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阅读2小时，累计阅读168小时

are set to \ raw materials

And then there are indicators from Australia, which as a main global supplier of raw materials is one of first to feel changes in economic activity of it’s customers (i.e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For years, the boom in Australian exports to the emerging markets has fueled growth and speculation in Australian housing as incomes grew and wealth was accumulated. That’s all changed with the lessening of demand for those same raw materials.

It’s no surprise then that changes in Australian housing indicators lead US economic growth by about six months. The message Australian housing is sending is that US data are set to continue to weaken at least through the summertime.

每日计划清单

1.背单词1个-O
2.阅读60分钟-O
3.俯卧撑-x
4.卷腹-x
5.负重行走-X
6.手臂-X
7.肩膀-X

昨日阅读1小时，累计阅读291小时

1.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486707

2. 天风宏观宋雪涛认为，科技产业的崛起是和资本市场的强大息息相关的。科创板不是类似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的融资板块，是一块新开辟的“实验田”，是资本市场从“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的的开端。

3 感想： 科创板的实施是今年A股的重头戏，对应的衍生产品值得期待，对国内金融体系的影响意义重大。

4. 昨日阅读1小时

5. 累计阅读52小时

20190303昨天阅读1小时，累计阅读3小时。

20190303,，昨天阅读1小时，累计阅读147小时。

今天读了3小时，累计639小时

昨天阅读1小时，累计阅读355小时。
昨天继续学习了经济思想中晚期重商主义的典型代表英国人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的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孟写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一直被看作是重商主义的「圣经」。孟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晚期重商主义的典型代表，是当时的一个大商业资本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ZF贸易委员会委员以及贸易差额理论的创造者和倡导者。重商主义的主要思想是：金银货币是财富的惟一形态，对外贸易是累积财富的惟一泉源；外贸要「少买多卖」，使货币流入多于支出；国家要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以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重商主义分为两个阶段，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早期重商主义以守财奴的眼光看待金银，强调「少买」，以保证货币的流入大于支出，因此，它又被称为「货币差额论」或「重金主义」。晚期重商主义则强调「多卖」，透过输出大于输入的贸易「顺差」，来增加本国金银的累积，因此，又被称为「贸易差额论」或「真正的重商主义」。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托马斯‧孟率先提出了「贸易差额论」，对「货币差额论」进行了有系统的批判。他认为，货币只有投入流转才能赚取利润，而对内贸易不能使国家致富，因此，应该将资本向外输出，使之在国外赚取利润，以增加本国的财富。托马斯‧孟的经济思想对英国及西欧一些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中都带有明显的晚期重商主义的特征。孟认为要使国家致富，需要有下列作为：一、增加出口、减少外贸消费的措施。二、透过资本输出赚取利润，也就是用钱生钱。三、对外贸易可以增加各种利益：国家的利益、商人的利益及国王的利益。所以结尾引用孟的书中对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我们的货物，如果是用我们的船只运出去的，也是可以大大提高价值的，因为这样我们不但会得到货物在本国的售价，还可以加上商人的利润，保险的费用，以及将它们运往海外的费用。』

昨天阅读1小时，累计 阅读1198小时。

1、文章链接：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484592

2、文章摘录：罗奇：我认为私募市场和企业可以大力协助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一直是扩大社保或全民医保覆盖面的广度，而不是公民福利的深度，当出现就医或退休问题时，该体系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背后实际上是比较严重的资金问题。我认为政府已经意识到需要通过公民剩余储蓄来提供资金来源，但这个问题还存在另一方面，即需要提出一个区域解决方案，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普及具备现代化医疗技术及服务条件的医院和诊所，这无疑是当今中国需要关注的重点。
其中，建立农村医疗保健系统是在我看来需要格外重视的。当前中国新基础设施中一大缺点是迫使农村家庭进城就医——现代化基础设施鼓励家庭迁往城市发展，这影响了农村地区对卫生服务的需求。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基础设施，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需要在农村地区建立更多现代化诊所,来改善整体的医疗系统。
最后，我们知道，中国还面临着老龄化问题，而且正在不断恶化中，随之而来的是辅助生活和特殊护理等问题。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但这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可持续的。老年人的医疗需求需要得到特别关注，这对未来15-20年的人口趋势至关重要。

3、文章读后感：老龄化是我国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大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底子薄弱，与同样碰到老龄化问题的日本相比，提前预防此问题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传统上中国有父母在，不远游，孝字当先的文化，但是这在现代社会越来越不适用。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提前做好谋划，从资金、基础设施多方面解决此问题。

4、昨日阅读：0.5小时。

5、总阅读：16小时。

昨日阅读0.5小时， 累计阅读40小时。

昨日阅读3小时，累计阅读140小时

昨日读0.5小时  累计180.5小时

昨日阅读2小时，累积阅读670小时

Lyft’s IPO CouldStart a Record Year For New Tech Listings

Lyft Inc. made its IPO papers public Friday, amove that fires the starting gun on what is expected to be one of the biggestyears ever for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The documents set the company up tobegin trading in late March after it starts its so-called roadshow, where itpitches the business to investors, in the next several weeks. Lyft’s filingdepicts a company experiencing sharp growth, but also ballooning spending—atypical picture for big startups. It also shows just how burgeoning the businessof ride-hailing apps has become in a matter of a few years, heavily disruptingtraditional taxi hailing and car services. Last year, Lyft posted revenue of$2.16 billion, up from $1.06 billion in 2017. It nearly tripled the number ofactive riders from the end of 2016 to the end of 2018. The company’s net loss,meanwhile, expanded to $911.3 million last year from $688.3 million in 2017. Thecompany plans to trade on the Nasdaq Stock Market with the symbol LYFT, whichwould make it one of the first big public offerings in a year that may breakrecords in terms of IPO dollars raised. Fellow ride-hailing firm UberTechnologies Inc., workplace-messaging company Slack Technologies Inc., andPinterest Inc., which operates a platform for online-image searches, have alsofiled paperwork with the SEC for offerings. Lyft’s founders, John Zimmer andLogan Green—who serve as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respectively—togetherown roughly 7% of Lyft, the filing shows, but will have control over nearlyhalf of the vote,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The men willown shares that will receive 20 votes each, compared with one vote per sharefor common stockholders. The company noted they will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over major decisions at the company, ranging from the election of directors towhether to sell one day. The Journal previously reported Lyft’s plans to givethe founders outsize control.Lyft has an unusual mix of shareholders for alarge, fast-growing technology company.

