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试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主要分歧

【作 者】李杰

【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12期转载

【摘　要】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虽然有不少共同点, 但两者之间在对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研究的切入点、核心范畴, 产权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 产权与效率的关系(特别是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与效率的关系) 这三个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原则分歧。我国当今的产权改革应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的产权理论, 发展马克思的产权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的产权理论; 西方产权理论; 产权经济学; 资本; 剩余价值; 交易; 交易成本; 效率

我国理论界不少人认为, 马克思只有所有制理论, 没有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是由西方经济学家独创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马克思在产权理论方面具有开创性贡献, 对此, 不少西方经济学家都予以承认。S?佩乔维奇在《马克思、产权学派和社会演变过程》一文中就说: “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尽管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的产权理论都以产权和制度为研究对象, 两者的许多范畴有不少共同点。诸如: 两者都强调产权和制度现象的重要性, 将制度安排视为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 都认为产权具有社会强制性, 是以法律形式确认或界定的, 以此来形成个人的各种行为约束; 都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 是体现在物与物交换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意志关系、法权关系; 两者都研究了资本的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股份公司的所有权及所有权与支配权的分离问题; 都认为产权是可以转让的; 都研究了商品所有权之间的等价交易关系等等。但两者又是两种不同的产权范式, 在对资本主义产权研究的切入点、核心范畴, 产权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 产权与效率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上有着原则分歧。

一、研究的切入点及核心范畴存在分歧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研究的重点都是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 但两者研究的切入点和核心范畴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建立起来的, 是马克思主义完整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马克思是用联系的观点、整体的方法来研究产权问题的。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分析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权制度。就资本主义产权制度而言, 他研究的切入点是商品, 研究的核心范畴是“资本”和“剩余价值”。而西方现代产权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方法分析产权, 由于肯定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合理性, 因而其产权研究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 分析的切入点是“企业”,分析的核心范畴是“交易”和“交易成本”。在马克思看来, 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和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 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产物; 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其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 因此也就不能自由选择由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结构及其法律表现———产权结构。于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产权的分析是从整个资本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最一般的范畴———商品开始的, 这是由马克思的抽象法、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决定的。马克思经过认真、全面、深入的研究后, 即经过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过程后, 将“商品”从纷繁的现实中抽象出来。马克思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 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 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 我们的研究就从商品分析开始”[1] (47页) 。按照联系的观点, 以商品作为资本产权研究的切入点也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 资本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 最初表现为商品, 商品转化为货币, 货币增殖才转化为资本, 因而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要研究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必须从商品开始。

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对于产权制度的分析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分析方法基础之上的, 这种理论认为, 产权关系首先是个人对于财产的一种排他性的占有关系, 而这种排他性的占有在给经济主体带来收益的同时, 又引起一定的交易成本。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变迁, 就是由个人在交易成本的约束下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自发交易的产物。按照这种方法, 西方产权经济学将“企业”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产权经济学的始作俑者科斯即是这一理论的奠基者和最大贡献者。科斯对产权的分析不是从人们经济活动的最普遍、最一般、最抽象的形式“交易”着手, 而是以“企业”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而“企业”并不是科斯有意识的研究和对现实的抽象, 相反是西方经济学个人主义研究方法所致。科斯认为, 要回答为什么存在市场交易和企业内部交易？为什么所有的交易不都在市场完成等问题, 就必须探索私人建立的“企业到底是什么”、“企业为什么存在”、“企业规模为什么会变动”等问题, 以“企业分析”为切入点, 进而进入交易成本的分析, 以此来构建交易成本理论。他认为产权制度的确定是由理性的个人(企业) 之间的自由交易决定的, 产权决定经济绩效。

在整体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马克思确立了资本产权理论研究的核心范畴为“资本”和“剩余价值”, 这两个范畴本质上是一个范畴。作为能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 其本身是不能创造价值的, 剩余价值是工人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 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因此无论是“资本”还是“剩余价值”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载体, 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载体。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 “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2]要分析资本产权制度就要以“资本”和“剩余价值”研究为核心, 通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 揭示产权问题的实质是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关系, 它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过程, 这一过程与分配和交换是相互联系的。马克思认为, 收益权本质上是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权。在资本主义社会, 收益权表现为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在法律上, 职能资本家有对企业主收入的收益权; 借贷资本家有对利息的收益权; 土地所有者有对地租的收益权。在收益权的要求下, 剩余价值被分割为利润、利息、地租等不同形式, 归不同的社会阶层所有。收益权的基础一般是所有权。借贷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收益权决定于他们的资本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 利息和地租的收益权分别由资本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决定。与之不同, 职能资本家对企业主收入的收益权来自他对资本的使用权或支配权。由于职能资本家取得了资本的使用权或支配权, 也就取得了对劳动力的使用权或支配权, 从而也就取得了对别人劳动力的无偿占有权。收益权是随所有权的变动而变动的。正是通过以“资本”和“剩余价值”为核心的分析, 马克思认为产权关系首先是一个生产范畴, 而不是交易范畴, 因此产权关系的产生发展过程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 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 而不是由交易方式的变化决定的。

