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制约的公权力，最好的状态，也不过是把百姓当做私产的牧场主
说不受制约的公权力是最好的情形是牧场主，是一个比喻。但此牧场主非彼牧场主，一个是把百姓当牛羊，另一个是把牛羊当牛羊，还是有本质区别滴

人类因生存需要，逐渐聚集，聚集导致接触频繁，接触频繁便难免大量产生单向损害或互相损害的行为，于是产生两个后果，1、聚集本来有利于人类生存，但当聚集触发了普遍的掠夺行为，聚集所能带来的好处就被后者淹没，此其一；2、而无节制的掠夺，最后使掠夺者同被掠夺者一起灭亡，于是，掠夺者发现，打败竞争者稳定地占据一块土地及其之上的人口，对人口采取牧场式管理，不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而是制定法律，禁止私斗，并规定统治者的牧场主地位，定期撒网，保留鱼种，放水养鱼。百姓为何一定程度上接受呢。因为比起流寇无差别、无限制的抢劫和杀戮，牧场主坐寇，一定程度保护了大多数牛羊的生存，掠夺和杀戮，自我限制在一定范围和数量里。但是，坐寇的自我限制是不可靠的，最终会破坏自己设置的掠夺界限。
即便在做牧场主的日子里，不受制约的公权力也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百姓拳头太小，不能监督这个过程），他们的集体妄念和贪欲，总是在寻找用之于民极小化和法酬最大化，加之普遍的代理人及其集团的个体收入极大化，牧场主的身份逐渐转化为狼群。
所以，民间私斗倒在其次，牧场主向不可避免地向狼群转化，却是值得深思的。中国历代王朝都无法解决自己的死亡，只是不断地以暴易暴而已。
王朝体制下，看似富裕阶层在玩弄社会，其实是权势阶层在玩弄社会，贫富通吃，行贿不过是某些民间人士转变为权力人士的一个过程而已。权力资本，重点在权力，而非资本，其所得建立在权力基础上。桑弘羊这个商人之子，非常聪明，看父辈苦哈哈地同人公平交易，于是，钻进权力系统，说服统治集团，搞官商垄断，官吏不做办公室，而是坐在市场里，见什么有利可图，就禁止民间经营，这种高级的欺行霸市，是任何地痞流氓都无法做到的，更无法披上”合法“的外衣。
与其关心私斗，不如关心合法掠夺。更重要的是，以为合法掠夺可以制止私斗，那绝对是神逻辑。

从经济学的角度，很难理解民主制度是怎么可能产生的，因为这是个对个体的好处远小于对整体好处的制度设计。

您说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它也不去理解民主制度如何才能产生，而是视其为前提。
诺斯、布坎南、奥尔森等人在努力做探讨，虽然远没有完成，但至少是很好的开端。
又比如后发民主的国家，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空白。
俺的总体看法是，在外界约束有利的条件下，以刺刀实现，或者说，要经历刺刀阶段。

Acemoglu基本上把这个问题做完了。

请提示一二。

http://www.docin.com/p-55380784.html

谢谢

Acemoglu正在看
暂不发表意见
一道围墙隔开的同文同种、地理条件相同的两组人群，有着非常不同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为什么？

Acemoglu开篇在说美墨的一个边境城市，这个例子可以做为小资反复咀嚼的槟榔，味道不够冲，不至于昏倒。小资受不了柏林墙的故事，他们或她们会晕倒的。

“电话局的小姐们都晕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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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老虎，两只老虎，真奇怪，真奇怪，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Acemoglu开篇在说美墨的一个边境城市，这个例子可以做为小资反复咀嚼的槟榔，味道不够冲，不至于昏倒。小资受不了柏林墙的故事，他们或她们会晕倒的。