昨日阅读2小时，累计阅读386小时

今日阅读2小时，累积阅读314小时

昨日阅读:2h<br>
累积阅读:56h<br>
连续打卡:27天<br>
早起天数:3天<br>
昨天，更新了一个认知，就是以前认为养成一个习惯需要至少坚持21天，这种观点低估了养成一个习惯需要重复练习的次数，也可能是大多数人不到21天就选择放弃了。XX从入门到精通等价于XX从人门到放弃，很精辟。有时候我们还没精通就放弃了，其实我们也不要精通，掌握一定方法去实践就行了。累积好进度条，就释放大招！

昨日阅读1小时，累计阅读415小时

3月3日
昨天阅读5小时，累计阅读926小时。

1.今天你阅读到的有价值的全文内容链接
推荐：史上最全《巴菲特致股东的信》（1977-2019年）
最新最全最好
https://bbs.pinggu.org/thread-6940425-1-1.html

2.今天你阅读到的有价值的内容段落摘录
继续读：《宽客：华尔街顶级数量金融大师的另类人生》
今天读     第2章 宽客教父索普
      1961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凌晨5点刚过，朝阳正欲将光辉洒向内华达州里诺市的一间破旧小赌场。赌场里仍是无尽的黑暗，只有霓虹灯在闪个不停。一位21点玩家坐在空荡荡的赌桌旁，投入了最后100美元筹码。爱德华·索普（Edward Thorp）焦躁不已，却无法自拔。
      “你就不能一次发两手牌吗？”他问道，迫切希望速战速决。
      “绝对不行，”她说，“这是规矩。”
      索普恼怒地直了直身子。“我玩了一夜，别的庄家都是两手两手发的。”他反唇相讥。
      “两手两手发会把其他玩家赶跑的。”她一边回应，一边洗牌。
      索普环顾了一下空荡荡的赌场：“她为了阻止我赢钱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庄家迅速地将牌发出，想激他一激。终于，索普看到了他等了好久的东西。终于（也许吧），他得到了在真实赌场中证明自己的21点系统有效性的机会。索普28岁，深色头发，一张嘴一刻也闲不住。他看起来和那些老想着在内华达各家赌场赢取大把筹码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绝不相同。索普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物理学博士、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也是长于设计各种赌博必胜技的专家，从百家乐（baccarat）到21点都是他的研究对象。
      从夜里直到凌晨，索普出手一直不重，每次只下1~2美元筹码的注，这是他在为自己的系统寻找机会。不过，机会到现在还没等到，他的筹码倒是快要告罄了。幸运女神老是与他作对。但是，形势快要逆转了。这其实与运气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数学在起作用。
      索普的系统构筑在十分复杂的数学以及大量的计算机运算之上，主要依靠计算“10”牌被发出的次数。在21点游戏中，所有的脸谱牌——K、Q、J都算做10，和“10”这张牌是一样的。索普计算得出，当“10”牌占剩余牌数的比例上升时，胜算就开始倒向他这一边。此时，庄家爆掉的可能性有所增加，因为庄家在自己手中的牌小于16点时必须“叫牌”,即给自己再发一张牌。换句话说，剩余牌中的“10”牌越多，索普击败庄家手里的牌、赢得赌局的可能性就越大。索普的“10”牌策略，即众人皆知的“加大减小”策略，是算牌技巧中的革命性突破。
      索普不能确定下一张牌究竟是什么，然而他确实知道，从统计上来说，他已经取得了优势。这其中的奥妙就是概率论中最基本的定律之一：
      大数定律。大数定律说的是，对于一个随机事件样本来说——比如掷硬币的结果，或者21点赌局中手上的牌,随着样本规模的扩大，期望均值也会增加。掷10次硬币，结果可能是7次正面，3次反面，正反七三开。但是，掷上10000次硬币，得到的结果必然接近于正反五五开。对于索普的21点策略来说，这意味着由于具有统计优势，尽管在某些牌局上他会失利，但只要玩的次数足够多，最后他总能获胜——只要他没把所有筹码输光。
      随着庄家一张一张将牌发出，疲惫的索普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剩余的牌里已经都是脸谱牌，收获的时候到了。他加注到4美元，赢了一把；他把赢得的筹码全部压上，又赢了一把。索普盘算着自己的胜算正在越变越大。正所谓机不可失，他继续加注。他又赢了，这次连本带利收获16美元；下一把又翻番到32美元。这时索普改变了战术，留下12美元利润，只用剩下的20美元继续赌局——他又赢了。此后，他每次都下20美元的注，连赌连赢。很快他便把输掉的100美元赢了回来，还绰绰有余。他想：见好就收吧。
      索普拿着战利品转身离开。他回头看了一眼庄家，发现她一副又惊又怒的表情，好像看到了自己无法理解的怪事。
      当然，索普证明了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事实胜于雄辩，他的系统是有效的。索普微笑着迈出赌场，走入内华达州和煦的阳光下。他击败了庄家。
      那天早晨发生的事情只是索普成功的开端。很快，他就要去华尔街大显身手了，在那里，他可怕的数学技巧将给他带来亿万美元的利润。索普是宽客的祖师爷，他为数学交易员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几十年后，宽客成了华尔街的主宰，也几乎将它摧毁。
      事实上，宽客技术的大多数重要突破都是由这个难以捉摸的恶作剧数学家做出的，他是最早使用纯数学技术赚钱的人之一：先是在拉斯维加斯的21点赌桌前，然后是在名叫华尔街的全球大赌场中。如果没有索普，后来的金融奇才，比如格里芬、穆勒、阿斯内斯、魏因斯坦，也就不会在2006年3月的那个夜晚在圣瑞吉斯饭店聚首了。
      爱德华·索普从小就是麻烦制造者。1932年8月14日，他出生在芝加哥，父亲参加过一战，在西线担任前线军官。索普从小就显露出数学天赋，7岁时就能心算出一年有多少秒。后来，索普一家搬到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的罗密托，而这时的索普也变得像所有的天才儿童一样淘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家。母亲在道格拉斯飞机公司（Douglas Airlines）上中班，父亲在圣佩德罗（San Pedro）船厂上夜班，因此他尽可以顺着自己的想象力撒欢儿。搞破坏是他的一大爱好。他在自家车库中搭了一个实验室，鼓捣出一个小型爆炸装置，又从朋友在化工厂工作的姐姐那里搞到了硝化甘油。然后，他用这些东西造出了土制手榴弹，在帕洛斯韦迪[4]的无人山洞中引爆取乐。索普也有安静的时候，通过“火腿”电台[5]（Ham radio）和千里之外的对手下象棋。
