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p2p，玩儿的有点过了，把一个好好的模式玩儿象传销了。其实，如果好好做，正派地做，这种众筹方式我倒是非常赞赏的。关键是人要正派，要有德。

团队，一定要正派，要有实业理想，而非纯挣钱为目的。

支持你深入研究供应链金融！好方向！

来自，腾讯科技
                                                              国内孵化器太多，创业者不够用了
      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近段时间遍地开花的孵化器数量，可能已经赶上创业者的数量了。这是一个人人争相染指的行业，但它却在巨大的热情下面临变成泡沫的风险。
      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个别孵化器中的收入甚至无法抵消成本，更谈不上所谓的盈利，位于深圳南山的“地库”就被创始人所转让，在创立短短的4个月里地库烧掉100多万；同时，它们并非像所承诺的那样给创业者带来多种益处，更像是商业地产商，能为创业者们提供仅是办公场地和有限的资源。
甚至有报道称，在创业之都的四川省成都市，有创业孵化器以提供免费办公室为幌子以及“代注册公司、装修款、办公室押金”等名义骗取创业者钱财，涉案金额巨大，被骗人数众多。据反映，其中受害者还包括西南交通大学、西华大学、锦城学院等高校的学生。
     再看美国，硅谷创业之父之Paul Graham一手创办了初创企业孵化器Y Combinator（简称YC），改写了创业者和硅谷投资者之间的旧秩序，塑造出一个创投新范本。著名的Dropbox、Airbnb等公司便是YC的杰作。有媒体报道称，YC孵化出的企业总价值已经超过80亿美元，平均每家公司的价值超过4500万美元。
在中国的孵化器们眼中，YC就像是一个标杆，“成为中国版YC”是他们的口号，能够孕育出像Airbnb这样的独角兽则是他们的目标。
        事实却没有想象中美好。随着中国孵化器种类和数量的确越来越多，部分孵化器开始显露出弊病，同质化、经营者能力差异、盈利难等问题逐一被暴露出来，成为一些孵化器绕不过去的坎儿。于是人们开始审视，我们究竟是否需要这么多的孵化器。
泡沫：大跃进式的扩张
     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的发展速度，正在赶超创业者的增长速度。
     单是在著名的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就聚集了3W咖啡、车库咖啡、天使汇、创业家、氪空间等数十家创业孵化器，鼎好、海龙等中关村电子卖场也整体转向以企业孵化器为代表的写字楼。有数据显示，中关村创业大街日均孵化1.6家创业企业。再加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的各类孵化器或众创空间扶植政策，孵化器中国遍地开花。
      早在2014年，国家对于孵化器建设就有所规划。根据当时的规划，到2015年我国各类孵化器数量将达1500家，孵化场地达5000万平方米以上，孵化资金总额50亿元以上，在孵企业10万家以上，其中国家级孵化器达到500家。
实际数据却远高于此。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国内新增各类创业孵化器4000多家，而在2015年之前，28年来的孵化器数量总计还不到1600家。（腾讯科技注：中国最早的创业孵化器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即1987年诞生的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
在广州，2003年孵化器数量11家，在孵企业526家；2011年，孵化器数量达到43家，在孵企业3881家，8年时间增长了32家。而到了2014年，广州市孵化器数量达到85家，在孵企业5344家，3年时间就增长了41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16家，省级孵化器8家，市级孵化器21家。
        市场上几千家孵化器做的业务大同小异，甚至创业者的增长还不及孵化器增长速度，于是孵化器争相免费。有些创业者将各家孵化器的免费场地当作最大福利，今天在这个孵化器免费3个月，明天到另外一个孵化器又免费3个月。位于中关村丹棱SOHO地下一层的3Q SOHO是SOHO中国推出的O2O共享办公产品，腾讯科技走访时发现，临近门口的一个大开间里工位空空如也，若是坐满大概可容纳50人。一位在楼上办公的员工告诉腾讯科技，年前这里还人满为患，年后有几家创业公司陆续离开，工位也就空了出来。
        不过，在九合创投创始人王啸看来，其中关键问题并非是孵化器数量的多少。他对腾讯科技表示，从现状来看孵化器并未过剩，新的项目层出不穷，关键问题在于这些孵化器是否能够真正和创业公司的需求匹配上。
桎梏：同质化现象严重
         深处创业行业的人都知道，孵化的过程远比想象中要复杂，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和时间，这对孵化器团队的资源和能力要求很高。回到现实，很多孵化器提供的服务却基本相同，大都是免费或低价场地、工商代理、项目路演、融资辅导、导师服务等。
         专注于安全软件领域的火绒安全至今成立已4年有余，其创始团队一直是在位于北五环附近的一所民房内，就在去年前汽车之家副总裁马刚宣布辞职并加入到火绒团队。当被问及为何不考虑入驻孵化器时，马刚告诉腾讯科技，孵化器除了提供办公场地之外，对创业团队的帮助实在有限，从未考虑过。
          持这种想法的并非马刚一人。范先生曾经是3W孵化器的一名创业者，从中他会得到一些免费资源，包括办公空间、投融资服务、知识培训等，此外还会获得一些媒体曝光。“但实际上公司的成长还是要靠自己。”范先生对腾讯科技如是说。
业内人士认为，真正的孵化器需要深入每一个企业，真正为企业嫁接资源、资金和提供服务，见证和帮助企业的成长，而非扮演着“二房东”的角色，从事租赁创业空间收取创业过程中行政服务费用等简单业务。
           另外，孵化器的办公环境也多被诟病。一位微派的前员工告诉腾讯科技，从切身感受上来说，很多早期创业公司需要在技术和产品运营上花费很大精力，而承担技术工作的员工往往需要更安静的环境，敞开式的办公环境在很多时候让他们感到头疼。
          “对于3到5人的早期团队来说，敞开的办公环境对他们来说影响还不大，一旦团队人数增加，就不太适合留在孵化器。”但现实情况是，孵化器的工位并不便宜，少则八九百，多则上千元，小团队无力承担，最终导致入驻的都是数十人的团队。且流动性也比较大，很多团队在三四个月后就会选择离开。
探路：如何盈利
        表面上百花齐放，但实际上一些孵化器的日子并不好过，某孵化器对腾讯科技关于盈利的问题避而不谈。
        目前来看，常见的盈利模式包括四种：办公空间的长短期租赁；使用会议室、IT维修服务等的增值服务收费；媒体、IT等方面的高级服务收费；会员入会及相关费用。但受多种条件制约这些盈利模式缺乏稳定性。
        王啸曾是“百度七剑客”创始团队中的一员，离开百度时就想过成立孵化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件事并不容易：首先运营成本很难收回，其次管理创业公司需要耗费大量精力。“有时还会落入两难的境地，创业公司往往没有太多钱，从他们身上盈利并不现实；如果占股权，变现也要等待很长时间，而这样就变成了投资机构。”
         此外，与孵化相比，投资显然需要更多的资源和资历，以及对行业的理解和预判，可对于大部分孵化器来说，由于缺乏经验和人才，想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另外，一旦缺乏好的投资项目或者投资失败，孵化器就会面临亏损困境。
      当然，并非所有孵化器都面临上述的生存困境。从分类上来看，目前中国较成熟的孵化器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代表经营模式：
    第一种是企业平台型，例如腾讯、百度、微软等互联网公司旗下的孵化器，这类孵化器往往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市场资源；
    第二种是“天使+孵化”型，这类型孵化器更类似于YC的模式，由民间资本或教育类机构主导，项目入驻后会对部分企业进行天使投资，通过后续退出来盈利；
    第三种是开放空间，即提供较低租金办公场所为主，定期组织沙龙或讲座，不会直接投资；
    第四种是垂直产业型，通常来说这类孵化器更具专业性，针对某一产品进行定向孵化，主要由政府或产业协会主导。
   王啸表示，独立的孵化器是很难生存，目前做得好的微软加速器、36Kr的氪空间、腾讯众创空间，背后都有一个大型体系（公司或政府）来支持。孵化器众多，能够争取到优质的创业公司并不是那么容易，其中专业更集中的孵化器竞争力才会更强。与此同时，随着创业泡沫的破灭，在急功近利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孵化器也是时候回归理性了。