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却是“交易”和“交易成本”。这种理论将产权关系看作是具有独立财产权的理性的个人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建立的契约关系, 而特定契约关系的形成又是比较不同契约安排的交易成本的结果。在产权明晰化的条件下, 理性的个人将寻求导致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契约安排。这种理论认为, 产权的重要性在于降低交易成本, 因此，交易费用的大小就成为决定和选择产权结构的主要依据。科斯定理认为: 产权的经济功能就在于克服外部性, 降低社会成本, 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资本”和“剩余价值”及“交易”与“交易成本”作为分析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核心范畴, 都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抽象, 但是两者的抽象度不同。“资本”和“剩余价值”是特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认为, 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有“资本”和“剩余价值”。而“交易”与“交易成本”却不限于某种社会制度, 它们是适用于所有社会的。“资本”和“剩余价值”具有特殊性, 而“交易”和“交易成本”却具有一般性。在马克思看来, 对于揭示资本主义占有关系的本质来说, 交易过程中的契约关系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 它不仅不能真实反映生产关系的本质, 反而掩盖了生产关系的真实性质。

二、两者对产权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存在原则分歧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认为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 经济关系决定法权关系, 产权是一种历史权利, 产权制度像任何一种制度一样, 都是历史的、暂时的。产权关系是随着经济关系的变迁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发展的。不同的社会生产和经济运行, 要求不同的产权制度与之相适应。而不同的产权制度又规定、制约、影响着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社会生产的性质与目的以及社会经济运行的特征和效率。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却认为产权是一种自然权利, 它不是在历史地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 而是以反映人的超历史的自然本性的法律为基础的, 是法律创造了产权, 因而产权首先是一个法权概念, 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立法者创造的, 法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从所有制理论引申出来的, 科学的所有制理论是科学的产权理论的基础。为了说明经济关系决定法权关系, 产权是历史的, 产权制度是变化发展的, 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所有权和所有制这两个范畴的关系。他认为, 所有制是经济范畴, 所有权是法律范畴。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经济制度, 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 所有权是财产归谁所有的法律制度, 是财产权的基础和核心。所有制是所有权的经济内容, 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两者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不同的。人类一旦有了生产活动, 就开始了某种所有制形式。而所有权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只有在私有制产生及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出现后, 才出现所有权。马克思还预言, 在国家消亡后, 所有权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而所有制仍将继续存在。就两者的关系而言, 所有制的性质和内容决定所有权的性质和内容, 所有制的变动决定所有权的变动。即是说经济关系决定法权关系。对此, 马克思明确指出: 产品所有者, “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 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 3]当然, 所有权又反作用于所有制, 保护、巩固和发展所有制。

由于马克思认识到了所有制关系对法律关系的决定作用, 因此, 他把财产关系的经济内容即所有制关系当做对财产关系进行研究的重点。他认为, 任何一种制度(当然也就包括产权制度) 都是历史的, 都是特殊历史阶段中特殊社会结构的产物, 都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和发展。没有永远合理、永恒不变的制度。

