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管制是一个阴谋，请看：

西方的国营企业及其私有化
　　
　　
　　转贴自《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9期 作者 陈丽 邬拉努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有政府兴建、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二战”之后，英国等西欧国家纷纷收购私有企业，使之“国有化”。近二三十年，西方一些国家又纷纷出售国营企业，使之“私有化”（privatization）其理由是：国营企业的效率低；私有企业的效率高，所以要通过“私有化”来提高企业效率。
　　
　　西方这股“私有化浪潮”的规模并不大，但它对我国的影响却很大。我国一些主张私有化的“著名经济学家”和“高参”，自以为找到了“有力的佐证”。他们振振有辞地鼓吹：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国有企业的效率都低于私有企业，所以只能把国企“私有化”。有的人宣称：经济私有化是世界各国的总趋势，“人间正道私有化”。国务院体改办主办的《中国改革》月刊去年夏秋连发三篇“本刊评论员文章”，公然宣称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是“非国有化”，该刊为此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
　　
　　因此，弄清西方国家的国营企业及其私有化（又叫“非国有化”）的真相，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的国有企业：效率高而利润低
　　
　　看利润率，西方国营企业的利润在多数情况下远比私有公司差。但是若看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技术指标，西方国家的国营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亚于私有大企业。
　　
　　1982年的厉以宁先生是承认上述事实的。他与罗志如合作出版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一书，引用米尔瓦德的话说：“国有化部门利润的低下和70年代起的亏损趋势，与国有化部门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很不相称的，特别是如果把国有化部门同私有加工工业部门相比。1955年以后，私有加工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一直小于国有化部门，而利润率大大高于国有化部门。”
　　
　　为什么“效率高而利润低”？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按政府主管部门指示，以低价格向私有大企业出售能源、原材料、半成品和运输服务筹，同时以高价买进私有大企业的商品和劳务。这种价格差，人为地造成国营企业利润的丢失。
　　
　　英国《晨星》报1980年6月3日报道，1967年—1975年间，由于这种强制性的不等价交换，使国有英国钢铁公司的损失达到7.83亿英磅。格林和舒特克赖夫在《英国资本主义：工人和利润收入》一书中说：“国家能够——利用国有化部门来津贴私有部门；低价格和低盈利性等于给生产以津贴。实际上这一直是英国国有化部门的任务。”1982年，厉以宁在其书中引用这句话时还写道：“如果再加上国有化部门向私有部门提供的较廉价的产品和劳务，从而使私有企业所有者得以获得经济利益，那么收入再分配的这种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性质就更加清楚了，——在分配方面，国有化有利于资产阶级（包括原来的企业所有者和其它仍然私营的企业主），不利于全国的工资收入者。”“国有化部门的低利润可以保证私有企业的低成本，从而是维持私有企业的一定利润的条件之一。”
　　
　　在法国，政府也把国有企业当作私有大企业的“摇钱树”来对待。法国《国有企业文件研究汇编》指出：国有企业的许多价格从1949年到70年代初没有变化。例如，法国每吨／公里的石油铁路运费到1972年一直是5.13生丁（注：1法郎为100生丁）；与此同时，法国国有铁路公司在这段时间向私有企业购买的产品价格却涨了4一5倍。仅仅由于国有企业向私有企业出售产品的低价，就使4家最大的国有企业——法国煤炭公司、法国国有铁路公司、法国煤气公司、法国电力公司每年损失150一200亿法郎。
　　
　　80年代因为“亏损”而被私有化的“日本国家铁路公司”，其货运价格长期被压低到成本以下。例如，1968年的货运成本对铁路运价之比为147比100，即货运成本比货运价格高47％。这大大降低了私有企业的货运成本（《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管理和权力》第150页，苏联迈博罗达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产品的低价，主要是提供给私有大企业。例如，1973年，法国国有煤矿开采一吨煤的费用是103.4法郎，对居民的生活用煤售价是每吨305.4法郎，而大的私有公司每吨仅付费94法郎（即比生产费用还低9.1％）。国有的“法国电力公司”1978年按每度11.65生丁的优惠价向私有大企业供电，对居民却按每度50生丁收费。巴黎运输管理局是一个大企业，也是用电大户，但因为它是国有企业，所以它用电就享受不到私有大企业的优惠价。1974年到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及危机以后，能源价格猛涨，法国居民生活用煤气涨价45.3％，而法国私有工业用的煤气反倒降价25.3％（《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管理和权力》第145、146页）。
　　
　　英国国有电力公司与私有大工业企业签订合同，按优惠价向它们提供电力。“英国制铝公司”等有色金属方面的私有企业，用电价格比居民便宜2／3，比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其他大户用电便宜40％（《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管理和权力》第148页）。除了对国有企业实行歧视性的价格政策外，英国政府还实行歧视性的金融信货政策，对国有企业贷款用高利率，对私有企业贷款用低利率。
　　
　　国营企业以低价格销售商品给私有大企业，对此，资本家是满意的。但是，这对于与国有企业同行业的私有大企业来讲，却是很恼火的。因为国有企业商品的低价格夺走了很大一块市场份额，使同行业的私有大企业的市场份额缩小。例如，美国有色冶金企业是用电大户，他们就购买美国国有发电站的廉价电力而不买私有电力公司的电力。于是，私有电力公司要求政府把国营发电站“卖给”它们。首先反对国有发电站私有化的就是私有的有色冶金企业，因为它们知道，国有发电站“私有化”后，电价要上涨，对它们很不利。最后达成妥协：国有发电站继续以低价向冶金业的私有大企业供电，但不得向居民等零售电力；国有发电站只能以低价向私有电力公司供电，再由私有电力公司以高价零售给居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114、115页，苏联达林著，三联书店1975年版）。由此可见，国家的廉价电力成为私有大企业发财致富的源泉。
　　
　　从上可知，强制性的“价格剪刀差”对国营企业非常不利。这种不等价交换，意味着国有企业职工创造的利润转让给了私有大企业。政府压低国有企业的产品价格使国有企业盈利很少，甚至负债累累；却使私有大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利润增加，从而增强了它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西方国家的政府不仅强令国营企业用“低价卖、高价买”来保证私有大企业获得高额利润，而且在市场上商品供过于求时，经常采取强令国营企业停工的办法，来保证私有大企业充分开工。例如，在1965年，具有强大制造能力的美国国有造船厂大部分都被迫停工，因为国家把军用船只制造任务的80％交给了私人造船厂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115页）。
　　
　　由于一小撮大财阀控制着西方国家大部分经济实力，所以，西方国家的政府日益变成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政治机构。政府使国有企业的主要成果转让给私有企业，使国有企业服务于资产阶级。
　　
　　　　　　　　　　　　　西方的私有化主要出于政治原因
　　
　　西方大资产阶级对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有一种复杂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利用国有企业来为私人资本服务，通过与国有企业的不等价交换获取高额利润，一方面又掀起反对国营企业的运动，指责国营企业“缺乏效益、亏损累累”，要求将国营企业私有化。原因是，资产阶级既把国有企业看成提高私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手段，又把国有化看作是危及私有制的政治行动。因为，关于国有化的决定通常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虽然其后资产阶级政权使国营企业的运作违反人民意志而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国有企业的运行和发展使人们认识到，私营企业变为国有企业，生产也能正常运行。这说明，资本家并不是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人物。
　　