创业股泡沫不小。 十个里面， 能有一个成功的就相当不错了。 国家为了振兴经济， 鼓励大家自己创业，消解就业压力。不过， 在整体经济低迷的背景下， 创业难！融资难！

引用了一条长新闻，帮审核下噻，我要编辑下格式。
“国内创业孵化器太多，创业者都不够用了”

中国创业也是一窝蜂，尤其是高校，创业成为一种时尚，本来是一件好事，非要搞成泡沫，中国人的跟风能力真的太厉害了。

版主，你是思聪朋友。。。。。。。

鼓励创业，与就业难有直接关联。

国企分流下岗的、大学生、农民工，三大就业人群，没法儿安排，只能鼓励创业。

但，貌似这三大人群没有多少资金实力；而且，除了大学生可能有些创新能力外，另外两个人群应该不具备什么创新能力，尤其是技术创新方面。

将很难很难~~~~~~~

我是做产品代理，压货啊，各种事，国企采购的时候先货后款，销售的时候先款后货，有块业务上下家都是国企，每天财务费用都够给2个员工发工资了。

不敢当他朋友，呵呵，人家是公子哥儿，咱们是爬格子蹲实验室的，不是一路人，只是家庭聚会吃个饭。呵呵

孵化器很多是ZF的摆设。房子放在那里没什么用，

孵化器应该在人心里，而并不该只是座建筑。

不创业，也就不了业。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后果。

有理有据有料，呈送大大们

国企牛呀，不是不给款，是要先把东西拿回来，入库了，然后财务才能支付，僵化的制度，僵化的国企。

曾经在一家民营企业里工作过，CFO 很混蛋，买东西要见票后给钱。弄的我的兵总是先用自己的钱买东西，拿到发票再报销。小钱还好，买大件的时候就麻烦了，兵的工资不高，也搭不起时间，所以，一遇到大件儿就找我来了，“拿钱来，领导，我没那么多钱”。哈~

有无可能依托论坛筹一个智库（intelligent unit），我推荐楼主，也会积极参与，呵呵。

过去15年的经验证明，搞实业投资不如搞创业，上市卖股权圈钱赚得多

搞实业投资不如炒房来钱

最理想的模式是搞创业，上市圈来钱，然后拿去炒房炒地皮

呵呵，只是现在有点时间和大家聊聊天。过阵子就没那么逍遥了。处理完几件私事后，就要忙碌起来了。

不过，谢谢您的举荐。感谢支持！

呵呵，您的想法有点意思。

大大们提出要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哪有提倡全民创业的。。。。这就是中国特色了，为了政绩，为了降低失业率也是拼了。

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缺乏理性思考和细致安排。我以前发的一篇帖子：
与其高呼创新，不如打破制度垄断

