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道格拉斯·诺斯）（商务印书馆版）句摘

• 我把经济史的任务理解成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
• 在整个历史上，在发明和创新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几乎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 除非基础知识存量增长，否则，新技术发明最终将陷于收益递减。
• 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的是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人类发展的各种合作和竞争的形式及实施将人类活动组织起来的规章的那些制度，正是经济史的中心。这些规章不仅阐明了指导和决定经济活动的激励制度和抑制制度，而且决定着一个社会基本的福利和收入分配。理解结构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工具，那就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
• 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并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认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诺斯悖论。）
• 与发明法律、司法和防御制度有关的规模经济则是文明的根本来源；在第一次经济革命以后的一千年间所创造出的国家，乃是以后一切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 经济史中最不受重视的部分之一，是对与国家规模密切相关的军事技术的研究。
• 经济是由不同生产函数——反映出政治经济单位的技术、资源基础和人口的各种活动构成的。
• 统治者常常认为，符合其利益的是承认垄断而不是可能导致竞争形势加剧的产权。
• 增长过程对一个国家意味着内部的不稳定。
• 如果增长是不稳定的，那么当一个政治经济单元存在于许多政治经济单元竞争的社会，增长更会是不稳定的。如果邻国更有效率，那么效率较低的所有权便威胁到一个国家生存。结果，统治者面临着抉择，要么废除要么修改基本的所有制结构，使社会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增长率。
• 一个社会的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黏合剂。
• 事实解释不了我们周围的世界；解释需要理论——不一定是自觉的、清晰的理论，然而得是理论。理论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只能用证据来驳倒。
• 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省的方法，个人用它来与外界协调，并靠它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
• 有关的一套价值准则的单独变化不能改变个人的观点和决定，但违背个人合乎理义准则的持续变化或其福利的重大后果的变化，则会促使他改变意识形态。
• 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
• 经济史学家用来工作的唯一建筑材料不外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 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所以是目前对长期变革最有利的论述，恰好是因为它将新古典框架舍弃的全部要素都包括在内：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
• 马克思主义模型的局限性，在于没有一个理论解释技术变革率，还在于在无视其他变革原因的情况下对技术的强调。
• 无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还是新古典方法，都没有解决搭便车问题，这个问题对解释集团活动是至关重要的。
• 国家的出现，一系列规定内部结构的规章，以及实施那些规章和同其他国家竞争的强制权力的相伴而生，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成就。
• 无论在人均实际收入下降的绝对意义上，还是只在与竞争的政治经济单位相比的相对意义上，一切社会最终都得经历经济衰退。
• 政治稳定性的主要危机来自继承人问题。
• 与工业革命有关的技术变革需要优先发展一组提高发明和创新的私人收益率的产权。
• 技术变革速度缓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都未能就创新发展出一整套产权。
• 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不仅应归因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且应归因于发明者在发明所创造的收益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能力的提高。
• 任何社会的稳定性，都要求有一个思想的上层结构以使竞赛章程合法化。
• 制度实际上是人和资本存量之间及资本存量、产品劳务的产量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
• 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不仅是经济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