      有一回，索普和朋友将红色染料投入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室内游泳池——长湾（Long Beach）的深水区中。惊慌失措的泳客纷纷逃离泳池，浑身都是红色的液体，这件事还上了当地的报纸。还有一回，他将汽车前灯连上望远镜接入汽车电源，然后，他拖着这个发明来到离家半英里远的情人坡上，等着幽会车辆排起长龙。在车内开始蒸汽氤氲的时候，他按下按钮，那玩意儿发出了像警灯一样的光束，车上的小情侣们吓得你推我搡，乱作一团，索普则在一旁大笑不止。
      上高中的时候，索普开始琢磨赌博。有一次，他最喜欢的一位老师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回来之后向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一位赌客如何在轮盘赌中输掉裤衩。这位老师说：“你不可能胜过这些家伙。”但是索普可不这么看。在他住的镇上有好几台非法老虎机，只要能正确地摇动手柄，就会吐出一串硬币。索普暗自思忖：轮盘赌或许也隐藏着类似的破绽，一种统计破绽。
      1955年春天，索普已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二年级物理学研究生，但他仍然在思考轮盘赌的问题，他琢磨着能否捣鼓出一个持续赢得轮盘赌的数学系统。他已经想到用数学来描述轮盘赌背后所隐藏的看似是随机系统的机制——后来他将同样的想法应用到股票市场中，最终发展成了量化投资的核心理论。
      一种可能性是找到轮盘赌的缺陷。1949年，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室友，艾伯特·希布斯（Albert Hibbs）和罗伊·沃尔福德（Roy Walford）成功找到了拉斯维加斯和里诺赌场中某些轮盘赌装置的漏洞，并利用这些漏洞赢取了数千美元。这件事登上了《生活》（Life）杂志。希布斯和沃尔福德本科时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CIT），他们的壮举在索普的学校中广为流传——这两个学校紧挨着。
      索普相信，即使轮盘赌装置没有漏洞，也能找到击败轮盘赌的方法。事实上，没有漏洞的轮盘赌反而更容易打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球的运行轨迹是可预测的，就像行星必定沿着轨道运动一样。关键在于，庄家是在球动起来以后才接受下注，所以从理论上说，既然球和转子的位置和速度都是能够确定的，那么球大致会落在哪一格也就可以预测了。
      当然，单靠肉眼凡胎是无法胜任的。索普梦想制造一种可以穿在身上的电脑，这样就能对球和轮盘的运动进行现场计算，并将球最后会停在哪里作为结果输出。索普相信，他有能力造出可以对轮盘看似随机的运动进行统计预测的机器：先由观察者穿着这样的电脑，将轮盘转速的信息输入电脑；然后通过无线电将计算结果传给不远处的下注者。
      索普买了一台功能不全的轮盘来做实验，用一只百分之一秒的秒表给它的转动计时。很快，索普发现这架便宜货缺陷太多，而无法用它开发可靠的系统。这令他大失所望。当时正他忙于写毕业论文，于是便把这个工作暂时搁置了下来。但索普已经对此深深地着了迷，他并没有停止实验。
      一天晚上，索普的岳父、岳母到他家吃晚饭但索普没有出门迎接，这令二老十分吃惊，搞不懂他在做什么。最后，他们发现他在厨房研究弹珠在V型槽里的滚动，还记录下了弹珠在厨房地板上滚动多远才停下来。索普解释说，他这是在模拟轮盘中球的转动轨道。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认为女儿嫁了个疯疯癫癫的家伙。
      1958年，索普一家第一次去了拉斯维加斯，此时索普刚刚获得学位，开始教学生涯。这位节约的教授听说那儿的住宿很便宜，再者他仍对穿着电脑赢得轮盘赌的主意念念不忘。拉斯维加斯的轮盘是如此平滑，使得索普坚信他能够预测最终的结果。现在，他所需要的只是质量上乘、符合赌场标准的轮盘以及合适的实验设备。同时，在那次旅行中，索普决定将自己新接触到的21点策略也试一下。
      这一策略来自《美国统计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上一篇10页长的论文，作者是美国陆军数学家罗杰·鲍德温（Roger Baldwin）和他在阿伯丁试验场的三位同事——詹姆斯·麦克德莫特（James McDermott）、赫伯特·塞尔（Herbert Maisel）以及威尔伯特·坎蒂（Wilbert Cantey）。21点迷将鲍德温的团队称为“四骑士”（Four Horsemen），不过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真的在拉斯维加斯用过这一策略。四骑士花了18个月将海量数据输入桌面计算器，并一一描绘出数千手牌获胜的概率。
      作为一个科学家，索普决定趁着和妻子在拉斯维加斯度圣诞假期的机会把这个策略测试一番。虽然实验并不成功（最后的结果是输了8.5美元），但他确信这一策略可以改进。他联系了鲍德温，索要他们所使用的数据。1959年春，就在离开洛杉矶分校前往麻省理工学院之前，索普收到了他想要的数据。
      在麻省理工学院，索普找到了悄然改变现代社会进程的创造性的智力摇篮。他的职位是赫赫有名的C.L.E.摩尔导师（C.L.E.Moore Instructor），其前任是数学奇才、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John Nash）。纳什的获奖成果是博弈论，这是从数学角度探讨人们如何竞争与合作的理论。纳什后来成为《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一书和电影的原型，主要描写了他的天赋异禀及其与精神疾病的顽强搏斗。
      在坎布里奇的第一个夏天，索普埋头捣鼓四骑士给他的数据，他渐渐地理出了头绪，摸索出一套21点游戏历史性的突破方法。索普在电脑中输入大量繁杂的数据，寻找其中隐藏的可以使他获利的模式。到那年秋天，他已经发现了能够战胜庄家的21点系统的基本元素。
……