创业主要是小鬼难缠，工商税务很头疼，再加一部劳动恶法，很难搞了

呵呵，再给套上社保枷锁，创业企业想活下去都难~~~~~~~~~~

都不容易，创业需要的氛围，和前两天讨论的生二胎有点像。有钱（机会）的随便来，没钱（资源）的干脆不想了，最尴尬的就是中间阶层（不上不下）

哈！是呀，创业其实就是“生孩子”，想“生”的可能没钱，有钱的不想“生”。

真是很形象。

分享几个创业故事吧：

70后周哲：我为什么要创业

周哲觉得，70后创业者和90后创业者最大的不同，是70后曾经经历过的时代所赋予的“东西”

　　周哲1976年出生在广东潮汕一户普通人家。上世纪80年代初，他跟随在香港一家电力公司打工的父亲，挤上了香港移民潮。
　　此后的周哲成长在香港，硕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成为谷歌第一代工程师、103号员工，写出谷歌第一行Java代码。谷歌上市后，他实现了财务自由，开始对天使投资萌生兴趣，投资了兰亭集势等公司。
　　在天使投资的过程中，周哲审查别人的项目、公司，也时常问自己：我有技术也有资金，能不能做一些东西出来呢？2014年，38岁的周哲开始了创业。他与另外两名来自谷歌的工程师一起创立了技德科技，目的是实现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能够集安卓、iOS及Window三者优点于一身，进而全面改变大众对于平板电脑的定位，实现平板电脑的办公化。
　　周哲对自己说，必须是能够让自己重新燃起刚刚加入谷歌时的那种激情、热情的事情，才值得去做。他觉得，70后创业者和90后创业者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东西”。
　　“作为一个70后创业者，我几乎经历了互联网行业从兴起到现在的全部过程，所以这种对历史的把控能力，是90后创业者不具备的，这也是70后创业者不容易失败的原因。而且，我不搞概念，不为了拉融资，只想踏踏实实的把产品做好。”周哲说。
　　移民香港
　　在《也是香港人：七字头的新移民志》一书这样描述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经济起飞，股市畅旺，连带着人人都金光灿烂，餐餐都要鱼翅捞饭伴干邑——把昂贵的鱼翅用来捞饭捞面吃。”周哲的父亲成为了改革开放后赴港移民潮的一员，到香港一家电力公司打工。“我的印象中，父亲很少回来，只有逢年过节才会见一面，到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为了让我有更好的成长环境，我们举家搬迁到了香港。”
　　时值1982年，乔布斯创立的苹果公司已经在美上市两年，美国人开始为这项伟大的科技产品疯狂，但对大多数香港居民来说电脑仍非常陌生。周哲的父亲除了在电力公司打工，还自己做起了小生意——专门买卖电子芯片。“我经常跟着父亲去当时香港最大的购物商场去逛，当时的商场就是一个巨大的赶集市场，人非常多，楼也不高，大家挤来挤去找自己想买的东西，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拥有了第一台电脑。”对于这段童年记忆，周哲印象深刻，并难掩兴奋，“你肯定想象不到那时候的电脑是什么样子，特别大，屏幕还是绿色的，对于我来说只有一种功能——打游戏。”
　　周哲看到的第一行代码，也是父亲敲出的。“当时我正在玩游戏，父亲说，别玩游戏了，电脑还能用来干别的，我来教你写代码吧。然后父亲就敲出了一行我完全不认识的字母和数字，那一刻对我来说特别震撼。”这一镜头刻印在周哲的记忆里，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颗对科技充满热爱的种子。
　　从香港到美国
　　在周哲看来，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与内地的教育方式没有什么区别。“每天上课也是要死记硬背，只要你的记忆力不差，努努力，也能拿到一个好成绩，学习比较枯燥。”从小学到高中，周哲一路顺风顺水，199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香港科技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
　　“科大对于我的影响非常关键，学校里自由、向上、包容，尤其严谨的学风让我受益颇深。”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很多港人移居国外，香港房价飙升，经济秩序混乱，周哲安于学校这片净土，将全部精力放在学业上，获得了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额奖学金交换一年的机会。
　　上世纪90年代末的美国，科技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1996 年12月30日，美国《商业周刊》首次提出“新经济”概念。1990年到1998年的八年时间里，美国GDP增长26.7%，其中电子和电力装备产业产值增加224%，机械工业增加107%，商业服务、通讯、流通和交通产业产值的增幅均在42%- 68%之间。
　　到达美国之后，第一次走出香港的周哲，被硅谷的高科技产业所深深吸引。“你想象不到当时美国的硅谷有多少家公司，而且全部是科技类的公司，所有的公司都有不同的产品出来，让人眼花缭乱，门户网站、搜索引擎……这些概念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真的太震撼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交换的一年，周哲下定决心一定要到美国学习和工作。1999年，从科大毕业之后，周哲考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美国的教育方式跟香港有很大的不同，它更多的是教给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一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足以使我的知识层次有一个质的变化。”2000年，周哲只用一年的时间便顺利拿到了硕士学位。在择业时，他做出了与当时大多数人都不同的抉择——进入谷歌。