　　1976年，当时的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其所著的《法国的民主》一书中，就以恐惧和敌视的口气写道：“对大企业系统地实行国有化，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选择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经济制度。”他担心国有化在更大范围扩展，将缩小私营企业的范围，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
　　
　　为此，资产阶级的宣传家们不顾事实，攻击国营企业“低效”、“经营不善”，企图造成一个神话：私有制是最有生命力的所有制，而公有制没有存在的经济理由。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一项声明中明确表示：“私人企业在我们现在的国家制度下，应当是我们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基础，这是我们对抗共产主义的唯一选择。”
　　
　　从肯尼迪和德斯坦的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待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并不只是将它们局限于经济范围。
　　
　　　　　　　　　　　　　“靓女先嫁”，养肥资本家
　　
　　当然，西方国家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非国有化），也有其经济原因。随着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增加和主产设备的现代化，一些国有企业有盈利或能盈利了，贪得无厌的大资产阶级就要求将这些国有企业私有化，以便据为己有。
　　
　　“二战”之后，英国工党政府一手把亏本的、破旧的、资产阶级急于丢出的煤矿、铁路等部门的私人企业高价买来实行“国有化”；另一手又把许多“二战”时才建立的、崭新的、有利可图的企业低价卖给资本家，实行私有化。
　　
　　西德政府在把国营的“博尔西希金属公司”的股票控制额卖给私有大企业前，先把那些亏损的企业从公司中分离出去，然后把这些分离出去的亏损企业联合成“博尔西希股份公司”，并继续实行国有化。
　　
　　英国保守党在50年代执政时，把工党执政时搞了两年多的钢铁国有化推翻，又搞钢铁私有化。“国有钢铁企业的资产，作价由私有企业所有者收回，而在这段时间内，国家对钢铁工业的直接投资则等于奉送给私有企业主了。但仍有一些原来技术装备水平很差的钢铁企业的私人企业主认为，与其收回这些无法获得盈利的企业，还不如继续保存国有的形式。这样，钢铁工业的国有化也就部分地维持下来了。”（见厉以宁、罗志如《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就是说，能盈利的钢铁企业私有化了，让亏损的钢铁企业继续国有化。所以，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明显地服从于大资产阶级利益的。
　　
　　1970年，英国保守党政府宣布了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但是，没有一个经济部门完完全全地被私有化。因为，虽然私人公司能随意购买任何一个国有企业的股票，但是，只有那些有利可图的企业的股票才会销售一空。1971年1月4日，英国《晨星报》刊登英国政府工业部长约翰·艾登的话：国有企业应当“首先把对私人资本毫无经营意义（应读作：无利可图——作者）的那些活动领域”留下来。这样，那些被认为设备落后、不可能赚钱而选剩下来的“烂摊子”企业，仍被留作国有企业。它们成为资产阶级攻击“公有制企业缺乏效益、亏损累累”的样板，作为要人们选择“高效率的私有制”。不要“低效率的公有制”的根据。
　　
　　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在1979年宣布，把有利可图的“英国国家石油公司”、“英国航空航天公司”、“英国欧洲航空公司”等国有企业的资产减价出售给私人公司。而对当时处于危机局面而无利可图的钢铁、造船、汽车制造等国有企业，则宣布它们私有化的时机尚未到来。
　　
　　《世界知识》杂志就希拉克在80年代中期当上法国总理后推行私有化的报道，也可以看出是把哪些类型的企业私有化。报道说：“新政府对设备最好、收视最高的法国电视一台要实行私有化。左翼人士认为，电视一台今天的条件是靠广大的纳税人创造的，如今要卖给私人，等于将纳税人的钱放进右翼财团的腰包里。这种观点颇能迎合广大选民。”
　　
　　这类事情在20世纪90年代仍在继续发生。袁木同志在《欧亚十国纪行》一书中谈到1995年对北欧的访问时说：“挪威和瑞典一些经济部门的负责官员和经济学家曾着重告诉我们，在他们那里，私有化一般是从经营得很好和比较好的国有企业开始进行的，而对那些经营管理状况不佳，或者效益不好，但社会公众需要即社会效益好的国有企业，政府仍通过各种方法竭力维持。”
　　
　　就在前几年，德国和意大利分别将极富发展潜力、位居欧洲通讯业第一位的德国电信公司和欧洲第四位的意大利电信公司私有化。
　　
　　1998年，韩国许多私有企业、包括大型私有企业亏损，甚至破产，最大的私有企业———现代集团也不过获利几千万美元，而韩国国营的烟草和人参公司1998年获纯利则高达2.7 亿美元。1999年5月24日，韩国政府却宣布，将把烟草和人参公司、浦项综合制铁这两个赢利较多的国有公司私有化。
　　
　　上述种种事实，都证明了恩格斯的正确。他说：“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46页）。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超阶级”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是这样划分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地域界线的：盈利的工业企业应该是私人资本的地域。用我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国有企业的“靓女先嫁”，要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资产阶级虽然提出私有化的口号，但它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不会完全取消国营企业，而只是把盈利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到自己手中。
　　
　　最坚决推行私有化方针的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一1986年8年间，也只把英国国营企业的1／3实行了私有化，就是一个证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国家加紧实施私有化的时候，日本政府1997年、1998年将不少负债累累、坏账成堆的私有银行国有化。
　　
　　这表明，西方国家的“私有化”，“国有化”，都是服务于、服从于大资产阶级的需要。
　　
　　　　　　　　　　　　私有化是对国有财产的掠夺
　　
　　西方国家的政府搞私有化，不仅是让资产阶级购买效益好的国营企业。而且每次都是廉价出售，让资产阶级合法地掠夺国有财产。
　　
　　“二战”中，美国为满足军需生产和运输需要，兴建了大量国有企业，添置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战后不久（1946年至1949年间），美国政府把大量的不动产，特别是大量的运输工具，出售给私人公司。例如，1941年至1943年间制造的海上船舶被出售，它们的原价是32.5 亿美元（按1958年价格计算是77.5亿美元），还有运输机、汽车等，这些财产大体按原价的15％卖出。另外，许多不需要重新装备就能生产商品并获得巨额利润的冶金企业，也廉价出售给私有公司。例如，用1.7亿美元兴建的一个矾土厂、两个制铝厂、三个轧铝厂，只以0.567亿美元售给“雷诺斯金属公司”。建于犹他州的价值2.2亿美元的钢铁厂，以0.475亿美元卖给“美国钢铁公司”。美国政府共将帐面价值170亿美元的工厂和设备，以41亿美元（即原价的24％）卖给私有企业（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100——103页）。
　　
　　美国政府廉价出售的这些国营企业，实际投产只有3年到8年。这是国家拿人民的钱向资产阶级送礼，是资产阶级通过“购买”形式来掠夺国有财产。
　　
　　90年代德国统一以后，德国政府将原东德的国营企业私有化，资本家们以国营企业价值的几分之一的价格就购走了。
　　
　　1999年4月15日的人民日报报道：1998年10月，西班牙政府以1比塞塔（不足1美分）价格将国有的西班牙钢管公司出售给私有西班牙联合钢管公司。而在出售前西班牙政府先对该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仅其下属的一个钢铁厂，政府就注入资本18亿比塞塔（约合1300万美元）。
　　
　　实践已经证明，私有化是大资产阶级在国家支持下掠夺国有财产的最粗暴的形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使少数人获利而使多数人受损。
　　
　　虽然西方资产阶级的传媒大肆宣传私有化的“优点”，但人们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已逐渐认识到私有化对谁有利。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000年5月24日的一篇文章写道：“现在，赞成私有化的拉丁美洲人从46％下降到35％。”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8月26日发表了一篇论私有化的文章，标题是《经济学的至理名言吗？也许，但对老百姓是真正的灾难。》
　　
　　（作者单位成都行政学院法学部）
　　