3.今天你阅读到的有价值信息的自我思考点评感想
     科学研究的精神应用在赌场上会有什么结果呢？索普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带来了一个新的数学分支的迅速发展，同时还伴随着金融业界的革命性的变革。当然这一切都是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带给这个世界的新奇变化之一。
    索普，宽客的“祖师爷”，他不遗余力地在牌桌上践行了“大数定律”以此赢得了基本的生活费用，然后发现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华尔街”。“他可怕的数学技巧将给他带来亿万美元的利润”，他为数学交易员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康庄大道：释义:宽阔平坦，四通八达的大路。比喻美好的前途。出处:《尔雅·释宫》：“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这是中文语意中的圣杯。当然圣怀本意更是确切。
     赢得游戏是数学计算的结果，是必然的。不确定只是在单次赌局中结果不确定，而长期（10000次）看，结果是必然了。范大师的研究是索普老先生在赌局中研究的继续。索普的确是大师：他想尽一切办法（尽其所能）来探索赌局中的至胜秘诀，他成功了。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来自于他对于规律的尊重：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是为了探索出牌局中的数学规律。所以他竭尽全力地研究感动了当时的数学大师，他找到了“悄然改变现代社会进程的创造性的智力摇篮”。与其说他是21点迷，不如说他是数学规律的迷，这一点是本质：探寻感觉到的规律（或者偶然之中的必然）。
     A股的规律是什么？
……

单词挑战第3月第15天
Entropy     n.  熵，平均信息量; 负熵;
No matter how much of a misanthrope you are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entropy and it will catch up with you sooner or later.

1.背单词1个 - O
2.飞鸟式36个 - O
3.Code Practices 0.5 hr - X
4.论坛收集资料30分钟*2 - O
5.Cloud Zhuang45minutes - O

昨日阅读1小时。 总阅读时间132小时
The business of value investing – Six essential elements to buying companies like Warren Buffett- Charlie Tian 2009
https://bbs.pinggu.org/thread-695143-1-1.html (Page 147-153)
Discipline is everything
阅读到的有价值的内容段落摘录
The economic crisis that began in late 2007 turned into one of the worst recessions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Trillions of dollars of stock market value were wiped out in little over a year’s time, and many investors suffered life - altering financial consequences. As the recession continued to affect businesses and the economy, many investors’ distaste for equities grew. What is certain is that something will come along again and capture the heart of Wall Street. It happened with tulip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 with Internet stocks in the late 1990s, and with the housing and credit market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00s. In the meantime, value investors should be comforted and exci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market is providing bargains and, in some case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of a lifetime for those willing to be patient. While discipline alone will not completely insulate us from the painful consequences of blind greed, it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our success as a long - term investor. Most important, discipline can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rviving and getting wiped out. Time is an investor’s best friend. If we are able to ride out the worst storms with our armor relatively intact, that means we are around to participate in some of the market ’ s better buying opportunities. While Warren Buffett’s investment acumen is without question, it’s his disciplined approach to his craft that truly sets him apart from the rest. Buffett’s discipline is so unwavering that even as he became best friends with Bill Gates and often was advised by Gates to invest in Microsoft, Buffett still refused to do so except for a token 100 shares just so he could receive the annual reports. Even after years of learning about the tech industry from Bill Gates himself, Buffett remained disciplined and said no. Buffett easily could have invested $100 million without any meaningful consequence to Berkshire Hathaway. He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do so after being told about the future of industry, where it was going, who the dominant players would be — which included Microsoft — but he still he refused to invest in any significant way. While many might argue that Buffett’s discipline has cost him numerous lucrativ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 Microsoft and Wal-Mart some 20 years ago might have been the biggest — the real value is found when we invert the argument. Buffett’s discipline has enabled him to avoid potentially larger losses than any of his missed opportunities might have created. Having the discipline to walk away from an investment in spite of a favorable consensus view reveals a non-emotional, independent frame of mind, one of the most prized qualities in all of investing. And best of all, this quality doesn’t require us to have a high IQ but only a disciplined approach. Ultimately, the key to Buffett’s disciplined approach has been his strict adherence to staying within his circle of competence. The term “circle of competence” is widely known but not necessarily truly understood. It goes beyond simply understanding a business. Since befriending Bill Gates over 15 years ago, Buffett probably has read every single Microsoft annual report. I think he understands the business better than many technology investors. But Buffett doesn’t simply define his circle as understanding the operations of a business. He wants to know the entire industry, the competitive forces,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and anything that might be of significance. Armed with this information, Buffett then can handicap his investment odds and determine if they meet his requirements. The technology sector doesn’t meet Warren Buffett’s requirements. All investment activity involves some risk. In exchange for that risk, the market offers investors an opportunity to earn rates in excess of the U.S. Treasury’s risk - free rate. Otherwise, stock markets would be of little value. Discipline prevents investors from assuming risks that they don’t need to take on to earn excess returns. Having the discipline to remain inside our circle of competence enables investors to do two very important things. Disciplined investors rarely ever abandon an investment at the first sign of trouble.  Disciplined investors rarely ever chase an investment that is the fad of the day. Not falling prey to these two actions may be the most valuable skill that any investor can hope to possess. When it’s all said and done, we succeed in investing by selling a security for more than we paid for it. By not jumping at the first sign of trouble or chasing rising stock prices, we stand a better chance of investment success. Regardless of the company, it takes conviction to invest against the general market consensus. By zigging when the market zags, we are sticking our neck on the line. We are setting ourselves up for criticism from the investing establishment. When Warren Buffett was shunning technology while the used car salesmen were doubling their money in months investing in Internet stocks, it was said that Buffett was stupid and out of touch with the new era of investing. If our goal is to invest in undervalued businesses, prepare to look stupid in the short run. Often some of the best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can be found in unloved areas. The market punishes stocks without abandon if it doesn’t like what it sees ahead. Just as stock prices can overshoot when the mood is euphoric, stock prices can easily get below intrinsic value when the mood is dour. Wall Street has a vested interest in promoting the popular investments of the day, and what is popular is expensive. We won’t find battered - down stocks being talked about at cocktail parties.