　　当时的硅谷，微软、苹果、雅虎等大公司如日中天，像谷歌这样的创业公司则日渐兴起。“大部分公司都在做软件，做硬件开发已经不是主流。当时大部分公司都在做门户网站，类似于雅虎那样的，搜索引擎没有人坚持做下去，包括谷歌也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赚钱。”当时周哲几乎把硅谷所有的公司都面试了一遍，18家公司有16家公司给了录取通知，大公司跟创业公司一半一半，最后周哲选择了谷歌，他说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谷歌是所有面试公司中最务实的一家，不问什么理想、职业目标，就是出编程问题，问你怎么解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斯坦福学生的底气，最坏的结果是这家公司倒闭了，再去应聘微软，“我不信它会不要我”。
　　命运转折
　　有人说，零其实也是无限大。2000年，正式进入谷歌这个只有40多名工程师的创业公司，就注定了周哲接下来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在创造未来。
　　“谷歌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只要你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它就给你时间去学习。所以，当时我的同事里还有学中文、哲学的来学写代码。”周哲认为正是谷歌这种文化吸引了自己，“当时的交流成本也几乎为零，不发邮件，也没会议，很多事情就记录在便签纸上。没有报告，没有流程，我当时的老板甚至连电脑都几乎可以不用。”
　　正是在这种完全自主、扁平化的管理中，周哲跟其他谷歌员工一样，开始野蛮生长，也开始创造历史：周哲敲下了谷歌第一行Java代码，是谷歌Adwords广告系统的第一个工程师，写出60%的Google AdWords代码……随着谷歌的商业模式越来越清晰，搜索引擎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广告收入也越来越多，互联网开始在全球兴起。
　　2004年8月19日，谷歌登陆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发行价85美元，年底便攀升至195美元。而这一年，作为拥有原始股权的谷歌103号员工的周哲，年仅28岁，便已成为千万富翁。
　　“我觉得谷歌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是，当公司上市之后，找了很多大学的专家、学者来给我们上课。因为我们中大部分人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都在搞技术，对于世界经济的变化几乎没有了解，在拥有千万级别的资产之后，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怎么管理自己的财产，所以这些培训让我们对理财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周哲说。
　　2006年，周哲应李开复的邀请，时隔20多年回到中国，而这次归国让他看到了与记忆中完全不同的中国。
　　“当时是到谷歌中国来负责谷歌地图、音乐等技术方面的工作。中国的巨大变化让我很震撼，真的跟小时候的记忆完全不一样了。”看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市场的开放性，周哲立即决定留下来，但究竟应该做什么，他却困惑了。
　　“创业做公司，没有让我能够产生激情的项目，不知道该做什么；去大公司？谷歌应该是最好的公司了。”忙碌了多年的周哲突然闲下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朋友邀请他来投资公司，周哲经过考察之后觉得公司靠谱、项目靠谱，最关键的是朋友人靠谱，就果断决定投资，这家公司就是2013年登陆纽交所的兰亭集势。这次偶然的投资，让周哲进入天使投资这个领域，也正式从谷歌离职。
　　周哲几年来投资的项目还有：电影《一夜惊喜》，高燃电池，Instreet.cn网站等。
　　踏上创业路
　　2013年，周哲回到香港那个曾经像集市一样的购物中心，想给父亲买一个不是Win8操作系统的电脑，因为XP退出历史舞台，而习惯了这种操作系统的周哲父亲，根本使用不了Win8系统。然而走遍了整个购物中心，没有一台电脑可以满足周哲的需求。
　　回到家中，周哲随口对父亲说了句：“没事，我帮您做个系统。”随后，周哲想到这种操作系统的困惑不只是父亲有，应该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有，考察了现有的几种操作系统以及周哲所掌握的系统开发技术经验，他认为开发出一个将安卓、Windows以及iOS系统三者的优点集合起来的系统完全可以实现，周哲问自己：“这就是让我兴奋的事情，为什么不实现它呢？”2014年，周哲将自己以前在谷歌的两位工程师同事挖回北京，三个谷歌合伙人成立了技德科技，准备在这个全新领域大展拳脚。
　　不过，在开发系统的过程中，周哲也发现，想把一个全新的系统推广出去有多艰难。“我们也找了很多大公司，但你一个完全不成熟且无法预测的系统，要进入终端产品，是任何一家大公司都不敢冒的风险。所以，我们决定索性自己做一个终端产品。”
　　周哲把目光锁定在巨头们都还没深耕的平板电脑行业中。根据易观国际公布的《2014年Q2中国平板电脑市场份额排名Top10》数据显示，苹果占比59.2%，三星占比9.1%，联想占比7.4%，台电占比5.2%，昂达占比2.1%。而互联网消费调研中心（ZDC）推出《2013年中国平板电脑用户行为调查报告》显示，26-35岁的用户占比最高，“方便快捷”是用户使用平板电脑的主要原因。
　　周哲觉得自己的创业路充满幸运，“知道我们有这个需求之后，李开复就把我介绍给富士康负责给iPad代工的部门，去帮我们设计平板。有一次，一个朋友帮我们的产品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并且对我说‘我不要你的钱，因为我要投钱给你’。现在产品已经基本成形了， 我觉得在平板这个领域，我们是技术和产品方面在创业公司做得最好的”。

