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理解亲子感情纽带的艰难历程之所以深深触动我们，是因为直觉告诉我们，研究人生中第一段关系，有助于我们弄清自己如何成为今天的样子。我们怀疑，游乐场上那个小男孩和他妈妈之间的事也许意义重大。还有一些人确信，我们养育自己的孩子时会重蹈我们父母的覆辙，这种观点广为传播，已不容我们掩耳盗铃。有相当一部分施虐者小时候曾经遭受虐待，而且临床证据表明，不少程度较轻的痛苦也被传递给了下一代。以为自己正在以恰当的方式教育孩子，而耳中却听到自己在复述以前母亲训斥自己时那些令人怨恨的话——这种可怕的体会，又有哪个母亲不曾有过？
这套关于有害继承的说法似乎无懈可击，但却没有任何实证证据支撑。的确，几十年前，有关母婴纽带的任何方面都尚未形成权威的学术意见，至于这一关系中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如何发生代际传递，就更别提了。怎样的早期经历会让一个孩子觉得：人类世界是美好的，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一个孩子要向外探索，发展健康的同伴关系，在逆境中保持坚韧，他的信心该源自何处？什么样的父母容易养育出缺乏安全感的孩子？用什么办法能够改变这类父母或者为他们提供帮助？如今母亲留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而破裂或重组的家庭数量日益增多，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也变得更加紧迫。
02
婴儿期十分重要，在这个阶段，人格和人际关系的基调开始确定。婴儿感到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期待自己一直被宠爱、被照料，然而，我们不得不超越这样的需求。在婴儿期，怒火有如一场大灾难，每次爆发时都试图毁灭一切，所以我们要学习控制自己的愤怒。我们要学着理解，愤怒是可以被原谅、被修复的；人与人能够相互滋养，我们要学着对此树立信心。
然而，由于长大的我们记不起自己的早期经历，婴儿又无法准确表达他们的感受，因此婴儿成了我们异常陌生的个体，他们的内心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推测。他们到底是谁，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心理学家们划分的成长阶段，宝宝是如何走过的？对他们来说，父母究竟意味着什么？——上述课题一直停留在猜测、浪漫、幻想的范畴内，有些甚至极为荒诞。只要想一想仅仅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先天与后天的争论仍然如此粗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对婴儿的认识还十分原始。
以“优生运动”（eugenics movement）为代表的一些观点认为，婴儿是一套遗传结构，只要剔除不利的遗传结构（如不健康的、智力或道德低下的人），人类就能趋向完美。他们将行为失常或情绪失常的孩子（比如智力残疾患儿）视为不幸的先天产物，主张禁止这些人繁殖后代。此类遗传论的代表人物是阿诺德·格塞尔（Arnold Gesell）。他是一位杰出的美国儿科医生，也是一位发展心理学先驱。他最先提出儿童的发展有一个内在“时间表”。虽然他觉得应该善待儿童，但他也坚信儿童的成长方向与抚养方式基本无关。“（儿童）生来就有朝最优发展的强大本能，”他写道，“总能适应我们的抚育，趋其利，避其害。”
而另一边则是以心理学家约翰·B. 华生（John B. Watson）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学派。华生认为，儿童完全是环境的产物，如同陶泥——或者白板，约翰·洛克（John Locke）两百年前如是写道——在父母等社会外力下成型。他认为，母亲的关爱对孩子的性格养成不利，诸如一哭就抱、一饿就喂之类的做法都算是娇生惯养。华生在1928年出版的育儿著作（格塞尔写有上述言辞的书于同年出版）中写道：
对待他们要像对待大人一样。给他们穿好衣服，小心地给他们洗澡。你的一言一行，不能被自己的感情左右，而且一定要坚决。不要拥抱、亲吻他们，不要让他们坐在你的腿上。如果你非要这么做，那么就在说晚安的时候亲一下他们的额头。早上与他们握手。如果他们出色地解决了棘手问题，就拍拍他们的脑袋。
但是，精神分析师们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虽然精神分析也强调某些方面的遗传构成——特别是性驱力与攻击驱力的强弱，以及对这些驱力进行自我调节的难易程度——但是，许多精神分析师都认为，对情绪的健康发展来说，母婴关系也同样重要。可以说，精神分析师也是环境论者；但不同于华生的是，他们希望儿童的成长环境尽可能地充满爱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依恋理论的创始人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鲍尔比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生命中的第一段关系（往往是母婴关系）决定了我们日后是否能够幸福。与华生和格塞尔不同，鲍尔比认为婴儿不仅需要，而且会主动寻求富于爱意的关系。他写道：
婴儿刚出生的时候，没有辨识能力，甚至连是人是物也分不清。但是一周岁的孩子多半已经是识人的好手了。他不仅能迅速区分家人与陌生人，还能分辨出最喜欢的一个或几个人。见到这些人时，他会面露喜悦，与之分离时，他会紧紧跟随，看不见对方时，他会四下寻找。这些人消失不见会让他焦虑、难过，而这些人的出现会带给他宽慰和安全感。他其余的情感生活似乎也建筑在这一基础之上——没有这一基础，他将来的幸福和健康就会有危险。
鲍尔比活了八十多岁，在此期间，哲学与精神分析发生了很大改变，起初，人们将个体视为孤立的能量系统，后来则认为，人根植于关系。但有别于其他精神分析师的是，鲍尔比同时还是一位科研工作者，他广纳动物研究、系统理论、认知心理学以及行为学的知识，耕耘不辍，才使得弗洛伊德早期的动机理论与时俱进。不过，他的研究备受争议，无法得到大多数同行的认可。