凝结军队的力量，我以为仍然是利益链条，不管是由文盲士兵组成的军队，还是戴眼镜的士兵组成的军队。所谓“理想”、“信念”，终究还是“花言巧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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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moglu叙述自生自发的制度演进时，强调了地理因素，尤其是经济地理因素，拉美有银矿且庄稼的生产率因气候原因很高，而北美缺乏银矿且庄稼的生产率提高需要艰苦的劳动（改良土壤），导致不同的制度路径。不过，地理因素也并非唯一的。西班牙殖民者有着极为强烈的奴役他人的色彩；英国殖民者，则有着机会主义的色彩，打得过就奴役，打得艰苦就放弃攻打而同对手交易。也就是说，英国殖民者，比西班牙殖民者，有更高的文明程度。

奥尔森的论述给我们的启示是，对历史人物及著史人的各种花言巧语，要学会辨别，这样就不会跌落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反面——对历史上的人和事的盲目崇拜和模仿。古典式ZF统治（统治即管理在政治领域的代名词），有其双重层面，既有提高效率的、技术性的层面，又有其野蛮的、掠夺性的层面。

进而，奥尔森将共容利益学说运用到更大一些的场景：流动的匪帮和固定的匪帮，或更简洁的说，流寇和坐寇。当流寇满世界晃悠时，被多次光临的地区便了无生趣，而当某一个流寇集团稳定地占有一块地方而成为坐寇时，共容利益便产生了。为了便于理解，这里引用吴思先生发掘出来的例子。
四川广汉是连接陕西和四川的交通要冲。1913年，广汉开始闹路匪，到1917年，道路基本不通。各路路匪意识到，通过“竭泽而渔”式抢劫的方式，把行人商旅都吓跑了，等于自绝财路，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一元。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广汉的土匪们，鉴于他们以前对农民采取的杀鸡取卵式的抢劫，导致农民逃亡、田地荒芜最终可能使土匪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兴起了“新办法”。土匪承诺，各乡各保若每年向土匪头子缴纳足额的保险费，土匪则保护乡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按吴思先生的说法，这是“匪变官”。更理论化的说法，就是奥尔森的“共容利益”的作用。

所谓价值为零是好的，其中的价值，是指劳动价值论的价值。
这话是用根本无用的概念来表述一件人们普遍追求的事情，所以显得很矫情。
其实，根本不用什么价值的说法，就能很好地描述。如下
如果人所需要的事物，无需人通过艰苦劳动便可获得，那么，人就生活在伊甸园里。那么，当人所需要的事物不得不通过艰苦劳动取得，那么，人们的注意力就集中于，如何能够在取得同样多的效用时，尽可能少地付出劳动代价，也就是节约劳动。劳动越是节约，人们所获得的总效用和效用种类就越多，人们的生活水平就越高。而节约劳动，就两个途径：通过愈来愈深化和广度化的分工，及在分工背景下的迂回生产扩张，也就是拥有愈来愈多的资本（工具、物料、知识、能力），舍此，别无他途。

通过知微见著、以小喻大，奥尔森终于完成了他对古代国家的经济学分析。他的分析之精彩，使笔者不忍修饰而直接引用：
“一般而言，由于一大帮有足够能力组织大规模暴力的人的理性自利因素，为这一大帮人利益服务的ZF因而就会产生。这些暴力团伙一般不愿意把自己称为匪帮，相反，他们总是给自己及其继任者以吹捧性的称号。他们有时甚至声称是基于神授权利而统治的。由于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那些处于统治地位的王朝当然把其解释为是基于高尚的动机而不是自利的因素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专制者总声称是他们的臣民希望其来统治，这种说法因此滋生了一种错误的假设，认为ZF的出现总是由于臣民自愿选择的结果。
“一旦我们理解了当匪帮安定下来并牢固地控制一块领地后其动机的微妙变化，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匪帮的臣民——即使匪帮首领年复一年地从他们身上榨取油水——也宁愿要一个固定的匪帮而不是间或窃取他们的流动的匪帮来统治。流动的匪帮意味着无ZF状态，而用ZF来取代无ZF状态就会带来产量的巨大增加。一个固定匪帮统治下的臣民会获得增加的那部分不需要纳税的收益。事情的逻辑——以及历史上的信息和最近的观察——表明，固定匪帮持续的剥夺行为要比无ZF状态更好。”

