意。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适合现代企业的人才来。

讨论班和论坛挑战着我们的整个教育观念。最近我和贺卫方教授就法学院研究生招生考试要博还是要专的问题展开辩论。他因为招生考试太博而罢招，我则说法学院研究生考试完全不必考专业，要考学生的中文、外语和分析等几项基本能力。关键看你会不会读，会不会写，是否知道如何思想。

许多哈佛、耶鲁的教授常说本科生比研究生聪明。为什么？本科生没有接受太多专业训练，提问也好，讨论也好，直接立足于生活经验，不太受学科的束缚，所以比较有原创性。研究生专业训练多了以后，容易为学问而学问。专业仅是某些专家对现实简单化的归类。生活中许多活生生的东西给漏掉了。一个学者最珍惜的，就是人家能够直接基于现实的经验，把自己专业分类中漏掉的东西拣回来。

被学科包裹的太多，这种人类原始的“糙”劲儿就没有了，创造的冲动就被文化给驯服了。也正是基于这个立场，我认为太强调专业可能会伤害学者的原创力。大学里面的教授，需要时不时抛开自己的专业、脱掉学者的衣装，什么都写，什么都想，赤身裸体、直截了当地面对生活。这才能保持“糙”而不“粗”、“深”而不“晦”的知识品格。

以上拉拉杂杂，讲得不过是个人片面的经历，但多少反映了美国大学的现实。我在“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一书中，则讨论的更细致一些。我希望读者以中国大学的现实对照一下，看看我们究竟缺少什么。用最简单化的说法，从讨论班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马上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能够贡献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因为他每天上课就是演习这些技能。上大课满堂灌四年，到了社会上就容易不知所措，因为自己在学校很少主动说过话，很少独立解决过什么问题。

在美国读书，总担心自己没有思想，没有激发人的能力。在那里一年下来，你发现学到的死知识似乎有限。但整个环境，都在逼着你创造、冒险，走别人没有走的路径。讨论班上，同学竞争非常激烈，争先表现自己的智慧。你讲不出有意思的话，马上就被撂到一边，成为无足轻重的人物。所以，这种环境下出来，个人进取精神必须非常强才行。人家的大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在乎你知道什么，但刺激你一刻不停的进取、创造、不论拣起什么都能闹出一番动静来。这是现代社会的精神，也是现代大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我们从小背书的传统是相反的，对当今中国大学中的整个既得利益集团都是一个挑战。找不到这种精神，中国就不会有一流大学，也很难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 薛涌在sina的boke~

回到蔡元培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版面：大学论坛
本文链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08443

回到蔡元培
向继东

早读过“盘点二十世纪”之类的文章或专著，读过也就过去了。近读《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觉得有话要说。此书是杨东平先生主撰的，为文汇出版社“文汇原创丛书”之一种，要是换个名儿，也许可叫“中国百年教育史”。一百年前，我们的前辈提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而今我们的口号还是“科教兴国”，这令已进入“世界民族之林”的我们多少有几分尴尬。杨东平先生在该书“引言”中说，“我们今天的所做所为，大多是前辈曾经做过的；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想，也大多为前人所思想——而且我们的思想和作为未必比前人更好。”此言极诚。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中国如何完成现代教育的转型?我们的前辈有很好的见解，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陶行知、傅斯年、蒋梦麟、梅贻琦、罗家伦等等。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成现代的人，“现代的人”成长起来了，现代教育的转型也自然完成了。可是我们经过一百年，又回到20世纪初的起点。在这些前辈中，蔡元培是最值得研究的一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诞生。1月3日，46岁的蔡元培出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随即制订颁布了《大学令》等，并发表一系列文章及演讲，提出教育“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以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达到造就“公民”之目的，即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本价值和理念。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第四卷第三期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中说——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政党不能常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党派以外。
教育是进步的：凡有学术，总是后胜于前，因为后人凭着前人的功夫，更加一番努力，自然更进一步。教会是保守的：无论什么样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成语，便绝对不许批评，便是加了一个限制。……所以各国宪法中，都有“信仰自由”一条。若是把教育权交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大学精神》，杨东平主编，文汇出版社2003年8月一版，90页）