继续分享故事：

攻破苹果的人

201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移动Pwn2Own”国际黑客大赛上，30秒内攻破苹果iOS最新系统，王琦和他的团队一战成名。他们的参赛初衷是“让客户知道我们”

　　这很像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一个在江湖里摸爬滚打了两年多的剑客凭借着一场擂台赛赢得了武林的注意，从此扬名立万。不过，王琦的江湖不是武林，而是互联网安全领域。他在2013年参加了一场国际黑客大赛并一举夺魁，从此为他创业两年仍在为生存而奋斗的公司——碁震——在安全服务领域赢得了一席之地。
　　王琦2011年出来创业时已经30好几，在90后都风起云涌的创业领域，这个年龄已经被认为有点老了。他曾经是为微软打补丁的安全团队的负责人，他的团队里都是各个跨国IT公司里负责安全问题的精英，但这些对于创业者几乎都是负资产。因为他们以前所在的大公司待遇优厚，连端茶送水都有专人包办，这样的IT精英们恰恰被投资者认为没有多少创业动力。
　　王琦在黑客界花名“大牛蛙”，圆脸、浓眉、大眼，说话时盯着你的眼睛，目光灼灼，眼神清澈，又带着几分技术大牛特有的狂妄。
　　2005年进入微软工作之前，几乎少有黑客不知道“大牛蛙”的名字。进入微软之后两年，王琦成为微软亚太区首个专家级的安全研究员，并和他的老搭档吕一平一起创建了微软在美国以外的第一个安全响应中心。
　　2011年，王琦本应在微软享受舒适安稳的职业生涯：坐在不高不低的中层岗位上拿几十万的薪水，享受不错的福利。但他选择了出走，自组人马成立碁震（上海）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他说服他的团队成员说，要做“世界上最牛的盾”。不过，创业这条路比他想象的还要难一点。
　　“每发现一个漏洞为微软节省200万”
　　出走的原因很简单，这个工作不能给王琦带来他需要的成就感。
　　在微软，王琦大多数时候只能做一颗螺丝钉。他带领的团队主要负责检测微软产品的漏洞、并修复漏洞，每月微软产品的安全补丁过去很多就出自王琦所在团队之手。
　　“微软内部曾做过成本分析，一个漏洞出现问题后再去解决需要花400万美元，而我们及时发现并修补一个漏洞需要200万美元，等于每发现一个漏洞就为微软节省一半成本。”现任碁震副总的吕一平说。
　　除了帮助微软寻找漏洞，基于微软与谷歌、苹果的协议，王琦团队还要帮助它们寻找漏洞。在国际通用的CVE（即公共漏洞列表）里，王琦团队提交的漏洞多达300多个。一般国内安全厂商在CVE里提交的漏洞最多不超过50个。“目前为止，在发现漏洞方面国内没有公司敢叫板我们。”碁震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吴石说。
　　王琦还曾带领团队帮助马来西亚总理府、台湾“行政院”、澳门银行等微软客户找到黑客入侵的位置并协助解决问题。但在这些案例里，人们记住的永远只是微软，而不是王琦。他心有不甘。
　　离开微软之前的2011年，王琦正承担微软安全引擎的研发、运维工作。此时中国互联网正迎来新一轮的创业热潮，很多人凭借一两款软件一战成名。站在时代的风口，王琦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
　　“微软安全引擎是我们加班加点做的，安全引擎里的恶意网址也是我们加的，但是谁也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王琦笑得苦涩，“关键是微软的安全引擎能成为最大的吗？如果不能，我们这些人忙来忙去的意义在哪里？”
　　王琦还记得，有一次回老家，亲戚朋友问他做什么工作，他答做安全的。于是，所有人都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哦，你在360啊。”这令王琦很受伤。
　　他决定辞职，同时联合了几名同事王海兵、吴石、陈良、方家弘等一起自立门户。“我们发现过很多漏洞，世界上每一台安卓、Windows、iOS系统都有数十个我们发现和修复的安全漏洞，开句玩笑是我们保护了全人类，可是没人知道我们，还经常误解我们会办坏事，这是我最不甘心的。”王琦坦言，“黑一个网站或者做一个像熊猫烧香的病毒，门槛并不高，但我做了这么多年，有这么多成果，没人知道。就好像我们有治艾滋的技术，却每天都在治感冒。我觉得我们必须出去。”
　　把老同事们拉进来
　　2011年初，离职的王琦开始搭建自己的团队，他花了很长时间游说自己在微软的安全团队成员，让他们和自己一起走出幕后。
　　原微软二级经理吕一平是王琦创业一年多后被拉过来的。吕一平原来负责的部门管着100多号人，工作生活都很稳定轻松。王琦告诉他：“我们在微软积累了很多安全相关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产品化，做一个非常棒的产品。”在他看来，做技术出身的王琦并不知道怎么忽悠人，也没有画大饼，但吕一平认为王琦的创业有很大的想象力。“我想和他一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吕一平说。
　　从单枪匹马一个人，到三四个人，再到后来的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王琦的团队目前已初见雏形。王琦介绍，团队成员平均年龄35岁-36岁，一半是学数学的高材生，一半是高考状元，多是白帽黑客，不少在微软、摩根、谷歌等企业负责过安全相关工作。
