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一个23岁的青年看了广州府试的榜单后，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生了一场大病。这一病就是四十天，其间做了一些古怪的梦。他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梦意味着什么。和现在许多考研的同学一样，他准备再尝试一次，对他来说是第四次考试了。在度过了六年苦闷的日子后，他再一次失败。这时他已经是个29岁的老宅男了。这个人叫洪秀全。他在梦中见到了上帝。1850年，他终于把自己的梦付诸实践，开启了一个历时99年的混乱时代。    当洪秀全梦见上帝的时候，在北京，有一个年轻的公务员也许刚刚吃完了丰盛的晚宴，醉醺醺地回家。这是个湖南小伙子，学习成绩非常好。和现在许多本科毕业就进入中央部委的同学一样，他通过了最难的考试，成了大清朝体制内的一个捧着铁饭碗的公务员。他一睁眼就能想象到自己未来的几十年是什么样子，在满族人统治下，一个汉人no future。和许多年轻的公务员一样，此时他最热衷的是美食和女人。他感到前途已定，患上了重度的神经衰弱。后来他做到了礼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文化部副部长。如果没有再后来的事，他也许会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学者。他叫曾国藩。
    曾国藩从来没梦见过上帝。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会被一个几千里地外的南中国的屡试不第的老宅男改变。一个国家部委的公务员和一个地方上的大龄loser似乎永远不会有什么交集。但请别忘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早已拉开，一切规则都在改变。总之，曾国藩剿灭了太平天国，他创建的湘军成了中国近代军阀的鼻祖。改变历史的接力棒从洪秀全传到了曾国藩手里。
    湘军手下有两员干将。一个叫李鸿章，一个叫左宗棠。李鸿章就是曾国藩的复刻版。左宗棠却是个异类。他考不上进士，三十多岁还在湖南乡下种地。但是他有才华，有抱负。他和所有有才华和抱负的年轻人一样，默默地等待着机会。终于林则徐赏识他的才华。林则徐曾经邀请左宗棠到船上晚宴，因为过度紧张，左宗棠从舢板上掉进了水里。也许他等得太久了。最后，他收复了新疆，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应该受到尊敬的几个人之一。
    早在李鸿章开始洋务运动之前，有一个叫容闳的小孩子，在中国边陲的澳门上了一所英文学校。从此他开始了漂泊的人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度过了十年青春岁月，没有网络，没有同乡，没有中国物产店。他靠勤工俭学念完了耶鲁大学，是所有留学生的先驱，也是第一代海龟。回国后，他在体制的铁壁下碰得头破血流。他人生最辉煌的事，是带着李鸿章的一笔巨款去美国采购机器，没有贪污一分钱。但仅此而已。和所有悲催的海龟一样，他成了庞大官僚体系的局外人。
    容闳的失败其实预示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接力棒此时传到了另外三个人的手中：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康有为比后两者要年长一辈，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拜在九江先生的门下，却学无可学，几次考试都考不中，躲在山里研究佛经。直到甲午年，他才抓住了机会，一鸣惊人。梁启超年轻的时候是个优等生，早早地中了举人，就读于一所精英学校。但他在学校里只有困惑和迷茫。当他知道世界原来是有五大洲和四大洋的时候，幼小的心灵被震撼了。他见到了康有为后，选择从精英学校退学，成了一个问题生。谭嗣同是个官二代，过着放浪的生活。他拿着家里的钱在全国各地旅游，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当时他认为，生命中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各地的黑社会交往。正是谭嗣同找到了袁世凯，结束了维新变法的生命。
    袁世凯和谭嗣同一样，是个官二代。但是他受到的管教太严。长辈希望他成为一个读书人，而袁世凯是一个天生不爱学习的人。在他所有的监护人都去世以后，他烧掉了所有的诗书，一个人去了朝鲜，希望成为一个冒险家。这一年他26岁。在忍耐了数载朝鲜半岛的寒风之后，这个自甘堕落的子弟成功了。他重新壮大了北洋军阀。此时，与他最相似的张作霖还是村里的破落户，受着继父的白眼，即将开始前途无量的马贼生涯。
    与此同时，留起胡子的孙文正在美国刷盘子。失败，再失败，再再失败，失败的苦闷让这个大清朝的头号通缉犯抬不起头来。如果说中国近代史有什么规则，那就是没有规则。今天满城都是通缉犯的画像，也许明天满城都是伟人的画像，而且画像上都是一个人。
    后来一直追随孙文的戴季陶恐怕这时还不知道孙文是谁。他哥哥变卖了家里的田产，送他去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把钱花得一干二净，甚至没有钱买回国的船票，一位朋友当了大学的讲义的才送他上船。而回国后他竟然还在体制内工作，当了一个事业单位的小办事员，没过多久就被炒了鱿鱼。直到他遇到了孙文，一切才发生转变。
    这个时代由一个宅男开始，由另一个宅男结束。他叫王国维。王国维的青年时代就是一个苦逼宅男，屡试不第，想要出国又没有钱，没办法只好进城打工。同时他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我们可以想象这是多么悲催的生活。他一辈子都要受别人的照顾。在剧烈的时代震荡之下，他是一个彻底的弱者。他的遗书很短。其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或许是他对自己苦逼人生的一个注解。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代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