阅读到的有价值信息的自我思考点评感想
Instead, the “smart” money is always talking about the crowd pleasers, without regard to any fundamentals. As 2008 came to an end, the markets were down over 40%, one of the worst annual performances on record. With scores of equities priced at valuations that will likely reward investors in future years, stocks are now perceived to be riskier than ever.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Disciplined investors should rejoice during these times of emotional mis-behavior. As with all characteristics of investing, maintaining a disciplined approach is part art and part science. I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separate a disciplined investment approach from a rigid investment approach. The greatest common fallacy that many investors fall prey to is attempting to invest at the absolute bottom. Investors feel highly intelligent when they believe they have timed the bottom of the price of a stock. Just as failing to maintain discipline can lead to avoidable losses, attempting to invest at the absolute bottom can eliminate potentially powerful investment gains. It’s futile to invest in this way. It’s great if we do catch the bottom, but remember if we do that it ’ s more luck than investment skill. Nevertheless, as foolish as it is, many investors always look to catch bottoms. As long as Wall Street looks at the market through glasses oriented to the short term, people always will attempt to time the markets perfectly.

Investors all too often make investing much more difficult than it really is by spending far too much time trying to time every single detail. When Buffett says that investing is simple but not easy, he means that many investors pay far too much attention to variables and factors that don’t affect the overall future value of the business as much as they think they do. Underpinning the aforementioned assertions, of course, is the assumption that investors have diligently researched the security and are investing with a comfortable margin of safety. If we determine that the intrinsic value of a stock is 45 a share, there is no benefit gained by waiting to invest at 20 a share versus 22 or even 24 with respect to the potential opportunity loss that may arise if the stock price doesn’t reach our target. It’s silly to forgo a potential 82%  return for the possibility of earning a 100% return at the risk of missing out on the opportunity to invest at an already attractive price. Attempting to bottom fish makes investing much more difficult - and potentially more damaging than it should be.

昨天阅读3小时，累计阅读155小时

昨天阅读1小时，累计阅读634小时。

昨日阅读1小时，累积阅读103小时

今日阅读一小时，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54%->56%,累积阅读时间43小时。

阅读3小时，累计阅读148小时。

昨日阅读2小时，累计阅读1125小时。

昨天阅读2小时，总共阅读860小时

昨天阅读1小时，累计阅读6小时

刘强东再次「回归」，CHO变动拉开京东组织架构巨变帷幕｜36氪独家

https://mp.weixin.qq.com/s/6fxuUusCwerpY3KvfxAG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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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学习《新政治科学》


为了廓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认识到，在19世纪后半叶之前，“价值判断”以及“价值中立”的科学并不是哲学词汇的一部分。价值判断（Werturteil）这一观念本身并无意义；它只是通过与关于事实的判断（Tatsachenurteile）处于对立情形而获得其意义，而这种情形则是由于实证主义的自负才被创造出来的。实证主义自负地认为，只有关于现象世界事实的命题才是“客观的”，而有关灵魂与社会的正确秩序的判断则是“主观的”。只有前一种命题才被认为是“科学的”，而后一种命题表达的是个人的偏好和决断，经不起批判性证实，因而缺乏客观有效性。只有当实证主义教条被作为原则而接受的情况下，这种区分才说得通；而只有那些并不熟悉古典的及基督教关于人的科学的思想家才会接受这种区分。原因在于，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基督教的伦理学与政治学都不包含所谓“价值判断”，而是从经验的与批判的角度阐述秩序问题，后者作为一般本体论的组成部分而导源于哲学人类学。只有当本体论丧失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而且，作为结果，伦理学和政治学不再被视为关于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人性达到最大化的实现——的科学时，这个领域的知识才可能被怀疑为主观而未经批判的意见。


