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郊区发了财的农民说“白天感谢邓小平，晚上想念毛泽东。”也难怪，小小一个地方，在短期内就发生过好几起针对富人的犯罪案件，富人们也要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治安状况了。其实厉以宁先生也是有这个忧虑的，日子过得并不特别舒坦，一个工程院院士是厉以宁的老乡，有一次他在北大开会的时候见到厉以宁，很关切的对他说“厉老师，你上街的时候千万不要被人认出来呀，不然会被人用砖头掟死。”想想也是，真要是这样的话，为策安全，厉老师以后上街只好先化妆了。

其实厉以宁先生没有干过什么特别的坏事，至少没有自己动手去掏过工人农民的腰包，他不过是说了一些富人们常见的烦恼而已。这些其实都是他品德良好的一面，他总是不掩盖自己的担心，有哲人说过：怨言是上帝所能得到的人类最真诚的祷告。他跟吴敬琏先生绝然不同，吴敬琏先生在毛泽东时代装极左，在邓小平时代主张极右，还时不时要装一把社会良心，与厉以宁先生一比，在人格上就有了高下落差。

厉以宁先生最担心的几个问题都很真诚，比如他很担心平民的仇富心态，这跟从来不肯保险的人最担心失火一样真实，老百姓日子没法过了，难免就有威胁富人的危险想法。厉以宁先生最了解富人的心态：要是让穷人也能够有活得舒坦的资源，那富人的财富就要减少太多太多，这种让步虽然有削弱“仇富心态”的作用相当于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保险费”，但是这个保险费对于中国富人来说太高太高，他们是绝对不愿意考虑富人；因此只有另外想办法，为此厉以宁先生很费了点心思，先是提出老大老二论，说一个家庭里面也是有分配不均的问题的，老二难免要穿几件老大的旧衣服，这是在所难免的嘛，一个社会怎么能够那么平均呢？这与那些主张赤裸裸剥夺政策的人相比，就很不一样，多么温馨，他说富人和穷人原来都是一家子，分配上的小小差别不过就是老大和老二的不同。

一些人胡乱计算吉尼系数的事情，也很让厉老师恼火，这个搞法很有点煽动“仇富心态”的嫌疑，所以他提出城市和农村要分别计算吉尼系数，然后再加以汇总，这样当然就可以大大降低数字。想想也是，只要不让工人农民知道他们是多么苦，多么穷，只要他们还以为自己跟富人差别不够大，仇富心态就肯定没有那么严重。这些人头脑糊涂，完全不明白一个永恒的道理：穷人永远是富人的威胁，怎么能够再去刺激呢？

近来厉以宁先生又开始担心政府被传染了“仇富心态”，要通过税收来“杀富济贫”，所以他又出头进行呼吁了。许多人还说厉以宁先生是无的放矢，其实危险始终是存在的，时刻不能掉以轻心，真要到了木已成舟的时候，再呼吁可不就晚了吗？

许多工人思想僵化，总是留恋旧体制和公有制，厉以宁先生出来说，股份制就是一种新公有制，这还遭到一些人的反驳，说明这些人缺乏经济学常识。厉老师最知道工人心目中的需求，接着就在理论上进行创新，去竭力满足这种需求。至于最后工人被满足程度如何，可以先存而不论，至少厉老师没有忽视广大人民的愿望，这就特别值得提倡，表现出少有的高风亮节，完全符合“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如果因此减少了工人中间的仇富心态，那就等于是为天下富人争取到了一份免费的“保险”，内中关节算计之精，远非庸人可知。

要是“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得好”真不可能，一切都得按部就班地做，主流经济学家要是瓦解不了平民的仇富心态，那主流经济学还有什么屁用呢？难道真能指导企业经营和政府决策吗？要知道瓦解平民的仇富心态才是主流经济学的关键价值与功能所在！建议那些着迷于数学模型和规范化的蠢材，还是要早日放下臭架子，多虚心向厉以宁先生学习学习吧，世界上的奇迹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去，谁说就消灭不了仇富心态呢，毕竟是“有志者事竟成”嘛！要发起学习厉以宁先生的运动，把厉以宁先生低成本的降低富人风险的真本事学到手，这比呼唤什么狗屁自由和私产神圣要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