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更应该有一个“五十年规划”
黄佶
　　摘要：在微观上正确的事情，宏观上未必也是正确的。在美元问题上，中美两国都觉得自己吃亏了，但二十多年来双边贸易的每一步，在当时看来对自己都是合算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好景不长”是一个客观规律。“好景”往往只维持十年左右。科学技术和资本一样，也会导致两极分化。民生改善之后，会引发一系列重大问题，应该未雨绸缪。“高中毕业生必须在社会最底层劳作至少一年之后才能考大学”，以缓解中国富裕后低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时，不能只考虑“外国经验”和“先易后难”，而应该有更全面而长远的考虑。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有两种：自由探索型和预定路线型，应该取长补短。

　　针对中国目前遇到的诸多重要问题，十二五规划都做了安排，相信十二五规划完成后，中国将有显著的进步。但我认为中国同时也应该搞一个五十年规划。为什么？

一，微观没错，不等于宏观正确
　　现在，中国和美国双方都觉得自己吃了对方的亏：中国借了大量美元给美国，但美元天天在贬值，中国人觉得吃亏了；美国人向中国借了大量钱，本金加利息，子子孙孙几十代都还不清，美国人觉得自己被中国人绑架了，也吃亏了。2009年4月，美国工商业协会（U.S. Business and Industry Council）在华盛顿邮报刊登全版广告，画面是一张用中国国旗做背景的信用卡（意思是这是由中国发行的信用卡），上面写着金额是一万五千亿（1,500,000,000,000），持卡人姓名的位置写着“你的孩子的姓名”（your child's name here）。广告中写着：“未来几代美国人都要看中国这个债主的脸色”（We are leaving future generations of Americans at the mercy of our Chinese creditors）。
　　但中美两国走到今天的尴尬境地，整个过程的每一步，在当时看来都是合理的，对自己都是合算的，甚至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
　　1980年代，中国人穷，年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人民币，而美国人富，人均年收入有几万美元（几十万元人民币）。做生意卖商品，当然应该以富人为对象，于是中国大力发展出口经济，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是完全正确的决定。
　　同样买东西，当然买物美价廉的。中国劳动力价格低，产品价格便宜，美国人大量购买中国货，也是合情合理的。美国人关掉自己的工厂，改为从中国进口商品，也顺理成章。中国人也希望他们这样做。
　　实体经济没了用武之地，美国把重点转移到金融上，利用美元的有利地位和自己资本运作的丰富经验，通过玩弄金融工具，毫不费力的赚大钱，在美国人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决策。
　　中国人赚了美元，自己省吃俭用，用不掉，当然要找人把钱借出去，赚取利息。而美国人见到有钱可借，能够提前消费，当然愿意借钱，因此，美元再次流回美国，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美国人欠债越来越多，利息越来越重，开始希望中国人少出口、多进口，逼迫中国人提高人民币汇率，也是很正常的。
　　中国人出口受阻，意识到应该提高国内消费水平，但发现因为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即使实际利息为负，老百姓仍然不愿意大量消费。但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而出口企业的工人每天都要吃饭的，一旦出口停滞，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可能引发政治危机，于是只能继续以出口产业作为主要经济支柱。为了保持出口，也只能坚持人民币不升值。
　　美国看到人民币不肯升值，于是大量印美元，自己先让美元贬值，同时可以赖掉一部分欠中国人的债。在美国人看来，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中国人不得不跟着大量发行人民币，让人民币跟住美元，保持原来的汇率，结果国内闲钱太多，导致通货膨胀，房价飞涨，……
　　本来中国人辛苦多年，靠卖苦力、卖资源、牺牲自然环境，赚了大量的钱（美元），现在应该乘势升值人民币，中国老百姓好好地出国潇洒一把，也做做财大气粗、出手阔绰的“外国人”，或者大量进口外国高档商品，奢侈一把，但现在反而守着一大堆美元犯愁，……
　　从中国决定参与“国际大循环”到今日中国陷于“美元太多”的困境，不过二十余年，整个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这件事情充分说明：在微观上完全合理的事情，在宏观上却未必正确。五年规划，使人们只看见微观，却看不到宏观；五年弹指一挥间，只是非常微观的尺度。从五年的尺度上看都是正确的决策，但从五十年的尺度看，却可能是错误的。因此，中国必须制定五十年规划（可以每隔若干年进行一些调整），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预作研究，预先采取措施避开问题。
　　如果中国在出口贸易做得最得意的时候，预见到美国人必将坐吃山空，缩减进口，因此在当时就未雨绸缪，投入大量资金，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人民消费能力，为扩大内需打下基础，并通过对企业实行减税和免税政策，鼓励实体经济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那么等到美国人开始缩减进口时，国内的消费已经足以弥补出口减少带来的损失，而且中国已经能够启动甚至已经完成经济模式的转变，不仅人民币能够无后顾之忧地主动升值，而且还可以靠高附加值产品继续维持出口，不仅能够避免今日的尴尬，而且中国人还能大大的获益。
　　节能灯是最新出现的案例。当初生产和大力推广节能灯时，只考虑到其节能的作用。但在得到广泛使用之后，另一个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废弃的节能灯含有水银，会导致严重的污染。
　　如果当初看得远（制定了类似“五十年规划”这样的长远计划），预先考虑到了污染问题，就可以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例如：每只灯泡零售价提高一元，归还旧灯泡时，可收回这一元。这类似于一种押金。富人可能不愿为了拿回这一元钱而把旧节能灯送到回收点，但穷人为了得到这一元钱，会去收集垃圾桶里的旧节能灯。如果一元钱不足以驱使足够多的穷人去收集废弃的节能灯，那么就提高这一“押金”的金额，直到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回收旧节能灯。
　　收取押金会提高节能灯的售价，影响节能灯的推广，那么可以由**补贴押金。对于一个有长远眼光的**来说，这是合算的，因为这一押金付出，肯定远远低于今后治理废节能灯造成的污染、治疗受到污染伤害的民众的花费。（这里顺便说一下：作为亡羊补牢之举，**现在应该大力开展有偿回收废节能灯的工作，否则数年之后会后悔的。）
　　我们今天都在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十二五规划：“积极有序发展……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但电动汽车都有巨大的电池，这些电池在寿终正寝之后，如何处理？会不会造成新的污染？显然，我们不能只有发展电动汽车的五年规划，却没有预防大量废弃电池造成环境污染的五十年规划。