只要方法论者（methodologists）接受了实证主义教条，他们便参与了对科学的摧毁。不过，他们同时也勇敢地试图拯救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佳声誉，由于他们所参与的摧毁，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容易背负这种不佳声誉。当知识（episteme）被摧毁之后，人们并不会停止谈论政治；但他们此时必须用意见（doxa）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所谓价值判断居然会成为方法论者严重关切的对象，盖因用哲学语言来讲，他们是意见，即有关秩序问题未加批判的意见；方法论者尝试根除流行的未加批判的意见，以此使社会科学重新获得尊重，这种努力的确至少唤起人们关于批判性标准的意识，尽管它未能重建一种关于秩序的科学。因此，“价值判断”理论以及建立“价值中立”科学的尝试导致互为矛盾的后果。一方面，对价值判断的攻击是对在政治科学伪装下非批判性意见的攻击，这种攻击具有净化理论的整体效果。另一方面，在经验判断的概念之下将全部古典的以及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尤其是将哲学人类学囊括其中，就此而言，这种攻击只会导致一种结论，即关于人类及社会秩序的科学全然不存在。


今天，各种具体形式的尝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吸引力。于是，方法论大论战就也随之消退。指导这些尝试的原则通常是：将各种“价值”从科学中排除出去，使之成为不受质疑的公理或假定。譬如，在“国家”是一个价值的预设下，只要政治历史和政治科学探究与国家创建、保持和灭亡有关联的动机、行为以及条件，它们就将被正当化为“客观的”。显然，如果将行使正当化功能的价值交由科学家来决定，上述原则将会导致可疑的结果。如果科学被界定为探讨与价值相关的事实，那么，有多少位对于什么是有价值持有不同观念的学者，就会有多少种政治历史和政治科学。那些与进步主义者所支持的各种价值有关联因而被视为具有相关性的事实，与一位保守主义者认为具有相关性的事实不会相同；对一位自由派经济学家具有相关性的事实在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眼中毫无相关性。无论是一丝不苟地保持具体研究工作的“价值中立”，还是在确立事实和建立因果关系时恪尽职守地遵循批判性方法，都不能防止历史科学和政治科学滑入相对主义的泥沼。事实上，有一个观念曾被提出并获得广泛赞同，那就是，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写历史，因为决定着选择问题和资料的“价值”发生了变化。假如由此所带来的混乱局面并不比实际上所出现的局面更糟糕的话，其中原因必须再次从文明传统所形成的压力中去寻找，这种传统把各种不加批判的意见限制在自己的普遍框架之内。


就政治科学而言，这场方法论运动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他的著作中达到其内在逻辑的发展终点。这里不可能对此作出详尽的描述，只能作一些简要概括，以昭示韦伯作为标志着原有传统的终点向新起点转折的思想家。


对韦伯来说，价值中立的科学意味着对原因与结果的探究，意味着建构理想类型（ideal types），以便能够区分各种制度的常规方面与偏离常规的方面，特别是意味着建构典型的因果关系。这样一种科学将不会告诉任何人他应当成为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成为一个民主宪政主义者（a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t）还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但它能够向一个人指明，如果他试图将他的价值偏好转化为政治实践，将会有何种后果。一方面是不受批判性评价的政治秩序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关于社会现实结构的科学，政治人物可以将其作为技术性知识来加以运用。当韦伯将一个关于“价值中立”科学的问题强调到实用主义的高度时，他便将使这场争论再次超出方法论争论的领域，而就秩序展开有相关性的争论。他需要科学，因为需要对这个他热情参与的世界获得明晰理解；他再次朝着那条通向本质的道路前进。然而，对真理的探索却在实用主义行动的层次上半途而废了。在这种方法论争论的知识氛围里，“价值”必须被毫无质疑地接受，而对真理的探索则不能深入到对秩序的思考。对韦伯而言，科学的理性（ratio）并不涉及原则，而仅关注行动的因果关系。


于是，这种新型意义上的理论相关性只能通过在政治中创造出“责任（responsibility）”与“魔力崇拜（demonism）”之类的范畴来实现。韦伯认识到“价值”有其独特的作用，那就是，它使政治行动具有秩序的理念，但他赋予“价值”某种超越理性论证的、由“魔力（demonic）”决定的地位。对于政治中的魔力崇拜，科学所能与之抗争的仅仅是让政治人物意识到他们行动的后果，并激起他们的责任感。这种韦伯式的“责任伦理”绝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是专门为了抑制固执而愚蠢的政治知识分子（political intellectuals）的革命热情而设计的。同时，它也旨在使人们坚信：理想既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也不能证明行动的结果的正当性；行动涉及责任甚至罪恶问题；政治后果的责任必须由参与导致该后果的人直接承担。此外，将价值诊断为“魔力崇拜”揭示出“价值”乃是不容置疑的，它不可能被追溯到秩序的理性源头，这样，特定时代的政治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充满魔力崇拜的无序场所。对于韦伯著作的这个方面，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那些可能会关注到它的人们都由于它出色的平和性质而忽略了它，而这可能正是其重要性的最好证据。


