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9.5%，尽管比去年同期低了0.2个百分点，但与今年一季度相比，还是加快了0.1个百分点。
作为国民经济运行核心数据的经济增速，似乎把中国经济定格在“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状态。 然而，喜人的数字背后，隐含着巨大的反差和诸多迷惑待解。
增长的悖论
就宏观经济而言，中国保持了积极向好的态势，1978~2004年平均增长率为9.4%，在所有转型国家中，这种近乎“奇迹”的经济增长绩效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而从微观主体来看，当前企业的产成品库存却节节攀升，经济效益不断下滑。
国家统计局对全国1.95万家各种类型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二季度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8.5，分别比一季度和去年同期下降7.4点和3.0点。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信息则表明，上半年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9.1％，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2.5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59.3％，升幅比去年同期提高57.8个百分点，创下199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7月中旬，银监会官员提出警示，由于国内外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企业库存大量增加，效益普遍下滑，资金日趋紧张，因此银行业应当注意防范新出现的风险。人民银行8月4日发布的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2005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资源、能源约束的矛盾突出等老问题，同时还出现了部分行业利润下降、进口放缓、贸易摩擦升级等新问题。
微观层面上，如果一个企业持续亏损，那么它很可能是受生产效率低下所困；宏观层面上，如果资源不断流向这种企业，显然社会资源的配置缺乏效率。当两种类型的低效率集中反映在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比例和呆坏账上，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结论显得匪夷所思：中国经济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同时又是无效率或效率很低的一个。
尽管2004年底，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存量和不良贷款率的双降指标完成了，但因为商业银行对于当年或短期不良贷款的下降拥有很大的操作余地，所以实际形势并不乐观。而截至2004年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12.6万亿元，约占18.9万亿银行贷款的 66.7％。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债务因果链：国有企业欠银行（主要是国有银行），银行欠存款人（主要是居民储户）。大量不良贷款的堆积致使银行机构最终被迫“惜贷”。
毋庸置疑，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现实层面已经陷入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尽管经济呈现较快增长，受益人却并不是那么多；而假如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整个社会又会身受经济停滞之害。这样的囚徒困境，不仅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经济生活，并且作为一种逻辑支配着政府的政策主张，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社会走向。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国家统计局也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
耐人寻味的是，1998~2002年间，我国GDP平均增长7.3%，而2003年猛增到9.3%，2004年达到9.5%，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反弹得这么快，失业率应该下降才对。但事实上，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节节攀升，而农村还有1.5亿富余劳动力等待消化。
应当说，增长与发展远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如果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牺牲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为代价，那么这种增长将因严重失衡而不具有可持续性。
增长的动力源何在
围绕当前和今后经济增速放缓与否的争论，归根结底，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和动力源究竟应当放在哪里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固有模式是：内向经济以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速增长来拉动，外向经济以低价、低附加值、低利润率的产品出口来拉动。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本国资源和环境质量，而且与诸多国家产生贸易摩擦的几率加大，时至今日已经难以为继。
不可否认的是，投资依旧成为本轮经济增长中最主要的引擎，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50％。然而，令人堪忧的是，中国目前的资源状况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从根本上说，自2003年我国经济增速重上9%之后，资源已显得高度紧张。可以肯定地讲，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将制约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学者指出：中国过去几十年间单纯依靠提高投资率维持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这种模式所能产生的经济增长该发挥的基本上全发挥了。如果经济增长模式今后仍未实现转型，中国经济增长步伐放慢便不可避免。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对金融信贷的增长具有高度依赖性。改革之初的1978年，银行贷款余额只有1850亿元，27年后的2005年6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达到19.9万亿元，年均增幅近20％。信贷的快速增长支撑了中国经济的腾飞，而这又有赖于银行金融机构通过吸收包括居民储蓄在内的存款资金，进而形成可贷资金才得以实现。
居民储蓄不断增长、国民储蓄率持续提高，促使投资增长速度和总投资率得以保持较高水平。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转型之前，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得尤为“举足轻重”。1978~2004年间,我国投资率平均为35％左右。这样的投资率不仅高于一般国家的水平，也高于与中国有着类似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储蓄倾向较高的东亚国家。
与投资率相对过高形成反差的是，最终消费率从长期来看存在持续下降趋势。同发达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界平均最终消费率在79%左右，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最终消费率在60%左右。而我国1990~2001年间平均消费率不足60％，消费与投资增长极不协调。2000年以来，中国投资率连年提高，消费率逐年下降。2004年我国投资率上升至43.9%，最终消费率则下降为53.6%。
消费率长期偏低，会使投资增长最终失去消费需求的支持，导致生产能力闲置，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量、供求失衡，引发企业效益下降、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长此以往，高储蓄支持的经济高增长极有可能演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即高储蓄率使消费不振、市场疲软，企业受影响投资减速、生产下降，这就造成失业增加、居民未来收入预期不好，于是人们控制消费而选择高储蓄。
究竟应当从何入手拉动内需？不容回避的现实是，现时期政府在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似乎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致使公共产品严重短缺。近年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在改革中过度市场化、产业化，导致公共支出重心转向个人，民众不得不背负起改革的代价并被迫成为公共产品的“自供者”，进而锁定、冻结了大量居民储蓄。在政府职能不到位、社保体系不完善、财富增长不平衡的情况下,想要刺激全民消费是很困难的。
于是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另一引擎，2004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约为6％；2005年上半年的进出口总值占GDP的70%，其中出口达到40%以上。然而，我们的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农民工现在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中国平均劳动力成本为0.9美元/小时，不仅远低于德国、美国等高人力成本国家，也低于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墨西哥。
以低价出口产品和牺牲国内劳动者的福利为代价，尽管使世界享受了中国输出的好处，却没有得来好评，反而增加了贸易摩擦。近期中国与欧盟、美国之间出现的一系列贸易争端，已经明白无误地证实了这一点。引资和出口的大量增加，加剧了国内本已十分紧张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增大了环境负担，却未带来相应的福利增进。
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必须改变过度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积极扩大内需、拓展国内市场方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高油价之忧
判断中国经济未来可能出现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居高不下的国际油价当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2005年7月初创下了62.8美元／桶的历史纪录。较之几年前，国际油价已经翻了几番。
油价高位运行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型预测，如果原油价格居高不下，那么亚洲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GDP将损失约2个百分点。海关最新统计，2004年我国进口原油因为涨价而多支付的外汇达70.68亿美元。而据估计2005年因为油价高企，中国在石油进口上的成本将可能要多支付2004年GDP总量的2%。
德意志银行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到2010年时中国的石油需求依旧将保持强势增长，每天的需求量将达到930万桶，比2005年增长37%，比2000年提高2倍多。虽然中国石油进口在过去11年里增长了一倍，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但却一直处于全球石油产业链的边缘——既没有价格主导权也缺乏市场影响力，只能作为最终消费者被动承受油价上涨的既成事实，并继续承担油价上涨给本国经济带来的损害。
国家发改委官员近期公开表示，“低油价时代在我们可以设想的下一步和近段时期内很难再出现，目前已经进入一个成品油的高价位时代。”种种迹象表明，能源紧缺可能成为今后较长时期内推动我国价格上涨的重要动力。
如果石油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因素开始传递到消费领域，将对通货膨胀产生长期影响并成为推动通胀的主要动力。由此看来，成本推动型通胀在一段时间内依然挥之不去。假如经济出现持续下滑，那么，滞胀幽灵将会不期而至。
如何规避全球化引致的外部风险，成为时下考量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课题。（周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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