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把产权视为一种由法律规定和实施的、由使用权、收益权等权能组成的排他性的独占权, 认为这些权利不是在历史地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 而是以反映人的超历史的自然本性的法律为基础的, 是法律关系决定经济关系。基于这种认识，这种理论将财产制度看做某种先验的超历史的自然权利。按照这种观点, 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财产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 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 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 不是从客观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 而是自然的人类本性造成的。于是, 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发秩序被当做了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私有制被视为人类利己本性的自然表现, 自由契约也被视为天赋人权, 等价交换成为平等和正义的象征, 所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是合乎理性的, 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安排是最优的。这一产权理论认为, 产权结构的任何变迁, 如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 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都可以根据自由契约的逻辑加以解释。显然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正是因为在西方产权经济学那里, 产权首先是一个法权概念, 是非历史的自然权利。因此该理论对产权的分析, 主要是围绕产权的法律界定及其产生的成本和收益问题而展开的。科斯就充分肯定了权利的界定与权利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他认为: 只要产权是明晰的, 私人之间的交易活动不存在交易成本, 则私人之间达成契约同样可以解决外部效应所引起的问题, 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不为零, 科斯认为立法直接影响经济行为。这就可以通过改革立法确定的产权结构来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市场效率。他说: “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规定就对经济运行效率产生影响。一种权利的调整会比其它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4] (20页)阿尔钦亦认为, 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 是授于特别个人某种权威的办法, 利用这种权威, 可以从不被禁止的使用方式中, 选择任意一种对特定物品的使用方式。诺思也认为, 产权是个人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权利; 占有是法律规则、组织方式、实施及行为规范的函数[5] 。平狄克和鲁宾费尔德明确指出: 产权就是“描述人们或厂商可以对他们的财产做什么的法律规则”。[6]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 西方产权理论认为, 法权关系具有决定意义。对于这种观点, 马克思进行了尖锐地批判, 他说: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 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并说: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 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7]

三、两者在产权与效率的关系的认识上存在重大分歧

由于马克思认为产权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 因而对不同产权制度下的生产效率作了历史的分析, 对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与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客观评价。而西方产权经济学对产权与效率的关系的研究是基于肯定私有产权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此充分肯定了私有产权的合理性和高效率, 否定公有产权的科学性, 与马克思的观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马克思历史地考察了不同产权制度下, 产权与经济效率的关系。

(一) 按照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产权制度与经济效率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在自然经济下的三种产权形式———原始的土地财产; 劳动工具所有权; 劳动者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从根本上来说, 都是不利于生产效率提高的。财产权的这三种历史形式一方面与不同的劳动方式相适应, 第一种形式与原始社会的共同协作劳动方式相适应; 第二种形式与“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个体劳动相适应; 第三种产权形式“实质上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公式”。[8] (502页) 另一方面, 这三种产权制度又有共同点。无论是原始共同体的共有产权, 还是奴隶、封建社会的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 都不是纯经济性质的, 而是与各种自然的、政治的因素掺杂在一起, 表现为各种统治与从属的关系, 是不能自由运行的产权关系, 这种产权制度是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在于: 其一, 作为生产力的主体———劳动者在这种产权关系下是缺乏自由、平等的, 个体没有独立性, 因而其生产能力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其二, 在自然经济中, 所有制形式表现为生产力的预先存在的限制。在自然经济条件下, 个人是以共同体组织为媒体占有生产资料的, 而共同体组织又以相对稳定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 一旦生产越出一定限度, 原有社会组织将解体。同时, 自然经济的生产尺度是生产者的直接需要量, 消费需要的范围、内容总是固定的、有限的。这种特点决定了社会只求维持原始的简单再生产, 缺乏技术变革、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

(二) 马克思接着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产权制度, 认为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既有刺激生产率提高的一面, 又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另一面。

首先, 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因为: 第一, 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在流通领域取得了表面的平等形式。尽管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 但由于消除了非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 因而客观上解放了劳动者。在流通领域, 劳动者可以通过让渡劳动力的使用权获得工资, 从而激发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 客观上有利于劳动效率的提高。第二, 在生产和再生产领域, 由于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作用, 资本所有权规律将会由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占有权规律。在资本占有权规律作用下, 资本所有权不仅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 而且转化为日益扩大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 由此决定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与决定动机”。[1] (272页) 于是, 在剩余价值规律的内在驱动与市场自由竞争规律的外在驱动下, 资本家必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来榨取工人的绝对剩余价值。为了避免劳资矛盾激化, 资本家也将通过技术变革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降低劳动力价值, 从而榨取工人的相对剩余价值。可见, 在资本主义产权关系下, 资本具有无限发展生产力的动力。

其次, 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所推动的效率的提高又是有限的、历史的, 它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 又有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一面。原因在于: 第一, 在资本主义社会, 非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虽然不再存在, 但在资本所有权下, 劳动者仍然要受到物化的社会关系摆布, 而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又将这种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发展到极端, 由商品拜物教发展到货币拜物教再发展为资本拜物教。劳动者的解放只具有相对意义, 因而由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所推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有限的。第二, 在资本占有规律驱使下, 资本所推动的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要受到价值形式的限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将受到消费的有限性的限制, 于是, 价值生产必然受到价值实现的限制。资本在不断地追求剩余价值, 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剥削程度加强的同时, 劳动人民的购买力相对减小, 从而阻碍了剩余价值的全部实现。以上两个因素决定了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高效率是历史性的。因为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将日益激化, 经济危机将阻碍生产效率的提高并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