　　王琦要做的是一款安全类产品。2011年6月29日，王琦与王海兵、陈良等几位合伙人共同出资100万，正式注册成立碁震（上海）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王琦出任CEO，在上海郊区的彭浦新村租了一间约30平方米的平房，带领团队开始研发。
　　“和在微软不一样，我们面临很多挑战，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工作量，还有家庭的压力、经济的压力。”现任碁震产品开发总监的王海兵拿自己举例，“加入碁震后，我的工资减少了远远不止三分之一，凡事都要亲力亲为，订桶水都要自己来。办公环境里时不时还有老鼠出没。不过，我喜欢大家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的氛围。”
　　经过团队18个月的努力，2012年底，碁震正式推出了两大业务：一是在出现安全问题或者黑客入侵后，碁震能帮助客户从主机到网络、数据库和应用，快速排查，定位问题；一是帮助客户发现WEB或应用里的各种漏洞。
　　王琦称在出现安全问题时定位问题是最难的，他们的经验可帮助客户节省80%的时间，让客户将重点放在如何消除问题上面。
　　他们当年就赢来了第一个大客户——第三方支付公司快钱。“这个订单大概几十万元的规模，主要做安全检测工作。”吕一平说，“订单不大，但让我们相信公司的大方向没有错。”
　　王琦的目标不止于此。他希望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做一个安全的盾，为智能眼镜、手环、手机、手表甚至汽车起防护作用。2013年，他带领碁震开始涉足移动互联网领域，目前正逐步把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安全经验产品化。
　　不得已参加黑客顶级大赛
　　做出产品后，怎样才能卖出去？起初，王琦将产品定位为针对高级持续性威胁的企业级产品，以云服务的形式呈现，希望以此解决公司市场推广能力不足的问题。但囿于公司知名度不高，市场并不相信其安全能力，主动购买云服务的企业不多。
　　通过提供安全云服务来开拓市场遇到了阻力，王琦迅速将目光瞄准了移动领域。他们做了一个摇一摇就可以隐藏微信指定好友聊天记录的小工具，同时还酝酿着另外一个非常大胆的商业计划，用以拓展市场。但结果还是一样。“没有人相信我们，而安全本质上就是用户的可信赖和可依赖。”王琦苦笑道。
　　迅速打开知名度，成为了碁震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团队成员友善的诸如“大牛蛙这么帅，去参加非诚勿扰吧”、“实在不行就去上海市中心裸奔”的调侃中，王琦2013年3月决定带队参加国际顶级黑客大赛——Pwn2Own，用战绩证明自己的实力。
　　Pwn2Own是由美国五角大楼入侵防护系统供应商Tipping-Point 赞助的顶级黑客大赛，至今已举办六届。每届比赛项目分为两类：一种是网页系统，要求攻破IE、Firefox、Chrome和Safari四个主流浏览器；一种是手机系统，要求攻破iPhone os以及HTC Nexus One等Android系统。
　　王琦决定参赛时，离201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移动Pwn2Own”大赛不足八个月。“时间很紧张。”碁震首席科学家吴石说，“攻破系统不是变魔术，黑客在台上攻破一个系统看上去是二三十秒，实际上背后要经过很长时间准备，包括寻找漏洞、形成攻击。何况王琦想要攻破的是防护严密的苹果最新的iOS系统。”
　　几乎所有团队成员都支持了王琦的决定。他们分工明确，有人负责调适iOS系统，有人负责收集系统崩溃的漏洞，有人负责分析、筛选漏洞，有人负责将漏洞组合，有人负责发动最后攻击。
　　“攻破系统就像解数学难题一样，要一点点找线索。一群人关在一间屋子里，把苹果手机拆过来翻过去，连调适线都要自己焊，到最后大家的状态都有点奇怪。”吴石想了想，“怎么说呢，就是兴奋且专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比赛前两周最令人忐忑不安。谷歌、微软、苹果等互联网公司一般会在此时密集发布一批漏洞，修补自己的系统，加强系统安全性。一旦用于发动攻击的漏洞被修补，黑客们所有的准备工作就功亏一篑。“很幸运，我们要用的漏洞都在。”现任碁震安全研究院专家级研究员、Pwn2Own的主攻手陈良至今仍有几许兴奋。
　　凭借在Pwn2Own上30秒内攻破苹果iOS最新系统，王琦和他的团队终于一战成名，成为亚洲第一支获得Pwn2Own Winner的团队。之后，王琦和他的团队再接再厉，在2014年3月于加拿大举办的Pwn2Own上又在数十秒之内同时攻破最新的64位 Mac和Windows系统，成为Pwn2Own全球历年以来唯一一支同时攻破网页系统和手机系统的团队。赛后，华为、腾讯、谷歌等大型企业主动找上门来，将产品的安全检测业务交给了碁震。
　　王琦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和他的团队终于渡过了默默无闻的时刻。在微软、谷歌、华为、腾讯、联想五大公司的赞助下，他们将面向中国黑客们组织一场类似Pwn2Own的黑客大赛，继续扩大自身知名度的同时，寻找更多的人才。
　　解决了生存问题只是第一步。王琦想做的是一家象特斯拉一样成功的公司，在安全领域做出有世界影响力和有用户价值的产品。他告诉记者，他需要投资者来支持这个梦想。