在学术上，蔡元培主张“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主张“圆通广大”，“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蔡氏的这些思想，都成了知识分子这一百年里始终执着追求的理想。
那时，蔡元培、陶行知、胡适、任鸿隽等知识分子大声疾呼，反对“党化教育”，但知识分子毕竟拗不过现实的政治。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在纪念“五四”八周年的大会上终于提出“党化教育”思想，并要“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接着，南京政府教育当局制订《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提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是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转引自《艰难的日出》68页)1928年虽废止了“党化教育”，但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当时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曾因指责党义教材为“党八股”而遭国民
党中训部训诫；主张“学术自由”、“教育独立”者如马寅初、潘光旦、马叙伦、许德珩、张申府、任鸿隽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监视和打击迫害。值得欣慰的是，由于那时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已深入人心，专制思想和行为一直受到知识分子不同方式的抵制和抨击；不像1949年革命后，几经肃整，知识分子都一片哑然、集体缴械了。
实话说，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20世纪上半页还是基本上存在的；但20世纪下半页，历次运动的受害者，总是知识分子，其群体已荡然无存，真正有点训练的人文知识分子出现了断裂层，直到20世纪80年代或者90年以后，人文知识分子才又重新活跃起来，欲接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批判传统。近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先后推出的《大学人文读本》和《大学人文教程》是代表当今学术思想水准的书，也可算是为久违了的人文精神“招魂”，但与20世纪上半页的思想资源相比，与那时的知识分子训练积累相比，显然还是低层次上的起步；或者说，对制度建设等话题，可以说是隔靴搔痒——然而，仅这一点点进步，也是经过近20年的“西学东渐”才有的气象，所以也是极不容易的。
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思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于用大而无当的虚化的道德教育去培养“接班人”，结果培养出了成克杰、胡长清、李真这样的数不胜数的货色；我们一直要孩子“诚实”，告诫他们以“诚信为本”，但去年某省高考的满分作文居然是虚构的，明明是活着的母亲，满分作文却说母亲死了；我那读高一的孩子，作文喜欢实话实说，可老师的批注要么是“立意不高”，要么是“观点欠正确”，孩子问我，我们为什么不能说真话呢……这些，难道不应引起教育当局以及全社会的深思吗?邓小平说过大意这样的话：我担心将来出问题，就出在教育上。其实，教育一直是个真问题。
杨东平先生此书写了“教育百年”之后，抓住现代教育转型的种种“艰难”，理性论述，读来颇得启发。大家知道，“教育问题”从来就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我们废科举一百年了，现在的应试教育和科举教育又有何异？
我们的困境是深层次的，有来自制度的、理念的等等。如何完成现代转型？杨东平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五四知识分子开创的现代教育运动，奠定了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和思想资源”。在那一代开创者中，尤其如蔡元培者，无论是在教育理念上，还是在教育实践方面，都是杰出的。所以我觉得，教育要走出困境，回到蔡元培也许是当下紧迫而现实的话题了。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难以实施，导致经济体制改革获得的一些成功并没有获得大众的认可，而恰好是对经济学家的谩骂与批判。但是经济学家又有多大的权力呢？他们也只能向政府官员提提意见，决策权却不在经济学家的手里。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经济建设的局面还是没有彻底改变。

同意50楼，现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还未实现宪政。

一些有行政地位的学者首先是个遵守潜规则的官员，然后才是学者。

对经济学家的漫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那些在这里攻击漫骂的人，要么是理想主义者，要么是有私心的人。

人民代表大会制，就是议会制的一种，怎么就不能实现宪政呢？要害在于，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没有得到应有的执行，问题是在这。

对经济学家的谩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骂一些有行政地位的。。。遵守潜规则的官员然后才是学者，可以吗？

无论解决不解决问题，宪政的要求之一，就叫言论自由啊。公众，有没有这种发泄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大家每天吃饭，许多人多吃了一点，这没用啊，反而发胖呢，但是，没有用反而发胖，并不就因此而需要禁止，大家有发胖的自由啊。

大家有权评论，有权是理想主义者，也有权自私自利。

兄弟我，不是大师，尤其，对这个学术，就是不爱搞它。但是，兄弟对许多热爱学术的人，很看他不起。什么嘛，明明就是算术嘛，还写错了，还学术？

无语。

只能说：“徐同学，你真的好可爱。”

本想推荐你看看《帝国及其变体的命运》（吴思）一书，但想想不用了。你是个真正的学者，一直生活在象牙塔中，一些东西你是看不懂的。

这是80后学子的特点之一呀

看来你是心理学大师，连我想什么不懂什么，老兄都知。

吴思的书，兄弟还真不看。整体忙着搞。。。吵架了，哪有时间看那种东西啊。

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代旧人换老人。

文革小将，宁左勿右。改革小将，宁右勿左。我当院长，我反左。你当院长，你反右。结果，权大表准，谁有权，谁人说了算。

结果，哪里有什么左，有什么右，都叫当权派，都做不到兼容并蓄。

还有进步吗？吸取教训了吗？何新之有？

有人觉得文革小将如何如何，文革小将怎么了？你就是文革小将，虽然你才很年轻，生在当代。根本就没有吸取教训，不懂历史，白板一个，传统依旧。

楼主老兄，他还想反什么左，对吧？

我现在就告诉他了，你就连什么叫左，什么叫右，你都定义不了，解释不清。

他有什么能力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离学术很远，离文革小将很近。你的主贴，说明他就是小左。

还学术呢，他要是我的学生，我把他论文扔了，之后，叫他先定义标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