不能获得全国500万医务人员真心支持的医疗改革难以成功！

　　北京协和医院 医生 尹佳

　　医疗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应倾听和重视中国500万医生的声音，因为医生是医改方案的主要直接实施者，不能获得全国500万医生配合和支持的医疗改革难以成功！

　　在以往和当今的中国媒体上很少见到医生群体对医改发出声音。

也许是因为早已习惯于媒体长期忽视或封锁医生的声音，早已习惯于忽视医生群体利益而放大群众对当前中国就医难状况和医生拿回扣的抱怨，周围各级医院的医生们普遍对当前的医改方案表现出漠不关心和集体失声。

　　真心希望国家关注几十年来中国医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正视中国医生是全世界各国医生中平均收入最低的现状。目前，中国大多数医生们在超负荷工作，由于挂号费和手术费及其低廉，而且多年不调整，医生不能从自己的超负荷劳动中获得应得的、能够维持其有尊严生活的合理合法收入，使部分医生去追求药品和医疗器械回扣等不正当的收入。影响和损坏了中国医生的声誉。

　　为改变这种状况，建议国家从以下措施着手：

　　１、 提高挂号费、手术费，让医生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合理收入：医生从医疗服务中获得合法收入，能敦促医生努力提高技术，只有受病人欢迎，医术高的医生才能获得高收入。