但是，20世纪60年代初，一位加拿大心理学家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展了一项婴儿研究，证实了鲍尔比之前的许多言论。这位心理学家名叫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曾与鲍尔比共事，是其观点的拥护者。在那个年代，她和同事独辟蹊径，细致入微地观察身处家中的母亲和婴儿，发现了这些母亲在一些基本事项（如喂食、哭泣、拥抱、眼神接触、微笑等）上回应婴儿的方式。当这些孩子12个月大的时候，安斯沃思把他们和母亲一起请到实验室，用“陌生情境实验”（strange situation）程序进行了观察。她的此次发现影响了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界，后来她与鲍尔比齐名，成为世人敬仰和非难的对象。

安斯沃思的研究证明，母婴之间的安全型依恋（secure attachment）对孩子的心理发展意义重大，而孩子只会对特定类型的母亲——如热情、敏锐、积极响应、可以依靠等——产生安全型依恋。她认为，安全型依恋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它给予孩子受到守护的信心，进而拥有建立满意的人际关系的能力。而不安全型依恋（insecure attachment）又称焦虑型依恋（anxious attachment），其表现包括自卑、关系受损、无法向他人寻求帮助、只能以无效的方式向他人寻求帮助等，它会贯穿孩子的一生，导致人格发展紊乱。后续研究表明，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中，近1/3的孩子为不安全型依恋，而且它还会代代相传。在贫穷、不稳定的家庭中，这个比例更高。
依恋研究让心理学家们兴奋不已，一个原因是，它终于为我们提供了解答某些心理问题之谜的实证证据，而且，以前只能依靠推测的育儿问题，如今有了权威的答案。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行为主义理论多年来一直告诫母亲，宝宝哭闹时不能抱。虽然这违背常理，但行为主义者坚持说，抱起孩子之后，孩子会哭得更凶，长此以往，你会发现自己养出了一个可怕的爱哭鬼。而依恋研究则反驳了这种说法（至少在大原则上）。
的确，依恋理论最广阔的前景在于，它有望回答有关人类情感生活的一些根本问题：我们怎么知道该向他人期许什么？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我们怎样看待自己？我们为何采用一些无效策略，奢求小时候（往往是潜意识里）认为得不到的爱？我们如何继承了父母的育儿方式？依恋学者们研究了与不安全型依恋相伴随的幻想，试图搞清楚，不同类型的不安全型依恋儿童，会有哪些具体的失常表现，如攻击性过强、退缩、黏人、辍学，等等。而最为惊人且争议十足的说法或许是：孩子12个月大时的不安全型依恋，不仅可以用来预测其3岁、5岁、7岁或14岁时的行为（已经得到研究证实），还能预测其20岁、30岁乃至70岁时的恋爱选择、育儿模式、婚姻质量和老年问题。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依恋研究者试图证明，不安全型依恋是可以改变的。童年时的家庭内部调适可以改变儿童的早期依恋类型，或是成年之后，勇敢释怀早期经历，依恋类型也可能随之转变。
03
围绕上述问题的辩论一度达到白热化，有时候科学甚至向政治立场和个人情感让步。不但已确立的理论受到挑战，育儿方法也受到质疑；心理学家们也是普通父母，但他们养育孩子并不总是遵循鲍尔比和安斯沃思的理念。有关日托问题的论战是其中最激烈的。依恋理论认为，如果一岁之前开始全面日托，会对孩子（尤其是对某些孩子）造成不利影响。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依恋学者杰伊·贝尔斯基（Jay Belsky）表示担忧：未满一岁的婴儿每周的日托时间如果超过20个小时，孩子就有形成焦虑型依恋的重大风险，进而损害将来孩子与周围世界建立联结的每一次努力。不用多说，这样的论断引发了漫天的声讨和生硬的政治解读。

依恋理论也受到了女权主义者和在职母亲们的谴责，因为它似乎只强调孩子和母亲的关系。这一问题一直伴随着发展心理学，一部分原因是孩子的主要抚养者多是母亲，一部分原因是母亲比父亲好研究。强调主要抚养者以及婴儿的感受十分关键，这是因为在第一段关系中，如此多的要素开始萌芽，如此多的驱力开始作用。
不过，即便如此，母婴关系也并非存在于真空环境之中，其他的影响因素还有：父子关系——在许多家庭中，待孩子长大一些，父亲的作用就开始凸显；父母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温暖的、敌对的、互助的、互损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以及出生顺序；整个家庭的动力学情况——包括了共同生活的其他重要家庭成员，如祖父母等；还有社区环境和文化价值观。如果不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母亲们便会觉得自己需要独力承担孩子未来的幸福，自然深感压力。大多数的依恋学者并不认为母亲要为孩子的心理健康负全责，但是在这些研究成果迈向普通民众的过程中，有些人走入极端，急切地把错全怪在母亲头上，激动地要求母亲改善。
经典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学派、先天遗传学派也提出了不少反对意见。他们质疑依恋理论的达尔文主义言论，即：新生儿被“预设”（prewired）好了，要寻求与母亲的联结。他们质疑依恋理论对婴儿如何理解、维系联结、吸取经验做出的解释。而他们最不赞同的或许是，母婴关系那么复杂，却被简化为三四种依恋类型。另外，依恋理论对人的气质天性重视不足，饱受诟病，有些人甚至认为，依恋研究的根基因此被动摇了。确实，近年来有研究表明，一出生就分开抚养的双胞胎尽管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不少心理特征却惊人地相似。除此以外，人们还对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领养儿和亲骨肉进行了很多研究，随之而来的遗传决定论的复兴，也是不容小视的。
尘埃尚未落定。不过，争议的存在有助于各方去完善自己的理论。所以，先天与后天之争将有可能超越它过于简化的两端，综合发展，并带领我们更加接近真理——现在，这种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编辑荐读
《依恋的形成：母婴关系如何塑造我们
一生的情感》
（美）Robert Karen 著，赵辉 译