(三) 马克思认为, 共产主义的公有产权将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因为: 在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及其本质异化劳动, 从而解放了劳动, 使劳动者真正获得了全面自由的发展。同时, 由于生产资料成为公共财产, 消除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 消除了生产资料财产意义上的排他性与受利性, 从而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为生产效率的提高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共产主义社会有计划的组织生产, 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对生产力所造成的种种破坏, 减少了资源的浪费, 提高了生产效率; 此外, 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它既不同于自然经济条件下为具体的使用价值而生产, 也不同于商品经济时期为抽象的交换价值而生产, 其生产目的是使人们获得全面发展, 使人的能力得到最充分合理的发挥。节约劳动时间是共产主义社会首要的基本的经济规律, 节约时间必然导致经济效率提高。

与马克思的观点完全相反, 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才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 而公有产权会导致效率损失。西方产权经济学根据产权的外部性的分析, 得出了私有产权较之公有产权有效率的结论。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登姆塞茨。他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一文中比较了共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生产效率, 他所说的共有产权实际上就是公有产权。他认为, 判定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 关键看它能否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比外部性较大的内在刺激。根据这一标准, 他以土地财产为例, 分析了不同共有产权及私有产权与效率的关系。他认为, 共有产权无法克服外部性, 因而效率低下。在共有产权下, 由于共同体内每个成员都有权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 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督和谈判成本不为零, 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 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它成员来承担。而且每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它成员来分享他努力的成果, 共同体内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相当高, 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而按产权经济学的观点, 外部经济, 不论是外部正效应还是外部负效应, 都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因此公有产权必然导致效率低下。相比而言, 私有产权却能实现外部经济内部化, 从而提高经济效率。登姆塞茨认为, 在私有产权下, 由于产权明确到个人, 因而私人会考虑未来的收益与成本, 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来作出使用资源的安排, 而且他为获取这些收益而付出的成本也是由他自己来承担, 因此私有产权必然使外部性内在化, 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西方产权经济学看来, “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部化的激励”,[4] (98页) 对外部负效应与正效应的任何界定, 本质上都是对产权的界定。如果对造成外部成本或外部收益的行为主体, 界定了明确的产权, 即不存在产权残缺, 则其外部成本或外部收益内在化了, 经济效益也就提高了。外部收益的内化, 还可以激励外部收益生产者的积极性, 实现微观经济效益、宏观经济效益以及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 从而增加社会福利总量, 提高资源的社会配置效率。西方产权理论认为, 只有私有产权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因此私有产权制度是唯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

以上分析表明,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建立起来的, 它更符合客观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更能经受逻辑和实际的检验。而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的基本逻辑和政策结论是以肯定私有制和自由的市场经济、否定公有制和社会调节为核心的。因此如果我们简单地照搬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以此来指导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 其结果只能导致对公有产权制度的彻底否定, 并最终走向私有化。只有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指导我国的产权改革, 才能提高经济效率, 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当然, 现实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相互隔绝的。它们都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 都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资源的, 因而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在制度结构上必然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资本主义企业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完全可以被社会主义企业采纳, 西方产权理论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机制运行一般规律的内容也可以为我国公有企业吸收和借鉴。况且,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历史的、动态的, 因而我们应当根据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发展、完善马克思的产权理论, 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将其合理、科学的成份整合到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中, 为我国产权制度的改革服务。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02.
[4] R?科斯, A?阿尔钦, D?诺斯.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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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平狄克, 鲁宾费尔德. 微观经济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 524.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 177、178.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 卷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比较分析

作者：马广奇文章

[摘要]产权是构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性元素，是市场交易及有序运行的基本前提。产权理论主要有两种，即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二者之间虽然有着某些共通点，但差别是根本性的。本文分别简述了马克思产权理论和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主要线索和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对两种产权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关键词]产权、马克思产权理论、西方产权理论、比较分析