　　２、 提高的挂号费和手术及医疗服务费用应由患者个人和国家按比例支付，如果都让病人支付，则老百姓会有意见，而部分由医保支付，不增加病人的负担，患者容易接受。

　　３、 挂号费应分为初诊挂号和复诊挂号，初诊耗时费心，价格应高于复诊挂号费至少4－6倍（如美国，初诊挂号费300美金，复诊挂号费50美金，挂号费部分由医保支付）。

　　４、 按医院级别和医生级别提高医生的工资，现在医生的基本工资很低，退休金更低。医生一旦退休，收入仅有1000－2000多元。如果所有医生都拿国家公务员工资，而取消医疗服务收入，不利于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容易造成推诿病人，影响效率。

　　５、 按医院不同级别调整医疗服务费，大医院要比社区医院贵，这样才能分流大医院的拥挤状况，使大医院专注于疑难医疗服务和医疗人员培训、教育和科研。

　　６、 医药分开，取消药物销售中间环节，建立国家控制的统一药物配送中心，防止药物在流通过程中无限加价。

　　７、 严禁医生拿药品和器械回扣，发现后立即吊销行医执照。医生如能从医疗服务中的到合理的收入，应不会为了回扣小利铤而走险断送职业生涯。

　　提高医生收入最大的益处在于：医生们将和政府站在同一立场，同心同德用最少的钱，最好的服务解决患者的医疗问题。最终能减少国家整体的医疗支出。

　　因此，增加医生收入，杜绝医生为拿药品回扣而开进口药大处方是中国医疗改花小钱省大钱的唯一道路。只有让中国医生在医疗改革中受益而不是继续牺牲、继续无偿奉献，中国的医疗改革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大胆医生的真心话。附2006年本人关于医生收入文一篇

　　中国的媒体应该同时关注医生对医疗改革的看法和建议。医改在惠及民众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全国数百万不同级别医生的利益，不能得到广大医生真心支持和配合的医改将难以成功。

　　在2006年3月5日的搜狐网站上，登出了一封落款为“热爱国家也热爱人民的北京医生们”的来信，题目是《我们是医生，别太伤我们的心！》，信末写道：读2006年2月27日《新京报》“公众希望医生是廉价劳动力”后有感而发。几天内，在这封来信的后面跟贴多达万条，留言者多是作在医疗一线的医护人员。真实反映了当前城市大医院医生们的工作状态。

　　但就是这篇在几天之内得到上万国内医生支持的好文章当时仅在搜狐网站刊登。至今还无任何主要的报纸转载。因此不是医生沉默，也不是医生不关心医改，而是媒体不发表医生的声音。

　　我们是医生，别太伤我们的心！

　　现在全社会都在骂医生，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医生拿回扣和红包造成的。我们是北京著名医院的高年资医生，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医生几乎没有拿回扣的，

　　我们真是在凭自己超负荷的劳动，挣一份比有些垄断行业低得多的工资！

　　除了给病人看病，我们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医学研究和教学上了，为保持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为了晋升副教授和教授的职称，我们要不停地考试和学习；为获得医学研究经费，我们要写各种基金的申请标书、要看大量的英文文献，做试验、指导研究生，并花大量时间和国外的同行保持联系。 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时间，只有压力和奉献。在我们医院，大部分医生每天的生活和我一样。面对媒体和老百姓的谩骂及误解，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医生们在沉默着；面对每天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成千上万的门诊病人，我们依旧在认真地做好医治工作，希望那些辗转数家医院，充满期待的父老姐妹们能因我们的劳动和精湛医术而获得最

　　后的诊断，把有限的救命钱花在刀刃上。

　　我们不敢奢望获得全社会的理解，更不敢奢望获得和我们的国外同行相同的劳动报酬，但我们希望得到尊重！我们理解国家医疗改革的复杂与困难，我们愿意，也已经为全社会人人享有医疗保险的那一天奉献了我们的劳动！但在我们奉献的时候，请关注我们！请尊重我们！我们是骄傲的，别太伤我们的心！！！

　　热爱国家也热爱人民的北京医生们读2006年2月27日新京报“公众希望医生是廉价劳动力”后有感而发。

　　作者介绍：尹佳，女，教授，中华变态反应学分会常委兼秘书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

来源：搜狐博客

作者：梁存河

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

火车票是无弹性的

那些回家的人，有的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没有回家啊

去一次厕所要2小时（人太挤了），这都能忍受，就可想而知弹性是多少啊

其他就不说了，光一点：铁路是垄断部门，唯一的一家，放开价格就年年涨价吧。

铁路资源似乎也比较短缺

这些问题都要综合考虑的

 是，过年回家无弹性。但请问选择什么时间回家过年有没有弹性？选择提前一个月回家还是年二十几回家有没有弹性？

请问垄断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只是指铁路，那铁路部当然是垄断的了

但如果是指整个交通运输系统，包括航空、铁路、汽车、轮船。请问铁路算是垄断的吗？

短缺的原因就在于火车票实施了价格管制

轮船？除非是去旅游，否则这个速度，可要命。

不考虑价格，可以考虑航空（飞机票价低于火车的毕竟是少数，而且没有小城市）

汽车价格太贵，我刚查了下，从广州到成都的火车票价245￥（硬座）

对于大部分普通百姓而言，价格是第一选择，火车实质上出于长途交通垄断地位。

汽车与火车相比，舒适性、安全性、快捷性都不如火车，但为什么汽车票的价格可以是火车票价格的几倍呢（春运期间）？

为什么我们听到的，看到的是火车票的一票难求，而不是汽车票的一票难求呢？

要知道在春运期间，汽车运送的人数是火车的几倍。

还是别放开较好！！！

火车票还是现在这样比较好。放开票价后市场会来起重要作用了，那么根据供求关系，票价肯定会上涨。火车运输还是老大，票价一涨，那么其他得运输行业也必然会提高价位。就会引发一连串得反应。受害的可还是占多数。