如果韦伯仅仅揭示出“价值中立”的政治科学不是一种关于秩序的科学，“价值”不过是魔力的决定，那么，他的著作的伟大（这一点更多地被感受到，而不是被理解）可能就是有疑问的。通向本质的前进道路也许会在步入歧途时中止。人们通常将这条歧途称作“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它为那些迷失方向者提供了逃避之路。近些年来，由于萨特（Sartre）著作的影响，存在主义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时髦。然而，韦伯则走得更远，尽管阐释者发现很难从韦伯所卷入的智识冲突和矛盾中萃取出韦伯的成就。上文所描述的探究问题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方法势必引出不止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例如，韦伯对科学所持的概念认定，在科学家和政治家之间存在着某种社会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大学这种机构中：在大学里，科学家作为教师将会就政治现实的结构教导他的学生，即未来的政治人（homines politici）。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信息的目的是什么？韦伯的科学自认为不应触及学生的政治价值，因为价值是超出科学之外的。学生们的政治原则不可能由一种不涉及秩序原则的科学所塑造。当学生们认识到，他们的政治理念在现实中将会产生超乎预期的、甚至不希望得到的后果时，韦伯的科学是否会有诱使学生改变他们所持各种价值的间接效果呢？若如此，学生们所持的各种价值就将不再被魔力所固定，而可能诉诸判断，这种判断带来的是经过推理得出的价值偏好。那么，这种判断除了是价值判断还能是什么？经过推理得出的价值判断究竟是否可能？对于在大学中讲授的价值中立的科学而言，除非它被设计用于通过有关政治现实的客观知识来影响学生们所持的各种价值，否则它就是一桩毫无意义的事业。就韦伯作为一位伟大教师的身份而言，他推翻了“价值由魔力决定”这一观念。


他的教学方法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这是一种间接的教学，因为他避免对秩序原则作出明确的肯定性的（positive） 陈述；其次，即使以直接阐述原则而进行的教学也不可能是有效的，如果学生们的态度的确由魔力所确定。作为一个教育者，韦伯只能依赖学生们的羞耻感（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aidos），期望这种情感来引发他们的理性思考。但是，如果学生毫无廉耻呢？如果诉诸学生的责任感仅仅是使他感觉不舒服，却没有带来态度的转变呢？或者，如果这甚至未能使他感到不舒服，而是使他转而求诸韦伯所谓的“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即一个人的信条本身就包含了正当性的依据，只要行动的目的正确，结果就是无关紧要的？这个问题同样未能在韦伯那里得到澄清。他将未经严格界定的基督教“彼岸世界”道德观作为“信念伦理”的范例，他从未触及这样的问题：恰恰是由于各种魔力价值（the demonic values）带有“信念伦理”而非“责任伦理”的特征，由于它们让人类的微弱愿望僭取了只有神才具备的品质，这些价值也许并不真正是魔力的。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只有在哲学人类学层面上才有可能。对此，韦伯避免涉及。不过，他在回避这种讨论的同时又决定通过他致力于完成的事业本身来卷入与各种价值的理性冲突之中。


韦伯致力于建立一套客观的政治科学，这一事业与政治知识分子所持的不容置疑的价值之间的理性冲突是内在必然的。在此情况下，最初的价值中立科学的观念便消失了。对韦伯之前的方法论学家而言，一种历史科学或社会科学可能是价值中立的，因为它的对象（object）是通过“价值参照”（wertbeziehende Methode）的办法构建的；在以这种方式建构的领域内，科学家才可能不带价值判断地工作。韦伯认识到，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中，存在着多元的相互冲突的“价值”；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价值”都可以被用来建构一个“目标”。这样的结果就是上文提及的相对主义。在这种状况下，政治科学有可能堕落为对政治知识分子一些令人置疑的幻想所进行的一种辩护，这种情形在韦伯那个时代如此，即令今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依然如此。韦伯如何避免堕落？——的确，他做到了这一点。如果所有那些相互冲突的价值对他而言都不构成科学的领域，如果他面对当时的各种政治价值保持了批判的一致性（critical integrity），那么，何种价值建构了他的科学？对这些问题的全面回答超出我们当前的目标。这里只对他的方法背后的原则作一阐释。韦伯式科学的“客观性”方法——尽管这种客观性是极其有限的——只能来自人类已经在历史中发现并阐述了的真正的秩序原则。鉴于在韦伯当时的知识环境中，不可能承认存在某种关于秩序的科学，该科学的内容——或者说，它尽可能多的内容——不得不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展示，亦即把这种科学在历史中的表现形式视为历史中的事实和因果性因素。一方面，韦伯作为一个价值中立科学的方法论者，他可以声称不会反对一个以魔力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价值”偏好的政治知识分子；但另一方面，他却会不动声色地从事新教伦理的研究，并且展示，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某些特定的宗教信念在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文已经反复强调过，方法论的专断性并不会导致科学成果丧失所有相关性，因为诸种理论传统的压力依然是资料及问题选择中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韦伯将这种压力提升为一项原则。例如，他的三卷本的宗教社会学著作通过大量关于人性与社会秩序的、或多或少清晰可辨的事实（verities）卷入关于现实（reality）结构的争论。通过指出关于秩序的事实陈述——也许并不仅仅是对权力与财富的贪欲，或者恐惧和欺诈——乃是现实秩序的构成因素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便可重新获得某种试探性的科学客观性，尽管这些原则还不得不经过“信仰”的后门加以引进，而“信仰”与韦伯时代的“价值”处于相互竞争而且理性无法解决的冲突状态之中。


韦伯再次忽略了这一程序给他带来的理论上的困难。例如，如果对历史进程所进行的“客观”研究表明，对历史所作的唯物主义解释是错误的，那么，显而易见，在科学中存在客观性标准，这种标准排除了通过使事实和问题“参照”马克思主义“价值”来对科学对象进行建构的作法；或者，如果不用方法论的晦涩术语来表述，学者不该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如果学术客观性使一名学者不可能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任何人难道可以在不放弃学术客观性标准的情况下——这些标准是他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所必须遵循的——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韦伯的著作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他的时代尚不容许明确无误地宣布，“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种历史理论，而是对历史的歪曲，对政治进行“唯物主义”阐释的人是一个亟需补习基本事实的无知者。对价值的“魔力崇拜”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便是开始兴起相当大范围的无知，这是韦伯所不曾体认的。以魔力崇拜方式确定自己所要坚持的“价值”的政治知识分子开始显得很象一位妄自尊大的无知者。看来，一个人的“魔力崇拜”与他所具有的相关知识是成反比例的。