二，“好景不长”是一个客观规律
　　我们应该认识到，“好景不长”不是杞人忧天，不是偶发事件，不是诅咒，而是真理，是客观规律，是一个常态。
　　即使美国也是这样。“好景”往往只维持十年左右。1991年苏联崩溃，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但以2001年911事件为标志，美国重新遇到强劲的敌人。1991年开始，美国经济长期繁荣，但到2001年，“好景”结束了。1992年克林顿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1999年美国国会永久性废除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权，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发展，但2008年最终爆发全面金融危机。
　　好景只有十年左右，但规划只做五年，这种规划必然无法考虑好景的延续，无法考虑好景之间的过渡阶段，更不可能在身处好景时规划下一个好景，并为下一个好景的实现创造基础。如果到“好景”结束了才来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为时已晚了，必然会出现一个困难的转折时期，甚至从此一蹶不振。
　　人类是精明的，会把成功的发展模式运用到极致，榨取出每一点、每一滴的眼前利益；但人类又是近视的，不到走投无路、头撞南墙的境地，是不会去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的，也不重视任何警告。直到问题爆发出来了，才病急乱投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实际上，关于中国应该转变经济模式、应该扩大内需、应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早就有很多人提出过，但不到出口导向战略走进死胡同，这些建议不会受到重视，更不要说切实落实了。另一方面，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早就对美国放弃实体经济、大搞虚拟经济，提出过批评。巴菲特更是直言金融产品的潜在威胁堪称“致命”，但也没有人听得进去。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每天都有大量的钱赚进来，谁还会去考虑其它的事情？
　　古人早已教导我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预则立，不预则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医则强调“治未病”。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也常挂在嘴巴上，但更应该落实到行动中去。
　　
三，如何面对高科技带来的新问题？
　　十二五规划提出“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的科技化，是非常必要的。凭着中国人的智慧，我相信中国不难实现这一目标。但经济科技化之后会出现新的问题，现在就必须预先思考。
　　“科技”具体体现为各种技术和专利。这些无形资产只能属于少数发明和创造这些技术的人，以及投资或购买了这些无形资产的人，而不可能属于广大的普通民众。因此，科技产业的赢利，大部分必然流向少数人。微软公司的系统软件是高科技产品，利润滚滚，但这些钱只会流入微软公司高层少数人和股东们的口袋，而和流水线上包装系统软件的普通工人毫无关系。因为他们进行的是简单劳动，这种简单劳动力在全世界范围内供大于求，价格水平（工资）不可能很高。
　　经济科技化之后，自动机器将越来越多地取代人工操作，必然导致大量劳动力失去工作机会，使劳动力的供求情况进一步向不利于劳动者的方向恶化，使劳动力的价格水平下降。
　　因此，科学技术和资本一样，也会分布不均，也会导致贫富差距，导致两极分化。我们不能把资本妖魔化，也不能把科学技术天使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也是一种资本。总之，资本和科技都是人类的身外之“物”，都有双重性。
　　从高科技的拥有者那里征收高额税收，然后转移支付给穷人，可以缓和高科技造成的两极分化，但这也会影响科技人员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影响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投资者的积极性，导致科技人员和资本流向其它低税收的国家或地区。
　　因此，我们在高度重视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要保护和鼓励发展低技术含量的产业。这里的“低技术含量产业”并非指单纯消耗劳动力和天然资源的落后产业，而是指富含手工技艺甚至艺术成分的手工产品（它们实际上是另一种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这些产品因为具有独特的文化、历史内涵，具有生产者个人的个性，价值高于用机器流水线批量生产的普通工业产品。此外，还应该注意保护和发展人力资源密集型的第三产业。
　　我们今天终于认识到：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是错误的。同样，我们不能为了发展高科技而发展高科技。在发展科技化经济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有时为了保护手工产品，甚至必须限制与它们竞争的高科技产品，例如对前者免税，而对后者征收高额税收，等等。
　　也许只需一个或两个五年，中国就能实现经济科技化。但如果我们不早做打算，等到实现了经济科技化之后才发现我们走过头了，再来研究有关问题，再来寻找补救的办法，就会被迫经历一个痛苦的过渡阶段，甚至因为时过境迁，再也无法补救。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述各种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解决之法仅是笔者个人的猜测，在这里只作为举例之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