汽车是完全市场经济，高成本决定了高售价；火车多少还带有公共属性。

汽车票的高价，限制了需求，并且近几年的大规模基础建设，使得汽车运输有短时间内扩容的余地。

而火车的运输能力是稳定的，扩容有限，并且已经很多年没有大规模投入基础建设了。

如果短途，当然是汽车运输量大，但长途还是火车占比例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1-8 19:38:36编辑过]

如果减少不合理的公路收费现象,汽车票价应该能降下来。

2楼，这种方法很理想，但真正落实的时候就好难了，这就关系到了诚信问题了，同样一样服务有低价的，你不去用会去采用高价的吗？这又是否关系到了价格歧视了？不知道，不过楼主也说了，如果价格上去了会有许多人做不了车，这就关系到了国家的人情味问题，需然可以说价格贵了，春节就不要回家，但是国家会这么说吗？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会拉拢人心，这就是政治

支持

最简单的方法　与原因

多造点火车和铁路

其实票难买和人多人原因　就是因为我国的货客没有分家　　造成了铁路运行紧张　　

如果真的市场开放的话，我觉得花相同的钱，我坐的是飞机，而不是火车

飞机已经普及到这种程度了？   全国各地都有了？

 

2009年1月2日，宁波国际会展中心铁路临时售票点，两名排了两天队的乘客披着棉被等待买票。

1月7日凌晨，杭州城站火车站售票大厅发生一起悲剧，一位大伯通宵排队买票，躺下再没起来。
云南来浙打工的何师傅是现场目击者之一。“我是凌晨3点多从云南来杭州下的火车，然后就到了城站售票大厅里准备待到天亮再走。4点半左右，听到有人说售票大厅门口出了事，就过去看看。那位大伯看起来60岁左右，身上穿的衣服灰扑扑的，他躺在地上，身子下铺着一层报纸。看样子是排队一直排到了大厅门口，旁边跟着的可能是老乡吧，40岁左右。他说大伯排着队睡着了，后来他觉得不对劲，又是叫又是拉，可大伯一动不动没了反应。”何师傅说，不知道是谁报了警，很快，110警车来了，紧接着，120急救车也来了。

大伯被120急救车送进了就近的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室值班记录显示：大伯被送来时，已是呼吸心跳皆无，医生采取了胸外按压等急救措施，但无奈回天无力，抢救1个小时后宣布死亡。

杭州铁路公安处证实：昨天凌晨，城站火车站售票大厅外确实有人意外死亡，但他们没有透露死者身份等其他信息。

售票处多了两个流动公厕

漏夜排队的人们 可以放开喝水了

前几天，杭州市市长公开电话12345接到一位市民的来电，这位柯女士就住杭州市浣纱路代售点隔壁。每年的这个时候，她都能看到一样长的队伍，看到在冷风中排队的人们苦等一张车票的表情。

“每年春节前20天左右，售票处人就多起来了。他们排队买票真的很不容易，晚上还得挨冻。这么冷的天啊。虽然不是自家的亲人，但是看在眼里，也心疼的。”柯阿姨看到整夜整夜排队买票的他们，心疼了。她给12345打电话，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忙安置几个流动卫生间，因为“半夜三更的，这些民工兄弟上厕所很不方便，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一些最起码的关怀”。

有关部门在听说排队买票的民工如厕难的问题之后，立即开始了行动。在湖滨街道的协调下，浣纱路售票处先开放了工作人员卫生间。接着，前天，湖滨街道又从区城管办租来了两个漂亮的流动公厕。费用由铁路部门和联合售票处分摊。这两个公厕，春运期间会一直呆在那。

浣纱路147号联合售票处的门口，突然多出的这两个流动公厕让很多人心头一暖。

贵阳人老潘和他的同乡祥喜排了两天两夜的队也没买到回家的票，这意味着，他们又要在这里熬上一个通宵，盼着第二天早上8点能有着落。

天下小雨，冷得老潘缩着身子，原地踏步。售票厅里面有几张木头小凳，地上铺着纸板、草席，堆放着几床旧褥子。“我买了这么多年的票了，每年都一样，排一天两天肯定买不着，得带上这些，晚上熬夜用得着。”说话的小杨，云南人，跟老潘情况差不多，也在售票处过了两夜。

“售票处18点45分停止售票，但是大门不关，我们通宵排队的待在外头冷，就在售票厅里将就一宿。”小杨说，下午人还不算多，到了晚上，过夜的不下五六百人。很多人都不睡觉，冷。到了最难熬的时候，就有人唱歌，有人互相抱着取暖。

只要能买上回家的车票，冷点不算啥，何况有关部门已经帮着解决了如厕难的问题。小杨笑着说，终于可以放心喝水了：“之前因为没有公共厕所，我们没办法就只能背着身在路边、墙角方便。隔壁两幢居民楼的居民们有意见了，我们都不敢喝水了。”

记者手记：

我们，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家是温暖的窝，家是全部的牵挂。为了回家，工作!再累再苦都不怕，只要兜里能装满钞票。为了回家，排队!哪怕几昼夜不睡，只要手里能握紧那张回乡的车票。

可回家的路不总是顺利。票贩子的欺诈、小偷的觊觎，还有那不时飘落的雨雪，都像是在故意为难着一颗颗游子的心。湖滨街道的做法是令人欣慰的，不仅安放了流动公厕，还派人给购票的返乡人送上了热姜汤。