第三个故事：

一群中年极客的车联网梦想

前微软高管离职创业，召集了一个合计100多年工作经验、1800多万年薪的8人初创团队，梦想打造车联网界的谷歌

　　据说这个问题能检测你是不是创业人才：有没有你知道但是很少有人赞同的真理？硅谷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说这是一个高难度问题。但前任微软大中华区企业服务部汽车与物联网首席架构师王强可能不这么认为，他去年7月离开微软，开始在车联网领域创业，在他看来，业界关于车联网的众多常识都有问题，例如，商业模式在他看来其实并不重要，“现在很多人都太注重概念和商业模式了，我想利用技术优势，做一些手艺活。”
　　离开微软后，王强很快组建了一个由7位资深车联网“技术极客”加一位电影制片人组成的汽车互联网创业团队，去年12月注册成立飞驰镁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飞驰镁物”是英文名“FutureMove”（未来出行）的谐音。这个成立不到半年也没有什么像样产品的小公司，凭借王强所说合计150多岁的年纪、1800多万的年薪和100多年的工作经验的初创团队，得到了千万级的天使投资。
　　总的来说，王强认为自己的机会在于车联网即将进入智能化阶段，同时也会将汽车带入智能化时代，“智能化是汽车有了智能的思考，通过车体传感器和软件结合，对环境进行主观判断，主动推送功能给客户。”
　　搞定汽车的EQ
　　在王强看来，汽车联网服务已经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加速汽车的“电子化”为标志，以安防需求为核心的简单联网业务，这个阶段实现了部分车内设备的互联；第二阶段是汽车的“联网化”，特点是以在线娱乐和资讯服务等多媒体为核心的互联网叠加。王强认为，汽车联网马上会进入第三阶段，即”智能化“阶段。也就是在第二代车联网的基础上，将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相结合，依靠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支持，实现汽车作为信息节点，与车、路、人、组织以及一切的其他网络节点互联，实现丰富的信息交互，提供个性化、社区化的丰富、极致的人机交互和客户体验。同时，通过与智慧城市的各个环节互动，彻底突破汽车作为信息孤岛或简单下载终端的雏形，真正融入互动互联生活，成为智能节点，改变人们的生活。
　　他认为，在第三代汽车互联网中，汽车将成为信息神经网络的节点，汽车网络成为传输神经连接所有的节点（不仅是车），而整个的网络（包括节点和云端后台）形成一个自感知、自传输、自运算、自涌现的真正意义的智能系统，从而改变整个驾乘体验及人们的生活。
　　目前市场上同时存在两代车联网的三种类型的产品：V2V（车到车的连接）；V2I，（车与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连接，更多是跟智能交通相关的）；V2X（车跟任何事物之间的连接）。
　　王强表示，车联网概念虽然从整体来讲应该包括以上三个层次，但是市场是很实际的，哪个能率先市场化，先形成商业规模大家就提哪个。V2I和V2V虽然是未来的趋势，但是技术上还不成熟，尤其是V2V；V2I包括目前正在热炒的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具备一定规模市场。但在中国，智能交通需要政府部门牵头，协同运作的企业短期内无法盈利。
　　王强将“飞驰镁物”的起点定位于第三代汽车互联，主要是做“车载信息服务”，属于V2X的一个分支，即车辆如何跟服务端进行通信，从而提供各种各样功能的信息服务。
　　《中国汽车要闻》主编钟师对车联网的看法与王强大致相似。他说，目前的车联网产品主要集中在信息娱乐系统方面，未来车联网的发展方向将在于车与车、车与路之间。在他看来，目前车辆自身包括自动刹车、辅助并线等功能，已经超出了人为干预的部分，进入自身可以处理这些情况的水平，已具有一部分智能。“随着3G/4G通讯技术的瓶颈打开，汽车向着智能化发展最大的物理障碍已经消除，为车辆智能化提供了契机。”他说。
　　飞驰镁物准备推出名为DREAMove、JOYMove的两款产品，通过与更多新能源汽车合作，快速发展“蜂巢”网络。“未来，人们可以像用自来水一样使用公共交通，也就是智能汽车即服务。 现在UBER想做的就是这个。但这要求后台服务具备强大的算法。”王强说。
　　在王强看来，智能化的第三代车联网的价值是不仅让汽车有了IQ更有了EQ。美国电影《变形金刚 I》中有这样一段情节，男主角开着“大黄蜂”试图搭讪美女，为缓和略显尴尬的对话，大黄蜂自动播放了《Sexual Healing》等几首歌。王强说，这个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展示了未来人和车可能的另一种关系。
　　部分EQ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例如今年2月，沃尔沃首次在中国展示的“Autonomous Parking”全自动停车技术，该系统可完全脱离驾驶人员，驾驶者在下车后只需用手机上的控制APP软件发布“停车”或“来接我”的指令，车辆便可自动寻找停车位或从停车位行驶至车主所在位置。对此，王强评价道，包括行人防撞、并线辅助等功能，目前车辆基于传感器等硬件系统所达成的“IQ”已经非常高，而飞驰镁物希望通过软件技术来帮助车辆实现根据不同场景主动反应的“EQ”。
　　“真正的智能技术90%靠软件来实现。”王强表示。他认为，目前车联网的用户需求主要包括驾驶过程中的便捷性和车辆智能化两大部分。
　　实现以上两个需求，并不是将包括手机、平板电脑等泛移动产品的功能直接移植到车辆上，而是根据车辆具体的使用场景来考虑和设计。通过车体传感器和软件结合，对环境进行主观判断，主动推送给客户。王强举例道，车体具有丰富的传感器，当外部温度升高时，车辆会主动将车内温度调整成驾驶者习惯的温度。发现PM2.5超标时，则可以主动关闭车窗。
　　70后创业团队
　　与其他创业公司相比，王强拥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团队：军人出身的蔡东在IT行业从业近20年，先后在Oracle、HP从事技术咨询工作，加入飞驰镁物之前创立了另一家软件服务公司。田淼在中国联通干了十四年，最近的5年一直做车联网TSP产品，主导并实施了宝马ConnectDrive项目；杨磊是老牌技术架构师，在Sun、Oracle、HP都服务过，主要从事技术架构设计、云计算与大数据的行业应用，后来做了独立咨询顾问；樊高增来自埃森哲公司，过去十年一直是项目负责人；余涛也来自微软，从事体感、NUI自然人机交互技术的研究；马涛是来自观致汽车的观致逸云产品负责人。负责市场的陶责则是一名电影制片人。
　　“光看团队，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是兼职。“王强说，这支平均年龄37岁的创业团队，自2014年7月才刚刚集结起来。在短短半年时间，团队完成了离开原公司、确定业务方向、注册、装修、成功天使融资等一系列工作，并在2015年1月7日接了同样来自一家创业公司的第一张订单。
　　王强自称自己的团队有“极客范儿”，“就是热衷于技术，执行力超级强。”在公司初创，正在陆续“招兵买马”的过程中，这一单创业公司的“孵化”任务是端到端的软件解决方案，自身技术难度高，同时要求在春节前完成，能够支撑100万用户的生态系统，“他们希望拿到这个东西就去融A轮，我也是想看看团队到底靠谱不靠谱。”
　　像大多数互联网创业公司一样，飞驰镁物不规定具体的上下班时间，除了创始团队是70后之外，员工大多是90后。
　　王强已经规划出整个产品体系，包括：终极汽车联网平台（CLOUDMove）、专业咨询实施服务（GEARMove）、汽车EQ情商平台（DREAMove）、“汽车即服务”平台（JOYMove）。
　　“主要的挑战还是抢时间，最快的推出比较有竞争力。”王强说，“今年6月，CloudMove、JOYMove的第一版本就能够出来。”
　　王强说，几年前，车联网领域还主要只有几家先锋汽车制造企业涉足。但近一年，车联网在汽车行业形成爆发趋势，而消费者的习惯也正在形成，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也愈发看重“行”领域的投资。这都令在车联网领域创业成为可能。
　　作为年龄偏大的创业者，飞驰镁物在初期仍将主要业务定位在面向汽车生产企业的传统车联网领域。“这是创始团队之前工作的一个积累。CloudMove可以积累技术、和车厂建立关系，为后期的智能汽车打下基础。”目前，飞驰镁物已与开源汽车厂商OSVehicle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全球范围内就智能汽车、车联网开源项目等领域展开具体合作。
　　“我和我们的天使投资人把公司的走向定的很远，我们要做车联网界的谷歌。”王强说。 对于这家初创公司，拿出好的产品是一方面，但前期的市场拓展也很重要。“尤其是这样的技术类产品，要为大众所接受，需要前期投入更多的努力进行解释说明和用户习惯教育，这对于创业公司来说是一大挑战。”钟师说。
　　王强也承认初创公司在资质和规模上的局限，“规模、实力都是合作方的考量。”同时车联网项目产品研发投入较大，国外汽车生产企业在筹备一个车联网项目过程中，基础投资都为上亿人民币。“所以我要对产品规划的特别好，让这一件事能分成几件事去做，每个小周期都有里程碑，拿出来的东西就有影响力，没钱了可以去融资了。”
　　“步步为营，小步快跑。”王强说，“我们愿意承担这种风险，选择创业就意味着我们选择了应对风险。”