产权是构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性元素，是市场交易及有序运行的基本前提，产权的界定、结构和安排不仅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结构和性质，而且影响着该国资源配置及制度运行的成本和效率。近些年来产权理论研究逐渐融入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1991年、1993年其代表人物科斯（Coase）和诺思（North）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追根索源产权问题研究主要有两种最基本的理论范式：一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产权（所有权）理论；一是以科斯和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理论。总体上看，我国关于产权问题的研究，在90年代之前主要是按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展开的；而90年代之后，则更多的是沿着西方产权理论的范式演进的（林岗、张宇，2000）。那么，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主要思想是什么？二者的共通点和主要区别是什么？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比较，将是一件十分有趣且意义重大的事情。

一、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抽象而深邃

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并没有专门的产权理论，甚至并未使用过“产权”和“产权制度”这样的名词。但他的产权理论是蕴涵在其所有制理论之中的，因此有人认为把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视作一种产权经济学未尝不可（张克难，1996）。因为，在德文中“所有权”（eigentum）与“财产”一词同义；英文中“property”一词，一是指财产本身，更是指财产权利，即财产的占有、享用、处置、收益等权利，亦即产权。从这个角度讲，所有权与产权的含义是相近的，马克思的所有权理论就是其产权理论。进一步讲，即使是所有制问题，马克思也并没有设专题进行专门的集中的研究，而是散见于他的一系列经典著作中的。关于所有制、所有权问题的论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而且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主线之一。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关于产权的思想，就是他的与所有制分析相联系的所有权思想，马克思是以其所有制、所有权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财产权利关系及其运动的。
由于马克思关于产权问题论述的间接性和分散性，对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里作一些初步的尝试性的归纳和总结。
发人深思的是，马克思没有用一两句话给出所有权的完整定义，他在《贫困的哲学》中指出，“要把所有权当作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和法学的空想”。他认为，研究所有权要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一系列再生产环节，通过对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系统研究才能加以把握。在《资本论》中，他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动态化地不断丰富资本主义所有制涵义的。从《资本论》及一系列著作来看，概括地说，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所有权（产权）是一种以私人间的排他性来界定的、可以进行市场交易的并在交易运动中不断增值的财产权。他对产权的解释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的内容：产权首先是等同于所有权；其次是属于上层建筑法权性质的权利，对应于所有制而又区别于所有制；其三是指排他性的可交易的资本属性的权利；其四是动态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全过程中存在的权利；最后是广义的包含一系列关于资产权利在内的“权利束”（赵晓雷，1999）。
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中，首先区分了所有制与所有权的不同。马克思认为，所有制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对物质资料的占有关系，所有制是一个事实，是一种经济存在。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发生，因此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反映的是人与人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所有权则是指所有制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是一种法律范畴，作为一种权利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因此，所有制的形式决定了所有权的性质，随着所有制形式的变化，所有权关系也必然发生变化。所有权只有在一定的所有制基础上才能得以说明，用抽象的所有权概念不能说明任何一个社会的所有权关系。
马克思还把所有制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在他看来，狭义的所有制是指对资产的排他性占有，或称资产对人的社会隶属制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广义的所有制则是指在社会经济的历史运动中，在人与资产的社会结合过程中，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全部经济运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所有制性质对全部经济生活的规定性，即社会生产关系。
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也进一步把所有权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考察了所有权的结构。马克思认为，狭义的所有权是作为广义的所有权权能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广义的所有权范畴除包括静态的刻画财产隶属关系的内容外，还包括其他内容。在这里，所有权概念是一个融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于一体，并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分解和分离的科学范畴。马克思曾在多处考察过所有权的这种权能结构。例如，在论述地租时指出对土地的所有权包括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权利，这些权利对实物形态的资产而言均有其独立的意义。在论述“借贷资本”时，提出了借贷资本的支配权概念，他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进而别人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资本的支配权，使它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马克思还特别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股份公司所具有的委托代理制的特点，指出股份公司制度中的所有权是所有、代理、管理三权分离的构造，并着重阐述了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的思想，强调了经理地位的重要性。
在研究所有制问题的基础上，马克思还形成了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的变量或子系统构成的开放的大系统。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生产力的进步，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制度变迁就不可避免。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更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的这一“制度变迁”模型表明，制度创新并不取决于人的主观偏好和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度变迁及变迁的界限和范围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是由制度再生产或“制度供给”的能力决定的。只有当社会和制度当事人再也无力承担低效率制度的高昂成本，并已再没有改进余地的时候，它才会被新的制度替代和扬弃（张克难，1996）。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得出的这种认识可以看作是他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经典论证，现在流行的诺思的“产权——国家——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论不过是马克思这一理论的新的注解而已。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产权理论。这一理论是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包含资本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在内的统一整体。正是通过这种对资本产权关系的分析，才揭示出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的规律，揭示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进而通过“产权”这一线索使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整个图景展现在人们面前。另外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从整体上对资本主义产权关系作了深层的剖析，揭示出产权现象背后的本质，因而其产权理论难免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给人的感觉是较难理解和把握。其实这正是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深邃性和科学性所在，至今没有人超越。即使是西方产权理论的代表人物诺思也对马克思的理论表示了敬意，他说“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行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根本的贡献。”（诺思，1981）。米尔达尔（K.Myrdal）也曾指出，“当人们不得不把马克思当作经济科学发展上伟大的经典著作家之一看待的时候……是基于开创制度经济学方面的成果”（米尔达尔，1973）。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无疑对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西方现代产权理论：严密而实用