共容利益学说对古代国家的解释，应该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符合事情本来面目的一种解释。古代国家既非绝对仁慈的，也非绝对暴虐的，而是保护性和掠夺性兼而有之的。这便回答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古代社会有时能够取得较大的经济成就。当统治集团能够有效地约束其成员的掠夺行为和击退周边敌对势力的入侵，并将财政收入的速率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低值上，这就为一个伟大的时代打下了基础。中国西汉文景之治和唐代贞观之治便是很好的例证。同时，另一个疑问也得到了部分的解释：为什么任何一个古代王朝都不能万寿无疆？任何一个古代国家内部的统治集团内的争权行为、对臣民的压榨以及臣民的反叛、周边国家的兴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无可避免地使一个大坐寇转变成一个小坐寇，或者从一个坐寇转变成一个流寇，最终直至灭亡而被其他的坐寇所取代。

奥尔森还在其它段落描述道：“他（坐寇）不是一匹捕食鹿的狼，而是一个要确保其所养的奶牛能够得到护养的牧场主。”读到这里，笔者着实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比喻在中国古代早就存在，九州就是九个大牧区，百姓是牛羊，各州郡的太守或刺史之类，是皇帝这个牧场主雇来看守牛羊、榨取奶和肉的大工头——“州牧”。
奥尔森的论述给我们的启示是，对历史人物及著史人的各种花言巧语，要学会辨别，这样就不会跌落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反面——对历史上的人和事的盲目崇拜和模仿。古典式ZF统治（统治即管理在政治领域的代名词），有其双重层面，既有提高效率的、技术性的层面，又有其野蛮的、掠夺性的层面。

霍布斯描述的问题很有意义，但霍布斯开出的药方问题大了去了。霍布斯寄望于一个巨大的、“公正仁慈”的利维坦来解决他提出的问题，那是拜错了庙、烧错了香。现代极权主义，都是霍布斯的学生，都创造性地发展了霍布斯主义，或利维坦主义。

奥尔森首先对比了个体罪犯和集团罪犯（以黑手党为例）的收益和成本结构的差异。一个小偷在一个大社会里实施盗窃，其盗窃所得往往小于受害者所失，首先，罪犯的时间并不是“生产性”的，只是将现成的财富从受害者转移到窃贼手中，其次，所有潜在的受害者要将自己的一部分资源从“生产性”领域转移到防备盗窃、减少损失上来，这样，社会因盗贼的存在，财富的生产大打折扣，受害者更有可能返贫。这里笔者讲一件年轻时目睹的事件。笔者少年时在南方一个小城市居住，有一次在该市唯一的一家百货商场门口，看见一位手拿竹扁担、满脸沧桑的老者在放声嚎哭，好奇之下凑近观看，旁边有路人叙述道：“这老人从乡下来，为即将出嫁的女儿购买嫁妆，身上仅有的90元钱被人偷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90元钱代表着中国农民一生中一笔不菲的储蓄，一旦失窃，就意味着终生一无所有。

但是，单个盗贼会因为社会财富生产减少而停止其偷窃行为吗？一般不会。通俗点说，盗贼偷窃了一户富人，并不会导致他在下一次偷窃时失去目标，社会上还是有很多富人的，即便没有富人，也还有很多中产阶级人家可以做为偷窃对象。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盗贼的一次偷窃行为给他自身造成的社会成本是很低的，以至于他感觉不到这个代价，所以他会在被抓住之前不断地进行盗窃活动。任何人给盗贼讲竭泽而渔的道理，他会觉得你荒诞不经，他更不会在乎良心谴责这回事。对奥尔森分析的一个补充是：对于单个的盗贼而言，所有潜在的偷窃对象是一种共有资源，用通俗语言来说，就是“我不偷，也会有别人去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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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塞莫格鲁，值得一看

反对人权的，那只能是利维坦信徒；反对自由的，那只能是以掠夺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