观点：

没有企业家精神 创新就会停滞不前

谷歌开创了20%工作时间制度，允许工程师拿出20%的时间来研究自己喜欢的项目，而这个项目为谷歌创造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转型关口下，万众创业成为最热词汇。谷歌大中华区及韩国地区总裁石博盟（Scott Beaumont）说，人人自主创业或不实际，但谷歌希望每一个员工都要拥有企业家精神，将这份工作视为自己的事业，以此来激发每个人独到的创造力，并推动创新。
　　“其实你不一定非要自主创业。在谷歌，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企业家精神，都有独到的创造力，有自己的意识，并认为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事业。”石博盟在11月6日举办的第六届财新峰会“前沿科技的创新与创业”分会上说道。
　　“作为一个大的公司，我们必须确保人人都有这样的企业家精神。没有这样的精神，创新就会停滞不前，就不会有新的创造力诞生。”石博盟说。
　　石博盟指出，谷歌理想的员工就是在混乱中也能够相处自如，能自由与他人进行交流并开拓自己的思想，乐于承担领导者的角色。
　　石博盟介绍，虽然谷歌基础业务搜索引擎在中国受限，但谷歌从未离开中国。目前谷歌在中国有500多名员工，帮助中国公司使用谷歌的技术，同时中国工程师团队开发的产品也在全球受到很大的欢迎。而未来，谷歌也希望通过和中国ZF以及其他相关组织的共同合作，能够将更多的业务带进中国。
　　“创新是谷歌的基因，但我们并非将之视做理所当然，我们非常保护这样珍贵的基因。”石博盟说，为珍惜创新基因，谷歌开创了20%工作时间制度，允许工程师拿出20%的时间来研究自己喜欢的项目，而这个项目为谷歌创造了巨大的成功。
　　石博盟介绍，在20%工作时间制度的鼓励下，三个和广告业务完全没有交集的员工曾用一周时间开发了帮助谷歌邮箱广告增强匹配度的AdSense产品。而石博盟现场展示的纸盒虚拟现实设备和谷歌迅速发展中的虚拟博物馆项目同样也是20%工作时间制度下的产物。目前，已有15家中国博物馆加入虚拟博物馆项目，未来，石博盟期望会有更多中国博物馆参与其中。
　　石博盟自己在30岁左右也有过创业经历，按照某些标准，他坦承这是一次失败的创业。但是“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遇到了很多非常棒的人，最后也实现的非常好的结果，我学到了工程、技术、很多的知识。……即使是你失败了，但是也有很多的收获。”石博盟说。
　　石博盟2009年加入谷歌，任谷歌欧洲战略合作拓展业务负责人，2013 年接替刘允任谷歌大中华区及韩国地区总裁。石博盟具有丰富的电信业资历，加入谷歌之前，他曾是Refresh Mobile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和CEO、T-Mobile执行副总裁，并在詹金宝公司（后被汇丰银行收购）中长期担任过电信行业的股票分析师。在他自己担任CEO期间，他曾经在某个场合表示过对移动互联网的看法：“这是第一次，出版商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把他们的视频、音频和图片等内容呈现在移动设备商。”

https://bbs.pinggu.org/thread-3995474-1-1.html
我找到了这个，哈哈。写的很全哦
“社保，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哈，这您都扒拉出来了？好厉害！

这还是我没有当版主时发的帖子呢。当时，我在前区版主的指导下学着发帖子。你看，很多帖子的内容都是他在教我。

挺，都是楼主自己写的，不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