西方产权理论主要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中产权及其结构和安排对资源配置及使用效率的作用和影响，是“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流派之一。它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在对传统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一些根本缺陷进行反思、批判和修正的基础上首先提出，并在70年代~80年代由威廉姆森（Williamson）、诺思（North）、舒尔茨(Schultz)、斯蒂格勒(Stigler)、阿尔钦(Alchian)、德姆塞茨(Demsetz)和张五常（Steven Cheung）等人丰富和发展之后逐步形成的。产权经济学家特别强调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等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追求制度分析与传统经济学的耦合，从而使自己的理论大大前进了一步，容易为更多的人接受，进而步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殿堂。这便是包括产权理论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近些年来风行整个经济学界的主要原因之一。
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主要思想可以归纳如下：
1、关于产权概念的解释。科斯在《社会费用问题》一文中首先讨论了产权，他说，“个人拥有的包括义务和特权在内的权利将在很大程度上由法律决定。结果，法律制度就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可以说起着控制作用”。另一代表人物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是授予特别个人某种权威的办法，利用这种权威，可以从不被禁止的使用方式中，选择任意一种对特定物品的使用方式。诺思则认为，产权是个人对其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权利，占有是法律规则、组织形式、实施及行为规范的函数。可见，在西方产权理论中，法律形式具有决定性意义，产权首先是一个法权概念，它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立法者创造的，法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2、关于产权的功能和收益。产权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生产要素”、“产品”或“社会资本”，可以被再生产出来，因而具有特定功能并会产生“收益”的。产权制度的功能包括：为人们提供竞争与合作的框架，充当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组合的粘合剂和各种经济组织的依托；为经济当事人提供特定的经济激励和约束，使之通过权利配置实现资源配置并分配收益；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经济预期，节约各种经济运行成本，减少不确定因素。这些功能的发挥，带来的是产权制度的收益。这种制度性收益可以理解为经济增长中无法用物质要素增加加以解释的“余值”的部分。
3、关于产权的成本。既然产权制度是生产出来的，那么，它的“制造”与运行就必然要耗费经济资源或成本，例如产权的界定、实施、交易，以及产权制度的变迁，都要付出成本。这类制度性成本与直接生产成本一并构成了社会生产总成本。而制度性成本以前常常被忽视了。
4、关于产权的效率。产权制度的收益与成本的比值就是产权制度的效率。不同的产权结构和产权安排，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率，产权决定绩效。一个经济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或在同一时段的不同空间范围，可能存在效率悬殊的产权制度。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实际绩效，不仅取决于其经济资源禀赋条件，也极大地依赖于其制度禀赋。
5、关于产权制度的变迁。不同的产权制度在收益、成本、效率方面的差异性，意味着产权制度有“优品”和“劣品”之分。一般来说，优胜劣汰，谋求更高的制度效率就引致了对特定产权制度的“需求”与“供给”，进而引致不同产权制度的替代和变迁。产权制度的变迁是社会制度整体结构的产物，不同的产权制度构成了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张五常认为，社会的进步在于人们有可能认识和选择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的产权制度和安排。衡量一个国家制度的优劣，要看其产权制度是否合理，以交易费用的高低为标准。交易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决定一个国家是富裕还是贫穷，是发展还是停滞。
可以看出，西方产权理论沿用新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市场经济中的产权关系作出了全新的解释，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由于主要关注的是现实中的产权现象，因而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也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90年代科斯和诺思两度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就是对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成就的高度肯定，同时也标志着其步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