接过姜汤的旅客非常感动。他们说，喝了这杯姜汤，心里暖暖的，因为这是杭州人的一片心意。

买票难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部门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可买票再难，旅途再苦，也敌不过家乡亲情的召唤和游子归家的急切，所以，最具中国特色的春运就伴着这一曲绵长深情的思乡谣，一年又一年地轮回着。可以想见，春节前这段时间，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聚在售票点等待回家的那一张张小纸片，不知道他们还会熬上多少个日夜。那么，在这个艰难的回乡之旅中，就让我们在心疼之外，再多给他们一份关爱;就让我们像柯阿姨和湖滨街道煮姜茶的热心居民一样，对民工兄弟多些理解，让他们的心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轻松些，温暖些。钱江晚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7 23:20:31编辑过]

铁路大量国有资产的低收益补贴沿海发达地区是极大的不公。运费的低廉使人员和物资在全国各地流来流去是极大的浪费。

有没有想过，当一部分人连回家的火车都坐不起，这个社会能稳定么？政府给公平买得起票的权利，购票人买不到只能责怪自己，如果政府连买票的权利都不给的话，购票人责怪的是政府。虽然现在公平并没有很好的被执行，但是总比完全没有公平好。

如果火车票价过低导致部分人买不到票。这也不公平。

广东10万外来工骑摩托返乡 警车开路护送[组图]


2009年01月20日 10:50南方网


每年春运期间，江西省有上万名在广东务工的农民工骑摩托车返乡，他们千里奔袭，一路风餐露宿，被戏称为“摩托化返乡部队”。（来源：大江网）

骑摩托车返乡的农民工。（来源：大江网）

记者19日从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每年春节前，有近10万名广西、贵州、四川籍的外来务工人员选择驾乘摩托车沿321国道长途跋涉返乡过年，日均流量在6000辆左右，在春节前五天左右达到车流最高峰。
根据这一特点，为防止摩托车驾驶人因长途疲劳驾驶，手脚僵硬影响驾驶操作而引发交事故，肇庆市公安交警部门在321国道沿线设立了多个长途行驶摩托车驾乘人员休息站，让过往返乡过年的摩托车驾驶人有一个停车休息的场所。休息点提供热茶、姜粥、雨衣、遮阳伞等必要的食品和设施向司乘人员免费发放。
警车为返乡客开路
今年春运以来，为了保证返乡群众的安全，肇庆市公安交警部门安排民警在休息点24小时为过往的骑乘摩托车返乡群众服务。同时交警部门每天出动4辆警车专门往返于321国道，为返乡摩托车司机们开路，护送他们安全通过321国道肇庆段。
在雨雾天气或是道路通行条件较差的情况下，交警部门还会将摩托车司机相对集中在一起，高峰期每半小时、非高峰期每一小时派出一辆警车为他们引导开路，确保他们的通行安全。春运执勤服务点成为了他们在长途返乡旅程上安全的驿站、温暖的港湾。
沿途设临时休息室
记者了解到，1月20日省公安厅交管局在肇庆市德庆县悦城春运执勤服务点开展了一次为驾乘摩托车返乡群众赠送雨衣和遮阳伞的活动，近千名返乡群众参与这次活动，亲身感受到人民交警的关心与关爱。
广东省公安厅交管局副局长温荣方作了简短而温馨的讲话，表示公安交警部门将加强对驾乘摩托车返乡过节群众的交通安全管理，尽可能提供必要的服务，并提醒广大长途摩托车驾驶员，因天气寒冷、道路湿滑，容易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和超员行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随后还为现场休息的驾乘摩托车返乡民工送上雨衣、遮阳伞等物品。
记者看到在临时休息室里，驾乘摩托车返乡的群众们喝着热茶和姜粥、糖水，有说有笑，气氛温馨。在警车的护送下，一批批返乡摩托车离开了服务点，继续踏上了平安返家之路。

资料图：2007年2月12日，广东佛山，数千打工者铁骑踏上返乡路。（来源：广州视窗）

资料图：2007年2月12日，广东佛山，数千打工者铁骑踏上返乡路。（来源：广州视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25 0:47:18编辑过]

民企投资铁路雷声大雨点小

时间：2006年08月15日08:22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李富永】

作为铁路对外开放投资的试点，浙江衢（州）常（山）铁路是首条由民资参建的铁路，最近民资方光宇集团减持了股份。光宇集团在投入5000多万元后决意停止出资，日前已与接盘者上海铁路局、浙江铁路投资集团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股份由34％降至18．88％，当初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争来的“一票否决权”，现在放弃了。




　　谈的多成的少

　　虽然光宇集团不愿意透露其中的原因，但从近年来民营资本试图进入铁路的屡次尝试来看，尽管减持股权，但光宇集团仍然属于为数不多的最终落实投资铁路的民营企业之一，其他更多的案例是雷声大雨点小。

　　最早试图投资铁路项目的是大连实德集团。2002年，当获悉铁道部就渤海铁路轮渡项目向国外投资者开放股权投资时，大连实德主动找铁道部接洽，获得破例同意。但以后经过一系列考察论证后，反倒是大连实德放弃了机会。2005年7月，铁道部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参与铁路建设经营的实施意见》，全面开放铁路建设、客货运输、运输装备制造与多元经营四大领域。政策公布后，各路资本反应积极，纷纷前来洽谈。