由“价值”、“价值参照”、“价值判断”和“价值中立的科学”所组成的这一整套观念体系看来正处于瓦解之中。科学的“客观性”被重新找回，这显然与方法论争论的模式格格不入。而且，即便是关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也不能诱使韦伯向着关于秩序的科学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他之犹豫不决的最终原因，如果不是恐惧的话，那么也许便是外人无法理解的；不过，他嘎然停止的技术之点却是清晰可辨的。他关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总是激起人们的敬慕。如果不是基于其他原因，至少是由于人们将其视为无与伦比的杰作。在关于新教、儒教、道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Jainism）、以色列和犹太教的卷帙浩繁的研究中（他本打算以关于伊斯兰教的研究作为结束），他所掌握的资料的数量的确是惊人的。面对这些如此令人钦佩的成就，有一点也许尚未受到足够的关注，那就是，这一系列研究的总的基调是通过一项重要的忽略而确立的，亦即对宗教改革之前的基督教的忽略。造成这一忽略的原因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对中世纪基督教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人们就很难不在它的各种“价值”中发现对关于人和社会秩序的理性科学的信念，尤其是对有关自然法的理性科学的信念。而且，这种科学不仅仅是一种信念，它还在事实上被阐释为理性的产品。韦伯本来可能会在这里遇到关于秩序的科学存在的事实，恰如他若认真从事希腊哲学的研究也会遇到的那样。韦伯乐于将关于秩序的真理描述为历史事实，故而避开希腊和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为了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阿奎那的政治学说降低为各种“价值”中的一员，一个严谨的学者必须首先表明，这些学说关于自己是科学的宣称是没有根据的。但这是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尝试。当一个潜在的批评者为了使他的批评更有份量而相当透彻地洞察了形而上学的含义时，他自己就会成为一个形而上学者。只有在由于知识不完善而同形而上学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对形而上学的攻击才可能是问心无愧的。韦伯社会科学的视野是宽广的；他愈加注意不要过分接近社会科学的关键核心，就愈加表明他的实证主义的局限性。

因此，韦伯著作的结论是模棱两可的。他令“价值中立的科学”这一原则走向了归谬。价值中立科学——其对象是通过“价值参照”构建起来的——这一理念只有在科学家愿意选定一个可资参照的“价值”时可能实现。如果科学家拒绝选定一个“价值”，如果他视所有“价值”为彼此平等，如韦伯所做的那样，而且，如果他把各种“价值”都看作社会事实中的一部分，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可供构建科学对象的“价值”，因为各种“价值”已经成为对象本身的一部分。将价值从科学构成要素（constituents）中剔除将导致一种理论上不可能的情形。原因在于，科学的对象归根到底有一个“构成原则（constitution）”，这就是我们在探究真理过程中所追求的本质。然而，由于实证主义的余毒不允许容纳一种关于本质、即关于真正知识（episteme）的科学，秩序的原则不得不作为历史事实介绍给人们。韦伯在构建他的“社会学”（即对关于秩序的科学的实证主义式逃避）宏伟大厦时，并未认真地将“所有价值”视为平等的。他没有沉溺于收集一堆无用的垃圾，而是对那些人类历史中的“重要”现象表现出相当理智的偏好；他能够相当好地区分主要文明和次要的边缘性发展，也能同样良好地区分“世界性宗教”和不重要的宗教现象。在缺少合理的理论化原则的情况下，他并未让自己听从各种“价值”的引导，而是受到更大的权威（auctoritas majorum）和他自己对于卓越的敏锐领悟的引领。

到目前为止，韦伯的著作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使政治科学摆脱无关的方法论研究而恢复其理论秩序的成功尝试。然而，他所试图实现的这种新理论却不可能变得明确化，原因在于，他虔诚地遵守着实证主义关于形而上学的禁忌。相反，其他一些东西变得明确了；因为韦伯想要象一位理论家应该做到的那样，明确地表达他的原则。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他竭力在“类型”构建的题目下详尽阐释自己的理论。我们在此无法对他的努力所经历的各个阶段进行考察。在最后一个阶段，韦伯将“理性行动（rational action）”的各种类型作为标准类型，将其他类型解释为对理性的偏离。人们不难理解这一进程，因为韦伯把历史理解为一个朝向理性进化的过程，把他所处的时代理解为迄今为止人们的“理性自决”所曾达到的最高点。韦伯将这一观点运用于经济史、政治史和宗教史中，只是运用的彻底程度有所不同，而运用最彻底者当数音乐史了。这里的基本概念显然导源于孔德的历史哲学；韦伯自己对历史的阐释可以被恰当地理解为庞大的实证主义体系的最后一环。不过，在韦伯实施这一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觉察到一种新的论调。对孔德而言，人类向着实证科学的理性的进化显然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但对韦伯而言，它是一个世界去魅化（disenchantment）和去神化（de-divinization）的过程。韦伯含蓄地表达了对神力魅惑从世间流失的遗憾，他将理性主义视作必须忍受的注定命运，而非可欲的理念，他也偶尔抱怨他的灵魂与神圣的事物不合拍。通过所有这些表示，韦伯背叛了那些遭受尼采所带来的苦难的同仁——尽管他自己有过表白，但他的灵魂还是充分与神圣的事物相合拍，并未追随尼采的悲剧性反抗。韦伯知道他想要什么，但却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取得突破获致成功。韦伯看到了期望中的乐土，却被禁止进入这块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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