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
发端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正席卷全球，并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各国**都紧急出台各种所谓“救市”方案。这些方案看似五花八门，其实质就两个：扩张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则都是想增加市场上的流动性。 由此观之，各国**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政策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所有的政策都非常正统，也非常老套。所谓正统，即这些政策与标准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提供的应对经济紧缩时的工具很吻合。因为标准版的经济学教科书在宏观经济部分所提供的工具就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而且在经济走向萧条时，就是建议使用扩张性工具；所谓老套，即这些政策与历史上应对危机时所采取的政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应该承认，从短期看，各国**应对危机所采取的这些政策或多或少都会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从长期看，扩张性政策导致的后果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将会很严重，甚至有可能使下一次危机的规模来得更大。 比如从货币政策的长期效果看，根据“货币数量论”，央行所增加释放的流动性，最后必将沉淀于物价上；而如果实体经济发展跟不上，必将引发通货膨胀。况且金融危机下的“流动性不足”，并非原来的流动性不存在了，而只是“暂不流动”了而已。在此情况下，如果大规模放松银根，从长远看，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 其实，仅从一般性经济理论看，标准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推荐的凯恩斯主义宏调政策，也仅止于短期发挥功效。这与经济凯恩斯主义背后的哲学相关。这一哲学在中国还鲜有人提起，而凯恩斯本人对此有深刻的阐发。 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有人就批评凯恩斯通过刺激总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张仅仅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短视策略”，甚至因其与新教伦理所主张的“节制”相悖而被认为是“不道德”。 针对这些批评，凯恩斯在1939年所写的《我们子孙的经济学》中承认了这一点。但他为自己辩解道，多少年后，我们将会“再一次把目的看得比手段重要，宁愿追求善而不追求实用。”“可是，要注意！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至少在100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实用，美不实用。” 而针对“短视”的批评，凯恩斯说出了他那句名言，“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在他看来，针对眼下的大危机，首要的是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尽快脱离危险，所以采取的措施与手段当然都是短期的，都是“救命”或“治标”的；而如果一开始就考虑“长远”，想着如何“治本”，可能还没有等到那些措施发挥功效，资本主义经济就已经无药可救了。 所以，凯恩斯主张眼前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只要眼前利益最大，不必专门去计算经济行为的未来收益。 应该说，凯恩斯本人的主张在今天看来也没有错。一个最恰当的隐喻莫过于“治病”：应付危机与治疗突然袭来的大病一样，首先是急救，保证病人脱离危险；然后才谈得上后续进一步“固本”的治疗。 但后来人们最大的错误在于一再把凯恩斯这些短期内“应急”手段误解成长期“治本”之策。正因此，每次危机一来，在千篇一律地用了凯恩斯主义这些手段后，危机一过，各国**并没有进行后续的“固本”治疗，而是很快“好了伤疤忘了痛”，甚至根本忘记了导致危机的深层次“病因”。 就拿中国内地为例。为应对危机，央行放松了此前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信贷政策。而众所周知，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心腹隐患，或者说中国经济增长与地方**财政收入已经像吸食鸦片成瘾的病人一样依赖于房地产畸形增长；而造成这种局面就与2003年货币政策相关。2003年“非典”之后，央行为刺激经济增长而放松信贷，甚至不惜废除此前刚刚出台的旨在限制房地产行业贷款的“121”号文件。结果，导致当年信贷量猛增，经济增长也从该年出现了“偏快转过热”的苗头，房地产业更是出现了畸形发展的局面。 本来教训十分深刻，但此次为应对危机，央行却选择了放松房地产信贷。这样的政策从短期看可能有效果，但从长期看，则不仅会妨碍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解决，还有可能酿成中国式的次贷危机。 所以，在这个时候，想想与凯恩斯同期的另一位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的话也许更有用。与凯恩斯不同，熊彼特认为，因为眼前经济行为将无法挽回地酿造未来，因此，作出任何一项短期决策时都要思考它们对“我们都死了”以后的长期效果，否则就是不负责任。 也因此，我建议中国**在考虑应对危机的策略时，智慧的做法是既要考虑眼前救急，同时也要考虑中国经济更为长远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比如在财政政策上，还是要加大用于改善民生尤其是支持农村与中低收入者的力度；在货币政策上，放松创新性企业与中小企业信贷显然应该优于放松房地产信贷，这才是真正兼顾眼前与长远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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