　　2005年8月19日，因“含有民间资本成分”而被预测将成为“铁路投融资机制创新的一个新范例”的河北唐山迁（安）曹（妃甸）铁路，其项目法人唐港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时，发起人之一、惟一的民营企业成员广东珠江投资有限公司，最终没有出现在股东名单上，原来8家股东缩小为7家。至于民营企业，只有极小规模的进入，其中有山西美锦集团投资石太铁路客运专线，比例不大。外资除了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广深铁路”外，没有直接投资。

　　担心收益安全

　　为什么社会资本进入铁路项目“雷声大，雨点小”？分析人士一致认为，担心投资收益的安全性，成为民企和外资进入铁路项目挥之不去的最大心理阴影。

　　首先，联网运营的收入清算和指挥调度制度模糊。民营资本投资的铁路项目，一般都是小型项目，根本无法独立运营，必须与国家路网联网运营，才能发挥作用。这样一来，收入如何清算分配，就成为关系投资回报的关键问题。尽管目前铁道部也建立了一个资金结算机构，但毕竟各个国有铁路局之间的结算，不是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内部交叉补贴普遍。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结算，至今没有建立和公布规章制度。

　　其次，铁路属于垄断性基础设施，其运价属于政府管制项目，企业没有自由定价权。为了吸引投资，有的地方制定了颇为优厚的价格标准，如四川省将私人参与投资的一条地方支线的运价，定在每吨公里6角的水平，高出全路4倍。但这样高的运价，对于客户是否有竞争力，就成了问题。大多数项目的投资者则是担心政府管制运价的风险。

　　再次，铁路投资收益时间长，投资回报率并不高，加上政策风险性也存在，都在所有的对外开放投资的铁路项目上，铁道部都是要求占据控股地位，一股独大会使其他股东的话语权得不到保证，标准需要各级政府的发展改革委员会审批。

　　相比之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国有企业进入铁路项目，担心就会少很多。兴业证券研究员龙华打比方说，就好比从不同的口袋出来，反正最后都是国有资产。这样就造成了国有企业率先入门、民企和外资还在观望的局面。

　　不愿直接投资只想借贷

　　在目前中国铁路系统机构庞杂、运营管理和收益分成不明确的状况下，外来资本为了规避风险，只好采取了迂回的回收方式，或者收取固定资金回报，或者另有所图。

　　目前，进入铁路项目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与铁路运输密切相关的企业，特别是一些想解决原料和产品运输困难问题的企业，比如石太铁路客运专线运输项目，就由华能集团、太原钢铁集团等关联企业与铁道部、河北省、山西省筹资65亿元来建设，这些企业都需要频繁大量使用铁路运输原料和产品。至于浙江方光宇集团，也是为了解决企业产品和原料的运输问题。该企业产品是水泥，无论原料和产品，运量都很大，铁路是最经济可行的运输渠道。该企业原来并不靠铁路，需要用汽车拉货到铁路车站，运输成本较高，投资修建衢（州）常（山）铁路，目的就是把铁路修到厂区，直接在家门口收货发货。

　　在投资方式上，一些企业为了规避风险，企图用固定利率的借贷而非直接投入的形式，长泰铁路（山西长冶———山东泰安）投资方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山西潞安矿业（集团）公司，就是这样的想法。长泰铁路2005年就被铁道部正式列入“十一五”规划，2006年1月，铁道部还将其纳入今年前期储备项目，但该路同样面临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而没有开工。2月底，铁道部发展司和河南、山东、山西三省发改委曾在郑州举办长泰铁路规划建设研讨会，决定吸引外来投资，据悉，目前已有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山西潞安矿业（集团）公司等企业表示了投资意愿，数额高达46亿元。

　　但投资形式却异乎寻常：两家公司都不愿负责以后的经营管理，只希望能拿到固定的回报，潜台词是对经营铁路运输业务没有信心。这样的要求对铁路部门来说颇为尴尬，固定回报无异于借贷，而不是直接的权益投资。因此难以应允，事情由此僵持起来。

"想当初，服装价格放开后，人们很快发现服装的品种花样多了，买衣服方便多了。接着水产品价格的放开也收到了奇效，这在之前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兄弟，我很不同意你的这种观点，火车票的确是太贵了，便宜的买不到，经过黄牛一加价就变成高价票了，但是和服装可不一样，服装样式多了我同意，但是你看价格便宜吗，商场中动辄就是几K的，上百的也很普遍，你觉得这样的放开是有利于工薪层吗?更多的还不是相当多的，八0、九0后再消费吗，都是这些年轻人在买，他（她）们根本不懂到底是不是物有所值，可能花上几百觉得还很便宜，尤其是标四位数时，在促销期间打N折的就会毫不犹豫的进行购买，这也就是拉动了内需了，但是也造成了物价的居高不下，因为他们不懂价格与价值的关系，也不知是不是必需品，而是感觉好就买，同时也让商家赚得钵满盆盈的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2-1 16:15:09编辑过]

服装价格昂贵了，屁股应该打在指示开动印钞机的人上。价格不是靠捂就能控制住的。票子泛滥，最终就是物价普遍上涨。

五电企亏损400亿 国资委拒绝为政策性亏损买单

2009年02月21日07:30

国资委向五大电力公司共注资126.7亿元

　　因国资委不愿为发电集团政策性亏损买单，2008年五大电力集团总体亏损达400亿元，但仅获得为电力央企注资126.7亿中的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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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国资委在2008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向部分中央电力企业提供了126.7亿元灾后重建资本性支出，其中向两大电网中的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分别注资87.3亿元和33.4亿元，但仅向五大发电集团中的华电集团、华能集团和大唐集团分别注资2.5亿元、2.5亿元和1亿元，另两家发电集团中电投集团和国电集团因未受灾未获注资。国资委不打算为五大电企的政策性亏损买单，五大电企因此誓死抱团，坚守电煤合同降价，否则一单不签。

　　国资委不买单政策性亏损

　　一电力集团高层告诉记者，五大电企2008年的亏损，是因面临电煤价格上涨，执行国家发改委低电价政策、承担社会公益性服务和政府指令性任务,而形成的政策性亏损，国资委目前的态度是，认为2009年547.8亿元的国有资本预算不应为企业的政策性亏损买单。

　　对于2008年五大发电集团的集体亏损，国资委相关负责人的评价是“自找的”。

　　该电力集团高层告诉记者，国资委认为2008年发电集团在收购资产上花费了过多资金从而增加了亏损额。

　　但一位消息人士则向记者透露，国资委认为2008年五大电力集团轻易妥协，与煤炭企业签订涨价的电煤合同，从而因成本上涨导致巨额亏损，是“自找的”。

　　2008年的煤炭订货会是近几年来最顺利的订货会。据悉，此次订货会上，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向电力企业承诺，煤电双方签订涨价电煤合同后，2008年将上调电价，因此五大电企很快妥协，与煤企达成涨价协议。“但不幸的是，原计划分三次上调的电价，面临2008年下半年急转直下的经济形势，只小幅度上调了两次，并未调整到位，五大电力哑巴吃黄连，只得承受了政策性亏损的命运。”该人士说。

　　按照国资委公开的对2008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具体分配方案，今年547.8亿的国有资本预算有三重用途：270亿元用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中央企业新设出资和补充国有资本；196.3亿元用于支持特大自然灾害中损失较重的中央企业灾后恢复重建；81.5亿元用于推进中央企业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同时，入列547.8亿注资榜单的企业，还需要符合两个条件：负债率在90%以上且影响面较大的央企。

　　“在国资委看来，五大电企的亏损是为执行国家发改委的低电价政策，从而导致政策性亏损，这与547.8亿的国有资本预算分配计划不符。五家电力集团仅获得6亿灾后重建款。”上述电力集团高层说，而此前获得注资的航空业央企则是市场性亏损，而且也是对政府有服务性付出的央企。

　　而一位消息人士更是一语中的：“五大发电集团的政策性亏损是因为国家发改委的价格政策，政府要补贴应该用财政收入补贴，国资委是不会用国有资本预算为政策性亏损买单的。”

　　煤电合同价格趋近

　　“五大电企要求电煤合同价格降50元/吨，而煤炭方面坚持应涨50元/吨，看似双方矛盾差距显著，实际煤电双方对2009年的电煤供求形势判断一致，心理价位也很接近，真实报价只是双方投出的烟幕弹。”英国巴克莱银行北京代表处代表、煤炭分析师刘清泓认为。

　　刘清泓认为，虽然煤价执行双轨制，煤炭订货会一直带有计划色彩，但实际上目前的电煤合同谈判已经形似每年度的铁矿石长协谈判，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国内电煤需求占据将近60%的煤炭总需求，煤电企业的重点电煤合同是作为一种长协的形式存在，其价格低于市场煤价符合国际规则，只要政府不出手限价，合同谈判还是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在进行。而这种长协的形式对于缩减煤炭和电力在市场中的风险都是有利的。”

　　近两周秦皇岛煤价的急剧下跌，使煤电双方的重点电煤合同价逐渐拉近。

　　根据国泰君安的数据，秦皇岛价格连续两周下滑，截至2月16日，6000大卡大同优混平仓价格600元/吨，环比上周下降3.33%，较上月同期下降6.67%，较上年同期下降11.11%。同时，秦皇岛库存连续4周回升，截至2月14日，秦皇岛存煤738.3万吨，较1月10日低点回升49.36%，

　　一电力集团燃料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其实五大电力集团与煤企的心理价位原本是一致的，只是双方都不肯轻易放出底线。此次，五大电企靠政府注资挽回亏损成泡影，更要坚守价格谈判底线。

　　海外煤将成长期策略

　　随着国内煤价近两周的暴跌，国际煤价骤然失去竞争力。

　　“原本五大电企和华润集团组成的六大电企联盟，正在与澳大利亚煤企谈判的整体购煤协议，将澳煤到岸价谈到70美元/吨5800大卡动力煤，但国内煤价下跌后，进口海外煤已经不是当务之急，而成为一种长远战略。”一电力集团高管告诉记者。

　　该人士同时指出，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日前在一次电力座谈会上提出要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电力企业海外找煤一方面为了缓解目前煤电之争的问题，同时也作为长远战略问题，尽量保存国内不可再生资源。“但进口海外煤面临17%的增值税，这就使得海外煤除了运输外又增加了增值税的成本，竞争力不强，电力系统建议政府降低或者取消增值税，鼓励进口海外煤，充分利用海外资源。”该高管说。

　　“五大电企每年在山西省采购的煤炭达二三亿吨，从如今国际采购的煤炭量来看，货源较少，只是向煤矿施压的一种姿态，对国内煤矿几乎没有影响。”山西一煤矿相关负责人认为。

　　但刘清泓认为，此轮国内煤价下跌，与五大电力海外购煤行动关系密切，虽然五大电力海外购煤仅仅几十万吨，与每年购置上亿吨的重点合同煤相比如同九牛一毛，但因为参与电煤订货的煤矿有几千家，每家的重点合同也就是上百万吨，电企海外购煤影响不了整个国内煤企，但必然会影响个别煤矿。

　　而上述电力集团高管告诉记者，虽然电企不可能马上大批量使用海外煤，但目前仍着力与海外煤矿建立起一种长协模式，以实现电企的资源多样化。(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